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类法象”角度解读气机的升降浮沉*

赵洁茹，张效科

（陕西中医药大学，咸阳 712046）

中医气学说认为，万物由气构成，反映于人，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1]。气的运动为气机，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包括升、降、出、入4 种基本形式。气机升降理论由《黄帝内经》奠定基础，张仲景首先运用实践，金元四大家进一步充实，明清医家创新，皆使其日臻完善，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中金元医家张元素明确提出的药性之升降浮沉，是相对于人体气机升降失调形成的病势趋向而言[3]，是药物作用于人体产生的药势趋向，可参与平衡人体气机运动从而病愈。后首创“药类法象”之说，该理论是根据每种药物气味各异而升降、功用不同，法象于自然，将药物分为五大类，即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4]。人体及药物皆得之于自然界，是以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及药性升降应遵循自然规律。因此“药类法象”是气机升降理论的具体应用，亦是人与天地相参、神机气立及人药相关的具体体现。故笔者试从“药类法象”角度解读气机的升降浮沉，以期加深对气机升降理论的认识与理解。

1 “药类法象”溯源

先秦时期，《黄帝内经》首提气味厚薄阴阳升降内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即是认为药物气味应区分阴阳，是气为阳，味为阴，而气味中又各分厚薄，即从阴阳中再分阴阳[5]。而“味厚则泄，薄则通，气厚则发热，薄则发泄”则是认为药物气味厚薄之不同而其升降、功用各异[6]。

宋代时期，法象理论萌芽。“法”有效仿、模仿之意；“象”是对自然界一切事物客观现象的总称。北宋末年的《圣济经》明确提出“法象”一词，总结出“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7]，如“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

金元时期，易水学派诸多医家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对中药法象药理系统认识的主体内容，为其形成与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创始人张元素明确提出药性之升降浮沉，并且在《医学启源》中首创“药类法象”之说，即五种特殊的药物分类法，是以《黄帝内经》中气味厚薄阴阳与升降理论为基础，应四时生长化收藏，运用取象比类方法以及运气学说形成的理论，是中医升降理论分析药物的具体应用，是“取象比类”“由象言法”的过程。李杲所著的《药类法象》与《用药心法》就是对其师张元素法象思想的继承。王好古所著《汤液本草》则是尽传张、李之说，是对易水学派“药类法象”理论的系统总结[8]。这些皆体现了以“象”来感悟药性与功用，将阴阳、四时、五行、气味厚薄等融于自然的思想。

明清时期，法象药理虽没有专门论述，但其理论仍得到广泛应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用药须当顺时气而养天和”[8]以及“升降在物，也在人也”正是对上述法象认识的总结和概括。

由上可知，“药类法象”之说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直到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临床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药类法象”与天人相应

《黄帝内经》首创的天人相应理论，即人与天地相参，是指人与自然相统一，亦指凡是生命之体，皆须适应自然规律。天地间气机流转，如宋代《圣济总录》“盖大而天地，小而人物，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认为大至天地万物，小至万物之一的人体，皆存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结合《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及《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认为人体内正常气机升降与自然四时气候变化相应。而《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认为人体内气机升降顺应自然规律，生命活动得以正常进展，升降失常则生诸病[2]，其中“神机气立”是对天人相应理论更深层次的概括，“神机”是生物体内在之气的升降运动变化，依赖于自然而生，即所谓“根于中者，命曰神机”，“气立”是万物生存之本的外在自然环境，可影响内在“神机”的运行，即所谓“根于外者，命曰气立”。综上，知人体与自然界在“神机气立”内外的协同作用下，以“气”为中介，升降出入为基本形式相互通应，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9]。

