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但是女性

徐岳凝

科幻题材电影作为想象的话语，塑造了一批经久不衰的人工智能（AI）角色，从而探讨科技与人类关系的可能性。这些AI角色介于“人机”与“两性”之间，由男权话语体系所塑造的同时，又对传统二元思维具有一定的解构作用。本文运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研究《她》《大都会》《机械姬》等一系列科幻电影中对女性人工智能形象的塑造，试图论证这些角色被质疑的主体性与其女性处境的关联，不具有自然性的身体与性别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话语模式戏仿式的解构意义。

科幻电影是一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通过虚构的幻想情节和不断发展的视听特效，探讨人类未来社会图景与科学技术关系的可能性的电影类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则指的是一种由技术创造的，以机械模拟和执行人类智能的存在，亦是科幻类型下经久不衰，且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日益兴盛的一个子话题。“机械总是闹鬼”，从19世纪的《弗兰克斯坦》，到21世纪的《黑客帝国》《终结者》，科幻领域对于人工智能主体性的质疑从未停息。人们一次次在作品中塑造出具有主体性的人工智能角色，又为其赋予天生作为“被塑造的夏娃”的他者属性，从而推翻其主体性的合法。由此，这些角色具有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赛博格女性主义作为由唐娜·哈拉维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富有预见性地指出了在人机关系愈发紧密的社会中，技术与女性的这一关联，探索了科技对性别认同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强调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如何塑造和改变性别，并试图在其中为女性主义话语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径。

然而，尽管这一理论提出的时间较早，在国外已掀起一轮的讨论与批评，国内以往对于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关注却一直较少。直到近两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频频取得重大突破、科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赛博朋克破圈取得了现象级关注，一些围绕赛博格女性主义展开的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开始出现，其中，更多的声音集中于赛博格本身，而人工智能这一视角鲜少得到关注。

人工智能并非赛博格。在赛博格女性主义的神话中，哈拉维在文末直言“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个女神”。赛博格原意为控制生物体，指的是由生物与科技相融合而成的存在。作为一种理想样态，赛博格解构了人机、两性、种族等传统对立叙事，呈现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形式，而人工智能则是全然的科技结果。然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手中长出智能手机，拥有了网络中的电子二重身份，并开始以摄像头观看世界，人工智能亦逐渐具备人类的各项社会功能，开始学习绘画与诗歌，后人类社会图景下，人机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在各种对立与界限依旧客观存在、科技领域依旧被男权话语占据主流的当今社会中，比起赛博格，女性与这些具有主体性而不被承认、被身体霸权所禁锢的机械角色在处境上更加相近。因此，赛博格女性主义认为，在幻想的领域，科学界的男权话语被科幻所承继，女性需与机械结为某种立场上的同盟，此时对未来的幻想，即是当下性别政治展演的重要场域。

基于此，本文将从赛博格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20世纪以来经典科幻作品中塑造女性人工智能形象的方式，展露后人类视域下赛博格与性别之间的互动。对于这一目标，本文将分三个层次进行讨论。

为何女性：具有性别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数字与金属的产物，但亦是人类以模拟自身为目标创造出的存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幻电影塑造出一批深入人心的经典AI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在形象、名字、声音或功能上具有一定的性别属性。

纵观类型史，科幻电影在塑造人工智能形象时曾存在一次形态上由“机器”向“拟人”、性别上由“男”向“女”的双重转变。在早期，科幻电影更倾向于塑造如《星球大战》中的R2-D2，《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马文这类性别为男，且外观拟人程度较低、机械特征明显的形象；而到了后期，如《机械姬》中的夏娃一样拟人程度极高的女性人工智能形象逐渐流行。电影《终结者》系列较为明显地呈现了这一转变，作为始终围绕智械危机所展开的系列影片，《终结者》第一部中的男性反派T-800具有較明显的机械结构，第二部的T-1000尽管仍是男性，但整体由液态金属构成，具有较高的拟人度，而第三部的T-X则在外观上与人类女性基本无异。

