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典籍翻译的至简之道

罗迪江 林沛阳

摘要：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论，为典籍翻译提供了一种“语形结构－语义表征－语用建构”的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三字经》翻译为切入点，反思和说明当前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运用生态翻译学对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进行分析，指出典籍翻译的本质是“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典籍翻译；《三字经》；至简之道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4）01-0031-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11023384

目前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果。然而，典籍翻译似乎还受制于一种语义诠释模式：它既表现为极大地促进了典籍外译的积极发展，又揭示了不足以体现典籍翻译本质的困境。基于此，典籍翻译需要积极地探索新的进路与范式，也要对业已存在的典籍译文版本进行反思，以求给出新的重译。典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之流，无论是开拓新的进路还是寻求新的复译，都需要依赖新的研究视角的整体性引入，否则典籍翻译就会失去生命活力。典籍翻译为了求得“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一种新的选择。生态翻译学是在21世纪初翻译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想源泉，是在中国土壤之上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新翻译学说，这个由思想驱动而成的生态范式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为理论基础，以问题域转换来建构自身的本体论信念、方法论路径、人本论关怀和目的论取向[1]。因此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典籍翻译研究，非但不与语义诠释模式相悖，而且可在其基础上增加一种新的理解层面。只是当前对典籍翻译的研究似乎缺乏这种整体论思想的具体运用。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三字经》英译现象，以《英韵三字经》[2]为分析对象，寻找生态翻译学对典籍翻译研究的新视域，揭示典籍翻译的本质——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一、典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反思

随着典籍翻译的深入发展，其探讨开始在译学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并日益成为当代翻译学者研究的“新宠”，表现为“地位空前提高，队伍日益壮大，成果逐年增多”[3]，而且有人断言“会改变中华民族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4]。作为文学翻译的重要部分，典籍翻译与诗歌、小说、唐诗宋词、律诗绝句等一样，目的在于“阐明中国典籍为什么译、译什么、怎么译和谁来译四大根本性的问题”[5]。典籍翻译除了对四大根本性翻译问题的探讨之外，更为关注的是对作为中国文化结晶的典籍外译的概括与总结，对其所产生的翻译模式的探索、反思和批判。典籍翻译面临的主要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典籍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尚未成熟，其理论自覺与文化自觉亦是欠缺。因此，典籍翻译需要以跨学科的翻译理论来考察和审视其内在的跨学科性、文化性和复杂性。

生态翻译学就是要解脱西方译论面临二元对立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危机，体现翻译研究的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与多元性，既为翻译理论的不同方法论研究视角提供一个相互促进的平台，又能给翻译的认识论问题域的转换开辟一个新的方向[6]。作为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生态翻译学既为典籍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又为重新理解翻译本质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典籍翻译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与整体性的理论空间之上，其研究视角、模式与范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典籍翻译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7]“文化自觉”[8]“理论体系建构”[9] “中国式叙述”[10]“四大落差”[11]“三重境界”[12] “典籍翻译的多元互补译者模式”[13]等。生态翻译学研究自觉致力于求解“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问题，就是因为其自身需要从整体论的视角为翻译研究做出新的说明与理解而被提出来的[14]。典籍翻译的多元化发展与跨学科研究，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想形成了愈加密切的关联。典籍翻译可以说是对翻译的跨学科关注点和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想之间相互作用交叉的一个系统性研究。这种相互作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下的生态平衡、生态范式、文本移植、求存择优、适应选择、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译者中心等诸多核心概念，既存在于典籍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也存在于典籍翻译的生态研究中，而这单凭任何一门不具有整体论思想的翻译理论都难以对典籍翻译研究达成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典籍翻译在当前研究背景下都可以有跨学科的分析，其研究视角也可以随着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而获得新的增长点。这表明：当典籍翻译反思其发展历程时，若从单一的研究范式去看待自身发展就会一直受限于语义诠释模式；相反，从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去考察典籍翻译，就会赋予典籍翻译研究一个新的动力和基础。

生态翻译学之所以在典籍翻译研究中具有如此魅力，在于其自身的整体性与跨学科性。生态翻译学有一个系统的整体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典籍翻译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东西可以互生共存。作为一种新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为典籍翻译的各个层面提供了可以达成一致的统一框架，在音美、形美与意美的有效融合上，对典籍翻译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层面上的方法论做出有效的融合，摆脱了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的束缚。作为一种生态整体论思想，生态翻译学能促使典籍翻译的多元化趋向均有一个可相互借鉴并相互关联的整体范围。作为一种运用生态思维来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整体性，必然使翻译研究所及的深度、力度、广度与维度都远远超出简单性思维范式”[15]。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生态翻译学能从生态理性与生态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典籍翻译，摆脱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的束缚，将典籍翻译纳入一个由“语形－语义－语用”综合而成的有机翻译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而彰显典籍翻译的复杂性、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多元性和生成性。