药物亦为天地万物之一，则其自身亦存在气机流转，遵循自然规律。故张元素明确提出药性之升降浮沉，并首创“药类法象”之说，认为药性之气味厚薄阴阳升降即药物“神机”与自然界“气立”相应，可法象于自然四时、五气及五行等进行药物分类。因此，“药类法象”是“神机气立”协调平衡的具体体现，药性升降与人体脏腑气机升降皆遵循自然规律，可从“药类法象”之药性升降分类中理解人体脏腑气机升降的正常生理功能，亦可根据脏腑气机升降运动即人体“神机”失常的病理趋势，从“药类法象”中选取相应的药物治疗，以药性升降参与调整、平衡、恢复脏腑气机升降运动，使“神机气立”协调而病愈。即所谓：“若夫植物、动物，莫不受天地阴阳之气所化而生，与人受天地之气所生，正复相同，故以之治病，其息息相关焉。”

3 “药类法象”是药性升降浮沉的理论基础

张元素首次提出的“药类法象”，十分重视“升降者，天地之气交”，其中气交即阴阳交[10]，故他认为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升降可取象于天地气交[3]。《黄帝内经》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且《类经》云“明阴阳则知上下，明上下则知升降”，认为由于阴阳二气各自清浊特性，可知阴阳分主上下、升降。故气味升降的基本理论为阳气主上升，阴味主下降，而气味中又各分厚薄，这说明了气薄者未必皆升，味薄者未必皆降[11]。以及按东坦诸书，所以诸药性之升降浮沉，大抵不离于气味阴阳之道，故阳药多浮，阴药多沉，阴中之阳能升，阳中之阴能降，此造化自然之理也。故可根据“药类法象”，以气味厚薄阴阳为基础，取法于自然“气立”，从而判断药物“神机”，即药性之升降浮沉。

3.1 风升生类——味薄主升 《医学启源·药类法象》[12]云：“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此类药物味薄质轻，药性升散[3]。是以取法于春之象，春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对应的阴阳属性为“生”，春季推陈出新，天地间万物始生、复苏，是一片生机盎然、欣欣向荣之象，其气主上升发散，此时阴气消而阳气渐长，对应药物味之薄者，皆属阴中之阳，自地而升天，故降中有升，药势向上，具有疏风解表、生发、上升的功用，犹如春气之升发，风性之轻扬。如麻黄气温味苦，质轻而空疏，气味俱薄，属阴中之阳，属风升生类，药势升发，轻可去实，故善行皮毛、开腠理、透毛窍与利尿，为发表第一药。

3.2 热浮长——气厚主升浮、助热“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12]，此类药物气厚，药性升浮助热[3]。是以取法于夏之象，夏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脏为心，对应的阴阳属性为“长”，夏季天地阴阳二气交合，万物生长繁盛，此时阳气旺盛外发，其气浮而有上趋之势，对应药物气之厚者，皆属阳中之阳，清阳为天，主升浮，药势向外向上，故能助阳生热。如附子气热，味大辛，气厚“浮也，阳中之阳也”属热浮长类，药势升浮发热，能温阳散寒，温暖脏腑。

3.3 湿化成——居于中央“戊土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淡，其兼味辛甘咸苦，在人以脾应之”[12]，此类药势多入脾胃中焦[3]。是以取法于长夏之象，长夏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胃，对应的阴阳属性为“化”。如《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夏。”《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故长夏分主四季月各旺十八日，阴阳二气盛衰消长变化不定，脾不主时，受胃生化。运化水谷则生机可得，脾气虚无力运化则生湿，对应药物味淡气平，或兼不同气味，多入脾胃，故可健脾化湿、调中消导等。如白术气温，味甘，归脾、胃经，属湿化成类，能健脾和中益气，燥湿利水。

3.4 燥降收——气薄主降“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是也”[12]，此类药物气薄，药性收降发泄[3]。是以取法于秋之象，秋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脏为肺，对应的阴阳属性为“收”。如《管子·乘马》云：“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秋时热转寒，阳气渐收而阴气渐长，自天降地，其气主降，万物成熟，到了收获之时，对应药物气之薄者，皆为阳中之阴，升中有降，故可收敛固涩、淡渗利水等。如五味子味酸、甘，性温，气薄为阳中之阴，属燥降收类，药势升中有降，能收敛固涩。