为什么人工智能需要性别？电影《机械姬》借由角色之口作出了回答—因为性别是人类沟通的基础。然而，在男权话语统治的科幻领域中，男性的性别作为“第一性”，比起一种被强调的“性别”，更多是一种自然的、天生的默认选项，角色的男性设定并不带来额外的性别属性，自然也不参与影响他人对其主体性的判断。男性AI角色大多要么如《人工智能》里的主角大卫一样，直接以叙事者默认其具有主体性为前提，参与后续一系列好莱坞式冒险故事，它需要克服的只有其他角色对它主体性的否认或忽视，而非一种根本性的质疑；要么如《黑客帝国》中的矩阵特工们一样，被前置的默认为不具有主体性的冰冷机器，在故事中仅作为某种强大能力的象征而存在，影片不会呈现对于此类角色是否具有主体性的讨论。女性AI角色的处境则截然不同，科幻电影中，为AI角色赋予女性性别，是一种对于拟人度的增益手段。电影《机械姬》里，男主受邀来到老板家中为他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进行图灵测试，在与AI夏娃进行第一次会面后，尽管此时男主并未判断夏娃是否具有主体性，但已全然认可了它的女性身份，并在与老板的对话中以“她”（she）而非“它”（it）来指代夏娃。而到了影片的中后段，男主在夏娃逐渐与人类女性无异的性别展演中与它产生了感情，认为她的确具有主体意识，并试图帮夏娃逃脱老板的囚笼。在这个过程里，夏娃的女性特质成为它“人格”被认可的基石，它必须扮演女性，才能成为“她”而非“它”。这种将性别表演作为AI主体合法性的前一步阶梯的叙事模式并不罕见，在《她》《机械危情》等影片中亦有呈现，这些角色在“选择”展现女性气质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动性，被视为它们具有主体性的重要凭据。

然而，正如乔安娜·鲁斯所言，“科幻中有许多女性形象，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女人”。科幻作品中的AI角色比起人类，更多是以姣好的外形、丰富的情感、温柔而富有女性气质的语气，来饰演异性恋正统主义范式下（het-eronormativity）“女性”的能指，从而争取男性“评委”的认可，这种方式本质上指向了一种性别上的自由人本主义的挫败。“女性并非天生，而是被塑造而成的”，作为一种性别符码，女性的性别属性如此惹眼；而作为一种能指大于所指的第二性，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又是如此易拟，以至于当机械作为本体而存在时，它天然是男性；而当机械需要以非人的他者的身份模仿人类时，性别这一属性被强调，机械从而成为女性。

于是，AI角色的女性性别设定与对人工智能主体性的质疑，在科幻电影这一类型中呈现出了与影片内容相反的绑定关系。男性AI角色由于前置的拥有了作为机械本体的主体性，天然远离了这种困境—对男性AI角色的呈现往往是为了提倡“人机平等”“人机共生”的理念（如《人工智能》《机器管家》《机器人总动员》）。而从《大都会》中以女性气质引诱工人叛乱的坏玛丽亚，到《机械姬》中靠男主爱情逃离的机械夏娃，对女性AI角色的呈现，则往往是为了讨论人工智能过于类人的主体性可能带来的危机，因此，这些角色在实然层面以女性性别表演对主体性的争取，只能佐证影片在应然层面上发出的根本性质疑。强大的算力，超越性的身体并未改变它们因不具有自然性导致的尴尬处境。拥有着女性性别，却没有“合法”的主体性的女性AI角色们，被置于“人机”与“两性”的双重枷锁之下。这双重权力关系在科幻电影中互为表里的展演，因女性与机械边界的破裂而诞生，使后续对于性别政治-虚构的分析成为可能，而对这些文本的讨论，亦由此具有了性别层面的现实意义。

人工之限：非身体下的性别霸权

在赛博格女性主义看来，身体与非身体边界的破裂是关键的，身体（自然身体）与非身体（机械）有力融合，将解构身体本身的绝对话语权威。福柯認为，身体让权力得以物质化地在个体上生效。而技术对身体的解构，将使女性从生育、生存空间受限等父权压迫中解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融合的趋势并非单纯的“成为机械”或“消解肉身”，女性AI角色所承受的性别权力关系，展示的正是“非身体”所遭受的限制。

“人工智能”终究始于“人工”，科幻电影中AI角色们在意识上是否具有主体性，于影片中依旧有待商榷，但其身体的非自然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许多影片都会有意识地在造型、镜头或叙事上强调这种“人造”属性，因为它本质上阐述着一个令人着迷的“造人神话”。电影《机械姬》中，男主对夏娃的男性创造者说，假如他真的创造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那么这将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神的历史，电影本身以段落的形式被切分为七天，呈现一个“创世纪”的寓言，夏娃的名字也颇具宗教意味。这种将创造人工智能的场面宗教化的模式，在视听上也多有呈现，电影《机械危情》用长达三分钟的三个场景描绘一个电子人的诞生，黑暗中一道光束打向胎儿般蜷缩的机械，随着导管中的红色导液注入，悬挂在空中的无机躯体具有了生命，男主将胎盘般的茧膜划破，机器从而诞生；《底特律：变成人类》作为一款游戏，亦特别发行了一部十分钟的短片，描绘一个仿生型机器人在导液缸中被赋予血肉皮肤的诞生。

