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发现与书写

2024-04-20 03:01王烨烜
出版与印刷 2024年1期
关键词:宗教改革印刷术文艺复兴

摘要:考察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及其应用,探究印刷机对西方世界个人主义转向的推动作用。文章以印刷机问世至 16 世纪的历史阶段作为考察背景,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史实进行考察,发现印刷机加速西方个人主义转向的进程,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指出印刷机发挥了作为传播媒介的工具性作用和自身的文化功能,通过对文字内容的大规模复制生产,树立了文字与知识的权威,使得对“自我”的发现和书写向更大范围内的市民阶层扩散,进而推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发生转向。

关键词:印刷术;个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05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一、引言

个人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以个人作为价值源泉和思考路径的理論体系,强调个人即目的,将个人视为思考社会问题和进行制度设计的中心。西方个人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悲剧创作展露出人的自由意志及其对命运的抗争。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中世纪的序幕拉开,教会大力宣扬禁欲主义,拥有对基督教的绝对控制,垄断了对《圣经》的代理权和解释权。在思想高压和精神钳制之下,个人主义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个人主义思潮开始涌动并呈破土之势。凭借自身的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印刷机成为文艺复兴思想先驱传播思想、启迪民众的工具,也成为宗教改革家们进行宗教辩论、思想教化的武器。在这一阶段,对“自我”的发现和书写成为推翻传统特权、瓦解教会控制的关键因素,个人主义迅速觉醒发轫,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经济财产思想及文化思想的基础。本文以印刷机问世至16世纪的历史阶段作为考察背景,探究印刷机对西方世界个人主义转向的推动作用。

二、中世纪的曙光——印刷机的发明与个人主义转向前夜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进程。在此背景下,神权得以加冕,基督教成为文明的代理人,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权方面呈现出“二元”特征。“上帝”被认为是时间和人类生存空间的创造者,代替君主施行统治,政治的四分五裂和信仰的集中统一孕育了欧洲中世纪特殊的政权运行系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督教在其中发挥了维护帝国统一、承担学校教化功能的作用,神学色彩遍布欧洲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教会要求人们葆有崇拜的纯洁性,希望通过建立普世的信仰实现对社会的维稳。对禁欲主义的大力提倡使得人们终日苦修,蒙昧主义在学校教育中横行,按照“上帝”指示培育学生统一、去个性化的行事和思考方式,泯灭了人们对个性的追求,阻碍了“自我发现”的进程,文艺复兴先驱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将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历史上可以将文艺复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15世纪至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而在印刷术问世之前,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 世纪文艺复兴已经为被压抑已久的“自我”提供了觉醒的土壤,印刷术便诞生于个人主义转向的前夜。在问世之初,印刷机一方面成为教会大规模印制赎罪券、变本加厉控制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成为知识向市民阶层下沉的推动力量,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见证者与助力者,为后续宗教改革家们的抗争提供了宗教论辩的武器。印刷机诞生于欧洲的思想转型时期,推动着个人主义的转向从悄然生发向着蓬勃之势转变。

1.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抑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揭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基督教在其中占据统治性地位,并且变得愈加专断。在一个没有皇帝统治的时期里,教会逐渐取代帝国的权威,将基督教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教导人们通过冥想、祷告、禁欲与上帝建立联系。在教会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自我意识被禁锢在漫无天日的苦修禁欲之中。[1]在中世纪长期以来的禁欲主义高压之下,人们在灵修和苦修中找寻身体的承受极限,也形塑了欧洲中世纪对身体的病态审美。文化教育也因禁欲主义对思想的钳制而趋于停滞——教会宣扬蒙昧主义,认为“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2] 修道院承担了学校的作用,其中的学生多是贵族和教徒子弟,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完全遵从“上帝”的指示,呈现出机械复制的麻木景象,难以找到人性觉醒的出口。在个性化被高度泯灭的环境下,人们开始怀念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明光辉。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行政命令,国家开始兴办学校与图书馆。到了12世纪,人们的思想解放意识更具有自发性,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督教学者开始对古典著作和异教著作进行翻译,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异端运动也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神秘主义对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的提倡影响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思想以及之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见,教会的强制施压已无法掩盖人们对自由和人性的呼吁。在欧洲正经历着人文思潮的弥散和个人主义的发轫、思想先驱们以人性和自由对抗宗教统治的时代背景下,印刷机诞生了。

