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新精神分析视角下对张爱玲短篇小说《心经》的阐释

陶然

张爱玲自称“晦涩”的短篇小说《心经》相关研究多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尤其是厄勒克特拉情结的解读最为普遍。然而，弗氏在女性心理上的短板不容忽视。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运用少有人使用的阿琳·克莱默·理查兹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针对《心经》中的“恋父情结”和母女关系给予女性主义视角的阐释，幼女心智下的生殖器焦虑、创伤防御机制下对施暴者父亲的认同、女性主体性贬抑状态下小寒对母亲的“去认同”是女主人公恋父情结的三大原因。本研究丰富了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在文本细读当中的应用，以供后来者参考。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的

女性主义新精神分析理论

一、女性主义新精神分析

古典精神分析主要关注女性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具有浓厚的男性中心预设。弗洛伊德用术语“阉割焦虑”来描述男性对阴茎丧失的恐惧，而女性害怕失去幻想中的阴茎或者她们相信自己已被阉割。针对这一概念，女性主义者兼精神分析学家纷纷提出质疑和反对，阿琳·克莱默论证小女孩对生殖器的感官体验要追溯到早年生活，持续的肌肉深度感觉以及阴蒂和阴唇刺激的表面体验积累的大量愉悦感，而将女性发展的理论放在看见男孩的生殖器这样一个纯视觉的、不一定成型的、相对短暂的单一体验之上，是不理性的。

随着霍妮、拉康等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崛起，他们用社会文化来取代具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生物学阐释，使精神分析的女性观超越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范围。在历代女性主义者兼精神分析的努力下，女性主义新精神分析由一种无意识的女性心理学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极大的性别理论。

此外，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她将女性放置在自身的地位演绎，深入女性的精神世界。她的作品不是对男权社会的苍白控诉，民国女性自我救赎和与男权社会的对抗是更重要的主题。同样，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在完善自己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也不局限于反对男性精神分析学者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是重点放在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描摹女性欲望的女性表达，她所展示的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对于男性治疗师权力图景中女性来访者心理被扭曲后的重构与突围恰恰与张爱玲在民国时期的男性权力下在现实的禁锢中青年女性心理的刻画相辅相成。

二、女性生殖器焦虑

由于女性的生理基础，女性生殖器内部和外部的体验同时贯穿女性的整个发展阶段。而女孩和男孩一样重视能带来快感的生殖器以及恐惧丧失生殖器提供的快感。为了替代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概念，阿琳·克莱默认为“女性生殖器焦虑”是诠释女性这一体验很准确的方式。

阿琳·克莱默对女性生殖器焦虑划分为三种恐惧：对于插入疼痛的恐惧；对于丧失快感的恐惧；对于丧失生殖器官生殖功能的恐惧。其中，对于丧失快感的恐惧为儿童期女性幻想只有父亲才能给她们带来快乐。阿琳·克莱默的这个概念为解释女性性欲相关的负面情绪提供了符合女性真实生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张爱玲在《色戒》中提及，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对性在女性心理中重要性的高度肯定正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的观点不谋而合。

三、对母亲的认同和去认同

从婴儿的角度看，母亲的强大近乎全知全能。女孩的第一个认同对象是母亲，强大母亲的形象会让女儿获得自我价值感，一个不能认同母亲的女孩，很难感到自信。当女孩遇到强烈和痛苦的危机之时，女孩会发展对母亲的“去认同”，感到男人对自己有性吸引力，跟男人比跟自己的母亲更亲近。在女儿尚未性成熟之时，母亲是有性吸引力的成年女性，而当女儿长大具有生殖能力，她可以选择报复过去在母亲阴影下自己的无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指出，女孩先是和母亲认同，然后需要一种恋父的力量来和母亲分离，但她不能维持在恋父的小女孩状态，从女孩到女人最终的成长要放弃恋父回归到对慈母的认同。相较于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对母女关系的阐释更符合女性心理特质的发展。

