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缺位
——论《阿卡迪亚》中的知识逻辑与性别秩序

胡耀元 王岚

引 言

捷克裔英国犹太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戏剧《阿卡迪亚》(Arcadia，1993)继《跳跃者》(Jumpers，1972)、《汉普古德》(Hapgood，1988)等作品后，再次展示了他使哲学、科学和人文在戏剧中碰撞的才华，自1993年在伦敦首演后便引发热烈讨论和关注。《卫报》(TheGuardian)老牌剧评家迈克尔·比林顿(Michael Billington，2015)指出，在这部剧中，斯托帕德“将思想与情感完美融合，平衡了数学与哲理和诗歌与激情之间的关系”。这一以人间乐园命名的戏剧故事发生在英国乡村一处如伊甸园一般的贵族住所——西德利庄园，其第一句台词“什么是肉欲之拥(carnal embrace)？”(Stoppard，1993：1)，暗示1809年庄园主13岁的女儿托马西娜·柯弗利(Thomasina Coverley)对知识与性如夏娃一般好奇。此剧的核心的确是对知识与情感两方面的探寻。早慧的托马西娜很早便显现出用数学公式或图表解释自然现象的独特能力，经常使她那皮格马利翁(Pygmalion)①一般的家庭教师塞普蒂默斯·霍奇(Septimus Hodge)惊愕。1813年她即将年满17岁时在其作业中展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雏形，提出与“混沌理论”相近的观点，即混沌与混乱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无序性，比历史所载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早37年，比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早150年。然而情窦初开的她更想得到的是老师的热吻和他教她跳华尔兹舞的许诺。

近两个世纪后，家族后代、年轻的数学家瓦伦丁·柯弗利(Valentine Coverley)在对前来拜访的园艺历史学家汉娜·贾维斯(Hannah Jarvis)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原理时说道，“你的茶最终会降到室温……我们最后都将与室温无差异”(78)②。人们发现托马西娜早在19世纪便发现了这个原理，用一篇论文与一张图表做出了解释——就像热能的衰退，世界最终亦将步入混沌。塞普蒂默斯读毕，便被托马西娜拉起，梦幻般共舞华尔兹。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与对个体情感的发扬同在。

以托马西娜为代表，剧中几位主要人物对知识的追求对父权制的性别秩序与知识体系具有一种颠覆性。他们拒绝用被限定的方式理解世界或接受已有话语体系，而是主动追寻知识，甚至创造知识。一个庄园，两个时代，在《阿卡迪亚》里，斯托帕德通过古今的对比描绘了一个不变的理想：人们在平等包容、诚恳谦和的交流与对话中研究文学，探索宇宙，做学问，寻真实。这对知识的追寻与生产提出了要求：须得颠覆父权制的权力秩序，避免师心自用的学术态度，带着包容与理解同他人沟通，在逻各斯中心话语体系的解构中追求知识。

知识追寻与对权威的反叛

托马西娜和汉娜等对知识的探索、认知与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反叛和颠覆。通过人物追寻并生产知识的过程，斯托帕德讨论了“知识与对知识的追寻意味着什么”及“人们应如何追寻知识”等问题。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与某个领域知识的构建相关，也没有任何知识不预设并建构出权力关系”(Foucault，1995：27)。话语是权力与知识互动的产物。

在《阿卡迪亚》里，从汉娜挖掘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这位一直作为诗人拜伦的情妇而被人们所熟知的女性作家的故事，将她被遮蔽的才华公之于众，到文学研究者伯纳德·奈丁格尔(Bernard Nightingale)对拜伦生平的想象、追溯、重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对“权威”历史的反叛与重写，体现出一种颠覆性的知识逻辑。

《阿卡迪亚》一剧里首先被质疑的“权威”是传统性别角色与父权话语。古希腊以来，西方很多学者一直致力于追求一种亘古不变的真理、理念——逻各斯。这种唯我独尊的知识理念也是父权秩序背后的逻辑。托马西娜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显露出超越其家庭教师的智力与天才。她的自我意识强烈，并对自身的学术天赋相当自信。她大胆质疑老师所代表的主宰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理性科学观和权威的象征——上帝。面对塞普蒂默斯所说的“上帝拥有所有的方程，它通向我们不可企及的永恒”，她反击说：“那我们就从简单的开始。[她捡起那片苹果叶。]我要用这片苹果叶来推演出它的方程”(37)。然而，她最终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汉娜等人的研究使她再放光芒。

