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江南士人的北游与接纳元朝政权的心路

2024-04-23 17:25熊海英李立人

江汉论坛 2024年4期

熊海英李立人

摘要：汪梦斗是元初北游南士之一，据《北游集》考察其北上路线，发现他经行故宋和金、辽国土时心态情感也随之变化。北游经历使他与北地建立了现实联系，又强化了其江南儒士的自我意识。是否出仕新朝，汪梦斗内心矛盾，主要缘于其学术在大都未获响应，又背负着能否坚守节义的精神压力；但主张和平顺应的历史观、中国九州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观导向他接纳新朝。汪梦斗最终以在家乡讲学弘道为职志，这是他出任元朝儒学教授的价值支撑。摆脱遗民视角遮蔽以观察南士北游现象，发现他们有功于推扩江南儒学在元朝的影响，有利于元朝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维系、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

关键词：元初；江南儒士；北游；汪梦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元代江南文人社集与诗歌”（18AZD031）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4-0092-10

元灭南宋，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的局面。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北方，随后出现江南士人北游现象。第一批赴大都的是亡宋朝廷高级文官组成的祈请使团，其中家铉翁持节守志，他羁留在北时作《则堂集》演绎了赵宋王朝落幕的悲歌。（1）随着元朝统治逐渐稳定，曾为故宋旧人的江南文士面临着关乎文化、政治和社会命运的重新选择，不少人北上寻找机遇和前途。据学者统计，元代北上南士达163人之多（2），他们或应荐举，或投幕府，或上书干谒，或游览观光，往往以日记、诗词记录相关行程经历与感想，北游纪行书写成为独特的行旅文学景观。郑思肖对此现象有所议论（系年为宋德祐九年，实为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

虽闻隐南游北之士，多做日录，书所闻见游历记述颇详……苟非其人，立论必不正，史之反不如不史，盖无谬见、谬语、谬事以误后世也。（3）

他从宋遗民的角度强调江南士人北游书写具有存史意义，北游现象及相关文学书写的确为考察由宋入元士人群体心态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徽州文士汪梦斗（字以南，号杏山）应礼部尚书谢昌言推荐北上大都。他把往返于家乡和京城、“客食二百七十日”行程中所作诗文结为一集，命名为《北游集》，共收诗131首。（4）据汪梦斗自序，《北游集》包含日记和诗歌两部分，汪梦斗写作时有所分工和侧重：

天时之寒燠，地里之险易，人情之美恶，物产之丰俭，风俗之醇驳，虽不能尽知，有所知，随而笔之，目为《北游日志》。至于悲伤怀感，忧惧愁叹，不能自已，又每见之诗。与夫见人以詩为贽，以及白事述志，皆不能无诗。初亦杂录之志中，或谓冗长不雅观，因别为此集，亦目为《北游》，非无意也。

日记主要记录经行之地的气候物产、地理形貌、人情风俗等情况，诗歌则抒写道途之感慨伤怀，或与人唱酬。日记作为一种“非典型性文章”（5），形态灵活，适宜这种长途漫游、时空变化背景下的写作，也适宜于翔实而有连续性地介绍各地风物民情。将诗歌系于时、地以记录行迹的理念上可追溯到苏轼，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在给钱塘主簿陈传道的信中建议他纵游山水并作诗：“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6）。南宋中期陆游《入蜀记》、范成大《骖鸾录》等行记皆以诗文配合，收到史地互证的效果。汪梦斗北游诗作本是“杂录”于日记之中，纪实兼以抒情，后来诗歌厘出纂为别集。汪梦斗自言“集中题意未尽者，与日志参考乃可互见”，可知日记记事议论更详，惜《北游日记》已佚，汪梦斗北游相关事实只能从诗歌大致推测了。

汪梦斗及其《北游集》作为元初江南士人北游及书写现象中富于个性的代表，早已受到一些学者注意。（7）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中有一则专门谈到汪梦斗《北游诗集》，尤称其序“可观”。（8）近年元朝南士北游文学的相关研究也多言及汪梦斗。既有研究一般对元初南士按出处行迹分类，基本态度是肯定隐处者，否定降元者，谅解遗民出任儒学教授，以及第二代出仕者。总体上强调南士排斥元朝政权的民族立场，对北游文学的考察也从属于南宋遗民诗史的宏大叙事。（9）这代表一种基于“忠诚节义”道德标准的社会评价。不过就朝代鼎革之际遭受命运之轮碾压的江南士人个体而言，是默然承受、奋起抗争或是择善而为，个人的品格节操、国家和文化兴亡如何取舍、孰轻孰重，一定存在多重考量，并非在舍生取义做烈士、卖国求荣做降臣两条路中二选一这么简单干脆。尤其是随着新朝根基日益稳固，南宋遗民不可能逆天改命，大多数最终顺应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仅就出处行为做是非评判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我们之所以关注以汪梦斗为代表的南士北游及其书写现象，是认为北游经历促使当事人某种思考的深入和转变的发生，进而决定其入元的处世姿态和价值取向，这个北游行为是有意义的。北游诗歌则是作者内在感受和思考的当下、直观反应，使我们今天能循其心曲，深入理解把握其思想转变的根源和趋向。以此笔者基于《北游集》诗歌文本，首先考察汪梦斗北上行程的路线及其沿途观光的感受，进而根据汪梦斗学术思想、政治和历史文化观念，辨析其与身处现实的矛盾冲突、沟通认同过程，从而理解在面临历史变局、重大转折时，南宋士人精英的知识范畴、观念体系如何作用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做出关系到国家和文化命运的抉择，从较高层面重新审视元初北游南士群体及其行为的历史意义。