四、《心经》的创作背景和故事梗概

《心经》是一部张爱玲在1943年夏季创作，并于同年刊登在柯灵主编的《万象》8、9月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该作品以女主人公小寒和父亲的主要纠葛展开，小寒十一二岁开始便对父亲抱有一种超越普通父女关系的感情，随着小寒渐渐长大，她对父亲抱有的倾慕和性欲日益增长并付诸行动—破坏父亲母亲之间的感情。父亲却选择了和小寒长得十分相似的同龄人凌卿作为出轨对象。小寒与父亲当面对质，依然遭受了父亲对她爱意的回绝。母亲面对父亲的出轨懦弱隐忍。最后，小寒被送到了三舅母家，这段不伦的感情最终画上了句号。

《心经》中对婚姻和爱情不可遏制的否定，反映了原生家庭在张爱玲身上的烙印。幼年母亲的缺位、母爱的缺失，作为“父亲的女儿”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体验、被囚禁半年的创伤以及出走经历，无疑在《心经》中有所投射，而这些自我成长中的缺失性体验与创伤记忆积累的压抑，在其创作中将会被不同程度地释放出来。作品中小寒在父亲阴影下的苦苦挣扎、恋父情结的追寻，暴露了作者对理想父亲的渴望及对现实中充滿压抑的父权的批判。最后对于母女之爱的肯定，也许反映了内心挣扎的张爱玲对缺位母亲的呼唤和对理想母亲的渴慕。

对《心经》的文本细读

一、女主人公服装的心智表达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认为，服装可以成为女性稳固自体感的中心，女性可以借由服装和化妆来改变身体进而去表达心灵。小寒向父亲稚拙示爱时，张爱玲描写她的衣服为“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前人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青头白脸孩子即是小寒的意象，而小寒借助这样的服装表达的是她压抑凝固在孩童状态的心灵自体。小寒着红袍向父亲示爱，更是向父亲传达自己作为女儿的爱意：见衣如见人，见童如见己。红袍与小说开篇小寒所穿的白祷子的意象相呼应，白祷子意在营造出小寒天真烂漫甚至懵懂无知之形象。大体而言，小寒的衣着形象着重渲染出小寒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孩童心智。

二、女主人公的“恋父情结”与女性生殖器焦虑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提出的女性生殖器焦虑之一—丧失快乐的恐惧和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恋父情结”紧密相关。拥有这种恐惧的儿童期女性会幻想只有与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父亲在一起才能拥有快乐，如果她们的幻想延宕到了成人阶段，依然会相信没有父亲她们将不会再有性快感。小寒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说：“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纯洁”一词的本义指的是纯真和贞洁，在语境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小寒除了父亲以外没有和任何男性具有实质意义上抑或想象中的性缘，这从侧面反映出小寒认定父亲以外的男人都无法给她带来快乐，恰恰符合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对恋父情结的论述。“恋父情结”并非前人口中张爱玲对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拙劣套用，而是小寒女性生殖器焦虑的反映。小寒的生殖器焦虑根源来自如前文所述的凝固的幼女心智，因而她始终保有幼女童的不成熟幻想。可以说，幼女心智下的生殖器焦虑是小寒产生“恋父情结”的第一大原因。

三、父女悖论故事中隐身的母亲

小寒对父亲的爱还迎合了她另一种择偶观“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写出父亲的职业，但是同学谈到小寒父亲恭敬的态度、小寒在和父亲的对白中称他比男性配角“有钱，有地位”和父亲言谈之中透露出他还有下属书记等人，反映出他是一个事业成功的男性。小寒崇拜着她的父亲，她“愿意永远不长大”，甚至“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

过去对《心经》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小寒的恋父情结，而忽视了在小寒插入父亲母亲的婚姻后，小寒和被边缘化的母亲的关系同样重要。在小寒眼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另一个她。然而，小寒和父亲对母亲堪称刻薄，母亲控诉道：“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他也跟着笑……”诚然小寒是父女二人对母亲隐形攻击的发起者，但根据文章中的年龄线索推算这时的小寒不到十岁，她更多是在认同对母亲言语施虐的攻击性父亲，以便防御认同夫妻关系中的受暴母亲带来的失控感。

