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证：广安门附近的古树

高申

五显财神庙仅存的“遗产”

最初知晓五显财神庙，是通过王永斌先生的一本书，此书名曰《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

依照王永斌的说法，“广安门关厢（这里所说的关厢，范围可以拓展至小井、大井）的财神庙，供奉的既不是文财神范蠡，也不是武财神赵公元帅，更不是山西商人信奉的关羽。供奉的则是曹仁广、刘义广、李诚广、葛信广和张智广五位财神。

“因为曹、刘、李、葛、张五人的为人，正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因而深受各界人士的尊崇。他们故去后，人们奉曹仁广为‘都天威猛曹大元帅显聪，刘义广为‘横天都部刘大元帅显明，李诚广为‘丹天降魔李大元帅显德，葛信广为‘飞天风火葛大元帅显真，张智广为‘通天金目张大元帅显正。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便建庙奉祀，人称此庙为‘五显财神庙，也叫‘五哥庙。”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中，亦有详尽的描述：“庙在彰义门外五里许，俗称五哥庙。” “庙不甚大，共分三殿。头殿即山门，再进为大殿，祀财神像五尊。”

民国时代的五显财神庙，继续着明清时期的缭绕香火。“庙中香火日，为旧历正月初二、十六，三月十一，八月二十四，九月十七等五日，尤以正月初二日为最盛。”

对于“旅行指南”中所提及“每年有五日开庙”的说法，王永斌先生似乎并不认可。依他的看法，五显财神庙开庙的日子，一年之中仅正月初二、九月十七两天。作为证据，王先生查阅了清代的北京文史资料《天咫偶闻》。

其实，我得来的说法，乃是五个开庙日，分别为五位财神的生日。看来对于开庙日，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

对于开庙时的喧闹景象，王永斌先生可谓记忆犹新：“正月初二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将我叫起。点燃上煤油灯，吃点东西就上路了。我们走至广安门时，天已经大亮。就看人流像潮水一般通过门洞，向城外涌去。” “出城后，石道两侧各店铺门前，一个接一个摆满了各种货摊。”“人群摩肩接踵，在坎坷不平的石道上往西行。”

“到了庙前，只见庙门被香客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往庙里挤，还有些人从庙里往外挤。进了山门就是正殿，院中满是烧香的香客。香客们都想进大殿里去烧香祭拜。但是，无法挤进去，无奈只得（在）大殿前，将香扔进大香池中，跪在地上礼拜而已。”

“到五显财神庙的人，心愿祈求五位财神保佑，在新的一年里财源茂盛，有个好日子过。所以（香客们）都想‘借个元宝带回家，求个吉利。‘借元宝处就在大殿的东配殿。香客用10倍市价的钱去买个纸元宝，说是‘借。”有的时候，不到一上午，元宝们就会被“借”光。王永斌先生不禁慨叹，“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小庙的出家者依此得赚多少钱啊。

在民国时代的《旧都文物略》中，也有一段关于五显财神庙开庙的记载，正好可以印证王永斌先生的说法：“新年之二日，则于广宁门外五显庙祈财，争烧头一炷香。倾城男妇均于半夜候城趋出，借元宝而归。”

五显财神庙的衰败，是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着密切关联的。此地庙会的停止，大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及至1947年，五显财神庙被改为小学，此后便一直被六里桥小学用作校舍。1987年，修建六里桥立交桥时，六里桥小学搬迁，五显财神庙随即被拆除。

找寻五显财神庙的遗迹，说难也不难。五显财神庙的建筑，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但庙产范围内的古槐树，却留下了两棵。这两棵树的位置，就在西三环六里桥西南侧的辅道上。由于两棵槐树都有着三百年以上的树龄，所以被显眼地挂上了红牌。只不过，打此处经过的路人们，很少有知道这两棵古树来历的，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

在此，还要多交代几句六里桥名称的由来：清雍正年间，由广安门至小井村修了一条难得的石板路。而距离广安门外六里的柳巷村旁，曾有沟渠一条，呈西北至东南方向流淌。于是，在铺设石板路时，便于此处修石板桥一座。因距广安门六里，所以被称为“六里桥”。

