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献：书院研究何以突破瓶颈

刘向培

中国书院研究的回望与反思

书院在中国拥有1000余年的发展史，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私学，讲学功能则滥觞于两汉的精舍讲堂。书院之名源出于唐代的藏书机构，制度至南宋方确立定型，其后主要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对元、明、清的教育、学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书院的起源及制度的关注，古已有之，而近现代较为系统的研究则始于1901年光绪皇帝诏令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特别是胡适1923年发表的两篇名为《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度史略》的演讲，尤为引人注意。胡适指出，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精神大概相同”，因此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其后，百余年来书院研究蔚为大观。据邓洪波教授的《近百年书院研究论著目录》统计， 1923—2016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的书院研究论文、资料达5452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250余部。

纵观百年书院研究史，有数个议题颇具争议。如关于书院的内涵和边界、断代的书院数量统计、书院与科举的关系等，至今仍在学界探讨不止。

在书院的内涵和边界探究方面，目前仍众说纷纭，此与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书院的多元发展，以及文献的发掘整理程度有直接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书院为中国古代的大学。然文献中众多的宗族书院如何处之？如宋末舒泌归老故里，入宗族书院以教授子弟，广平先生舒璘为其题名“广平书塾”，而同时代大儒王应麟在为其撰写记文时则称为“广平书院”。显然在王应麟看来，此书塾即书院，与今日之“大学”相去甚远。再如，部分论点将书院限定为学术大师讨论学问的学术组织。那么，文献中以教授科举应试内容为主的书院将被置于何地？如南宋永康学派创立者陈亮为布衣时，“以教书为行户”而办书院，聚徒二三十人，以教授举业为生。我们似不应将陈亮亲笔所称“书院”予以否认。纵观之，以上均为书院的某些表现形态。若仅认为需具备某些特征的机构方可称书院，则或是因论者未看到文献中书院的多样形态。明清时期，书院沿宋代形成之格局继续发展，亦存在诸多如正谊书院等重视科举的考课书院、学海堂书院等注重学术研究传承的学术研究书院、玉岩书院等以宗族子弟读书为主的宗族书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为书院下一个明确恰切而无争议的定义，无异于敲冰索火，但也并非意味着书院无法被客观地认识、概述。如果立足于文献，站在时人视角来观察彼时士人笔下何为书院，或可找到一条探察书院的相对客观的路径。

斷代书院的数量推定，是书院研究的另一个长期论争的议题。在唐至清代书院中，唐代书院数量少，基本无可争议；而明清时期文献数量又过于庞大，较难确定；宋代书院文献数量处于中值，基本可确定其规模。不过由于以往学界对方志文献未深入利用，即大多数书院文献乃从各省通志钩稽，而对县志利用不够，造成书院数量统计判若云泥。如李材栋先生统计宋代书院总量为400多所，后又有712所、764所等新的统计数字。笔者借助方志库等数据库遍检今所能见的全部涉及宋代书院的方志，充分发掘宋人文集、宋代史学著作中的书院文献，统计其最新数量为886所。各统计数字之所以出现差异，数量甚多的县志难以悉数翻阅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充分发掘方志文献，是解决宋代书院数量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明、清、近代书院规模的测定，在现有条件下，因海量文献的问题，较难以确定。

在书院的研究中，关于其与科举、官学的关系论述，存在一种过度美化的倾向，如认为“宋代书院教育具有反科举精神，而此反科举精神，正是宋代书院教育之另一大特色”。事实上，在宋代书院的发展历程中，科举一直是书院教学无法绕开的议题。北宋天圣三年，李及上《乞应天府发解进士添解三人奏》言应天府书院甚有学徒，请于发解进士名额之外，增加三人，奏章最终获允，此为北宋时科举与书院教学活动紧密联系的有力证明。至南宋，诸多书院更是围绕科举而兴，如明道书院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分别考经书、史学和科举方面的内容。若将此类书院文献纳入研究视野，当不会误认为宋代书院具有反科举精神。

