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与楚怡学校的不解之缘

段成姬

楚怡学校系“以兴办教育为己任”的湖湘爱国民主教育家陈润霖于1906年创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声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青年毛泽东都得到了楚怡学校校长、教员及学生的支持帮助，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鲜红明亮的色彩。

除创办楚怡学校外，1913年春，立志教育救国的陈润霖创办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预科，成为陈润霖的得意门生。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本科第八班，开启了为期五年半的学生生涯。陈润霖与毛泽东的师生关系虽然只有一年之久，但他们建立的深厚情谊，成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并肩作战的重要纽带。

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期间，与在楚怡学校任教的萧子升结为好友，他们于1917年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开展游学调查，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习得许多新鲜知识。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引导下，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在其推荐下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那里结交了蔡元培等名人学者。

在楚怡学校组织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回到湖南，他去看望了陈润霖，并受蔡元培的委托，邀请陈润霖前往北京考察新文化运动。在毛泽东力劝之下，陈润霖于5月应邀前往北京考察新文化运动。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虽然湖南军阀张敬尧封锁了消息，但数天后，长沙《大公报》冲破层层阻力，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与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商量，决定在楚怡学校召集长沙各学校学生代表，一起商议如何声援五四运动。5月25日，彭璜、易礼容等代表如期在楚怡学校召开大会，邓中夏在会上介绍北京学生斗争情况，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湖南学生总罢课予以声援。

6月3日，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学联的罢课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其中担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的陈润霖，是当时湖南教育界的“台柱”。6月7日，湖南省教育会发出快邮代电，请求全国各省教育会采取一致行动，大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这天，楚怡学校的学生积极响应，早早来到学校，举着国旗和标语牌，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迅速融入了全市学生罢课游行队伍，他们积极响应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点燃了熊熊的爱国之火。

在楚怡学校积极传播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1918年4月，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由于毛泽东、何叔衡与陈润霖志同道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经常来楚怡学校开会，陈润霖都给予热情支持。当时的楚怡学校也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场所之一。

1919年6月，湖南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发动组织湖南教育界名校校长和教师，邀省城各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易培基、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等人在长沙楚怡学校成立健学会，其中一些成员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受健学会影响，许多学校开始注意改革教育方法，同意学生成立自治会，开始用白话文教材进行教学，提倡写白话文，解除女禁，主张男女同校、号召妇女剪发等。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对此赞之为“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途经武汉回到长沙。陈润霖闻讯，率楚怡学校师生代表来到火车站，欢迎他心目中“挽天下于危亡”的英雄。他将毛泽东接到楚怡学校，聘其为主任教师，月薪为80银元，在行动上和经济上支持毛泽东宣传新思想。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人发起创办文化书社。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大会在楚怡学校召开。同年9月文化书社在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房子里开业，开始发行《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和《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并在楚怡学校设立贩卖部。随后，楚怡学校贩卖部更进一步成为文化书社的代销处。凡文化书社经销的书报刊，如《向导》《中国青年》《先驱》《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等，楚怡学校贩卖部都积极组织代销。我国现当代杰出画家、翻译家李风白就曾师从楚怡学校教员何叔衡。李风白当过毛泽东的义务小报童，时常在长沙街头叫卖《湘江评论》。楚怡学校成为当时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楚怡学校大力支持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

楚怡学校是毛泽东早期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便率领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开展驱张运动。陈润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革命行动，来往于长沙各校之间，深刻揭露军阀张敬尧兄弟“虎豹豺狼”的罪行，号召在校学生和社会民众积极参加驱张运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同楚怡学校教员何叔衡，从长沙出发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闭幕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着手组建中共湖南支部，发动和领导湖南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陈润霖及其领导的健学会以及楚怡学校师生对这些革命行动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的力量。

1927年1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长沙拜会了陈润霖。陈润霖特别高兴，邀请这位“挽天下于危亡”的学生，给楚怡学校师生作振奋人心的报告。“陈校长是我的老校长和恩师，从1913年開始至今，已有11年之久，如果我为国家做了一些事，与陈校长的教诲分不开。我们老学生称他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就是在他的‘曙光照耀之下，踏着他的‘足音前进。”毛泽东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楚怡师生，进一步点燃了楚怡学校师生心中的革命烈火，许多人在陈润霖的鼓励和号召下，跟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为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浴血奋斗。

西安事变后，徐特立先后两次代表毛泽东拜会陈润霖，一次赠毛泽东自己栽种的“延安大红枣”一包，以示敬意；一次赠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戏称是陈校长当年布置的“作业”。陈润霖如获至宝，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还将该书翻印，发给每个楚怡师生，作为“注入哲学，人生观念”的教材，组织深入研究讨论，激发师生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