一、“禹贡九州行半矣”——汪梦斗北游路线述考

汪梦斗从家乡出发到达大都，一路要经过故宋及其敌国金和辽的领土，旅途劳顿，心情也不平静。《北游集》自序述其北上路线为：“自吴适楚，入宋、入鲁、入齐、入赵，以达于燕；出扬，历徐、历青、历兖、历豫、历冀，乃至幽……盖《禹贡》九州，所履者六。”依据集中诗歌，可大致勾勒汪梦斗北上行程为三段，第一段路线是：绩溪—旌德—泾县—当途—江陵镇—金陵—真州镇—仪真—扬州—宝应—山阳—淮河渡口。此段路程从安徽绩溪出发到淮河渡口，旧属南宋境内。从汪梦斗专门言及在金陵“僦舟”来推断，他从绩溪到金陵走陆路。随后从金陵船行到仪征舍舟，至扬州专程拜访了陈月观。从绩溪出发时是春天，一路上“轻轻拂面有和风”，见溪边“杨柳深青杏浅红”（《旌德道中即事》），颇觉闲适。到泾县登琴台，发思古之幽情曰“千古佳名唤行客，骑鱼何处访琴公”（《泾县琴台》）；在当涂道中沐“兰草风”，食枸杞叶《当途道中社》。扬帆于长江时，口占组诗六首，心境悠然，“风顺帆心饱，潮平棹尾收。拥书人自卧，一息到真州”（《金陵僦舟渡江至仪真登陆》其五），不经意间已过江登岸。

似乎一到长江北岸，出游的欢悦就戛然而止。江北花期较迟，正值清明又多风雨，汪梦斗便生出“百岁半生多别离”（《枕上漫成》）的怨叹。面对长江，汪梦斗也不例外地回想起六朝时南北分裂，隔江对峙，繁华竞逐、悲恨相续，吟道“当年衣带水，元不管兴亡”（《金陵僦舟渡江至仪真登陆》其三），“野花不识兴亡事，故故撩人为送香”（《宝应城北门外登崖散步》），深慨自然天道对人世翻覆的无情旁观。有意味的是，南宋旧与北国以淮河为界，因此宋人有诗“船过淮南岸，心如已到家。何常异风景，正尔辨戎华”（10）云云。而汪梦斗此时尚在长江北岸，回首就是江南，意念中却似已流落异国：“他乡逢冷食，故国隔长江。”（《清明》）这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缘于开庆年间与元廷的鄂州之役以后，南宋实际控制的领土已被大大挤压，长江成了事实上的边界，因此渡江感觉几同于渡淮。

汪梦斗的第二段行程如下：淮河—桃源县—雀杼镇—宿迁—邳州—吕梁洪—彭城—沛县—鱼台—济州—汶上县—东平府—茌平县—高唐州。这一段路途在亡金境内，原是北宋旧土。不同于他初登长江北岸的陌生感，也迥异于南宋使金文人到达北方失地时的挫败与失落感，汪梦斗诗中洋溢着踏上故土的欣喜：“旧国当年阔，暑风今日生”（《夜泊宿迁上流》），“水心石人立，遥望似相迎”（《桃源县过崔杼镇即事》），感觉一切都在迎接自己归来。此时汪梦斗将自己置于何种身份呢？真是耐人寻味。

由于南宋与金国以淮河为界，汪梦斗对淮北的实际情况全然陌生，在济州一带甚至一度迷路（《明发鱼台至古城或云即旧济州未详》）。但心理上强烈的接纳愿望驱使他有意识捕捉与江南近似的风景：

山行却似江南景，更有群鹅浴碧澜。（《沛县道中》）

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承载着集体或个人记忆的景观会直接促进人与地方关系的建立，进而建立人对地方的认同。”（11）汪梦斗极力将此地风景类比江南，个人的“江南记忆”成为他认同淮北的切入点，同时也牵起绵绵乡愁：“檐外众山供远碧，却思乡景下楼迟”（《东平府登飞云楼啜茶》）。在现实空间与记忆中江南空间的交错叠加中，汪梦斗格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江南士人身份。

当然，最吸引汪梦斗的还不是美似江南的自然风光，而是中原大地的人文名胜。当他路过上邳永丰桥、彭城黄楼、汉高祖歌风台庙等遗迹时，史书上的记载自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欲从圯上寻黄石，今有何人孺子如。（《下邳永丰桥舟过其下有感》）

风卷黄沙尘拂面，有人尚忆老坡不。（《彭城有感》）

寂寞彭城非昔比，风流何处觅曾孙。（《吊后山》）

大风不起人非昔，台下滔滔泗水春。（《汉高祖歌风台》）

鲁国遗风无仿佛，矢鱼以后几纷纷。（《登鱼台读唐梁至金人碑有感》）

张良下邳受书，苏轼黄楼抗洪，陈师道任职彭城，刘邦斩蛇起义，后梁王彦章殉国……这些史实早已沉淀为读书人的集体记忆。汪梦斗此前从未亲临、目睹，而今到了此地，他便要一一验证：“三亭二闸依然在”（《吕梁洪读宣和碑》），“故国山河今尚在”（《道过荏平县感马周事》）。南宋士人对中原这个历史空间的心理容纳和认同，从识字读书之始就已牢固建立，当汪梦斗摩挲残碑断碣之际，他深深抱憾的是金人百年统治导致先贤遗风荡然，古迹旧事湮灭，华夏文化传统断裂。

第三段行程的终点就是大都：高唐—御河—景州—雄州—涿州界—宛平道—京城。这段旅途在幽燕地区。自从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此地即成为宋辽边境要地，以白沟为国界。待汪梦斗来到此处的时候，南宋故土也已失去了。“凄凉路入古神州，况复驱车渡白沟”（《柯山赵公屡更麾节多在浙东西皆有美政……口占三首奉呈资一笑》），双重黍离之悲，伤如之何！此外幽燕之地的气候和环境恶劣令汪梦斗倍感不适，其诗极写大漠风沙与严寒干燥：

