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华侨影人关文清早期电影思想与电影创作研究

2024-04-25 06:45李伯绅
电影评介 2024年2期

关文清,189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910年赴美国留学。“时美国电影事业方在萌芽,关悉心研究,毅然由卜技利乘车前往罗省,实地练习,每日在各影片公司门前伫候,如是者数月,终因介绍无人,无得其门而入。”[1]1914年兄长逝世后,失去经济来源的关文清无法继续求学,“因而决心要学一门技艺以便回祖国后,大可为国家振兴工业,小者也可以谋取一已的生活”,而“电影是新兴的事业具有潜移默化的艺术功能,用来教育民众最好的工具”,同时又被《金履缘》主演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的演技所吸引,“决心和她在一起工作”[2]。1915年,怀揣着家国观念和个人梦想的关文清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好莱坞,开启了他的电影生涯。此时的好莱坞,只有一些小型的电影摄影场或是大制片公司的分厂,“纽约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所有大工厂都想在其临近谋发展;其次,美国的文化和技术人才,也集中在纽约,电影所需用的人才,如编剧、导演、布景、摄影和演员,在那里征聘也比较容易”[3]。初到好莱坞的关文清只能从临时演员做起,逐步熟悉片场内的组织框架和制片程序,但对摄影、剪辑等技术工作仍未掌握,于是进入“明星电影学院”学习,主攻导演和编剧课程。

一、1915-1926:情节剧与“传奇叙事”

在“明星电影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关文清参与拍摄电影《蠢侦探》(The Foolish Detective),这成为其正式踏入电影圈的标志。原片现已无处可考,但关文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下了电影的本事:

一个蠢侦探(男主角饰)被派往山上追缉一个墨西哥浪人,因那浪人曾在圣点马士犯下偷窃罪。同时联邦酒税局也派了一个女侦探(女主角饰)上山侦查私酒,为便于旅行和展开工作,女侦探佯扮男装。另一个中年人,妻子死了,无以为生,携了十六岁的女儿往山上专酿私酒,由女儿携出墟市发售。两个侦探和两个犯人在山上引起误会,互相追逐。墨西哥浪人身手矫捷,爬山攀树如飞,弄到蠢侦探扑朔迷离,啼笑皆非,不但不能把他捉到,反而被他缚住,幸为女侦探(女主角)所见,利用“美人计”,戏弄浪人,诱他饮酒,直到他酩酊倒地,乃从容把蠢侦探解缚,将绳索转缚浪人。后来女侦探来到女家,疑她父亲是蒸酒私贩,正欲拿之归案,女忽和蠢侦探一起进来,当下向大家说明来历,女坦白地向两侦探告以家庭苦况,因不得已蒸私酒为生,赢得两侦探同情。女侦探答允不予逮捕,劝他父女同他们一齐回城市去,共谋生活。最后镜头映出他们父女和侦探押着墨西哥浪人下山,至此全片结束。[4]

剧情虽然简单,但已经具备风靡好莱坞情节剧范式的雏形。剧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墨西哥浪人——代表着邪恶,一个施暴者”;“酒犯女儿——一个不幸的女子,拥有一定的美德”;“女侦探——正义的人物,法律的守护者”;“男侦探——一个丑角,引人发笑”,正是典型的情节剧设置,“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完整人物,没有内心的矛盾冲突”[5]。整部电影以男侦探和女侦探两位主人公的活动为主线,有着明确的“正邪”“善恶”的划分;墨西哥浪人的矫健身手,同蠢侦探的弄巧成拙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戏剧性的观赏场面;女侦探女扮男装,男侦探笨拙探案,为整个剧情增添了悬念与转折;在结尾处,两位侦探对父女网开一面,不仅满足了女儿的愿望,整部影片也在几人下山的背影中走向高潮。关文清的这段经历不仅将他带入好莱坞影坛,更重要的是让他熟悉了情节剧这一好莱坞传统的基本拍摄形制,片中所运用的慢摇法(Slow Crank)、倒摇法(Back Ward Crank)更是给了关文清以惊奇的体验,加深了其对电影摄制技术的掌握。