无论是唐宋抑或明清时期的书院，其精神内核实源自汉唐私人讲学与官学教育两大方面。因此，书院虽然内涵多元，数量庞大，总而言之，其路径皆沿官、私两途发展。无论官或私，均可认为书院一般为具备公共性的学术生产、交流与传播的机构，而公共性的强弱决定了其规模的大小。所有的变态异名，皆不出此范畴。因岳麓、嵩阳等四大书院过于有名，以至于在众人的认知中，拥有教育功能的方为“真书院”，其他无非假借其名罢了。事实上，一种类型的事物，其中有代表性的个体会提高整个群体的声望，但同时亦会遮蔽其他小众的类型，而影响人们认知的可靠性。比如古代有一种书院实际上主要作为庐墓之所，此类书院乍看颇令人费解，似乎与普遍意义上的书院相去甚远，但考虑到其私人属性与知识的生产传播相结合，也不难理解其作为精舍式书院形态的一种变体的合理性。如朱熹所建寒泉精舍是为亡母守孝，按礼制需服斩衰，时间长达三年，在如此漫长且不可安排琐事的情形下，读书授徒，著书立说，以慰哀思，即成为学者不违礼制的较优选项。此处虽为庐墓之所，其主人在守孝的同时，亦著书立说，与师友交流学问，书院主要是私人性的，但显然有一定的公共性在其中。宋至清的精舍式书院，最能体现承自汉唐的私人讲学精神，其中亦渗透着古代学术传承与发展的脉络与精神。

总而言之，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与科举、思想、文学、地方社会等领域发生了深层次的互动，我们若以书院文献的辨析与研究为基础，不断拓展书院文献范围，将会极大推动书院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

推动书院研究走向深入

书院文献，是记载书院发展历史、教学管理、建筑功能、师生活动等相关内容的文献。按邓洪波教授团队之分类与统计，书院文献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分为专书文献和单篇文献。书院专书文献可自成一体，内容丰富，宋元时期书院专书文献较少，有近十种，明代大量增长，近200种，而清代则达数百种。书院文献按照内容可分为六种，即综合体现书院历史文化与规制的书院志，反映书院讲学与学术活动的书院文集、诗集、讲义、会语、语录，反映书院教学的课艺、日记、同门录，反映书院制度的学规、学则、会规、规条、章程，反映书院藏书、刻书的目录等，显示书院刻书成就的大型学术著作。这些文献记录着书院的历史进程及其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与学术事业，能够比较系统地呈现书院的悠久历史、内部规制、多种功能、文化内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

《中国书院文献丛刊》所收录皆专书文献。现以宋代书院文献为例，谈谈单篇文献的特点及常见问题，以作元明清单篇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之参考。

宋代书院文献总量在350篇以上，笔者迄今已搜集整理了超过110万字的宋代书院文献，按照类别，将宋代书院文献分为书院记、奏札、奏状、诏令、诗文、序、辞赋、碑铭、人物传记等，文献来源有正史、宋人文集、宋人笔记、宋元明清时期方志、书院志、家族谱牒、传世及出土的碑刻等。在众多书院文献中，书院志为记载书院沿革、建造、艺文、学田、祭祀藏书等文献的专门史志。与明清书院研究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宋代书院无专门史志传世，皆为散存各处的篇章，因此宋代书院文献的研究需建立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之上。

书院志是书院信息最为集中的文献，对全面了解一座书院具有颇高的价值。通过辑考发现，文献中仍可寻到部分宋代书院志之断篇残章，此类只语片言亦可管窥其部分特点。以笔者所考，宋代书院至少编有《南湖书院志》《白鹭书院志》《南溪书院志》《莱山书院志》和《延平书院志》五部书院志。其中《南湖书院志》为寿昌军南湖书院之志，其藏书目录为宋代书院所仅见，可谓沧海遗珠。

在种类繁多的书院文献中，书院记存量较大，内容丰富，包含着较多的书院建设、发展过程、内涵设定等信息，最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书院文献。目前学界对于书院记使用较多的是宋人文集中的部分，而较少注意到散落在方志中的，且其数量亦可观。部分散落于方志中的书院记，或未注明作者年代，或误记作者年代，此为辨识造成一定的困扰。如《（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六载有“明严万全”《柳溪书院记》，然《（同治）泰和县志》卷十一言严万全通过绍兴二十三年癸酉解试，《（正德）瑞州府志》卷六、《（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一均载严万全为宋上高县县尉。且记文中有“德卿始辟庐左为家塾，以专讲习”语，以此知记文作者严万全与书院创建者陈德卿较熟悉，《（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六云陈德卿曾通过宋淳熙十三年丙午吉州解试，故可知《（光绪）江西通志》认为严万全为明人显误，此书院记为宋人所撰无疑。柳溪书院可作为研究宋代家族型书院的一个重要样本。