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在父权文化语境里，当女性发声，“她的言语只会径直穿过男性失聪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阳性’语言的声音”(Cixous，1976：880-881)。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也曾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所有身体都与男性言说的身体同源”(Kristeva，1980：242)。在西方知识传统里，只有男性的写作才具有继往开来的“资格”，而女性则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被排除在“父权文化传统”或“男性知识体系”的主流文化之外。托马西娜在对知识的追求中抵抗了这种失语状态，颠覆了父权逻辑下的知识话语。

托马西娜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父亲，克鲁姆勋爵(Lord Croom)。西德利庄园的访客埃兹拉·查特(Ezra Chater)先生发现妻子与塞普蒂默斯有染，在塞普蒂默斯还在授课时冲进书房要求得到解释。后者讥诮道：“我相信克鲁姆勋爵也觉得你的事比他女儿上课更要紧”(6)。潜台词是克鲁姆勋爵不会容忍托马西娜上课被打断。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为男性家长给予。但戏剧人物间的互动明确表明，很多时候，男性的能力其实不如女性。塞普蒂默斯经常无法回答托马西娜的质疑，有时甚至恼怒地摔她的作业本。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人际关系在戏剧中被放大，“戏剧更为真实地展示出剧作家的伦理诉求与道德关怀”(刘茂生，2022：50-51)。

父权逻辑内在的纰缪导致其自身的解构。克鲁姆勋爵自始至终没有登场，只存在于他人之口。克鲁姆夫人(Lady Croom)略带挖苦地说道：“多幸运，我丈夫一生爱好打猎，他枕着睡觉的那边耳朵又恰好被猎枪声损害了一半的听力”(70)。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父权文化中……一个作者同时也是一个父亲，一个祖先，一个生育者，一个美学层面上的男性家长，他的笔……具有繁衍与传承的功能”(Gilbert &Gubar，2000：6)。猎枪像笔一样，使人联想到男性身份，二者的形状也有相似性。猎枪对托马西娜父亲听力的影响使他在睡梦中忽略了家中所发生的闹剧，男性的象征颠覆了父权制社会形态存在的逻辑，男性中心的知识传统走向自我解构。

随着父亲权威的失落，“家庭中成员功能、伦理关系也在缓慢地解构和重建……权力结构的天平也开始向女性倾斜”(汪帅东，2022：154)。克鲁姆夫人将查特夫妇赶出庄园，而克鲁姆勋爵全程未发表意见，这也说明她对庄园事务的决断权。克鲁姆夫人对女儿的学习也越来越上心，注意为女儿打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和诺克斯先生讨论改造计划时，克鲁姆夫人忽然意识到：“是我们打扰她了——这可不行……很明显(托马西娜)现在完全没有在学习”(86)。这反映出她对空间，甚至对知识的有意识把控。

克鲁姆夫人对家庭大小事务决定权的增强，符合“母主”这种家庭状况。在“母主”的家庭里，“父亲不一定缺席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女性负责做一切重要决策”(Zoja，2001：225)。然而，克鲁姆夫人也内化了父权制的很多观念。“社会性别规范重复书写着每一个人，自然性别使主体不得不扮演相应的性别角色”(陈丽娟、田春雨，2021：66)。母亲的拉丁语翻译与园艺品味遭到托马西娜的反对，便提醒托马西娜她还不到14岁。这显示出西德利庄园里两代人之间知识(话语)与权力的争锋。克鲁姆夫人在观察托马西娜的学习过程一段时间后，认为有必要立即将她出嫁，以免她接受太多教育不适合婚姻。在19世纪的英国，对于女性而言，知识与婚姻显然不能兼容，克鲁姆夫人内化了父权制社会规范。

托马西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声音。她努力在权威之外找到一条解释世界的路径。可见，对知识的解构与建构也是弱势群体解构中心话语、女性解构父权的路径。然而，就像克鲁姆夫人表现出来的那样，父权思想在很多女性心里根深蒂固。托马西娜的母亲压抑她自由表达与科学探索的渴望，她对权威的坚持，与男性权威对知识的控制何其相似。斯托帕德在剧中展现了一个知识逻辑与父权秩序交织的画面：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和权威对弱势群体、个体的束缚。