此六里桥的位置，就在而今西三环六里桥的西端。五显财神庙，正好处于老六里桥的东南角上。六里桥被拆毁的时间，大致为清末民初。

崇兴寺的密码

就在民国中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中，对于崇兴寺有着相当篇幅的描述。“在广安门外四里许，石道迤北。（崇兴寺）中墙垣多倾圮，仅存破殿三楹。额题关帝殿，殿供关公塑像。所异者该泥像为白面绣金黄袍，非赤面绿衣，且该处远近均呼该处为白脸关公庙” “声名虽大，香火则微，是以年久失修。”

根据民国时代的老辈人言说，这座关帝庙乃是明熹宗（天启帝）时锦衣卫所建。起初供奉的对象并非关公，而是天启朝的阉党首领魏忠贤。彼时的庙宇，名曰“报恩功德祠”。里面的神主既然是魏忠贤，其形象必然为“白脸无须”。等到魏忠贤一党被剪除，广外地区的官员依乡绅之意，将白脸魏公像涂以红色，并饰以长髯。这便是关公相貌，祠庙亦随之更名为“崇兴关帝庙”。

及至清军入关，庙已颓败。等到康熙年间，庙中又失火。 此后，清廷中的南府太监，且将庙宇重修，并将其改名为崇兴寺。

看罢“旅行指南”的介绍，我算是被弄迷糊了。既然白脸魏公的形象，早已改换为红脸关公，这崇兴寺内的白脸关公，又是何时出现的？

我查阅不到“白脸关公”出现的确切原因，便只能先去查找广外崇兴寺的具体方位。民国时代的广外地区，至少有四五座关帝庙。这些关帝庙分别是：广外关厢的关帝庙、椿树馆街的关帝庙、三义庵的关帝庙、湾子村的关帝庙和小红庙。

若从距离上看，从广安门城楼的位置出发，向西直行四里（两公里左右），就应该达到湾子路口。昔日的湾子村乃是官道由正西转入西南方向的拐点。村子里有民初深州人开设的深州馆。若以广安门外官道（石道）迤北作为落脚点，昔日湾子村的关帝庙则最有可能是崇兴寺。

待我前往湾子路口南，且一路行至马连道茶叶街转悠时，确实见不到任何古建的遗迹了。无论是白脸的，还是红脸的，广外地区的关帝庙都已不在。

就在寻找无果之时，于湾子路口的西北角，即华尔顿酒店（前身为鸿坤国际酒店）门前，我发现了一株古槐。根据其红牌身份，以及树前的说明牌介绍，此树至少有六百岁的寿数。若以距离推算，该树的位置，倒是与崇兴寺所在地相符。难不成，这棵古槐实乃崇兴寺留于世间的唯一见证？

两棵古树

与近代史的一段交集

从崇兴寺遗址往东，经过湾子、关外甘石桥。再往东，便是达官营。有人说“达官”是元明清之中某个朝代的高官。达官营便是他们住过的地方。这种说法实在有点“望文生义”了。其实，明清时代的“达官”是镖师，“营”是聚集地。合在一起，便是“镖师们聚集的地方”。就在两广路北側、紧靠“达官营”公交站牌不远处，有一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槐树。根据北京文史学者王克昌先生的研究，这是古刹三藐庵里的大树。

三藐庵兴建于明代，乾隆十七年重修。到了道光年间，一位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重臣林则徐，曾在庵里居住。根据他日志记载：道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23.12.14）“酉刻始出彰仪门，在三藐庵宿”。林则徐在京居住期间，曾两次得到道光帝召见，且对他赏识有加。出京之后，林则徐要赴江苏巡抚的任上。他的仕途之路一片大好。

十五年之后，道光十九年（1839.1.8）中午，林则徐再一次出京。此时的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离开的，准备前往虎门去销烟。出京途中，故地重游，林则徐在紧邻三藐庵的普济堂下了轿。在一棵大槐树下，与朋友们依依惜别，然后过广外甘石桥，经五显财神庙，最后出卢沟桥。普济堂是清初抚恤孤老贫民机构的所在地，里面矗立着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御碑。如今，普济堂内的大槐树还保留着，且与三藐庵的古树一道，无声地向过往的行人们讲述着昔日的故事。

其实，在十四中操场的东南角、手帕口西街南口路西，还有一棵古树。这里或是三藐庵的遗址，古庙已于1992年扩展广外大街时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