有山无水山枯槁，有水无山水汗漫。此处无山亦无水，风沙卷地鼻生酸。（《道中不见山水》）

辘轳无处汲甘泉，恼得相如肺疾生。（《道中渴水》）

晓风刮骨似严寒，漠漠吹沙塞鼻关。（《晓入涿州界看太行山》）

汪梦斗历二百七十日终入都门。京城作为一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民众心目中向来是庄严繁华、气象万千、令人神往之地。然而眼前一切都令他失望。《入都门漫赋》道“新邑由来草创初”，因為定都未久，尚不及建筑施设。“省署朝衣杂狸鼠；市廛人迹混龙鱼”（同上），朝堂人物猥鄙，无轩昂气概，市井士庶相杂，无温雅行止。大都的气候也不宜人，夏天炎热甚至超过江南，环境更十分肮脏：“谩说江南暑郁蒸，渠知此处烈于焚。团蝇对面如楼子，虿蚤侵肌似锦文”（《暑中》），令人片刻难安。汪梦斗试图在此地寻找中原文明、儒家教化的痕迹，而“岐阳石鼓无由见，深锁儒宫碧草春”（《经行旧城过宣圣庙欲看石鼓不得入》），（12）无缘得见，空留遗憾。虽然人处大都，意中只觉荒芜。“望时已近行难到”（《入都门漫赋》）正写出汪梦斗心理上对元廷新朝的困惑与疏离感。

汪梦斗在大都停留了40余天后踏上归程。据舒《跋汪杏山北游诗集》载：汪梦斗“授郡文学，归以将仕”（13）。《宋史翼》亦记为“遂拟将仕郎，教授乡郡”（14）。有了来程的经验，归途非常顺利；也许有得官的原因，或是思想上已有定见，诗人心情也颇安闲。归程路线为：京师—范阳界—郝庄—贝丘道—东平道—汶阳—鲁桥镇—耿山—彭城—吕梁洪—桃源—山阳—邗沟—龙潭—金陵—当途—绩溪。

在鲁桥镇遇涨水，恰便租船顺流而下；到达桃源县后，又从小清河抄近道“省路四十里”（15），身轻如燕之感溢于诗笔：

泗水阻小艇，孤汀恰水生。一炊云外熟，双棹雨中行。（《明发鲁桥镇舟行》）

水趁晚潮势殊顺，岸陈秋绿迹相亲。（《舟过桃源……至山阳》）

经历了大都生活的格格不入后，汪梦斗似乎迫不及待想回到江南。从《连日车行风寒》《睡中过彭城》等诗题可知，他对途中风物毫无兴致，只顾计数归程，风雨昼夜兼行。（16）才到淮南，便觉亲切：“过得淮来便是家”（《易舟泛邗沟有怀来涂》），“逢人便谓即乡人”（《舟过桃源》）。回顾其北上时，才渡长江便生出流落的凄楚；如今南归，甫越淮河就认作家山。这种心理体验及变化当然缘于此次北游经历。见识过天下广袤，现实修正了想象，汪梦斗心中对家乡、江南、中原与北方、都城、国家等地理范畴及其关系已发生某种程度的重构。

赴大都的行程可以看成汪梦斗入元的心路历程。对于北方土地和新朝，他有好奇和期待，也有失落与陌生感，最终建立了现实联系：真切感知到中原风土，并得到新朝的官职。对于江南，从出游之始的欣然自在，到渐行渐远愈觉牵绊；在对旅途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体验中切实意识到家乡与北方都城的“距离”，反过来强化了身份体认，迫不及待地回归江南。在这欲认同又疏离之间，汪梦斗有着难以开解的心结。

二、“来此无人同我意”——汪梦斗北游期间的内心冲突

汪梦斗北行至幽燕地区时，就已表现出对北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到达大都以后，不见巍峨宫阙、堂皇冠冕，也无清华人物、揖让礼仪，新朝帝都不但未能激起崇仰之情，反令他感到失落。本来天下初定，元廷正处于“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 （17）的时候，百废待兴又何必一味卑视之？深究其原，可能与汪梦斗的思想学术在京城未获知音和接纳，又背负恐遭变节之讥的精神压力有关。

自北宋以来，新安汪氏即为徽州望族。据胡枘《宋汪先生世家》可知，汪梦斗先世汪激、汪深在元丰末年与苏辙交游甚厚（苏辙元丰七年任绩溪县令）。（18）汪梦斗祖父汪晫为朱熹新安十二弟子之一（19），开禧年间曾与真德秀交游，还曾编纂《曾子》《子思子》各一卷，即传世《曾子》《子思子》通行本。另有《康范诗集》一卷传世。胡枘评价汪晫“奉身尊己，兢兢战战，死而复已”，里人私谥曰“康范先生”（20）。汪梦斗本人在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魁江东漕试，授江东制置司干官。（21）度宗咸淳间为史馆编校，与叶李等议上书言贾似道误国，随后即辞官“遁归”。（22）梳理今存零散文献，知汪梦斗在宋亡前后的主要活动是整理文献和讲学弘道。其祖汪晫《康范诗集》卷后有汪梦斗跋文，落款时间为“至元戊寅夏四月望日”（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跋文中提及甲戌年（1274年）汪梦斗曾向朝廷进献祖父所编辑的《曾子》《子思子》未果，而将其“悉留武林亲故家”；《北游集》有《简杨治中》诗，言及“当年北骑压杭城，奋起渡江寻旧盟”，则元军兵临城下时，汪梦斗正在江浙一带，还曾有所行动、试图勤王。《杏山摭稿》收有汪梦斗讲学语录《天理人欲·甲申五月朔紫阳书院讲》，其中言及“某向在云间义塾三年”，另有《绩溪县学舍冬至开讲丁丑十一月新学》言及“从华亭归”，可知他从华亭归来后，当年冬至开始在绩溪县学讲学。绩溪县学学舍于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毁于兵火，学基为镇兵营垒所据。据嘉庆《绩溪县志》记载，当地有一位张旂“与汪梦斗、胡遂孙、胡泳、高山辈各捐赀买地，于邑西建造殿堂斋舍”（23）。在贾似道当政煊赫之际，汪梦斗敢于直斥其奸；辞官后则亲身投入传道兴学，这种刚健硬朗、有所作为的品性想必来自理学世家门风熏陶、受乃祖汪晫精神之激励。

汪梦斗在大都时，拜谒了不少上层文官士大夫，得知元廷认为南宋亡国是由于崇奉道学所致，并且认为贾似道代表了道學势力。（24）出身理学名门、崇奉朱子学正统的汪梦斗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反思南宋亡国的教训乃是：“当时为不用真儒”（《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八首》其一）。