2.喜忧参半的印刷机

1400年,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出生于德国美因茨,15世纪中期,他以铅锑合金做活字,发明了不同于以往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由于字块可以随意排列,印刷的次数不受特定的限制。这项技术的问世使书籍的印刷效率大幅提高,从而带来供应量的迅速提升和书籍价格的逐渐降低,知识的大门开始向市民阶层敞开。与人们被动接受教会教义的时期相比,对书籍的便捷获取和自主阅读加速了西方对多元知识体系的渴求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但是在问世之初,印刷术却扮演了喜忧参半的角色。教会担心自己的思想权威受到威胁,下令对书籍进行查禁,印刷机则被用作思想控制制度化的工具,书籍审查制度限制了人们对图书的自由选择和获取。后来,书籍审查制度日益极端化,出版、传播或阅读禁书者面临着被驱逐、坐牢甚至火刑的风险。1448—1450年期间,欧洲共建成1099个印刷所,出版了4万多种图书。[3]教会的思想控制也随着印刷制品的大规模出现而愈演愈烈。

除了对印刷书籍的控制,赎罪券也成为教会欺骗与限制人们的手段和敛财的途径。1454年印制的“31行赎罪券”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印刷品。[4] 1476年,教皇思道四世宣布赎罪券可以帮助炼狱中的死人灵魂得到解脱,但实际上,发售赎罪券所得的钱财大多都装入了教堂自己的口袋中。而印刷商们通过赎罪券的印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非常欢迎赎罪券的发行,并争相争夺赎罪券订单,甚至与教会暗中勾结以拿到更大规模的印刷订单。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为聚敛财富,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名义发放赎罪券。修士台彻尔(Johann Tetzel)大肆宣扬赎罪券的功用,旨在让人们相信上帝已将赦罪的全权交予教皇,[5]这也直接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在“唯上帝论”面前,自我意识逐渐被唤醒,个人主义的思潮也在宗教改革中得以落地。

三、文艺复兴中的“自我”发现——印刷术促进个人主义的觉醒

中世纪时期,教会对“神权”的绝对拥护使“人权”处在边缘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极端的思想压抑使人们置身于基督教的思想控制下,难以获得自我觉醒。文艺复兴的先驱们率先具备了反抗意识,开始探索个性与自由的真谛。爱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 )认为,在文艺复兴中,印刷术带来了“恒久”的复兴。[6]36早期文艺复兴的先驱带有“怀旧色彩”,人们不断追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光点,而印刷书籍的可保存性弥补了先前文明的易流失性,成为“复兴”的关键。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们将目光投向当下,认为追忆过去的价值更在于为我所用,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弥散。文学和艺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为先驱们启发民众、呼吁自由的工具,他们的经典之作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得以保存,对“人性”的提倡和歌颂成为文艺复兴作品的主题,并在16世纪图书大规模出版阶段成为印刷商们争相出版之作。在此背景下,作家和印刷商开始通过创作个人作品追逐有别于“他者”的个性,这种自尊的意识也逐渐在市民阶层中形成。在对“自我”的不断发现中,世俗化知识的大门开始向市民阶层打开,他们从聆听型受众转变为阅读型受众,生发出批判思维,个人主义的觉醒在西方普及开来。

1.至高无上的“人”——文艺出版物对“人性”的歌颂

印刷机提高了印刷效率,打开了图书出版的市場。16世纪时,欧洲至少拥有2000万册书籍,由1000多个印刷厂印刷出版。[7]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书籍总数占到45%,[8]出版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人文主义书籍。在印刷机出现之前,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就创作了大量歌颂“人性”的作品,比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中宣扬人人平等的思想,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和教会的腐化,对中世纪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发出了挑战。1469年,《十日谈》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在15世纪印刷了10版以上,16世纪则印刷至77版之多。[9]但丁(DanteAlighieri)在《神曲》中拥护哲人名士,认为他们可以进入天堂,而教皇只能被流放到地狱。1472年,福利尼奥、曼图亚和威尼斯三个城市同年出版《神曲》,其在文艺复兴期间共存有20个版本,[10]还有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除了文艺复兴先驱们笔下对“人性”至高无上的赞誉,个人主义也体现在其对于小人物的自我觉醒和抗争的书写,以唤起个人对教会虚伪统治的抵抗。比如雨果(Victor Hugo)的《巴黎圣母院》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都从底层人、普通人的视角刻画了与宗教的虚伪、封建强权统治相抗争的英雄形象,以激发人们寻求“自我”的觉醒。印刷机的发明改变了手抄书因为珍稀性而流通受阻的情况,使思想家的作品得以保留和传承,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因印刷机为图书带来的“可保存性”“可复制性”而在文艺复兴后期产生了广泛影响。15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借助印刷机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传播力从意大利向欧洲其他国家扩散,人文主义者重视对语言的复兴,古典著作和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开始以印刷版本流通,[11]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论责任》《论友谊》、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的诗歌等。立足于印刷机的应用,对人性的书写和歌颂以标准化的生产逻辑保留和传播开来,对于个人主义的普遍觉醒起到了启发作用。