书院记文之外，尚有如请状、谢表、敕令、书信、上梁文等其他文献。如宝祐三年知军事吴革撰《道源书院请敕额状》、咸淳三年冯梦得撰《将乐县奏立龟山书院疏》、端平元年赵善璙撰《濂溪书堂谥告石文》、柴望《崧山书院上梁文》、佚名《书坊同文书院上梁文》等。整体而言，书院记的研究成果较其他文献为多，上梁文亦有专文研究，但书院诗赋等与书院相关的文学体裁则缺乏深入性的研究，其中有不少诗文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另，宋代书院诗歌有200余首，赋有数首，虽为文学作品，其中所言未必是信史，但亦可作为书院研究之参据。

对于书院文献而言，判断其准确与可靠性，不可以文献产生的时代为绝对标准，而需进行具体辨析。关于宋代书院的相关记载，部分研究者认为明清方志等后世文献多不可靠，不可多加使用。方志在编纂和流传过程中，或因主观、客观因素，会产生较多讹误，进而影响其可靠性。诚然，史料发生时间与史实愈近，其可靠性愈强，然宋人笔下的书院文献亦不能完全保证其所载信息的准确性。

部分书院存在书院记等相关文献仅存于个人文集，而方志中相关信息阙如的现象。今日研究宋代史实，众多文献需从元明清方志中搜集。当代人记当代事，准确性无疑要高于后世的追述，因而宋代文集中的书院文献一般情况下较后世更为准确。不过，作为史官的非重点关注对象，正史对宋代书院的记载寥寥无几，部分宋代书院的资料仅在宋代文集中可循其迹，后世方志及其他文献并未传抄下来。而此类失传的文獻，以家族书院为多，此为宋代书院文献的一个特点。如位于泗州盱眙县的盱山书院，迄今所见信息，仅有南宋包恢所撰《旴山书院记》一篇。从书院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盱山书院为唐准集全族之力而建的家族书院，讲堂、斋舍、廊庑、厨房、浴室齐全，其匾额“旴山书院”四个大字为朱熹所书，书院山长为唐准，其下设有堂长、学长、斋长等职，学生主要为家族子弟，十步芳草，规矩森严，有考课等制度，盖以举业为主。宋代家族书院一般规模不大，影响范围仅限于家族或者同乡，因而相关文献较少，存于今者更为少见，文集中的此类书院记为我们了解家族书院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对于方志中的书院文献，众多研究者认为方志编纂者往往因“好古”之情结，而故意将书院创建时间往前推移，造成诸多元明时代的书院误入宋代书院行列之现象。诚然，宋元以后的方志中的确存在此类现象，但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就会发现，此类现象并不普遍，正如方志编纂者将宋代书院误入明清书院行列中一样，更多的是史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偶然的讹误。宋代书院文献中，时而会发生宋人书院记与元代方志记载之抵牾的现象。此因在宋代，一个机构并非如今日之组织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可明确其相关信息，书院作为一机构，绝大多数由祠堂、讲堂、学田、斋舍、山长堂长厅、庖湢、周垣等多个部分组成，间或非一时而就，因此文献关于其记载，描述部分侧重点不同，以致产生分歧。宋之书院入元后，绝大多数被官府接收，并改为官办书院，连众多较小的书院亦派山长管理，因此元人对书院的理解标准更高，其认为书院建筑未完备，学田尚未完善，因而并不能认为已建成。两代人理解不同，并无正误之分。

从以上论述与辨析来看，单篇书院文献较为分散，且数量庞大，对其搜集整理与分析存在一定难度。若将此类问题置于明清书院文献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将会倍增。因此，在现有学术研究条件下，欲推动书院研究，需以书院专书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主，此为最佳选择。