拍摄完《蠢侦探》之后,关文清利用自己报社编辑的身份结识了好莱坞导演格里菲斯(D.W.Griffith),并在其影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中担任技术顾问。格里菲斯同样深谙情节剧的创作奥妙,整部影片在受继父虐待的白人孤女和穷苦潦倒的中国留学青年之间展开,“到了十九世纪末,闹剧就已经在美国的土壤上获得极其完善的发展,它正是在这最高的发展阶段给予了格里菲斯以巨大的影响,给格里菲斯的电影武库提供了许多惊人的鲜明特征”[6]。格里菲斯希望将《残花泪》“拍成一部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充满‘人情味的影片”[7],这在更注重电影商品属性的美国社会,显然是一种超前意识,面对关文清对影片细节的疑问,他认为“除娱乐性外应有正确意识来启发观众知识”[8]。关文清在《残花泪》拍摄完成后,“从此声名鹊起,名重一时。各影片公司摄制东方风俗片者,或请教于关”[9]。

“我做电影工作,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志在为我国发展这一新事业。”[10]关文清自1920年6月从美国回国后,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几乎贯穿了整个华南地区的电影发展史,“历在民新钻石南越等公司充当要职”[11]。1922年与包庆甲、卢寿联在上海合办的中国影业有限公司倒闭后,“本拟出广州和香港碰碰机会,但回乡时曾洞查过,香港只得一间二百座位的影院,那是设在摆花街‘新比照。广州则一家都未有,間中有人从外埠带来两三本片子,租间祠堂放映三几天,也难回收成本”[12],可见当时广州影业之艰难。关文清后赴香港游历,结识黎民伟、黎北海兄弟,协助创办民新公司,因迟迟未获香港政府批准建造摄影棚,于是决定将摄影棚建在广州,即民新影片公司摄影场,这是广州第一个电影摄影场,作拍摄内景之用,而拍摄外景和洗印工作则在香港进行。广州摄影场建立之后,《胭脂》(1925)成为第一部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影片,在香港首映之后,轰动一时,“一周内分账超过6000元,收回成本三分之二”①。《胭脂》的成功是粤港电影人共同奋斗的成果,《胭脂》成为粤港电影的第一次互动。

1926年,关文清第二次赴美,为配合教育片《中国人之中国》(Pieces of China)的放映工作,关文清编写独幕剧《太子求剑》,并请身高八尺五的长人刘玉清表演,这是关文清第一次编写剧本,对研究关文清电影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关文清同样在回忆录中对《太子求剑》的剧情进行了简单的复述:

一对情侣在御花园幽会,共商应付大计,他们听说武当山上有个剑仙有把宝剑,得者可以天下无敌。于是他们决意前往,向仙人求借宝剑。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仙境,只见全山雪拥,雾霭迷濛。峰上立着一个红面巨人,手持宝剑,光芒四射。太子跪向巨人禀告来意,不料话未说完,霎时雷鸣电闪,巨人挥剑欲斩。原来太子求剑的理由,是为着私情,故触动天怒;后由公主以为国为民的理由去求剑,巨人居然交出宝剑。[13]

关文清在剧中以“太子”和“公主”二人不同的遭遇为重点,突出“欲求胜利,必须公而忘私”的剧旨。关文清将中国的传统神怪故事融入好莱坞情节剧体系,突出“传奇”的魅力。与以往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作为陪衬不同的是,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视角创作的中西融合的情节剧作品,以“中国的文学传统,在表现技巧上面不妨借助神怪来加一渲染”[14]。无论是远古巫戏、唐代小说、宋代话本、元杂剧还是明清戏曲,都借“传奇叙事”的传统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影响深远的市民文艺。作为挪借套用传统戏曲、文明戏和鸳蝴文学的早期中国电影,自然承接了这种传统,但不是直接照搬照抄,而是进行了电影化改造,早期电影所包含的线性叙事节奏由编剧前期设计或导演现场掌握,在情节表现上更注意以演员表演呈现角色形象与情感抒发,在注重商业收益,以离奇情节吸引观众的同时,兼具改良社会,教化国民的民族主张。1920年6月回国的关文清,正好迎接了国产电影运动的东风,见证了中国第一次商业类型电影的潮流。《太子求剑》受到国产电影运动的影响,从以往情节剧中的男女情感纠葛上升到国家高度,对应了关文清“电影是新兴的事业具有潜移默化的艺术功能,用来教育民众最好的工具”①的理念,也标志着关文清对中西方电影思想的消化融合,為下一个十年的电影创作提供了良好铺垫。

