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振兴主体培育探究*

张晓伟 ，梁 龙

（1.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财经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始终把这一工作当作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来抓，充分体现了亿万农民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来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36.11%[1]，农民始终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在以往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即使一直都强调以农民为主体，然而在实践中却因多种原因忽视了农民，长此以往会导致农民主体感削弱、对乡村振兴消极观望。所以，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之下，需要从新的视角出发，分析农民主体地位下降的原因，同时提出对策及建议，充分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圆满实施。

1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

中国是农业大国，不仅因为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广阔的耕地面积，更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拥有众多的农业人口，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相关产业，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村庄体现着乡村的生态价值，农民作为“三农”的核心，既是乡村经济价值的实现者，也是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者，更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因此，理所当然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但是，农民主体性内涵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2]，只有明确农民主体性的概念，充分认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功能，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1 农民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农业是保障国计民生、国民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没有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就没有农业大国，更谈不上农业强国。建国以来，农民和农业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农民更是农业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中，更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农民队伍[3]。“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于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发展的主力军，其主体性作用日益凸显。新型职业农民的规模与综合素质不断壮大与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力量[4]。从个体形态来看，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现代农业的主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力量。

1.2 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建设的主体

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建设的主体主要指的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农民的自主性指的是农民不受历史因素、环境因素的束缚，摆脱以往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者生存模式，自主选择能够提高个人及家庭生活水平的劳动生产活动，将经济理性放于首位。农民的主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民主动跳出“世代从事农业生产的思维”，进城务工，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营活动。我国拥有9 亿农业人口，实际只有7.97亿人居住在农村[5]。二是指在乡村生活建设中，农民作为社区的主体，主动参与到建设过程中，监督整个建设过程的实施，树立主人翁意识，为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品质积极主动地出谋划策。

因此，从现实维度看，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创造性可以理解为主动性的更高层次。按照主动性是对现实的自觉选择、创造性是对现实的自觉超越的逻辑，当前调动亿万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才能开发、造就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6]，才能促使农民将乡村振兴作为自己的事业，激发农民的主体活力，实现乡村振兴。

2 农民主体性地位削弱原因分析

2.1 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民脱离农业

“国土三调”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 亩，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劳动报酬较低，农民难以仅依靠农村资源实现小康和富裕。只有大规模工业化为农民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才能开启城镇化进程[7]。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在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年轻人选择进城务工，农村老龄化加重。青壮年脱离农村从事工商业活动，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在当下和未来的乡村振兴中，由于农业农村缺乏充分的发展机会，难以吸引青壮年回流农村，无法参与到产业发展和村庄治理中来[8]；留守群体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了解较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参与权和决策权，长此以往将导致农民主体性地位削弱。

2.2 农民自身乡村振兴主体意识薄弱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团队调研结果显示，63.1%的被访农民听说过乡村振兴，36.9%的被访农民未听说过乡村振兴，对此并不熟悉。其实，听说过乡村振兴的这一部分农民对于乡村振兴也只有一个模糊概念，知道这是国家的一项政策，但并没有深入了解。其中，87.9%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82.8%的被访农民认为乡村振兴的实现主要靠村干部。虽然有80.1%的被访农民表示，乡村振兴的实现主要靠农民，但是他们多数仍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主体，自己仅做配合工作。综上，大部分农民对乡村振兴了解较少，几乎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各种乡村振兴的事务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事业中认为自己是“配角”，政府、干部才是“核心”。在农民的观念中，配合政府工作意味着自己与政府建立了特定的纽带连结，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9]。农民这种“配角”心态，在表面上看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但并没有为农业农村持续发展带来太深刻的影响。但是，长此以往农民缺乏主体意识会强化其他主体的地位，更加弱化农民自身的主体地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逐渐将自己剥离，难以真正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2.3 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且接受再教育条件欠佳