二、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

基于生态翻译学反思典籍翻译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传统典籍翻译旨在通过注解、释义、注释等方式确立了一种语义诠释模式。语义诠释模式本质上预设了典籍翻译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而是以“相关性”范式对典籍文本的汉语译文、注解、释义、注释等进行二次翻译。“相关性”范式不完全把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不完全关注文本固有内容和内部的文本特质，而是把翻译重心置于文本与当下社会和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上，以服务当下需要为重点［16］。在其驱动下，典籍翻译偏离了“以经译经”和“以诗译诗”的轨道，遮蔽了典籍翻译的内在本质。目前，译学界意识到语义诠释模式对典籍翻译研究是不完备的。翻译的“诠释性”实际上意味着翻译的限度，是人们必须正视的；作为译者，我们必须承担一种译者的责任：关注并且守住语言的限度［17］。翻译/语言的限度不只是语义的诠释，应该把长期被忽略的语形结构和语用建构纳入典籍翻译的考察范围，从而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译的本质。概而言之，典籍翻译研究可以从生态翻译学出发，解决好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和语用建构的整体性问题。

（一）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

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是译文生态所具有的与原文生态一致的逻辑理路与句法形式。中国典籍文辞精粹洗练，节奏错落有致，结构精致通透，逻辑周密严谨，形式超拔魅力，这就内在地为典籍翻译设定了最为基础的语形结构。以生态翻译学观之，语形结构是典籍的结构表征，典籍翻译是语形结构的生态移植。语形结构是实现典籍翻译的根本性前提。失去了源语固有的语形结构，典籍翻译就会失去源语生态与文本生命。典籍翻译既是按照源语的语形脉络去把握译语的一种生态结构，也是对典籍文本的生态结构的一种生态移植。文本移植就是要从原作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从而使译文能够在新的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长存［18］。以典籍《三字经》为例，其语形结构就是“三字”固有的生态结构，其翻译自然而然是以三词、押韵的英语格韵诗为生态结构。典籍翻译不应该超越给定的语形结构，其语形结构越清晰，其翻译的生态结构就越需要对称和谐。从翻译生态来看，《英韵三字经》是中国典籍翻译史上第一个以三词对译三字的《三字经》英译本，此译本遵循“以经译经”原则，形成一种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成为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典范之作。相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裨治文（Bridgeman）、翟理斯（Giles）等的《三字经》英译版本基本为注译本，所奉行的是语义诠释模式，破坏了《三字经》给定的生态结构，使《三字经》翻译不再是“三字经”翻译，本质上遮蔽了国学经典的中国元素、超拔魅力和韵文风采。

（二）典籍翻译的语义表征

在给定语形结构之后，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仍需要进一步得到语义表征的确定。也就是说，典籍翻译应当对典籍文本所蕴含的文化、认知、社会、哲学等进行语义解释并给出语义规定。语义表征规定了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语义内涵的張力范围，确立了语义内涵的伸缩度以及相关的表征内容。语义表征与语形结构相结合，共同规定了典籍翻译的客观方面，即强调典籍翻译是一种以原作生态结构为基底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模式。语义表征作为典籍翻译生态结构的内核，是典籍翻译在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交汇中产生的前提，它界定典籍文本内容的含义及其与典籍的语形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典籍翻译的语义表征主要集中在典籍翻译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需要解决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问题，同时也表明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典籍翻译本质上依赖于典籍的语义内涵。因此，语义表征构成了典籍翻译的意义规定性，构成了典籍翻译最重要的部分。当语义表征限定于狭义的文化典籍时，它带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理性伦理、国学经典与诗化哲学。当语义表征定位于广义的文化典籍时，它是属于文学典籍范畴，其翻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把文学典籍处理得具有文化的深度；一种是把文学典籍朝纯美的方向进行处理［19］。以《三字经》为考察切入点，《三字经》外译基本上受到语义诠释模式的影响，其翻译生态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三字结构，其文本生态失去了鲜活的中国元素，因而无法适应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要求。这是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典籍翻译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典籍翻译的语用建构