3.5 寒沉藏——味厚主沉“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12]，此类药物味厚质重，药性沉降通泄[3]。是以取法于冬之象，冬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肾，对应的阴阳属性为“藏”。《管子·乘马》云：“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冬时阴气极盛，趋向于下，对应药物味之厚者，皆为阴中之阴，药势沉降，故可泻下攻积、清热等。如大黄苦寒，气味重浊为阴中之阴，属寒沉藏类，药势趋向于向里向下，能泻下攻积。

以上5 种药物分类方法，即“药类法象”，结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提出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5]，天人相应，人药相关，药物“神机”顺应自然界“气立”，即顺应风、热、湿、燥、寒五气变化之象；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生、长、化、收、藏五种变化规律；木、火、土、金、水五行；肝、心、脾、肺、肾五脏以及按阴阳消长变化分应阴中之阳、阳中之阳、中央、阳中之阴、阴中之阴，再根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各异，可判断出药物升、浮、中央、降、沉之性。人体亦遵循“神机气立”的协调平衡而得以正常生命活动，故试以“药类法象”之药性升降分类应人体脏腑气机升降，促进对脏腑生理功能及病理趋势的认识。

4 “药类法象”应人体气机升降

4.1 风升生、燥降收——肝升肺降，阴阳交通 五脏气机之肝升肺降最早见于《素问·刺禁论》中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生有外出、上升的意思，藏有敛降、储藏之意，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认为左右为阴阳气机升降的道路[13]，故肝升肺降。肝位于膈下，有风木之气，为阴中之少阳，可对应风升生类药物，味薄主升，法象春阳升发之气，故可知肝气从左而升发，而肝主疏泄的功能正是其具体体现；肺为华盖，有燥金之气，为阳中之少阴，可对应燥降收类药物，气薄主降，法象秋阴肃杀收敛之气，故可知肺气从右而降，体现在肺主肃降，故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中云“肝象木，旺于春，春阳发生，故生于左也”，“肺象金，旺于秋，秋阴收杀，故藏于右。”肝升肺降，左右、阴阳交通，风升生、燥降收分应肝疏泄、肺宣降，维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14]，如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云“肝从左而升，肺从右而降，升降得宜，则气机舒展”。而肝肺气机升降失常引起的病理变化，多见肝郁不升、肝升太过、肺失肃降等，如肝火犯肺，即肝升太过，气火上逆，灼伤肺津，导致肺清肃失常[14]，出现胁痛易怒，干咳或痰中带血。

4.2 湿化成——脾升胃降，轴枢运转 脾升胃降可见于《素问·刺禁论》中的“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使指推动、运化，市指容纳场所，故胃受纳腐熟，脾为之运化水谷精微。脾为阴土、孤脏，居中央而灌四旁，为阴中之至阴，可对应湿化成类药物，居中央，法象长夏或四时之气，而胃为阳土，属阳明，又因《类经》卷十四提及“盖阴气在下，下者必升；阳气在上，上者必降。脾阴胃阳，气皆然也”，物极必反，阴中之至阴，下之极则上，故脾气上升，体现在脾主运化、升清；阳明，上之极则下，故胃气主降，体现在胃主受纳，胃气降浊是受纳的前提条件。湿化成，居中央可应中焦脾胃枢纽作用，即脾升胃降对各脏之间气机的运转和协调，起着重要的中轴转枢作用，可使肝升肺降、心肾相交得以正常运行[15]，故黄元御《四圣心源·劳伤中气》所言“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而脾升胃降气机失常引起的病理变化，多见脾气不升和胃气不降，如脾虚气弱，升举无力而反下陷的病理，乃脾气不升的进一步发展[15]，以至于后天生化乏源，继而影响全身气机运转。