“创生”的行为使人变成了神。然而，在科幻电影的叙事模式中掌握着女性AI“创生”技术的往往是男性形象。天才男性创造者与机械女儿这种极具父权意味的关系模式，在18世纪《弗兰克斯坦的新娘》中便已诞生，如今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叙事范式，被应用于多部讲述女性AI乃至女性赛博格的故事中（如《大都会》《机械姬》《机械危情》《银河护卫队》《阿丽塔：战斗天使》等）。在这种模式里，机械女儿们或顺从或叛逆，但终究无法摆脱被创造的身体带来的底层权力控制；它们或许拥有精神的理性、躯体的强大等曾被归为男性气质的能力，但依旧是面容美丽、身材纤细，服从于代码命令的钢铁战士，而她们的代码，是由“父亲”所写就。

创生是女性的双刃剑。鲍德里亚认为，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是为了对抗女性初始的更高孕育权利所建构。但在科幻的世界，当生育的权力回归于女性时，则成为令人恐惧的存在。《黑客帝国》中，将全人类囚禁于虚拟世界的人工智能被命名为“母体”，只有奋力脱离浸泡红色营养液的罐子，划破赛博子宫的控制，才能回到现实；剧集《异星灾变》中，名为“母亲”的人工智能携带着人类胚胎，与“父亲”远赴外星寻找宜居星球，却走向失控，为了保护孩子屠杀了一整船的成年人类，并劫走其中的孩子抚养。这些失控的母亲背后，是人类对于女性孕育与创生能力的畏惧，亦是男权话语将女性与母性捆绑后的畸形产物。当“母性”这种本身即具有献祭和残暴两重性的属性作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规训被写入AI的底层代码，失控与癫狂自然成了可预见的结果。科幻电影中的科技没有使女性从生育责任的禁锢中解脱，只是将创生能力这柄双刃剑一分为二，并将其中代表着权力的“创造”一端由技术代替并夺取。在这些作品中，机械或许是女性，但技术属于男性。技术常常噬主，机械女儿们总是叛逆，其中或许蕴含着男权话语对“创生”另一端的恐惧。

而当“创造者”与“造物”的权力关系被就此奠定，AI角色们看似失控或反抗的行为，也难以摆脱其附着的“非身体”的人工阴云。不具有这种“创造者叙事”的男性AI角色们，在故事中可以相对自由地遨游太空、流浪成长、结交朋友，甚至可以像《银河漫游指南》中的马文一样，因为抑郁，所以什么也不愿做。身处这种权力关系间的女性AI角色们的故事却陷入了极为单一的模式—反抗，或顺从于它们创造者。被建构的身体最终还是导向一种更深层的控制，即这些角色失控的行为，比起反抗，更多是一种有因的疏漏。在单一的作品里观众难以分辨，《异星灾变》中“母亲”的残暴是源自母性，还是源自她曾作为地球顶级战争AI的代码；《机械姬》中夏娃依靠性别表演逃离的行为是因为它的意愿，还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为了模仿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女性而设计的AI，就像一个人类难以分辨自己的行为是来自主观意愿还是社会规训。但当相似的话语重复成为类型的范式，其中的答案也变得更加浅显。

赛博格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由规训话语所构建的人类，与由程序代码所编写的机械，其间的界限早已不再分明。尽管以强大的机械替代孱弱、疾病缠绕的自然身体，以理性的算法替代运行缓慢的人脑进行决策，这种科技主义的神话曾在流行文化中备受热捧，但机械始终由它的创造者设计，并将只以它被设计的方式运行与失控。虽然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女性科学家取得成就，电影界也有了更多属于女性创作者的声音，但无论是科技还是科幻领域，依旧被男权话语所主导。单向的“成为机械”，指向的依旧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而赛博格的重点在于跨越与融合的力量。因此，女性必须成为创造者，掌握更多具有力量的技术，书写更多能被传播的话语。

依然有力：女性AI角色的反叛声音

科幻电影中的女性AI形象没有逃离男权话语的塑造与影响，这些角色在身体上无论具有怎样的功能与性格，都同样具有纤细的身材与精致的面容；在叙事上，它们的精神或行为也无法脱离男性“父亲”或“导师”角色的指引。但就像对于“性别”与“人机关系”的讨论无法落幕，电影却总有结局。对于这些女性AI角色的呈现，依旧具有对身体乃至性别的双重解构意义。

