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古书买卖和窃书行径

周允中

旧上海有一种畸形发展的行业，那就是古书买卖。街头巷尾，凡是人多热闹的地方，都有古旧书籍和旧杂志的买卖。旧杂志并不值钱，地摊上到处都有。而古旧书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战乱频仍，留传下来的极为罕见，所以古书成了古董。

当时上海倒卖旧书最多的，都是经史子集和明清时期的古版图书。这些书店多是派人远途深入城镇乡村去收购古书进行倒卖的。另外，他们还结交当时的名流和藏书家，从中获取信息，多方采购。

还有一种书店是用染制成特定成色的纸张，抄录收购来的传抄本，经过挖改补整，加上装帧，作为未刻本或者是善本賣出大价钱。清朝咸丰年间，旧书店集中在南市，后来以棋盘街为最盛。旧书出售也以扫叶山房、来青阁、会文堂等数十家为主。

旧社会百业萧条，百姓谋生困难，而旧书买卖获利颇丰，于是滋生出不少偷书的盗贼。一旦发现，除了扭送警察局法办之外，别无良策。而这些盗贼被释放出来以后，依然故态，因此，旧上海的很多书店对于窃书的盗贼实在防不胜防。

不过，有些书店受到教训后也想出了一些绝招来应付他们。书店抓获这些盗贼以后，让他们写下认罪认罚的悔过书，再拍摄照片一并贴在书店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提醒读者不要以身试法，另外警告那些盗贼手脚干净一些。

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偷书贼，他们方法极为巧妙，往往在口袋里放着一枚刻有自己姓名的图章，在书店里面逛来逛去，见到心喜的图书，假装翻阅浏览，乘人不注意，偷偷将自己的印章盖在书上，一旦被店员发现，便对店员大肆咆哮，指责店员侮辱人格，无端侵犯他人的人格自由，而且吵闹不休，直到老板出来道歉，打招呼，赔笑脸，才气势汹汹地，似乎满怀委屈地扬长而去。当然，这位梁上君子实际上已经被店员盯住了，下次再来，便有专人漫不经心地步步紧跟盯梢，当他故伎重施掏出图章，悄悄地盖在书上的时候，店员旋即上前，人赃俱获，使其难以抵赖。有的店员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先让窃贼盖上印章，当他大摇大摆地走出店堂的时候，从身后一把将他擒住，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图章，再对照图书上印色犹新的扉页，当场拆穿了他的西洋镜。

另有一种偷书贼专门去偷图书馆的书籍。据当年在北平图书馆任职的著名古小说专家孙楷第教授所云，当时北平图书馆每年失窃的珍本图书在一百部之上。这些小偷将书偷出去之后，用褪色剂和漂白粉，褪去图书馆的印章，在原印章处，写上题跋或者眉批，如果不仔细辨别，根本无法看清楚。有的图书馆采用钢印的盖章，窃贼也自有一套作伪的手段，即用热的湿毛巾捂住钢印处浸润，再用电熨斗熨平，即可不露一丝痕迹，做到天衣无缝，然后转售给古籍书店。图书馆对这些盗贼也伤透脑筋，却又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上海沦陷时期，郑振铎先生为了保存祖国的经典古籍，勒紧裤带，收购了大量从北平运抵上海的珍本图书，以及流散在江南各地的古籍，甚至是从书商的煤球炉边上抢救出很多珍本古籍。他还抄录和影印了大量的珍贵图书，堪称保存民族文献的功臣。由于家中的空间过于狭小，又恐收藏的图书过多，引起敌伪的注意，就开了一家名叫“蕴华阁”的旧书店，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珍本和善本的图书，堆放在这里。书店既然开张，自然不免有大量读者前来光顾浏览，由于书店人手少，照料不周，被盗贼偷去了许多罕见的善本、抄本等珍贵书籍。职责在身，他只得花费巨资，再将这些失去的书籍重新购回，幸有政府及亲友资助。过去书店收藏的原物，现在兜了一个大圈子，总算是平安归来，物归原主，只能够苦笑一声，摇头长叹。

现在的书店都装有摄像头，书籍上印有条形码，小偷如果敢以身试法，终将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