4.3 热浮长、寒沉藏——心肾相交、水火既济 心肾相交可见于《素问·刺禁论》中的“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认为心调节在表在外的阳气，肾管理在里在内的阴气。心位于上焦，有火热之气，为阳中之太阳，对应热浮长类药物，主升浮、助热，法象夏季酷暑，阳气外浮而发热，向外向上，升已而降，故心为阳脏、火脏，心火在上宜降，使肾水不寒，如寒者热之。肾位下焦，有寒水之气，为阴中之太阴，对应寒沉藏类药物，味厚主沉，法寒冬封藏之象，其气向里向下，降已而升，故肾为水脏，主藏精、纳气，肾水在下宜升，使心火不亢，如热者寒之。即热浮长、寒沉藏可应心肾相交，水火、寒热既济。心阳下交肾水上济，阴阳互根互用、相互制约则生化无穷，保持动态平衡，维持人体阴阳水火协调[16]，如朱震亨在《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中进一步以升降理论明确指出“人之有生，心为之火居上，肾为之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矣”。而心肾不交是指心阳与肾阴的生理关系失常的病态，见于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而独亢于上，或肾水不能上济于心而凝聚于下[16]，出现心烦惊悸、失眠多梦等症。

肝升肺降、脾升胃降与心肾相交三者紧密联系[11]，相互连通，共同组成了人体脏腑气机的升降，维持了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正常。结合“药类法象”分析，促进理解，其中肝肺是升降的道路，左升右降，风升燥降；心肾分居上下，心火下降，肾水上济，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脾胃位于中央，沟通上下左右，是升降的枢纽。以“药类法象”应脏腑气机升降，应人体“神机”，就是将脏腑与五行、五气、五季等“气立”概念，以阴阳升降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人体内外“神机气立”协调平衡，生命得以维持健康状态，反之则病。

5 “药类法象”对临证用药的启示

法象理论在临证处方用药中显示了很强的实用价值，且对创制新方剂、新治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若“神机气立”异常，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失调，会产生相应的病势趋向，发生疾病，对此可从“神机气立”协调平衡的“药类法象”中选取相应药物治疗，而药性升降浮沉反映药物的作用趋势，在调整脏腑功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势利导地来调整、平衡人体气机升降，从而病愈，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例如肝升太过而至肺降不及，即肝火犯肺的咳嗽，可用黛蛤散合泻白散加减治以清肝泻肺，方药组成为桑白皮、地骨皮、青黛、蛤壳、甘草等[14]，按照“药类法象”进行分类，其中桑白皮、地骨皮属燥降收类药物，气薄主降，可泻肺，如“桑皮、甘草，其气俱薄，不燥不刚，虽泻而不伤于娇脏”，及《黄帝内经》言“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故复以地骨皮之苦，泄阴火，退虚热，而平肺气”。同理，治疗脾气不升进而中气下陷当补以甘温，调以升降，代表方剂为补中益气汤，该方源于李东垣的《脾胃论》，充分体现了法象思维及理论贡献，方药组成为黄芪、炙甘草、人参、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白术[15]，其中风升生，味薄主升类之升麻、柴胡升发阳气；湿化成，居中央类黄芪、炙甘草、人参、当归、陈皮、白术六味补中益气，恢复脾胃功能。诸药合用，使脾胃强健，中气充足，诸证自除[17]，即所谓“须以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升也；又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行，充实腠理，使阳气得卫外而为固也”。再有胃中郁热，中气不利，心肾不交而虚烦不得眠者，可用栀子豉汤[16]，其组成皆气味苦寒，属于寒沉藏类药物，主向里向下，栀子清胸膈郁热，又可导火热下行、香豉既能清郁热，又能降胃气等，诸如此类。

6 结语

笔者从“药类法象”角度解读气机的升降，明确气机升降存在于万事万物中，而“药类法象”是中医升降理论分析药物的具体应用，亦是人与天地相参、神机气立及人药相关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与人体脏腑气机升降相应，对认识脏腑生理病理及临证用药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促进对气机升降理论的理解，为临床辨治疾病拓宽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