2.“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标准化生产为个性化去蔽

印刷书籍的大规模出版使作者看到了“个性化”的生长空间,将个人作品视作彰显个人特点的载体,这是一种出于自尊意识而生发出的对“自我”的推崇。手抄书时代,作品极易受到抄书人个人特点的影响,原作者的可见性因为手抄本的珍稀性而被遮蔽。抄书人的个人抄写风格甚至抄写错误都可能成为手抄本的独特魅力,内容的原创者却少有人问津,这种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手写文化对作者的自恋情绪起到了制衡作用。[6]142而印刷机为创作者的作品创造了大量复制和快速生产的条件,创作风格各异的作者看到了印刷机带来的“区分性”而迫切地要求“被提名”,开始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并高度重视自己作品的所有权,认为这是自己有别于“他者”的证明。印刷商也借此宣传自己的作者,出版他们的自传,利用印刷机将他们的画像印在书籍的扉页,使得名家们的面孔逐渐从被遮蔽的阴影中清晰起来,进一步提升了被歌颂者的自尊。同时,自传的出版给予普通人成名的想象,也激励着读者在“看见”他人成就的同时发掘自己的自尊意识,市民阶层中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的事迹被写入传记,任何人都拥有被注视、被歌颂的权利,市民阶层的自尊感也由此生发。14世纪末,《佛罗伦萨著名市民传》面世,记录了医生、教师、艺术家、学者、政治家等各类市民的人物生平。人们在这种基于“自我”的研究中逐渐获得了身份认同,越来越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生发出“他者化”的意识。

3.从聆听型公众到阅读型公众——世俗化出版物对民众思想的启迪

爱森斯坦将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盛归功于早期的印刷商,认为他们的印刷活动造成了广角式、没有焦点的知识传播。[6]31 为了进一步开拓图书消费市场,印刷商对稿件的审查原则从符合抄书人的抄写习惯转向方便读者阅读。[6]31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催生了市民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和渴望,人们逐渐从冥想和隐居的宗教教化中跳脱出来,开始追求个人价值与意义。16世纪的书市上流通着各种解释类书籍,比如告诉人们如何创作抒情小曲、如何设计桥梁和建筑,将传统的课题简化为“简单的规则”,让所有人甚至是儿童都可以通过阅读进行自学。[12] 自学的效率超越了以往口耳相传的教诲形式,人们开始选择性地吸收广泛领域的知识,对不同领域书籍的选择也使得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阅读兴趣,而在这些书籍对知识的传播扩散之下,个人的创造力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同时,直观的视觉辅助手段得到应用,各种图示和非语音交流形式被迅速开发出来。[6]41 如果说聆听式的学习方法塑造了雄辩的演说家们的权威,那么阅读塑造的则是知识的权威。大规模复制的统一文字被装订成书,供不同受众阅读,而受众通过带有个人色彩的解码对知识进行了再次创造,进而使知识内化于心。在这一过程中,公众逐渐形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进而衍生出批判思维。此外,印刷商还会接收到来自读者的反馈,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开始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中。[13]在世俗出版物的启迪下,个人主义开始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普遍觉醒。