然而何者为“真儒”呢？元廷虽由西北民族主导，但忽必烈也着意网罗北方汉人儒士，较早的金莲川幕府即有赵复、郝经、许衡、郝天挺等有名学者或大臣，他们与元好问有师友渊源，推尊他为“一代宗匠”。（25）不过，汪梦斗对以元好问为代表的北方儒学很不以为然。在《留示逯云甫秀才》其二中，他批评道：

遗山诸老号儒宗，窃与余怀正不同。了得高吟犹小技，穷知实理是全功。

生民皆本诗书出，宇宙元包性分中。来此无人同我意，拳拳望子革颓风。

元好问重辞章之学，以文名擅一时，更以“诗人元好问”为自我定论。（26）程朱之学则讲性理、存天理灭人欲，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南北儒学的分歧实际源于宋金南北对峙时期所谓“程学行于南，苏学盛于北”（27）。元好问对程朱之学很反感，他在《东平府学记》中公开批评宋儒“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28）汪梦斗反对元好问的学术，实质是以南宋程朱理学对金元学术文化的争胜。不过此时渊源于金代的北方儒学在元廷影响比较大，从上述汪梦斗的诗意来看，他在大都的游说中并未找到知音、获得赞同。

元廷亲贵和官员崇奉佛教的也很多。作为坚定儒家信徒的汪梦斗在北游途中与人论学时，还针对佛家空寂之学做出斩截的批评：“辞章记览固虚文，兀坐枯禅亦异闻”，“吾道但从平实看，求之空寂便纷纭”（《次韵陈孝先制机论学》）。在大都，汪梦斗多次拜访一位高官赵良弼（29）。赵良弼信佛，汪梦斗前往探病问候时，作诗道：“心从空想尘无染，念到忘时气自苏。此说虽非儒所道，于中恐亦有工夫”（《问候赵签推》）。虽然有意迎合，承认空想悟入或是穷理的途径之一，终究因为它不合儒学正道而心有抵牾。

南北学术观点的差异影响了汪梦斗对于北方儒士的评价，更关键的是汪梦斗期待张大程朱理学在元廷的影响，却未找到能措手处，更勿论改造北方儒学，甚至建立以程朱理学为正道的思想文化新秩序了。《书感》将此失落之情表露无遗：

驱驰万里且归休，三十余年只漫游。已死舒何叫不起，霜松雪桂一山秋。

诗下自注云：“徽学近年惟舒公璘、何公坦大有功于学。梦斗在学时，松桂甚茂，今闻剪伐矣。”汪梦斗把松桂被剪伐视为正学大道将受摧折、逐渐衰微象征。他本来有意做舒璘、何坦这样弘扬正道的朱学功臣，可惜“此道今垂绝，何人可与谋”（《别方万里》其二）。

对于汪梦斗个人而言，处世姿态和社会风评是切身相关的问题。直到此时（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王朝仍然有人坚持抵抗，张世杰、陆秀夫等人辅佐帝昺、率领最后一批军民，与张弘范率领的大军在崖山激战。很多南宋遗民选择隐逸以保持道德气节，因此东晋因厌弃官场而归园田居、晋亡后不书刘宋年号的陶渊明成为江南士人追慕的典范。曾食前朝之禄的士大夫若出仕新朝，不可能不考虑将会面临何种舆论。

当初决定启程北上时，就意味着汪梦斗给了自己出仕新朝的选择。有一些信息可作为佐证。汪梦斗的大都之行有一位同行者名“安道”（30），据舒《北门张氏族谱序》所记：“恬，字安道，元有天下，版图归职方氏，率民来归，摄本邑令，转铅山、建德二县尹。”（31）弘治《徽州府志》卷8亦载：“张恬，字安道，绩溪人。元初版籍归附，授本县尹，转铅山尹，又转建德尹。孙怛荫补休宁县临溪税务大使。”（32）汪梦斗有诗贺“安道改授休宁尹，令郎仲坦祁门尹”，与事实大致相合。张恬在宋亡时即献城归降，此次北上当为转官进爵。汪梦斗与之同行并友好，二人心意大约并不违拗。舒《北门张氏族谱序》中还提到张恬的兄弟张旂“号方山，习书，广徳路文学”（33）。前文述及1276年兵火之后，他曾与汪梦斗等共同捐资修复绩溪县学学舍，则其在宋时亦是徽州地区有名士绅，入元当了儒学教授。

然而降元失节的行为必定为社会一般舆论所不齿。方回知严州时，元兵一到即望风迎降，以此长期为乡贤孙潼发排斥：

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图上于职方，复以总管兼府尹，终更犹留，居久乃去。前后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门。（34）

汪梦斗游大都期间，最亲近的人正是方回。二人为同乡旧友，阔别七年后聚首之际，故国已经沦亡：“衣冠屈辱但长吁，为笑吾徒事业迂”（《富春方史君万里与之别七年矣……道旧有感》），志向抱负何从谈起，二人但回忆家山笋肥稻香，以“迓续斯文，弘扬正学”相勉励。此时方回才到京城不久，汪梦斗则已决定“先还故山”。他称道方回诗才曰“清吟自足配严濑”，以唐诗人方干无愧汉高士严光相拟比（35），隐然表达效仿严光高隐的愿望。因此，方回在《次韵汪以南归途见寄》中推许汪梦斗：“身轻更觉马蹄轻，倦听昕堂讲鼓声。示病早能效摩诘，赋归真复继渊明。”（36）只不过汪梦斗内心深处的徘徊使得他对陶渊明始终怀愧：

不死虽然如管仲，有生终是愧渊明。（《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

三、“世推五运今何运”——汪梦斗接纳元朝政权的理念基础

汪梦斗对元朝政权的态度不像有些遗民那样激烈决绝，迈出北游的脚步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他已有接受新朝的思想准备。在经行中原、到达大都的九个月旅程中，其思想情感也发生了幽微复杂的变化，北游诗歌反映了这一点。汪梦斗最终接受了“教授乡郡”之职，如果将原因都归于求存谋生的需要似乎过于简单，毕竟士人作为社会精英，其知识理性在处世和处事时应发挥主导作用，本节拟探析汪梦斗思想理念中导向认同新朝的关键因素。