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认知水平。当前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二元结构并存[10]。受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较低，农村的教育设施、师资力量落后于城市，导致农村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农民受教育水平偏低，认知能力受到限制，难以正确分析乡村振兴与自身的关系，进而影响主体意识的形成。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使村中留守群体“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现象突出，留守群体文化水平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低，难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农民的再教育条件欠佳，教育培训难以推行。一是缺乏规范的再教育场所。大部分地区对在乡农民的再教育不够重视，未设置专门场所。二是再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在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存在的流动问题和工资待遇不足的情况，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教师。三是农民对再教育不够重视。农民长时间忙于农业生产活动，缺乏自我提升的意识。

2.4 治理、执行主体的功能发挥不到位

由于历史、政治和政策因素，我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十分复杂。执行和治理主体肯定会出现功能发挥不到位的情况。一是由于基层治理人员对乡村振兴政策理解不深刻、对乡村情况了解不足，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工作落实中会出现脱离乡村实际的状况，不能深刻地了解到农民的具体需求、难以了解到农民真正的诉求，影响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二是由于上层管理人员急于完成某项任务、达到某项指标的要求时急于求成，只重视“自上而下”忽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融合”的项目参与方式，难以做到倾听多方农民的意见和想法，导致农民的话语权存在感降低。同时，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大包大揽”和“自上而下”的项目推行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导致农民对政府的期待值过高，“认为乡村振兴就是政府的事，乡村振兴的实现就得靠政府”[9]。政府的全能形象深入人心，农民自然地将乡村振兴的主体地位让位给政府，使农民失去了发挥主体作用的余地，以至于农民认为他们只需配合工作。

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民主体性的路径选择

3.1 深入推动“共同缔造”，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

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注重以引导服务为主，充分调动并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共同缔造是一种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培育精神为根本、以奖励优秀为动力、以项目活动为手段、以分类协调为途径的社区发展方式[11]。共同缔造强调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社群群众的参与性与积极性。为了能够激发乡村振兴主体的能动性，共同缔造活动通常以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12]。通过村广播、村民大会，帮助村民深刻地认识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鼓励村中有名望的人、新乡贤主动参与到村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政府是推动力，内部支持固然重要，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本村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逐步走向村中的各项“大任务”，由村民集体负责，集体决策，营造自决氛围，营造乡村善治氛围，创造有利条件，调动村民自主性，鼓励村民参与发展，这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原生动力[13-14]。

3.2 明确各主体边界，突出农民主体性地位

农村的发展不仅涉及政府、农民，还涉及村级组织、外来资本、社会资本等主体，农民处于弱势，其主体地位很容易被忽视，这需要明确各主体的边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加强对民主选举、村内各项事务的监督，可以帮助农民去自我定位，提升主体意识。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农村治理，防止“农村霸权”“黑势力侵权”和“精英俘获”等对农民主体地位的侵蚀。二是界定好其他主体的边界，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需要理清各责任主体的权力与边界，减少或避免“政府干，农民看”“大包大揽”等现象，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3 加强农民再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和自信

对农民的再教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立培养新型农民的机制。在农业兼业的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劳动力要素显得尤为重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重视对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针对主体的不同需求构建多元化的培养体系，提高农民职业教育的质量[15]。二是培养农业经营人才。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在“幕后”工作，与市场联系不紧密。提高农民融入市场、与市场互动的能力，培养农业经营人才，将有助于加强农民与市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培养农业经营人才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人才引进和对有兴趣从事这一行业的当地农民进行长期培训。文化教育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增加对农村文化教育的投资，完善再教育的基础设施，如提供专门的再教育场所，建设文化墙、文化公园等，营造良好的氛围。二是鼓励相关专业的优秀教师回村任教，吸纳优秀人才加入再教育事业，壮大再教育教师队伍，把先进的文化知识传递给农民，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增强自信。知识和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农民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政府工作，从而主动参与到本村的公共事务中。另外，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应重视培养青少年的爱农情怀，为“三农”的可持续发展蓄积力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民是乡村振兴事业的主角，是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农民是其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因此，须避免“主体错位”现象、避免“主观武断”地帮助农民设计发展蓝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双眼看、双脚走，充分了解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意见，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乡村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激发农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乡村振兴事业才能得到更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