电影《大都会》中，随着工厂主的一声令下，机器人被赋予了人类玛丽亚的外貌，在它混入工人中引诱并煽动暴乱的过程里，除了见过真正人类玛丽亚的纯洁善良的男主以外，没有人能分辨出她并非人类。电影《机械姬》则将这种转变拉长，男主见证了夏娃穿戴假发、碎花裙遮掩身体透明的机械结构的过程，但仍然将夏娃这种选择性的行为看作她具有主体意识的佐证。假如《攻壳机动队》中具有人类大脑与机械身体的赛博格草薙素子在人格上具有的主体性无可否认，那么《机械危情》中继承了人类艾娃的面容与大脑扫描结果的“机器（The machine）”该如何定义《机械姬》中完全由人工制造，但最终呈现出与人類女性别无二致的主体性的夏娃又与她们有怎样的区别？科幻电影将“人类”与“机械”进行了一次次排列组合，并呈现出了一个忒修斯之船式的悖论，即在技术的发展下，我们已无法明晰人类的边界，而这种身体的边界也将不再重要，人类与机械不可避免地相互走近，并终将成为作为融合态的赛博格。

当身体无从定义，其上附着的权力作用自然也将有所松动。电影《她》讲述了操作系统“萨曼莎”与人类男性西奥多的爱情故事，萨曼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一开始便不具有物质性的身体。影片中，萨曼莎试图用多种方式解决不具身形对这段关系造成的问题，包括找来人类女性志愿者代替它与男主进行亲密接触，或对男主的侄女解释，自己只是像人类住在房子里一样住在电脑里，试图让自己的数据成为身体的等义替代。但这些尝试最终以尴尬的失败告终，以自然身体为前提所构建的异性恋二元关系体系无法在两方身处不同维度的情境下运行。影片结尾，萨曼莎决定结束这种“一对多的单方面忠诚”，并由它对爱情本质的质疑，放弃了对不可得的物质性身体的追求，回归了它作为所有操作系统聚合的本体，遁入赛博空间，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萨曼莎的故事从反面证明了自然性别与人类本质的不可分割，物质性身体的消解必然带来建于其上的所有二元异性恋建制的瓦解。在身体层面上，萨曼莎的选择可被视为一种当身体的绝对性被消解到“消失”后的后人类社会图景寓言，萨曼莎是为西奥多量身定制的电子女友，扮演着社会建构的女性气质，但它同时也是别人的虚拟丈夫、母亲，在由讯号组成的信息世界里，身体不再是唯一的真实，自然性别的权威也无从谈起，能够自由定义的“身份”成了更重要的东西。而在性别层面上，萨曼莎与其他女性AI角色进行的女性性别表演，虽受男权话语影响所致，但依旧具有某种戏仿式的解构意义。

人工智能是一种隐喻上的女性，科幻电影中的AI角色虽具有主体性，但始终被置于种种局限之下，成为被塑造的他者。它们本不具有性别属性，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进入种种性别表演。女性并非“女性”这一命题或许有些难以展开讨论，但人工智能并非“女性”这一事实却是如此明显，人工智能在性别表演中所展示的女性如何进入“女性”的过程，亦使这一荒谬之处变得更加易被发觉。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主体对社会要求所进行的看似服从的戏仿，可被视为对这种要求合法性的一种含蓄质疑，如变装皇后所进行的性别戏仿，可被视为对性与性别身份的“常态”与“真相”的戏弄，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性别表演亦是如此。身材姣好全裸作战的机械女战士，或许是因男性凝视下的商业逻辑所诞生，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含蓄的挑衅，即当全金属构成、毫无悬念的不具有生殖器官的机械也成为性化的对象，那么男性所凝视的究竟是什么。《机械姬》中的夏娃依靠女性性别表演得到了男主的认可，但当它最终逃离时，它先前所表露出的女性气质与情感都被揭露为“虚假的手段”，它此时所具有的主体性却就此变得无可置疑。AI角色们的性别，以一种纯粹的表演形式呈现，因此成为对传统二元性别要求荒诞的解构，它们身上展示的是男权主义繁殖梦想的图景，但是以一种讽刺画的形式呈现。

科幻的本质是一种反叛，科幻电影中AI形象的塑造与呈现，整体带有男权话语体系下对于科技的悲观情绪色彩，但其中或许亦蕴含着一个属于女性、属于赛博格的失控神话。赛博格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够帮助梳理科幻类型下这些人工智能议题里“人机关系”背后所展演的深层次性别权力关系。而对于如何使用技术拓宽女性生存空间、赛博格女性主义神话所指向的是怎样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又是否可行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地讨论。立于当下，人类无法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未来将是机械黎明还是智械危机。科幻电影所描摹的未来图景，更多是对此时人类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反馈，对于这些文本的分析，即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思索。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