其一，汪梦斗持厌战思治、期待太平的历史观。汪梦斗过江陵镇，经秦桧墓时作诗感叹道：

力成和议得休兵，痛骂犹烦诸老生。拘执行人招覆灭，幸逃诛死罚殊轻。（《过江陵镇登秦申王坟读决策元功精忠粹德碑文有感近事而赋》）

据《宋史》记载，秦桧死后追封为申王，宋高宗御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37）。不过其主持与金媾和而丧权辱国，生前身后都为舆论所不齿。（38）汪梦斗站在南宋初权相的墓前，想起宋末权相贾似道轻率决定拘留元廷使臣郝经，开启战端，终致王朝覆灭，认为这位“决策”者更加罪无可赦。汪梦斗的议论体现了他政治上的主和倾向：即大宋和邻国与其战争，不如缔结协议、和平共处。这种倾向亦表现在他对北宋联金灭辽政策的议论中：

手斧当年自画河，圣人微意不求多。如何王蔡忘前事，可谓贪他却著他。（《雄州北城外过白沟河》）

吴若未亡齐未寒，辞人微意寓毫端。当时借为胥祠发，似诮诸人讣契丹。（《沛城北有伍员庙碑露立荒郊有感》）

北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划定白沟为界，换来了边境百年和平。但收复燕云十六州始终是君王的使命，徽宗时在王黻（1079—1126年）和蔡攸（1077—1126年）鼓动下，宋金结为“海上之盟”，最终引狼入室，导致亡国。宋室南渡以后对联金灭辽政策已有不少反省，汪梦斗北上途中探访白沟和伍子胥庙等历史遗迹，重提“唇亡齿寒”之说，表明其反思南宋亡国根源，将其归因于重蹈北宋旧辙——联蒙灭金。

对历史上周革殷命、蜀刘继汉等改朝换代的事实，汪梦斗议论道“蜀主未能重造汉，商孙不免亦侯周”（《口占三首》）。他看到世易时移，刘备不可能再造汉朝，而殷商后裔终须归附西周，似乎想说明历史大势已定时，逆天命而行终属徒劳。他在大都时注意到“近来粤客通南货”（《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其五），表明对南北流通、商贸繁荣的期待；北上途中经吕梁洪，他抚读宣和年间残碑，感叹“三亭二闸依然在，那得安流似旧时”，南下返程中《重题吕梁洪》则曰：“危争分寸地，只在折旋间。何似平夷了，轻舟利往还”，表露了厌乱思治，祈求天下安定的愿望。

其二，中国“九州”的文化地域观，“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汪梦斗接受新朝的理念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在，囊括“九州”。中国由“九州”组成，最早出自儒家经典《尚书》“禹贡”章的描述，历朝历代的读书人莫不接受这一观念。虽然现实中北宋时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南宋绍兴和议承认金占领淮河以北的领土，但从存世的两宋石碑刻和印刷的舆地图来看，“北方”在行政和文化上依然被认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只不过暂时失落于夷狄之手而已。（39）各种舆地图中天下九州的区划、东西南北四极、四渎五岳和长城边境的标识定义了中国的领土空间，建构了理想的王朝天下。尤其南宋以来，由于南北分裂现状，科举考试策对涉及军政、边事，需要相关地理知识和观念。而教育普及和书坊印刷的繁荣，使得名为《禹贡图》《华夷图》《历代地理指掌图》等的舆地图作为考试必读书传播广远（40），“九州”为基础的中国地理版图已深入士人理念。

在《北游集》序言中，汪夢斗写道：

余生于南，自少至长，冉冉老矣，而未尝得至于南之极。岷峨在吾舆图，而平生未尝西行。东至云间，见海矣，自以为东之极，今天下东必至登、莱才为极，足亦未至。而北乃直至秦长城下，则此游可以为北之极。且以余有生时言之，北至淮极矣，借得在全宋盛时，北亦止极白沟耳。今逾淮又逾白沟，信乎此游为北之极也。吁，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

与绝大多数南宋士人一样，汪梦斗对于天下地理形势的直观认知来自“舆图”。然而舆地图所展示的中、东、西、北岳等四岳，四渎中的黄河和济水，九州中的扬州、徐州、青州、兖州、豫州、冀州和幽州等均位于北方，宋人南渡后就只能通过舆地图想象：“当年图上看中原，欲渡长淮梦断魂”（《舟次比屋》）。每一次观看舆图，都会激发历史记忆和对神州的牵萦眷恋。汪梦斗北游“禹贡九州行半矣”，通过亲历目睹领略中原北地风光，与向来存在于历史上、书本里、地图中的名称建立了现实的感情联系和心理认同。与此同时，他对国家边境的认知也一再被突破、又重构。对于南宋人而言，出了洪泽湖、进了淮河已走到中国北面的边境了，正如杨万里《初入淮河》所言：“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即使是在北宋盛时，能抵达的北之极点也就是白沟。当汪梦斗跨越淮河、来到白沟，他感叹道：“何事却狂游。直驾驴车渡白沟。自古幽燕为绝塞，休愁。未是穷荒天尽头”（《南乡子·初入都门漫赋》）。对于南宋人而言，边境是多重性的存在：淮河是现实中有军事防御的边境。白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边境；而舆图上还有一个历史上的理想边境——长城。（41）两宋时期并没有连续性实体城墙存在，秦时修建的长城却一再出现在两宋各时期各类型的舆地图中，它“不仅是一道抵御外寇的城墙，更是区分华夷的标志性建筑”（42）。汪梦斗终于“身到嬴秦古塞垣，茫茫禹迹故皆存”（《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其五），看到新朝天下呈现为儒家经典和禹迹图上的理想样貌，他由衷感叹：“信乎此游为北之极也！”也由衷怅惘：“世推五运今何运？”（同上其三）