典籍翻译不能仅局限于对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语形考察，需要引入语义解释性的考察，更依赖于对翻译主体及其能动性等相关因素的语用建构的考察。正是因为语用意识的整体性建构，典籍翻译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性。我们知道，译者作为适应性主体既要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又要通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建构新的翻译生态，使文本生命在新的异域中“适者生存”而获得新的生命力［20］。译者对典籍翻译结构与语义表征的生成过程正是译者的语用建构，这是“译者作为生态人而出场的生态作为，就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履行生态翻译之思，生态翻译之实”［21］。换言之，语用建构决定了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的生成过程，预设了译者的主导作用和责任意识，构成了典籍翻译的适用范围和评价标准：一方面是译者对典籍翻译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另一方面是译者有责任保持文本生态的平衡和关注原文的生命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存与长存。正是译者的语用建构才得以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联系起来。就《三字经》翻译来看，国内译者开始增强自己的文化自觉、翻译责任和译者素养，试图改变当前《三字经》英译译者的生存境遇-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和从译入行为转向译出行为，提升国内译者英译《三字经》的文化自觉，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从而出现了独具一格的颇具创新性、颠覆性的《英韵三字经》。这样的英译建构了《三字经》的翻译生态，赋予了《三字经》翻译新的文本生命，重塑了《三字经》翻译的译者生存境遇，使《三字经》在异域中获得持续的生命。译者只有真实地还原《三字经》的文化性和精神性，《三字经》英译本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在异域之中才得以诞生与延续。译者作为原文生命的“转渡者”，需要在时空上使原文生命在异域中诞生、延续与发展，在转渡过程中“随心所欲不逾矩”，让原文生命在异域中获得来世生命［22］。这是译者作为“生态人”与“转渡者”应有的翻译责任和语用意识。

三、典籍翻译的至简之道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可以将典籍翻译的语形、语义与语用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来分析，既能克服语义诠释模式的局限性，又能克服从语言学、文化学或人类学的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缺陷，整合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与语用建构的各自优点，为全面理解和把握典籍翻译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整体上说，语形结构为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提供了形式界定的基底，语义表征为典籍翻译限定了意义框架，语用建构为典籍翻译界定了适用范围和评估标准。可见，典籍翻译是一个基于译者的语用建构之上对典籍的生态结构进行语形分析，对生态结构中的认知、哲学、文化、社会因素进行语义表征，进而将典籍的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联系起来的动态的受限生成过程，其核心思想是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一）以經译经，大道至简

中国典籍文辞精粹洗练，节奏错落有致，结构精致通透，逻辑周密严谨，形式超拔魅力，思想深邃精髓，无不令人悟出“大道至简”的意旨。简单是整体性的归结，越简单，信息量越完整；简单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简单，信息量越丰富。以《三字经》为例，其文本生命是“三字”的语形结构，其翻译生态是经典与押韵的语义表征以及富于哲理性和诗性化的语用建构。如果翻译超出“三字”的语形结构，就破坏了经典与押韵的语义表征，遮蔽了哲理性和诗性化的语用建构，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三字经》了。显而易见，翻译并非简单的文辞对应，而应深入到中西文化之源，根据诗体特征，瞻前顾后，左右逢源，从而达至译文的圆满调和［23］。显然，《三字经》的翻译是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三字经》第一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英译为例，赵彦春将其译为“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译者高度地“依归”于原语生态，有意识地适应原文生态环境，遵循“以经译经”原则，通达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对称和谐，互生共存，可谓“大道至简”：简到极致，便是大智。以经译经，在于通过对《三字经》的语形结构的限制性、语义表征的解释性和语用建构的主体能动性，深入挖掘中西方文化对“人性”探讨的异曲同工之妙：man的出现邀请了“人”，earth的存在召唤了“地”；通过nature与nurture的思考与守护将不在场的、隐蔽的“天”牵引出来，以good的“初始、本源的善”牵引出隐蔽的“神”（God）——“上帝即善”。与此同时，译者勾勒出“性”（nature）与“伪”（nurture）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展开此节经文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与语用建构之间的张力：same应和nature而天然地存在着，varied契合nurture而创造性地演化着，在“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的基础上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遥相呼应。于是，《三字经》首节诗所蕴含的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一方，架起异域天堑的通途，使经文中的Man、earth、God等“全息元”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西方哲学对“人性”（nature）与“习性”（nurture）整体理解的缩影。天、地、人、神聚集于一方，彼此关联统一、彼此和谐共存，既体现了西方哲学“四方”（天、地、人、神）整体聚集的生态理性，又突显了东方哲学“三才”（天、地、人）融会贯通的生态智慧。中西方生态哲学思想的交汇融合，构成了具有涵摄性的《英韵三字经》开篇之译。可见，至简之道，并非表面的简单，而是一语道破天机的简单，是思想博大精深的简单。它既表征了语言结构里压缩了文化视觉，又蕴含着复杂哲理思想的语言全息元：“全息元之间相互包含的是对方的信息，而不是对方的实体本身，无限的信息可以被压缩进很小的空间之内。”［24］概而言之，典籍翻译的大道至简，是典籍文本整体性思想的微观缩影。