二、1926-1935:默片、有声片和“文艺片”

1926到1935这十年间,关文清共拍摄电影9部,其中默片5部,分别是《添丁发财》(1926)、《铁骨兰心》(1931)、《夜半枪声》(1932)、《暗室明珠》(1933)和《破浪》(1934);有声片4部,分别是《三娘教子》(1935)、《生命线》(1935)、《摩登新娘》(1935)、《摩登新娘续集》(1935),均为粤语有声片。影片内容开始回归社会,关注现实生活中个人命运,经济效益较高,其类型包括不限于古装、爱情、伦理等,但其思想内核同20世纪20年代后期长故事片所展现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劝人向善的教化寓意一致,关文清的创作开始从“情节剧”向“文艺片”转变。

电影《添丁发财》还有很多疑点需要厘清。在《香港电影导演大全:1914-1978》一书中对关文清的创作生涯这样写到:“1926年为广州南越影片公司指导的默片《添丁发财》是其处女作。”[15]但有学者在学术论文中将《添丁发财》的创作时间提前到1925年。“1925年,香港工人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翌年,罢工以香港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但时局的突变也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香港电影工业夭折”,“香港影人大多到内地发展,关文清也离开香港赴广州创办南越影片公司,出品了《添丁发财》等影片”[16]。通过翻阅《广州电影志》发现,并无关于“南越影片公司”的记载,关于影片《添丁发财》则出现在“广州画片公司”简介中,“广州画片公司成立于1927年,设在东山,是刘汉泉所办,他租用百粤制片公司歇业后的制片场地,以承包方式,请曾到美国学过摄影的邝吉林,摄制了1部喜剧片《添丁发财》。由于刘汉泉从事影院业,所以该片能在广州上映一段时间,以后也没有拍片活动了”[17]。再翻阅《广州市志·文化卷》,又有不同,“广州画片公司成立于民国16年,设在东山,主办者是影院商刘汉泉,租用百粤制片公司歇业后的制片场地,拍摄了1部喜剧片后停业”[18],拍摄的喜剧片是哪一部?导演是谁?均无记载,而《添丁发财》则变为广州公司摄制[19]。关文清在自己的自传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是在“广州制片业兴衰”中一笔带过,“最后,有家南越公司在西关一间大屋里,拍了一部谐片《添丁发财》”[20]。结合前文,这部电影的出现时间应是在1928年之前,至于到底是不是关文清导演,还有待考证。《关文清小史》一文中亦未提及《添丁发财》,称《铁骨兰心》“即其首次作品也”[21]。本文暂且以《香港电影导演大全:1914-1978》中的表述为准,期待新史料的佐证。

1931年,联华影业有限公司第三厂在中国香港成立,黎北海任厂长,聘请关文清和梁少坡为编导。彼时正值中国默片电影的全盛时期,形成了“三足两翼”的电影产业格局。关文清在联华期间共拍摄4部默片,分别是《铁骨兰心》(1931)、《夜半枪声》(1932)、《暗室明珠》(1933)和《破浪》(1934),翻阅《联华影片公司四年经历史》,可以一窥联华公司的一些制片宗旨:

(一)总纲。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

(二)复兴国片。改革神怪民新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

(三)普及社会教育。使联华影片到民间去,向中国内地发展,多制新闻教育新片。

(四)为影界全体服务。对同业取互助精神,共谋发展,不事倾轧。对戏院以提高其地位,维持其利益为前提,使不演中国片之影院演中国片。

(五)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与经济侵略。提倡民族固有之美德,指示时代的正轨,以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联合华资影院,收买外资影院,演中国片以挽利权。