所谓“五运”，是战国末期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理论，用“五行相胜”来解释朝代嬗递，把历史看成一种整体的发展，一种内在的必然。《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则有“大一统”之说，指周天子统一天下各地。到北宋时，杰出的史家、儒学名臣们在此基础上，将“正统”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欧阳修提出以“德”（至公、大义）与“迹”（封疆实况）为判断是否为“正统”王朝的标准；司马光则提出“不别正闰”的主张，认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43）。自此“大一统”成为宋代知识人稳固的政治思维。（44）北宋和南宋王朝的舆图都展示了一个土地和文明共同体的理想中国形象，而不是汉族和异族政权多国并立的实际形势，这正是宋人的中国“大一统”理念使然。南宋宁宗朝华岳向朝廷献《平戎十策》，仍以“合天下而为一家，合夷夏而为一统”（45）为王朝之理想，这种理想也是基于一种共同认知，即：南北两方自然归属于一个具有永恒空间特征的“中国”。也是在此认知基础上，汪梦斗呈诗于元廷高官赵良弼道：“我本郎君属部民”（《上赵签推》），因为他虽是女真族却取汉姓，爱好诗歌，又名父哲子、一门忠孝，接受与宋人共同的华夏文化。

既然“大一统”已经实现，崇尚“正统”的政治观使汪梦斗对新朝行王道，继承华夏文化传统产生期望：“相传帝统须求正，莫使王风久下衰。归去林间洗双眼，暮年要看太平时”（《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其六）。在北上途中和大都期间，汪梦斗拜访了一些开明大臣，如在金陵谒见按察使王炳和奥屯周卿（46），以“中原自古闻王猛，一道而今有范滂”“悬知此辈固清流”相勉励、相推毂，希望他们能够兴学弘道，廉政爱民。到大都曾作《近仁堂铭》干谒杜左司，因为“左司有堂名近仁”（《别杜左司》自注），离京时还以诗为赠：“他时重会无他说，敢问于仁已近无”，希望他能亲近儒学，仁者爱人。又以《万碧楼赋》干谒签推赵良弼，称许其诗才可继赵秉文。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背景下，汪梦斗行为动机当出于一种用夏变夷、以文化蛮、匡时救世的儒家意识。（47）

恢复中原、九州一统本是南宋人的热望，如今寰宇大定，即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汪梦斗心中纠葛，悲欣莫名。钱钟书特意拈出，将此心情与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所谓“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相比并（48）。汪梦斗本有向朝廷献赋的打算，最后却没有写成（《留示逯云甫秀才》云“未成班氏两京赋”），大概还是情感淹没了理性吧。

四、“吾道不可使之晦”——汪梦斗北游的终极诉求与心理依归

在易代的历史大变局中，士人作为南宋社会的主体，各自扮演了不同角色，作出不同选择。大英雄大忠臣为之死节，不惧牺牲，如文天祥、陆秀夫千古流芳。对那些贪生怕死、为了利禄望风迎降者，当时或后世亦有公评。大批南宋遗民因亡国椎心泣血，或隐处田园、或遁迹山林，不接受元廷统治。不过，悲恨抗拒的心情终随时间化解，他们的第二代也同于大多数沉默的顺应者认同了新朝。相较于这些遗民，宋亡以后北游的士人如汪梦斗者，可视为理性面对现实，主动解决思想矛盾、想要把握命运的一群人。故北游返程中，汪梦斗写道“亡国恨何极，余生计尚长”（《呈隆兴总管王都水友直》）。

在北上途中以及大都，汪梦斗与不少降元为官的江南士大夫有交游接触。除方回以外，还有杨治中、留梦炎、丘舜臣、张安道、谢昌言、陈孝先等。总体来看，他对这些仕元者态度友善，对其降元原因表示体谅：《上故相留公》曰“身逢今日多休問，事在当年偶少思”，《简乡人丘同知舜臣》曰“不爱一身死，以全千里生”。或为官卑者不平：如《简杨治中》曰“不应班爵独公轻”，安慰丘舜臣曰“心白天应见，官卑自莫争”。族人中有欲仕元者汪梦斗亦表祝愿，如《送宗人熙甫入都》曰：“栖栖我辈只如斯，壮矣如君百倍宜。若是胸襟合西豹，未应位置下丘迟。”汪梦斗的善祷善颂当基于其对元廷接纳程度较高的心态，不过，这些人中真正与他关系较深的只有谢昌言和陈孝先两位，从其交游诗可以稍窥其心事。

汪梦斗赴京是受谢昌言推荐，到大都后有《见礼部尚书谢昌言》诗：

曾将鸿笔冠群英，自是峨眉第一人。执志只期东海死，伤心老作北朝臣。

叔孙入汉仪方制，箕子归周范已陈。盛代鸿文犹待草，正须自爱不赀身。

谢昌言曾为蜀地科考省元，首联推崇其才学。颔联上句用鲁仲连蹈海、宁死不受屈辱的典故，下句化用司空曙《金陵怀古》“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用事很切实，但诗意解读却有分歧。基于汪梦斗“不受官放还”的认知，钱钟书认为此联以鲁仲连蹈海反衬谢昌言仕元，从而表明了诗人自身立场，评此联曰“何言之无忌惮也！信乎元时文网之疏”（49）。清代万斯同则认为此联是汪梦斗自陈无法如鲁仲连般节烈，无奈地做了元朝的子民。（50）归结起来，诗意分歧其一在于“作北朝臣”是指谢昌言还是汪梦斗自指。其二在于诗意是陈述一个与心愿相违的事实，还是有意讥讽。但颈联用叔孙通为汉朝创立规制，而箕子传洪范九畴于周武王的典故，都包含了以南宋与元朝递嬗为天命，隐然寄望于谢昌言有所承担，使华夏文化正统得以继承推广于新朝。尾联表达激励和珍重之意。结合上节所辨汪梦斗之政治理念，以及他实际出任了儒学教授的事实，则颈联并无嘲讽之意，反而相当平实而深切地表达了对谢昌言仕元心态的同情之理解。