托马西娜的成果直到近两百年后，才在柯弗利家的后人瓦伦丁与历史学家汉娜的共同努力下被挖掘出来。

历史的再叙与权威的消解

在《阿卡迪亚》里，话语与权力之间的互动除了托马西娜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与颠覆，还存在于汉娜与伯纳德等对历史的认知与重述中。在福柯眼中，话语的“科学性”是权威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科学话语的多层次性”(Foucault，1995：98)又使得权力无法完全掌控它。这意味着，人们在用科学与理性反抗束缚性与压抑性强的权威话语时，自身可能也在创造潜在的话语霸权。

对于汉娜和伯纳德而言，历史是一种有待重述的话语。二人将西德利庄园作为坐标。伯纳德在向克鲁姆勋爵写信请求前来寻找资料时，遭到了无视。20世纪庄园中的父亲就像他的祖先，主要存在于他人之口中，同样处于缺席的状态。对他人的忽视，也反映出权威话语对非权威话语的贬抑。

汉娜出场之时刚出版一本有关19世纪英国女作家卡罗琳·兰姆的著作，旨在将她长期以来被拜伦遮蔽的才华公之于世，为在历史中失语的女性才子正名。作为当代知识女性，汉娜努力再现历史上被忽视或被压抑的知识女性的声音，反映出当代“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挑战”(王政，2001：35)。

尽管如此，20世纪依然存在权威与非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托马西娜的才华被遮蔽一个多世纪，汉娜在重写女性历史的过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汉娜在提及学术圈时颇带些反感，即使在当代，也存在着一个以“研究拜伦一伙人”为代表、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中心。她被排斥在外。

尽管伯纳德对汉娜的研究对象表达了(基于父权立场)的不认可，但也向汉娜表示，如果二人合作，能够颠覆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他想证明大诗人拜伦实际上是个杀人犯，在决斗中杀死了情敌，一个小人物。前者依然受到世人追捧，后者的形象却在历史的尘埃中淡去。在他(基于谬误)的“演讲”中，伯纳德提到，“一个像埃兹拉·查特一样的小诗人就在德比郡的一处林间空地走向了死亡，默默无闻，无人哀悼”(53)。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伯纳德站在学术界新人的立场，为小人物唱的一首挽歌。可见，颠覆是二人作为历史重写者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剧中众人对历史的解码“基于一种想象性而非阐释性的进程”(Rousseau，2011)。但事实上，伯纳德与汉娜等人对于过去的理解恰恰立足于阐释性的知识逻辑。汉娜对卡罗琳的文学成就的评价、伯纳德对拜伦生平的追溯以及汉娜对托马西娜成果的挖掘都立足于阐释。他们既阐释历史文本，也对权威话语进行“对抗式解码”，对抗那种将某些观念中心化、将另一些边缘化的话语体系③。这个过程当然也包含想象，但它也是一种主观介入，尝试重述的阐释。

瓦伦丁也在反叛。作为主修生物学与数学的研究生，瓦伦丁对学术研究秉持实事求是、理性的态度与原则。瓦伦丁向伯纳德抱歉地解释，他来庄园拜访的请求一直没收到答复是因为克鲁姆勋爵厌恶用打字机写的信件，并顺口提了一句，称其对同性恋也抱有反感。瓦伦丁反对父亲的保守主义观念。

然而瓦伦丁对科学技术的接受，虽表面上是与传统的对抗，其本质在开始却是相同的。瓦伦丁认为：“(数学公式)所关注的并不是金鱼的行为。它描述的是数字的运作和变化”(45)。他注意不到生命的重要性。他对客观事实与绝对理性的执着也使他没能立刻看到历史解读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甚至对汉娜对托马西娜的研究所表现出的兴趣感到奇怪。

瓦伦丁思想的转变最终使他成功反叛了父亲的观念，摆脱了父权思维的束缚：他从对某事物之绝对价值的认定转向对不同事物价值的包容接受。瓦伦丁对科学研究的热忱，也说明他同样有激情的一面，两种态度在他身上并非对立，而使他更加包容地看待事物。尽管瓦伦丁一直认为“事物发生皆有规律”(79)，托马西娜在当时全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辅助和便利，绝无可能做出真正的科学发现，但随着汉娜慢慢发现托马西娜研究成果的全貌，他终于改变看法，意识到了托马西娜的开创性成就和被埋没的天才，认可了“人”的作用，加入了汉娜重写历史的行列。