首次全面揭示现存书院文献面貌

《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为最新一批书院专书文献，规模与形制均与前两辑相同，仍主要以影印形式出版100册。此为邓洪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一批研究成果。邓洪波教授数十年来专精覃思，孜孜矻矻，出版了《中国书院史》等20余部书院研究著作。“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兼具整理与研究，以影印、点校两种方式，将“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构建起来。该项目体量巨大，是对古代书院文献的通贯整理与研究，无疑将推动书院文献及书院史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该项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及前两辑的编纂与出版，具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

首先，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书院文献从初级的局部整理进入到体系化的整理研究阶段。书院文献较早的整理成果有199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赵所生和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该丛书选收影印中国历代的书院志等115种，主要包括书院志和课艺两大类，此可视为书院文献整理的初级阶段。而今邓洪波教授团队在影印书院志、课艺、藏书目、章程等文献之后，陆续出版《中国书院文献荟要》《中国书院文献总目提要》等，此类整理、点校、研究成果彼唱此和，形成了完整的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体系。

其次，该丛书是目前整理较为彻底、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书院文献汇集。据邓洪波教授团队统计，中国书院专书文献总量在2000种以上，其中亡佚约500种，存世1500种左右。《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即其中1000余种的存世书院文獻，将分十辑陆续影印出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书院文献内容，研究团队仿《四库提要》撰写了数万字的提要，不仅著录了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存缺卷数，还将馆藏单位以及书院沿革等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团队又择其中尤为重要者约150种点校出版，成《中国书院文献荟要》。故该丛书乃第一次全面揭示了现存书院文献的面貌，并进行了深度整理。

再者，该丛书对部分书院文献进行了及时、抢救性的整理，保存了部分珍稀的专门性文献。其中部分文献史料价值较高，不仅仅在书院研究领域，与文献相关的研究者亦值得深入研读。如《丛书》第三辑第90册影印杨树达撰《求实书院读书札记》一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稿本〕。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云：“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心有所会，则笔之于书，以为至乐。忆公元一千九百年，即前清光绪庚子年，余入求实书院，有《读书日记》。……除偶因病缺记外，日日有记。”书院文献中，学生个体每日学习生活记录较为罕见，而作为一种嗜好，杨树达每日所写日记，无疑成为研究近代书院生徒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此前，2021年出版的《杨树达日记》为1948—1954年间日记，已引起学界极大重视，其中存留了杨树达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记录，与陈寅恪、郭沫若等学者书信往返内容，乃至对当时著名人物的品评等，此《求实书院读书札记》必将成为学者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的第一手极为生动的资料。

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在书院文献和书院研究史上的特殊意义。不过，若求全责备，古籍整理难免存在瑕疵。在翻阅第三辑及前两辑时，发现部分文献编排似有不便阅览使用之处。如书中存在同一书院文献而见于不同辑目之现象。如《白鹿书院志》嘉靖本见于第一辑第68册，而乾隆本则收录于第二辑68—70册。第三辑第54—58册收录清杨念棨《紫阳书院课艺》十五卷、《续编》一卷，而清潘遵祁等编《紫阳书院课艺》及续编、三编至十七编却收录于第一辑第18—30册。《正谊书院课选》收录于第一辑第30—33册，34册尚有《紫阳正谊课艺合选》，然第三辑第43—45册又收录《正谊书院小课》、课作、书院志三类文献。诸如此类，若将同一书院之志、课艺集中排印，可能更便于检索、对比阅读。

当然，瑕不掩瑜，我们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一方面，《丛刊》规模较为庞大，整理之任甚为艰巨；另一方面，《丛刊》所收录诸多文献版本复杂，同一书院文献或难同时毕集。整体而言，《丛刊》对于书院文献体系构建之功史无前例。

与研究著作相比，文献整理是多劳而少功的工作。置身于学术发展史来看，绝大部分领域的论著和论点代有更迭，随时代演进而不断被裁汰，但那些经过学者悉心整理的文献，特别是基本文献，常被学者置于案头，日月经天，成为本领域研究的基础和各种思想生发的源泉。从此意义上讲，回归文献，不断回到历史现场，方能汲取前进的能量。

（摘自2023年3月30日《光明日报》。作者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

■ 本栏编辑 朱湘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