汪梦斗在北上和南归途中经过扬州时，都专程拜访了一位友人陈孝先，其人名应子，号月观道人（51），在南宋曾任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汪梦斗与他“高斋聚首”，论学唱酬（《次韵陈孝先制机论学》），“绕榻图书春睡醒，一灯风雨夜谈迟”（《山阳寄陈月观》），十分投契。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收“陈月观”佚诗6首，据卞东波考证，陈氏或为金陵人，咸淳七年（1271年）进士，宋亡后或漫游北方。（52）此外，仇远有诗咏及陈孝先，将他与方回、龚开、史敬舆、胡之纯并提。（53）《鲜于府君墓志铭》有“扬州儒学教授陈应子既为状其行实，愿以埋铭为请”（54）的记载，而张之翰有诗《寄陈月观》曰：“淮南一学费支撑，淮北诸公问姓名。红米黄虀徒自苦，青衫白发向谁荣。恶常有蔓何时绝，谤本无根到处生。最好风轩几竿竹，为君高枕作秋声。”（55）故知陈孝先入元曾为扬州儒学教授，虽安贫乐道，却遭受谤讪，或与其出处有关。汪梦斗南归时再次拜访陈孝先，据其赠诗“倦客秋帆归较迟，亦闻采藻鲁侯池”句意推知，在其北游期间，陈孝先也有干谒之事（56），因此汪梦斗说：“君非能出不能处，心事相同因得知”，表达了对陈孝先的理解，毋宁说也是自我表白：并非不能退隐，只是内心有更重要和长远的追求。

汪梦斗不是沧海横流的时代英雄。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使其能够理解和接受改朝换代、元朝统治中国的事实。但是要作出仕的决定，势必要有道义的支撑，符合其一贯的价值观，才能解决内心冲突，并对社会作出合理解释。汪梦斗在《绩溪县学舍冬至开讲》中这样表述：

讲学与仕宦不同，古人遭艰可以不仕，未尝可以不学。……遭时之艰，勉强酬接，乱定苟活，已非故吾矣。承友朋之不鄙其愚也，欲起于倚庐，以先正教子之事为勉，然某终不能释然；而吾道不可使之晦，诸君之盛意不可辜。

他否定出任儒学教授是出仕新朝，认为讲学不同于做官。进一步辨明自己之所以出来讲学，是不欲辜负朋友以光大儒道的事业相托付，因此选择有所承担。笔者相信这并非矫饰之词，早在北游时，他有诗与张安道论学：“世儒多误入旁门，默坐求心谓道尊。知不兼行无实力，体非有用是空言”（《寄安道》），可知其学术宗旨乃是知行合一、体用不二。这也是为何他与道学讲友陈孝先诗强调并非“不能处”，是因为还有共同的责任要担当。

“谩言足迹半天下，未必诗名所在传”（《竹筱村店肆笔》），汪梦斗《北游集》诗歌属于晚宋江湖体，未用心于研炼字句，语言浅切流畅而已。但将北方风物融入诗境，又移步换景，即景抒情，真实剀切亦属难能可贵。在南北分裂数百年后，汪梦斗重新踏上中原大地，探访古代遗迹：“一路尽皆怀古处，任城多有汉时碑”（《送宗人熙甫入都》）；抵达盛宋北境：“梦亦何曾渡白沟，今朝却作等闲游”（《丘舜臣遣人还乡托以家书时六月望因走笔寄主学胡君及士招学正诸同舍》）；万里漫游增长了见闻，“新诗收拾中州事，归与乡人细细谈”（《车行济州道中即事》），此时汪梦斗的思想情感、知识见闻与大部分只是读书于斋舍的江南士人已经不同。他自言“乱定苟活，已非故吾”，自觉担当“吾道不可使之晦”的责任，在“诸君盛意”推戴下，成为地方文化领袖。北游后汪梦斗的作为某种程度验证了学者所言：“通过突出旅行的道德、学问和文化功能，宋人加強了他们作为儒家君子、受人尊敬的学者和国家的文化引领者的地位。”（57）

宋亡后北游的江南士人群体中，汪梦斗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这群人在易代之际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解决内心冲突，进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北游书写是一面镜子、一幅缩影。在纪行和抒情之外，汪梦斗的北游诗歌相当平实地反映了他在北上过程中结交新朝官员，寻求交流沟通，向北方推扩程朱理学影响的愿望和努力。也是在北游中，他觉悟自己该向何处安身立命，而最终回到家乡、身体力行地推广程朱理学。至元十六年（1279年）汪梦斗在大都感到知音几稀，忧心“此道垂绝”；而延祐元年（1314年）元廷恢复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内容，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实现了道统归一。朱子学广域涵盖江南，悄然向北方浸润，终为元廷接纳，经历了三十多年，背后当然少不了汪梦斗这样北游而归南，以从事基层儒学教育为职志的士人的持续努力。

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中国领土上的分裂已成过往。士人群体中的一些人转向对新朝秩序的认同。将此现象一律地视为屈服和依附过于简单，应该看到背后潜在而深刻起作用的因素：其一是“大一统”政治伦理观已成为宋代士人稳固的习惯思维。其二，天命或革旧从新，但维系华夏文明、承载文化中国的道统不能断绝，薪火相传是士的责任。像汪梦斗这样崇奉程朱之学，富于使命感的江南士人精英与元朝政权的合作，对于13世纪以后统一帝国的形成和维系、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8）或许这才是元初南士北游的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所在。

注释：

（1）参见闫雪莹：《亡宋北解流人诗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2）元代江南士人北游现象相关考察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黄二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

（3）郑思肖：《大义略序》，《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190页。

（4）在这 131 首诗中，《四库全书总目·〈北游集〉提要》已详辩《南园歌伤吴履斋旧景》为伪作；又据汪梦斗《康范诗集书后》称“梦斗家门薄祐，先考以丙子下世”，知汪父去世于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而《思家五首竹枝体》云“六旬余父身长健”，亦可断为伪作。本文中所举汪梦斗诗歌均据宋集珍本丛刊宜秋馆刻本《北游集》，讲学语录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北游集》下卷《杏山摭稿》，不另出注。

