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倌

陈娓

今年的冬尤其寒冷，路过老街，见一个老人拿着烟竹筒坐在屋檐下，吧嗒吧嗒抽了一会儿，用烟斗敲敲鞋底，便卷起烟袋眯上眼睛，享受着阳光带给他的温暖。看那惬意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外公。

外公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半躺在门前的稻草堆上晒太阳，面朝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小路很窄，紧依着竹林，本来走的人就很少，微风吹来，竹叶摇曳，发出沙沙沙的声响，使这条小路更显得冷僻。外公耷拉着脑袋，眯着眼睛，似乎睡着了，而他的心始终醒着。只要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的眼帘立马动一下，然后又合上。那时的外公已经得了肺病，不能抽烟，但他的烟竹筒还是不离手，哪怕烟斗里没有烟火，装上烟丝，闻闻味道也过过瘾。外婆说，那是他的命根子，随他吧。

因为怕传染给家人，最后的几年里，外公几乎不上桌吃饭。其实，桌上也没几样好羹菜，他要留给儿孙吃，自己就夹些蔬菜独自回到房间囫囵几口了事。

听母亲说，外公年轻时，性格火暴，谁招惹他了，便骂你个祖宗三代，外婆也经常受他的气。喜欢骂娘的外公却好打抱不平，处事公道，遇事帮理不帮人。看到别人受欺负，他讲不出大道理，急了便开骂。

外公的家在黄岩一个叫官庄梁的村庄，隶属鼓屿公社（现叫南城街道），紧靠十里铺村，离县城也就十来里路。到了假日，父亲便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前面坐着我，后面驮着母亲去外公家。母亲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扶着自行车后座的书包架。我不知道为何自行车后座叫书包架，这似乎与书包没有关联，却能派上大用场，以前家里装货载人全靠它。我们就这样来回于这条通往外婆家的马路，直到我的个头挡住了父亲的视线，再也坐不了自行车前座。后来我便有了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外公住的老宅，虽没有大户人家“三透九明堂”，但也有一个大院，十几间楼房。早先梁家田地无数，还有雇佣，想必祖上家境殷实。到了外公这一代梁家开始败落，家里的山和田也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座老宅，住着叔伯房份三四户人家，而外公的家靠东，有三间的样子。家道虽然破落，但外公外婆却很开明，他们四处借钱供四个子女读书。舅舅和我母亲都读了中专，成了国家干部。在这老宅里，也只有外公家的子女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子女都在城里了，外公外婆依旧住在农村。我们每次到外公家，总见外婆迈着小脚颤颤巍巍在门前屋后忙碌着，却很少看见外公。母亲就问：“阿爹呢？”“落垟了！”外婆用手擦擦围裙说。这时表哥表姐便相拥着出来迎接我们。舅舅、舅妈工作忙，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姐，兄妹仨从小就寄养在外公外婆家。我能记事时，表兄表姐都十几岁了。听外婆说，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每次母亲来，他们都会跑过来抢着提篮子，顺便翻翻篮子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而母亲也不会让他们失望。母亲与侄儿侄女很亲，那个时候她在县糖果厂上班，回娘家，都会买些碎饼干、碎糖果带去。碎糖果价格虽然便宜，但并不影响口味。那个年代除了过年，平常还有零食吃，是很让人羡慕的。

到了中午，外公“上垟”了。看见我们来了，肩上扛着的锄头“咣当”往地上一放，一声不响转身又出门了。外婆便自言自语道：看到“小猛”来了，又去鼓屿街“入市”了。“小猛”是外公外婆对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昵称。一会儿，外公手上提着一个用绳十字形捆住的粗纸包，晃荡着从前门穿过道地进来，而那粗纸包里定是装着“薄荷糕”。在外公看来，鼓屿街卖的“薄荷糕”是最好吃的，一口咬进去冰冰凉凉的，含在嘴里，不用多嚼，慢慢便会化开。这也是母亲厂里没有的。外公不善表达，也很少像其他的祖父一样亲近孙辈，他爱儿孙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给他们最好吃的。

外公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不仅字写得好，手工活做得更好，家里所有的农具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在我还不识字时，便认识了梁永豐这几个字。外公名叫梁恭尧，永豐应该是梁家的名号。

二表哥小的时候，外公经常带着他“落垟”，累了，两个人就在田埂上歇歇。看那一望无垠的农田，外公经常豪情大发：这望不到头的山，那看不见边的田，以前可都是咱们家的。表哥问：那为什么成了别人的？外公便摇摇头叹了口气：唉！说不清，说不清。家里的田地怎么败光的，老的不愿多说，小的不敢多问。听长辈隐约说起，败家也有外公的原因，只是久远的事，人们少有再提。再说，假如当初家业没有败光，土改时一定是地主成分。也许败了更好，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才是最光荣的。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光荣归光荣，穷日子并不好过。人都吃不上好东西，吃剩下的羹汤更没油水。外公家养了几头猪也时常吃不饱，整日里哼哼叫。猪缺少吃的长不肥，出膘少，卖不出好价钱，这可是一年中的一笔大收入。幸好母亲还能从自己单位里买些制糖过程中余下的渣滓，我们也叫糖渣宰（喂养）猪。为了买到几分钱一担的蔗渣，天蒙蒙亮，月亮还挂在天上，外公就挑着箩筐往城里赶。他早早在厂门口排队，等着厂子里的人上班。买好糖渣，装满担子，外公就急急地往回赶路，尽管子女的家都在城里，他却极少去。有时买不到第一批出的渣料，便要等到午饭后。十里路，挑上百斤的担子，走两三个小时，不吃饭没力气，但外公又舍不得花钱买饭，只能挑着担子先到我家吃中饭。

