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痴人”张伯驹

福雨

草芦藏深山，溪水桥下过，树木越发茂盛，一派春景早已入心……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安逸却蕴藏生机。唐代的李白，则在《上阳台帖》中记录了王屋山高耸峻拔之势和源远流长之水。春光无限，大地美哉，笔墨传情，千百年前的光阴得以在千百年后的视野中相逢，这其中的功劳除了记录它的人们，势必还有如接力一般，“传递光阴印记”的收藏者，当我们酣畅于这些“神品”佳作之时，不得不提起一个名字——张伯驹。

痴心：

北京故宫《平复帖》

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1955年，当这八件足可以称得上“稀世珍宝”的书画文物被无偿捐赠给国家，人们一边慨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有实力收藏它们，一边也在疑问此人拥有怎样的慧眼与心境，在一个极讲缘分的“收藏界”与如此之多的珍品相遇。

从抗战后张伯驹所担任的相关职位不难看出，他与北京的缘分着实不浅——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并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张伯驹与文物的缘分之深，从他的一段传奇经历便可寻味，正可谓——心诚所致，对得起“朋友”，才能换的来“真心”。

在张伯驹心中，每一件文物或许是足可成为“朋友”“兄弟”的，患难见真情，可托命的那种！

1941年6月5日，当时还身在上海，担任着盐业银行总稽核兼常任董事的张伯驹突然消失了！三个手持短枪的黑衣人用贪婪的眸子监视着去银行上班的张伯驹，正当专车刚出弄堂，三人扑上前去，拦车、将司机拖出、劫持张伯驹……一切看来早已演练过数次。

疑云很快揭开，绑匪的目标便是张伯驹所收藏的、被誉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平复帖》西晋文人陆机所作，其手迹比王羲之作品还早近百年，可想而知年代之久远，而文中墨宝不仅潇洒自如，更因不同身份的历代藏家留下的收藏印记而显得十分珍贵。

“江湖兄弟”的真情，并非一日之功，张伯驹与《平复帖》的交情也经历了考验。

1936年，张伯驹获知末代皇帝的堂兄溥儒将《照夜白图》卖给了日本藏家，于是担心国宝外流的他主动上门，希望将其手中的《平复帖》购于手中，没想溥儒要价20万，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对此张伯驹甚至请来张大千从中说项，可仍旧无功而返。

事情到了1937年有了转机，溥儒的母亲当时因病去世，因为急需用钱周转不开，于是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面临被出售的风险，再次找到溥儒，最终得以结缘。

正所谓“福兮祸兮”，歹徒的绑架也是奔着《平复帖》而来，张口要价300万赎金，否则以帖换人！

为了与歹徒交涉，加之以“绝食”抗争，张伯驹夫人有了一次与丈夫短暂会面的机会，张伯驹则偷偷告诉她：一定要保住《平复帖》，即使丧命也不能动文物。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歹徒的野心慢慢被消磨，张伯驹夫人也在积极通过变卖自己的首饰甚至家产筹备赎金，最终救出了丈夫。

虽然躲过这次一劫，张伯驹保住了性命，但心有余悸的他还是立刻携妻回到了北平，甚至还大病了一场。面对日益严重的日本侵华战争局面，病后的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字画收藏缝入衣被，逃往了当时没有被日本占领的陕西，一路奔波，担惊受怕，好在“中华第一帖”幸免于难。

为了见证这一传奇经历，以及寄托对于《平复帖》的珍爱之心，张伯驹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如今《平复帖》已经安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了这里的“十大镇馆之宝”。

痴情：

后海南沿的《鹊桥仙》

后海南沿的小胡同守着碧波荡漾的京城水色，多少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了情思，著就了佳作，就在一座拥有着南北两排平房的小院中，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在这里度过了夕阳最美的晚年，不，在这里应该用“醉美”才对！因为这流金的岁月中，更有着伉俪情深的享受，用情至深、不顾一切的坦然，这甜蜜之情早已让人陶醉。难怪张伯驹在年近八旬时，还能为妻子写下一首让多少人为之羡慕的《鹊桥仙》：“不求蛛巧，長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

这样的爱情是足可以超越世俗礼教的。

潘素出身苏州府名门，为“清朝最年轻的状元”潘世恩的孙女，正因为潘世恩的才华外露，才得以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也正因为他的才气才学，才让潘家的门风清朗且充满书香，就连这位孙女都是从小浸透在书香琴瑟、笔墨丹青的氛围中。7岁入私塾，十多岁善弹奏、绘画，知书达理秀外慧中。

然而，人生无常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无论你的出身与爵位。1928年，潘素的母亲病逝，父亲娶进来的后妈对她非常刻薄，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之前依靠清政府为官的家底，此时只剩下越吃越薄的尴尬。于是，潘素在无奈之下，只得被继母送进了上海的烟花之地，靠弹琴贴补家用。