（5）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6）苏轼：《答陈师仲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8—1429页。

（7）现代学者中较早关注汪梦斗的当为宛敏灏，氏著《胡舜陟父子及汪晫祖孙》一文称汪梦斗“抗节不屈，盖忠贞之士也。”参见《学风》1936年第3期。

（8）钱钟书《容安馆札记》第313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又《宋诗选注》中杨万里诗《初入淮河》注释也提到汪梦斗《北游诗集》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9）相关成果主要有：王筱芸：《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该著第三章《元朝南方士人北游文学的王朝认同变迁与元朝认同建构》将南士北游文学与对元朝的认同相联系。杨亮：《从权力边缘到话语中心：元代南士北游及诗坛图景演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张建伟、陈慧：《论元初汪梦斗的纪行诗》，《晋中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陈彩云：《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民族研究》 2023年第1期。

（10）姜特立：《渡淮喜而有作》，《梅山续稿》卷1，参见《宋诗选注》杨万里诗《初入淮河》注释2，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1）袁振杰、马凌：《行走的记忆，记忆的行走：旅游体验与地方认同》，《旅游学刊》2020年第11期。

（12）岐阳石鼓是先秦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历代战乱中辗转播迁。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金国的燕京，元廷重臣王檝发现了被金国从北宋掳掠的石鼓，将其保存于宣圣庙中。

（13）（31）（33）舒：《贞素斋集》卷2、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4）（21）陆心源：《宋史翼》卷3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79页。

（15）汪梦斗诗题：《舟过桃源至下流近申刻，舟人欲取小清河出淮谓可省路四十里。既入小清河乘潮亟行舟去如，次早已至山阳》。

（16） “烧灯才了客天涯，秋过重阳未到家”（《汶阳重九》），“晓来乘雨过留城，屈指徐州一百程”（《舟次耿山喜霁》），“舟取北为近，川流泗最安”（《月夜舟行晚发吕梁洪下近更余到双沟》），“因知客路无多日，喜到家时恰小春”（《舟过桃源……至山阳》），“已入伊娄河里去，来朝稳稳饭真州”（《扬子桥》）等。

（17）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5页。

（18）（20）汪晫：《康范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9）施璜编、吴瞻泰补：《紫阳书院志》，黄山书社 2010年版，第191页。

（2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游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2页。

（23）嘉庆《绩溪县志》卷10《人物志·学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4）汪梦斗诗《富春方史君万里与之别七年矣离乱之后不意得聚首于此一见道旧有感》其三自注，曰“北方误以逆贾为儒而亡国，不知贾非儒也”。

（25）金亡之际，元好问曾向耶律楚材荐举五十四名金朝儒士，后多被元朝任用，其中有十五名载入《元史》。另参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6）参见脱脱等撰：《金史》卷126《列传》第64《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2—2743页。元好问临终遗嘱墓碑上刻“诗人元好问之墓”。

（27） “苏学”重点是苏轼的辞章之学，参见粟品孝：《“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28）元好问：《东平府学记》，《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728—731页。

（29）汪梦斗有诗《上赵签推》，自注“公尽得杜牧樊川故墅”，推知赵签推是赵良弼（1216—1286），其字辅之，号樊川，女真族，进士出身，元世祖时历任封疆大吏，卒谥文正，追封韩国公。《元史》有传。

（30）汪梦斗有诗《舟中与安道手谈遣日》《安道改授休宁尹令郎仲坦祁门尹再成小诗》《寄安道》。

（32）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

（34）黄溍：《盘峰先生墓表》，《黄溍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0页。

（35）汉代严光隐居在富春江，唐代方干是桐庐人，方回曾守严州。

（36）方回：《桐江续集》卷1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582页。

（38）参见岳珂：《桯史》“牧牛亭”条：“桧墓前队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當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19页。

（39）如北宋税安礼撰、南宋赵亮夫增补的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宋代曾多次刊印。其中注明“西川成都府市西俞家印”的刻本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共有各代地图44幅，上自帝喾，下至宋朝。第一幅是“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所绘并刻石的《舆地图》展示的仍是1127年之前的北宋领土，并标注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士解额、山口、族群和周边政体。参见黄盛璋：《宋刻舆地图综考》，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40）（41）（58）如元代理学家、儒学教授程端礼（1271—1345年）在《读书分年日程》中列举《禹迹图》《指掌图》为必读书。另参（比利时）魏希德著、刘云军译：《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第三章《舆地图中帝国的重建》之“南宋舆地图”；第五章《前现代边境的多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116、 212—259页。

（42）钱云：《宋代舆地图中对边界的表示及其含义》，《历史地理》2015年第1期。

（4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黄初二年”案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44）参见王水照：《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序论第二节《文学结盟思想的文化背景：崇尚“统”的社会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9页。

（45）华岳著，兰书臣、吴子勇注释：《翠微北征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46）汪梦斗有诗《金陵上王焕卿提刑》《奥屯周卿提刑去年巡历绩溪回日有诗留别今依韵和呈》等。

（47）《论语·宪问》篇中，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管仲匡扶礼教道统的历史大义解释管仲从与公子小白为敌到辅佐齐桓公的转向。汪梦斗自称如未死之管仲（“不死虽然如管仲”），希望以文化蛮，当受此激励。

（48）（49）钱钟书：《容安馆札记》第313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0）万斯同：《宋遗民广录订误》，《石园文集》卷8，民国四明丛书本。

（51）据汪梦斗《次韵陈孝先制机论学》自注。

（52）于济、蔡正孙编集，（朝鲜）徐居正等增注，卞东波校证：《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 2007年版，第964—965页。

（53）仇远有诗题为：《方万里、史敬舆、陈孝先、龚圣予、胡穆仲相继沦没，令人感怆》，见《仇远集》卷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据此可推知陈孝先去世在1305—1307之间。

（54）戴立强：《〈鲜于府君墓志铭〉考释》，《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99—2008）》第2册，辽宁省博物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