四、宗教改革中的“自我”书写——印刷术推动个人主义的普及

在文艺复兴的尾声阶段,宗教改革揭开序幕,乘着普遍觉醒的个人主义思潮东风进行了一场现实实践,在这场宗教抗争中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主导的政教体系,促进了新教的传播。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比如,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的基督教人文思想对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教会的口诛笔伐激发了马丁·路德的质疑精神,对《圣经》原义的探索也启发了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翻译。这场宗教思想运动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前张贴反对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作为序幕,在印刷商的帮助下,其以小册子的形式进行售卖,在短短两周之内传遍了德国乃至欧洲。小册子形式的印刷物凭借轻便、廉价等易于传播的特点抵达至散落在德国各地的受众,使不同身份阶级、文化程度的人们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廉价读物。可见,印刷制品是这场运动的开端,并贯穿了宗教改革始终,发挥着助推新教思想传播的重要作用,也推动了个人主义的进一步普及。马丁·路德评价印刷机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福音更能传扬”。在便捷的传播条件下,马丁·路德呼吁普通民众通过自行阅读《圣经》与上帝展开对话,打破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和代理权的垄断。由此,大量由地方语言出版的《圣经》流通开来,使长久以来占据垄断地位的拉丁语《圣经》失去了生长空间。为《圣经》祛魅之后,宗教研究者利用印刷机大规模印制《圣经》作为教科书,与世俗教育展开合作,通过讲述正确的《圣经》教义使人们在福音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在宗教改革对“自我”的书写中,人们逐渐摆脱对教会的依附,开启属于自己的“朝圣”,并在接受世俗与宗教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自我”。

1.分散的读者与轻盈的传播——册页装订书册成为宗教辩论的武器

“小開本”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书籍装帧的独创形式,这种印刷品质量轻便,通常为一页以上且不加装订,便于携带,成为马丁·路德宣传宗教改革的利器。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掀起了宗教争论的战火。[6]139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马丁·路德以一系列充满讽刺意味的小册子抨击教皇的教令,充斥着神学辩论的小册子成为承载辩论双方观点的媒介。1518年3月,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副校长埃克(Johannes Eck)出版了小册子《奥贝利西》,指责马丁·路德破坏了教会的规则,将他视为异教分子。同年4月,马丁·路德以拉丁文小册子《解答》还击。据统计,1523年间,德国出版的共约498种印刷小册子中,马丁·路德的占据180种。[14]

小册子不仅成为宗教论争的“武器”,还凭借自身廉价的经济属性在大众范围内流通。当时,年收入在24350个格罗生以下的家庭被视为贫困家庭,而一本小册子的售价仅为1~2个格罗生,[15]这使得承载着宗教改革思想的小册子能够遍布德国的各个阶层。在此期间,“叫卖书贩”为马丁·路德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穿梭在城镇和乡村之间,连接起散落在各地的受众,使小册子成为人们了解宗教改革家们思想意志的重要来源。此外,为了保证传播效果,图画被穿插进文字之间,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们也可以凭借对图形的解读实现对内容的理解。木制版画制作流程简单,成本低廉,成为各种小册子的封面或插图,而印刷机使得版画生产成为专门的行业,进一步打破了人们的理解障碍,并使得宗教改革的影响范围从城市向四周的农村辐射,形成了广泛的传播。除了小册子之外,传单、海报等单页印刷物也凭借其自身的轻便性在分散的受众之间传播,共同塑造了无序但广泛的传播格局。

2.从代理的对话到自主的对话——地方语言降低解码《圣经》的难度

印刷术在宗教改革中的应用使得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权和翻译权逐渐让渡给普通民众。通行本《圣经》以拉丁文写作,由教父哲罗姆(Saint Hierom)于4世纪末翻译完成。作为基督教的经典之作,谁掌握了《圣经》的解释权和代理权,谁就拥有了直接与上帝对话的权利。欧洲中世纪时,教会对《圣经》进行着严苛的把控,为了保证教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教会规定只允许使用通俗拉丁文本的《圣经》版本,严禁使用地方语言翻译《圣经》。拉丁语与生俱来的双语特征决定了其识读门槛较高,且手抄本的珍稀特性限制了普通民众对图书资源的获取,民众与上帝的对话只能交由教会代理完成。

中世纪教会的腐败使其对《圣经》的研究不断衰落。在此背景下,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重拾对《圣经》的研究。他采取“回溯源头”的方法研究《圣经》,这也影响了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讲授《罗马书》的过程中,马丁·路德逐渐形成了“因信称义”的思想,认为只要人们对上帝怀有虔诚的信仰便能够在上帝面前被认定无罪,无需通过赎罪券、善功、教皇权威等以彰显虔诚,其对赎罪券的抨击也直接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开始后,马丁·路德用德文翻译《新约》与《旧约》,在加尔文(Jean Calvin)和他的继任者贝扎( Theodore Beza)的带领下,日内瓦成为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圣经》的出版地。从此,教会与拉丁文《圣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519—1539年,《新约》路德译本共发行87种高地德语版本和19种低地德语版本。[16]对语言障碍的克服使人们接受《圣经》教化时无需以教会为中介,而人们在阅读地方语言版本的《圣经》时,也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书写“自我”的过程。对《圣经》原义的解读使人们认识到,上帝并非让人们过一种出世苦修的禁欲生活,而应完成现世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17]当人们发现自己可以跨越教会自主与上帝对话,这形成了新的“赋权”,爱森斯坦称之为宗教“自助”。[6]235