小寒在揭发父亲出轨而母亲选择不管之时，小寒指责母亲：“你别得意！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我，你就报了仇—”小寒感到母亲的隐忍是对小寒的报复和攻击，事实上小寒的潜意识中对母亲存在巨大的攻击冲动，而小寒把自己的攻击性投射给了母亲，以此来防御认同童年目睹受暴母亲产生的无助，小寒对母亲的攻击性是一种创伤防御机制。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女儿对母亲强烈的厌憎并非只是简单地排斥和性缘竞争，而是一种创伤防御机制。创伤防御机制下向施暴者父亲无限认同是小寒“恋父情结”的第二大原因。

四、女性主体性受损的家庭与社会环境

民国女性困境反映在张爱玲的笔下，即小寒这样的女学生在思想依舊保守的家庭和将女性物化的社会之间困顿迷茫，社会并未给受教育女性提供合适的谋生出路。究其原因，民国女子教育的本质是男性权力和婚姻的附庸，女学生难以找到自身身体价值和人生出路，民国女性的个体独立与解放往往走向失败。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命运走向能折射出民国时期新式教育背景下女学生的生存状态。男性与社会将女子接受教育看作一种规训手段，女性接受教育是为了取悦男性以及给予男性更多的理解和生活趣味，父亲在同为女学生的小寒和凌卿身上寻找的“安慰”便是如此。

社会上，小寒和凌卿都要面临不可避免的父权同盟的压抑。家庭是社会的缩影。阿琳·克莱默·理查兹提出，女孩的第一个认同对象是母亲，强大母亲的形象会让女儿获得自我价值感。而小寒的母亲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显然无法给小寒做出独立成功女性的表率，间接影响了小寒自愿依附于强大的父亲，和他永不分开。“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性生存空间被占有的内在根源表现在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上，男人的主体性建构在征服其怜悯的女人，女人的主体性建构在被其崇拜男人征服之上，小寒饱受现实和父权道德伦理的打击，她不禁体味到家庭和社会中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提出当女孩遇到强烈和痛苦的危机之时，女孩会发展对母亲的“去认同”，感到男人对自己有性吸引力，跟男人比跟自己的母亲更亲近，这也加剧了幼年小寒恋父情结的发展。在这篇小说中，此危机应为与许家女性主体性的贬抑状态有关。家庭中女性主体性的贬抑状态导致小寒对母亲“去认同”是小寒“恋父情结”的第三大原因。

五、对母亲认同的回归与女性主体的成长

从女孩到女人最终的成长要放弃恋父回归到对慈母的认同，否则小寒还是会停留在幼女的女性生殖器焦虑。文中还有一处藤的意象，“篱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藤暗示小寒的心智，她的心智朝着恋父的方向发展，即使越过世俗的藩篱，也注定是踏入“空荡荡”，缺乏了对母亲和女性主体认同的小寒，只能获得年龄的叠加而非心智的成熟。

在故事的最后，女主人公许小寒终于获得了母亲影响下的女性成长。面对她的脆弱迷茫，母亲坚毅地承担了女儿的痛苦，沉着镇定地为女儿谋划去三舅母家寄住，她把手搁在女儿头发上，告诉她：“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儿……”母亲充满主体性的主动行为，不仅让母女在经年累月的裂缝中达到和解，也释放了小寒受压抑贬损的女性自我—“小寒伸出手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此处的拥抱，暗示小寒对母亲的能动性的重新发现，从而认同母亲，回归女性本我。许小寒接受母亲的安排后“出走”，则是真正摆脱了从幼女时期固着的女性生殖器焦虑，超越幼稚的恋父情结，使她即将踏上建立自我意识的新的征程。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