(六)培植新人才。随时注意在电影界意外求取各项人才,故忌在同业中拖取人员,并视所需要之程度,自办电影学校。[22]

关文清用实际创作践行着联华的制片宗旨。《铁骨兰心》展现了铁匠张国强和富绅女儿蔡丽兰之间的感情故事,打恶霸、救落水、冲火场三场戏将故事推向高潮,主题直指“打倒阶级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夜半枪声》运用侦探的形式,表现了警世的主题[23];《暗室明珠》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兄弟重逢,母亲的珠宝失而复得,暗合伦理孝道的主题;《破浪》则以梁玉英、周汉荣和黄若兰等三人的情感关系为线,在体育运动中表达“勿恋儿女私情,要发扬男儿本色,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主旨观念。关文清在电影制作中“注意电影的艺术追求、教育作用和商业价值三重属性的统一”[24],文艺片创作开始游刃有余。

1932年,关文清第三次赴美,携《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和《人道》两部影片前往美国放映。此次赴美,一是要“唤起爱国爱军之念,一洗东亚病夫之名”,二是要“振兴国片,挽回外溢权利,阻止文化侵略,表扬国光,争取国际电影地位”,三是“各厂正在扩充,方法之改良,须考察外国以资攻玉。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增置心事机械,自不能免”,“同时联络华侨,设法向他们招股,并研究声机和摄制声片的实际情况”。[25]在美期间,关文清促成了第一部粤语有声片《歌侣情潮》的拍摄和大观公司的成立。1933年,关文清回国后,在《联华画报》连续发表了四篇《好莱坞见闻录》和七篇《美国影业考察概略》,详细记述了赴美考察的所见所闻,并对美国好莱坞默片和有声片发展轨路做了细致分析,通过对声片发明后美国本土影业种种乱象的概述,认为“此后美国影业,因语言不通,声片难以推销外国,再不能垄断世界电影也”,并向国内电影业者发出号召“我国影业同志,其亦有志振兴国片,向外洋以争荣乎,乘风破浪,此其时矣”[26]。1934年,关文清随罗明佑再赴日、美考察影业,后将一路所见所想编成七篇《海外随感录》发表在《联华画报》。

1935年,联华和大观合并失败后,关文清和赵树燊在香港成立大观声片公司,拍摄有声电影。《生命线》是大观声片公司成立后,关文清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源自1934年关文清考察日本后生出的想法,“目睹他们的城市,工厂烟突如林,港口战舰云集。正所谓‘舸舰迷津!这一景象,令我忆起迫签《廿一條款》‘淞沪战争与‘沈阳事变的耻辱”[27],“我虽然只是一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我要写个剧本来唤醒同胞!”[28]1935年《生命线》在中国香港上映,因其中有鼓励青年人抗敌的嫌疑随即遭香港殖民政府禁映,后经上诉后予以“解禁”,随后在广州放映,受到陈济棠和西南政府的嘉奖。后为应付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查又将《生命线》的粤语声带改为字幕,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上映,成为大观公司发展影业的“第一声”[29]。

三、1936-1945:缓禁粤语片与抗战三部曲

从1936年开始,关文清先后为大观声片公司摄制《山东响马》(1936)、《人言可畏》(1936)、《抵抗》(1936)、《泪洒金钱》(1936)、《西湖女》(1937)、《摩登武大郎》(1937)、《狂导演》(1937)等影片,均为粤语有声片。

《抵抗》(1936)、《边防血泪》(1937)和《公敌》(1938)被称为关文清的“抗战三部曲”。《抵抗》“描写两姓之械斗,暴露豪绅阶级之恶态,指示全国人民不分宗族不分党派而向民族解放之斗争途径前进”[30];《边防血泪》将故事设置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故事中,兄弟二人立场不同,身为边防队长的弟弟发现哥哥是汉奸,最后大义灭亲;《公敌》依旧是从传统中国家庭生活开始描写,展现战争对钱氏兄弟二人的影响,投身抗战的二人双双战死沙场,家破人亡,影片赤裸裸地展现了战争对平民百姓带来的伤痛。三部影片展现了关文清的强烈爱国热忱,激发了华南电影界的抗日救国热潮。

1936年,在粤语电影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国民政府宣布禁制和禁映粤语片。国民党政府下属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宣称粤语电影是“迷信的”“轻浮的”,指责粤语电影鼓吹“封建主义”的流毒。[31]关文清与蒋爱民、曹绮文三人前往南京请愿,发出以下提议:

(一)粤语与其他各省的方言,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成果,并非影片所造成。若无罪被禁,何以服众?

