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东方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时指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习近平总书记就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致贺辞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个历史事件，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宝贵历史。修复中共六大会址，建成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发扬中俄传统友谊，坚持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工农革命群众，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各地革命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被查禁，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

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先后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都失败了。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该决议规定了六大代表的选举办法，包括“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等，六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1928年1月，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做出决定。不久，中共中央得知，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第五次少共国际代表大会等会议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上海，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万里赴会历险记

代表们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黨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当时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在湖南完成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出席六大，1928年4月15日，他在上海英租界接头时，被曾在他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出卖被捕，并被转交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西郊英勇就义。

尽管环境险恶，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于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越过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

由于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转乘陆路，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文中写道：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察员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

…………

恩来同志被审讯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本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忧了伯父。……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得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达，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的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中共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承担了护送南方代表过境的任务。代表们历时一个多月，历经千辛万苦，到6月中旬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大会召开的过程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即开始緊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1928年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部分代表，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月17日，周恩来主持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初步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6月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向大会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2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向大会作政治副报告。从这一天起，代表们用了一周时间对瞿秋白和布哈林的报告进行分组讨论。6月30日至7月6日，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作了组织、军事、农民问题、职工运动等内容的报告。

大会还组织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等，讨论修改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

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等，还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

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

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

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他们。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后叛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等3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瞿秋白为负责人。

大会的历史意义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時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1928年6、7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评价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他还指出，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得“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由于时代所限，六大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此外，周恩来曾指出，六大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召开的，不能不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一些错误论断的影响，等等。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群众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中国革命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作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六大将永载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