（二）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中国典籍表面上没有严格的诗体形式，然而整个语篇蕴含着诗性语言，文辞精练、对称和谐、多样统一、节奏押韵，乃是中华文化宝库的“大美天成”。那么，典籍如诗或如诗典籍有没有翻译之道呢？那便是“以诗译诗”，通达“大美天成”。如诗典籍讲究文辞对称和谐，意境优美，哲理深邃。因此，典籍翻译应追求语言简洁和生态诗性。且看赵彦春将《三字经》第五节经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译为：“What's a father？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此译文真可谓简到极致，便是大美。译者运用了生态翻译学的“多维转换”方法进行“以诗译诗”。译者在对全句、全段、全文总体思考后，改变单一维度的译文处理，不只做语言转换，同时考察与审视文化内涵、交际意图、心理暗示、美学追求等多个维度，特别关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以及大、中、小翻译生态环境等要素之整体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首先，译者需要以《三字经》中的语形结构进行界定，使译文生态中的father，teacher，preacher具有形式合理性（即语素“er”的形美与音美融合了译文生态的意美）与逻辑连续性：father乃是“教”之先行者——“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战国策》）；teacher乃是“教”的“为之计深远”，是father对子女教育的进一步深化——“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说》）；preacher乃是teacher之“教”的进一步规范与要求——“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25］。其次，译者基于对原文语形结构的创造性建构和译文生态的选择性适应，“掏空”了原文的断定句结构（养不教/教不严），建构了译文的疑问语句结构（What's a father？/ What's a teacher？），以追问的方式寻求译文的形美、音美和意美。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需要突破和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在“养不教”与“教不严”中被遮蔽的教育主体（father，teacher）逐渐显现，在“父之过”与“师之惰”中被遮蔽的真相（“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育责任——a good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得以还原。最后，寥寥数语（father，teacher，preacher）在“语形结构一语义表征一语用建构”的综合作用下，使译文做到“更少即更好”（less-is-more-effect）。此乃译者对“意中之境”的品味与对“境中之意”的领悟，使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获得“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的关联效果。译文通达“大美天成”，即“《英韵三字经》的终极音美、形美与意美，它弥漫于《三字经》之中，是译者存在之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译者翻译思想的最简表征”［26］。可以说，至简之道，既揭示了典籍翻译基于译者的语用建构而获得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又表征了典籍翻译的诗性思维与生态智慧。

四、结语

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有效地还原与再现中国典籍的文化性、文学性与精神性，是中国典籍翻译乃至中国文学外译的精神实质。可以说，中国典籍翻译乃至中国文学外译需要获得整体论思想的规约与导向，避免自身完全陷入西方价值观与话语形态的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规约，中国文学外译将会逐渐丧失中国元素而陷入一种消解中国文学性的危机深渊[27]。通过典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反思，我们意识到，目前典籍翻译研究基本上确立了一种语义诠释模式，然而它忽略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与语用建构，既不能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译的本质，又导致典籍翻译陷入一种消解中国文学性的可能性。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为典籍翻译提供了“语形结构－语义表征－语用建构”的整体研究视角，对典籍翻译研究不仅注重典籍的语形结构的生态移植，而且注重典籍的语义表征与语用建构的文本移植。典籍翻译整合了语形的结构性、语义的表征性和语用的建构性这些优点，从而走向至简之道-典籍翻译遵循“以经译经、以诗译诗”原则，实现翻译的大道至简、大美天成。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典籍翻译研究对揭示典籍翻译的本质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不仅能为典籍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而且促使典籍翻译纳入生态范式的研究范畴。当然，典籍翻译的“至简之道”只是一种“入乎其内”却还不能“出乎其外”的初步探讨，尚待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更深层面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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