此外,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修道院的藏书开始面向更大范围内的世俗读者。原本藏匿于修道院的精美手抄本开始被印刷商用来大规模印制发行,刺激了非宗教人士对于相关书籍的需求。

3.从神权垄断走向教育普及——宗教类教科书的大规模印制

新教的教義和主张都围绕“因信称义”展开,[18]人们只有具备阅读《圣经》的能力,才能自主地与上帝建立对话。基于此,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普遍呼吁对教育的普及。15世纪以前,欧洲唯一的教育机构由基督教会掌管,学校由修道院和主教堂附设。教会规定,学生要绝对信仰《圣经》,切忌对所学内容有所怀疑。宗教改革中,新教改革家不仅专注于研究《圣经》,也重视对信徒与公民的宗教教育,在此背景下,印刷机被应用于出版大量宗教教材。在爱尔福特大学学习神学期间,马丁·路德以伊拉斯谟提倡的“回溯源头”的研究方法钻研《圣经》,通过比较《圣经》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文与通俗版武加大拉丁语译本之间的差异,发现罗马教会的很多教导与《圣经》原文相违背。[19]为了使《圣经》原本的教义抵达人心,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先驱主张在原有教会和学校的体制之外设立新的教育制度,[20]通过对基督教教义原本意义的回溯来教导民众。马丁·路德曾说,“要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男孩和女孩都需要学校”,[21]并编写了两部教义作为学生接受宗教教育的教材。

宗教改革家们将学校教育的责任委以国家,提倡国家应承担维护学校宗教的使命和管理教育的责任。改革家们提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遴选具有纯正信仰的教师来教导学生以传递正确的福音,课堂教学也主要围绕《圣经》开展。他们提倡的教育以新教为基本范本,推崇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教学方式,一方面通过宗教教育培养公众内心对上帝的虔诚,另一方面通过世俗教育培养人们的基本技能,并进行知识普及。宗教改革家们将神的“意志”通过教学、印制教材的方式传递给受教育者,使得人们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加深对《圣经》的理解,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在此情境下,印刷机的作用是承载并传播这些神圣的思想,而当更多的人以第一视角接触知识,多元的思想得以萌发。

五、结语

古登堡印刷机诞生于欧洲中世纪向近现代发展的思想过渡时期,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扩散和宗教改革的实践,加速唤醒了西方被压抑已久的“自我”。它不是决定西方个人主义转向的唯一因素,但是确实加速了这一进程。林林总总的印刷所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个出版中心,在出版内容方面,关注对“自我”的发现和呼吁,发出反抗教会统治的声音;在表达方式方面,出版通俗化、世俗化读物以制造下沉市场,让知识得以在市民阶层传播普及;在出版形式方面,印刷机的大规模复制催生了装订书籍的标准化生产,小册子等形式的出版物成为宗教改革中的宗教论争武器,使得“新教”的“福音”远扬。印刷机的发明打破了口授式传播的空间限制,实现了知识与信息的跨地域传播,不仅在两次运动中发挥了作为传播媒介的工具性作用,也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功能,通过对文字内容的大规模复制生产,树立了文字与知识的权威。随着公众从聆听式地被动接受知识逐渐转为主动阅读乃至参与知识生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传统精英阶层向着更大范围内的市民阶层扩散。在对“自我”的发现和书写中,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开始悄然发生转向,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并深远地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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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and the Writing of Self —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Promoting the Tur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est

WANG Yexuan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utenberg printing press,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promoting the tur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article takes the historical stage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printing press to the 16th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for examination,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nds that the printing press accelerates the turn process of Western individualis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wo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inting press plays an instrumental rol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plays its own cultural function. Through the large-scale re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of written contents, it establishes the authority of words and knowledge, spreading the discovery and the writing of "self" to a wider range of citizens and promoting the turn of Western individualism.

Keywords: printing; individualism;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uthor Affiliatio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引文格式:王烨烜.“自我”的發现与书写——印刷术对西方个人主义转向的推动作用[J].出版与印刷,2024(1):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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