(二)按广东全省学校,仍用本地方言授课,大戏仍然用粤语曲词演唱。今两者不禁,而只禁电影,于理似不公平。

(三)粤语片的产生,是因海外侨胞,多出自广东,为了联络相亲,传达祖国文化,粤语片是最好的工具。所谓“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筹昔”。今若禁制,无形中拒侨胞有思乡之念,迫使向异族同化。

(四)禁映粤片后,倘国语片不能填补真空,则外国片必趁机大量侵入,这样看来,岂不是为外篇制造市场,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五)政府统一语言政策,在推行方法上,似非立即取缔方言所能收效。必须假以时日,从积极方面教导民众。如学校多加国语课钟点,与政府大量摄制独幕的教育片,加以国语旁白。令影院每一节目,加映教育片一幕,这样寓学习于娱乐,使民众潜移默化,久之,国语自然流通,各种方言,可不用取缔自然淘汰。[32]

经过关文清和社会各界的据理力争,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同意暂缓禁令三年。禁摄粤语片的背后,“不仅是华南电影界一家之事,也与南北电影界的共同利益,均有所牵涉。具言之,上海电影界在当时大概也有借摄制粤语电影以争夺华南市场的现实需要,而粤语片一旦禁绝,则不仅危及华南电影界的利益,同样对上海电影界也会造成一定经济影响。只不过二者相较,前者对粤语电影的依赖程度显然要大于后者,因此,华南电影界就必定更不愿意目睹‘三年大限那一天的到来。不过,半个月后,全面抗战打响,电检会随同国民党政权一道疲于转战迁徙;对于这条禁令,它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33]

1937年,关文清与邝山笑合办山月影片公司,先后执导了《边防血泪》(1937)、《如此人间》(1937)、《公敌》(1938)、《金叶菊》(1938)、《阎瑞生》(1938)、《柴米夫妻》(1938)、《金叶菊续集》(1939)、《脂粉将军》(1939)、《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939)、《姑嫂坟》(1939)等10部影片。到了1938年,业内已传出关、邝二人因利益冲突,关系出现裂痕,“目前邝山笑即在预备自己摄片,而关文清也曾一度向人表示将去美国”[34]。1939年,在《姑嫂坟》拍摄完成后,关文清携妻子曹绮文第五次赴美,“除了为山月公司的影片在美各地轮流放映外”,“还编了一部以中国现实题材的电影剧本,预备售给好莱坞影片公司当局拍摄”[35]。在美放映数月后,又“拟在美利用该地的风景人物,以摄制一片,女主角由曹绮文担任,其他内景,则俟回港后补拍,此片将列入将来山月公司重兴后的第一部新片也”[36]。1941年,关文清与当时被称为“好莱坞唯一华裔女导演”伍锦霞合导影片《金门女》,当时出生仅3个月的李小龙在片中饰演一名婴儿。

1941年中国香港沦陷,香港电影创作遭到毁灭性打击。关文清也在香港沦陷后返回广东老家,成为一名教书先生。至此,关文清早期的电影创作告一段落,再摄影片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结语

中国香港电影史研究者余慕云先生这样评价关文清:“在香港早期电影教育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关文清,曾在荷里活实习,对编、导、演、化妆都懂。几届的演员养成所都由他主持并担任主要的导师”[37];“香港电影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传统,导人向善传统,反封建传统,重人伦传统等,都是黎民伟、关文清、赵树燊等创造出来的。”[38]关文清先生对早期中国电影尤其是早期粤语片电影的创作有开山之功,“偷生一代无长处,唯有爱人爱国先”[39],他对电影的热爱,对祖国的眷恋贯穿于他的每一部电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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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伯绅,男,河北唐山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传媒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