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潘素，骨子里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气质，犹如青莲一般超凡脱俗，很快便有了“潘妃”这一雅号。不过，虽是身在青楼，但她早已声明，卖艺不卖身！一直暗暗鼓励自己，有朝一日定会脱离苦海。

作为当时被誉为“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当与潘素相遇后，便一见钟情，风度翩翩充满人文气质的“张公子”同样被这位才女所青睐。

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理念下，一位已经拥有一定地位及影响力的谦谦公子，想要将一个“青楼女子”娶进门，可想而知会有多大的压力，更何况当时张伯驹已然37岁，家中还有1妻2妾。然而，面对真挚的爱情，至诚之人的眼中一切阻力都是浮云，张伯驹立下誓言一定要为这个质清玉洁的女人，拓出新的人生之路。

张伯驹毅然休掉妻妾之后，于1935年，终于堂堂正正地迎娶潘素为正室夫人，也便开启了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段佳话。

潘素与张伯驹的结合，正所谓“灵魂伴侣”，二人均对笔墨丹青有着同样的爱好，一个懂得鉴赏，一个乐于寄情纸上。见夫人有如此爱好，一方面张伯驹邀请画坛名师为夫人点拨指导，另一方面潘素自己也在主攻花鸟题材的基础上，涉猎山水题材的文人画，细致的“小女人”视角，因为艺术展现手法的转换，更多了不少“人生智慧”的豁达，这样的结合又融入到了潘素的山水主题画作之中。

这样的转换是成功的，这样的转换也承载着夫妻二人的努力，潘素的作品在画坛逐渐声名鹊起，《漓江春情》《万松积雪》《夏山过雨》等作品，甚至作为国礼传播中国的文化语言。

这样的“心灵之交”“灵魂之交”渗透于生活的细节之中，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着这样一段故事：解放后，张伯驹虽然担任着诸多社会职位，但收入不比当年，正好当时他看上了一幅古画，所以只得向妻子要求“支援”。然而，靠工资吃饭的境况，精打细算的潘素肯定不舍得让丈夫支出额外金钱。于是也便有了这样的一段记录：“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痴迷”：

别了，弓弦胡同1号

住在后海南沿之前，张伯驹在北京着实是趁过大宅子的。

他的父亲张镇芳在弓弦胡同置下了一所宅院，这里曾经的主人据说是著名的宮内“大总管”李莲英。院子由四五个小院儿组成，游廊客厅、花木亭台一应俱全，张伯驹对这所祖上留下的宅子喜爱有加，宅院还有一个雅号——丛碧山房。

谈起“丛碧”二字的由来，还要从张伯驹30岁那年说起。当时张伯驹在琉璃厂一家古玩店门前经过，偶然发现店中高悬一幅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幅御笔与康熙帝以往稳重大气、硬朗宏阔的风格并不一样，颇有飘逸之风，拥有多年鉴赏积累的张伯驹慧眼识真，认为这一横幅定是康熙真迹，从落款、印章等处已见真伪。此外，无论风格如何变化，书写者的气韵习惯在细微之处是不会变化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彰显皇帝“真性情”的作品，才更加珍贵。

于是，“丛碧”之作有了新的主人，张伯驹的字——“丛碧”，也便由此而来。而他的号“游春主人”同样与他的收藏和这所宅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提起“收藏”，如今的人们总是会与“私藏”“资本”“升值”……一系列充满金钱味道的词汇相联系，但真正的收藏却恰恰蕴含着“品味”与“心性”、“格局”与“豁达”，张伯驹的收藏之路便充满着这样一种“侠义”味道！

《游春图》——中国绘画史上，标志着中国山水画已由“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作为人物配景的稚拙阶段，进入了成熟阶段。在世界上可与梵高的《鸢尾花》、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的画作，此画名列其中。1924年10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伴随溥仪出宫的还有不少珍贵的国宝文物，这幅《游春图》便在其中。然而，正是因为清皇室跌宕漂泊的辗转，不少稀世珍宝在这一过程中主动或是被动地流落民间。

当《游春图》再次出现在收藏圈的时候，作为当时已经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的张伯驹十分焦急，提议尽快回购《游春图》，以防这一“国宝”流失海外。可当时民国政府的资金同样羞涩，张伯驹情急之下只得决定由个人担此重任。

众所周知，痴迷收藏的大家，手中“余粮”其实并不很多，所拥有的财富均压在了藏品之上，又何况是张伯驹这样“只藏不卖”的真正藏家。在与售卖者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张伯驹只得将这座弓弦胡同1号的祖宅变卖，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知道此事后，决定以2.1万美元买下此宅。

《游春图》终于通过张伯驹的努力，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之上，张伯驹也迁居到了北京西郊的承泽园居住，为了纪念《游春图》的来之不易，张伯驹将此园命名为“展春园”。在这里，张伯驹将自己的所有收藏进行整理编目，定名《丛碧书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