有一回，外公正埋头吃着，舅舅来了。不知为啥，舅舅一开口嗓门就很大，那架势是憋着一肚子火来的。而外公却沉默不语，只顾把碗里的饭一口一口往嘴里塞，但他的腿在微微地颤抖，显然也很生气，而母亲站在旁边不知所措。后来听说，舅舅想卖了老家的房子，接父母到城里住，而外公卻坚持说城里的水泥钢筋房要倒塌的，不安全，死活不肯来。

老宅虽破旧，却书写了外公的前世今生，还有他的父辈，父辈的父辈。外公从这里来，也要从这里归去。快一辈子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与他朝夕相处，有感情，分不开了。除了种田，外公便打理着庭前屋后。庭前道地里中间种满月季，红的、黄的、粉的，一年四季尽态极妍，屋后栽满果树，梨、橘子、文旦、葡萄架，后院自留地里，瓜果蔬菜样样有。地下埋着甘蔗，随时挖出来可吃。那年代虽然食物匮乏，但自家种的，外公舍不得全卖掉，总会留一些给他的“小猛”们吃。表哥表姐兄妹仨就在这三间老宅里愉快地度过青少年时光，直到工作后才离开。那段时间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表哥说老宅的前门后院有几块砖他们都数得清清楚楚，他们说自己姓梁，属于官庄梁。在兄妹仨的心中，爷爷奶奶（我的外公外婆）陪伴着他们长大，他们就像亲爹亲娘。

二表哥从小跟着爷爷睡，所以他与爷爷特别亲。他说，爷爷才是家里真正的男子汉。那两间一直空着的房子你知道是谁的吗？是小叔公的，爷爷的弟弟，他去了台湾。因为这个，我们全家人在当地都矮了几分，被别人歧视。公社干部说了，只要爷爷写了声明脱离兄弟关系，就不用三天两头拉出去批斗。那时你还小，没看过他挨批吧？我看过。六七斤重的窗门板拆下来用铅丝绑住挂在爷爷的脖子上，铅丝都陷到肉里，爷爷每次批斗回来，脖子上都是血。很多亲戚都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了，就爷爷不写，他说兄弟是脱不了关系的。别看他个头小，骨头硬着呢。二表哥说得绘声绘色，那神态对外公充满了崇拜。

头顶着“台湾家属”帽子，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后来二表哥下放回城进公安也因此政审通不过。

不知何时起，外公变得不爱说话了，也很少骂娘。他经常一声不响地蹲在祠堂的门槛边吧嗒吧嗒地抽烟，直到太阳在西边落下，消失在暮色中……

外公有两大嗜好，除了抽烟便是喝几口黄酒。到了周末，他最期盼的便是女婿们从城里来了，温一壶自酿的黄酒，围坐一起推杯换盏。外公酿的酒又甜又醇。自家种的粮食，自家酿的米酒也花不了多少钱。平日里，他也会与几个老兄弟，摆一碟五香豆，酌些小酒。几盅入肚，外公便打开了话匣子，也就这一刻，他才畅快地释放内心的情绪。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发一通牢骚，骂几句娘，然后回家睡个好觉。

自酿的酒发酵了，家里酒香四溢。我们这些“小猛”忍不住偷偷地在酿酒桶里的管子上吮吸几口，甜甜的，米酒入口绵柔。吮着吮着便忘了自己不勝酒力，醉得满脸通红。被外公撞见了，他也不训斥我们，反而露出慈爱的笑容。

外公一直住在中堂后面的朝北间，家人把这个房间称为“三间后”。“三间后”寂寞而清冷，他却愿意一个人待在里面。老年的外公身体每况愈下，他不再下地种田，也没有力气酿酒了，就越发不愿走出“三间后”。那个不足十平米的阴暗小房间里，一把尿壶、一个烟竹筒，构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家人似乎也忘记了他的存在。外婆住在朝南的正间，以前她就像这个家的老母鸡，精心护着儿孙们。现在儿孙们回家了，也愿意围在外婆的身边嬉笑。但二表哥时不时还往“三间后”跑，有好吃的就送到“三间后”，然后与外公说几句悄悄话。

冬天到了，太阳直照中堂，暖烘烘的。但再温暖也照不到“三间后”，外公若要晒太阳，便出来躺在中堂前的稻草堆上，而他的眼里空茫无神，好像来自另一个陌生世界。世上的一切似乎与他无关，他与世上的一切无关。

过去了多少年，他那个满头白发的弟弟、我的小叔公终于从台湾回来了，而外公却早已黄泥入土。小叔公当年为什么走，那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又是怎么过来的，他不愿多说，外婆也不多问，但外婆知道，小叔公最后一次离家便是从门前那条小路走的。言谈中，我们心里都明白了，小叔公在台湾生活得很艰辛，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沧海桑田，落叶归根，不管怎样，小叔公回来了，想必外公也瞑目了。

我对外公的印象一直模糊不清，平常很少想起。外公走时八十三岁，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何因，现在对他的怀念反而日渐浓烈，记忆仿佛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