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逸《楚辞章句》

付雨欣

相较于与《离骚》时代相近的班固、贾逵、淮南王刘安等人的注解，王逸之注是精审之至，他对于《离骚》之文句的注解是建立在深入体会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品格的基础上的。其“大义粲然”，人们对于屈原的高尚气节有所领会。其后又有班固等人为之注解，班氏对于屈原的高尚情操并不理解，甚至饱含批判态度，尽管其所注《离骚经章句》今已不存，但可想而知，他的注解大抵是不太可靠的。王逸在《离骚叙》中对其所见各家之注做了“义多乖异，事不要括”的概括。此外，在王逸之前，注家僅注解《离骚》一篇，而屈原其他作品则无人问津，因此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不仅对整部《楚辞》之文字作了校正，还为《楚辞》各篇皆作了注。在这一层面，王逸之注有首创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王逸注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文献的层面，他的注解是在深入把握屈原的情感与经历的基础上对《离骚》的阐释，王逸本身为楚地人，对于楚方言的把握较一般的注家更准确，这些因素皆使得王逸注足以流传千古。除去以上客观因素，还有一个使得王逸与屈原产生情感共鸣的因素不可忽视。周兴陆先生对此有过论述，王逸所处的安帝一朝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朝纲不振，佞幸弄权，激起一批忠诚于汉室、刚正不阿的大臣不断地上疏直谏，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王逸正是这批忠贞之臣中的一员。在王逸之前的注家，对于屈原产生的情感共鸣未曾有过如此高的程度，“淮南王刘安因两世蒙冤，司马迁由于个人的悲惨遭遇，都对屈原的不幸寄寓深切的同情，引为同调，给予崇高的称许”。然由于历经战国至秦汉之际社会思想变动的洗礼，在儒家思想尚未确立稳固统治地位的西汉早期，刘安、司马迁们尚未能体悟到屈原与孔子极度相似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境界以及其忠贞不移的爱国情怀，他们对于《离骚》的共鸣仅停留在狭隘的因个人遭遇不幸而生发感时伤世之叹的层面。可以说，没有王逸，后世就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屈原，王逸的注解完善了屈原的形象。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能够做到较为精准的原因，亦与王逸的情况相类。南宋高宗时期，权臣当道，然洪兴祖不畏直谏，怒斥奸佞，因而遭到放逐，“洪兴祖之所以能把屈原品评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乃是源于他本人同屈原一样的忧国忧君之心，源于他本人类似于屈原的政治文化关注，源于他对宋朝的一种情结”。由是观之，屈原深沉的爱国情怀，唯有与其产生高度情感共鸣并且深入了解其人生经历者方能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