思想的包容性是寻找真实、重写历史、消解二元对立、颠覆父权制逻各斯中心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颠覆”知识逻辑的本质。这种包容性更体现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之中。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碰撞与融合

关于《阿卡迪亚》一剧的诞生，斯托帕德在采访中提到：“当时一个想法一闪而过，我可以就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思潮之间所谓的差异或冲突进行创作”(Kelly &Demastes，1994：2)。两种观念交融正是本剧的初衷。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便在于前者强调理性与规范的遵守，后者则强调情感与自我的表达，由此也能看出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与感性间的对立。约翰·纳布霍尔茨(John Nabholtz)指出，几乎每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在从小到大的写作教育中，都需接受以严谨性和逻辑性为特点的古典主义式论证模式的训练，浪漫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也必须放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中进行考虑”(Nabholtz，1980：125)。

汉娜与伯纳德不同的学术观念及重写历史的不同方式，即理性的方式与感性的方式，是该剧主要的张力之一。伯纳德作为一位研究拜伦的文学学者，写了一篇长评，激动地指责汉娜在书中搞历史修正主义，把拜伦的文学成就贬为名不副实，而将卡罗琳·兰姆抬高为在父权社会中被掩盖光芒的天才。伯纳德认为她的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通过挖掘出卡罗琳少人问津的一生，衬托出拜伦的伟大。初次见面，伯纳德粗暴无礼，表达出对有关卡罗琳·兰姆研究的不屑与明显的父权立场。汉娜则心不在焉，对除了直接与自己所研究问题相关的事实与人物以外的信息咨询毫无兴趣。二人都缺乏包容的心态。

汉娜造访庄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19世纪在庄园花园的小屋中居住的一位与世隔绝的隐士，认为他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思想向浪漫主义思想的转型。她的研究方式并非依赖直觉，或“对某个观点和推测的笃信”(50)。而伯纳德认为这是一种可悲的缺陷，但也正是这种不自信或者说质疑精神使她看到了伯纳德推论的不可靠，看到他所提供的三封书信无法真正说明拜伦因为和查特太太偷情杀死了查特先生。伯纳德则十分坚持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认识与以事实为中心的客观认识间的冲突。“会有更多(证据)。总会有更多。我们必能找到！”(50)，伯纳德在和汉娜讨论自己的猜想时信誓旦旦，把它当成事实来谈，和汉娜近乎于冷漠的冷静形成鲜明对比。汉娜则鄙视浪漫主义的直觉式推论，将其描述为基于“廉价的刺激与虚假的情感”的“浪漫主义骗局”(27)。

虽然汉娜挖苦他的激情，却并非与激情全然对立。在学术研究中，“颠覆”知识逻辑和历史重述通常需要浪漫主义式的热情。伯纳德指出，“只有一个浪漫主义者才会这样将卡罗琳·兰姆塑造为英雄般的人物”(63)。这启发了她进一步的思考与发现。汉娜对卡罗琳形象的重构的确反映出某种浪漫主义的特征。

随着情节的发展，她慢慢认可了对文本的直觉性认识与解读在学术研究中的必要性及益处，愈加坚定地认为托马西娜阐明了超前于时代的观点。她凭直觉，从修士与塞普蒂默斯生日年份的一致推断出这是同一人。汉娜得出观点过程的突然性与自发性使瓦伦丁无比诧异。这背后是理性与激情的融合。

然而，与汉娜的主动求变不同，伯纳德对历史的认知始终基于一厢情愿的推理以及男性中心的立场。他的学术道路通向的是绝对主观与感性的谬误。伯纳德把可能性当作事实，用自己的一个推测去佐证另一个推断，但每一个主张“都活在自我的笼子里”(王占斌，2020：97)。汉娜对他的批评恰如其分，“你自大，贪婪，还鲁莽，不过是看到了丁点闪光，从那一跳，一跃，一蹦，便言之凿凿高谈阔论，以此为据仿佛铁证如山”(59)。

伯纳德不仅没做到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也缺乏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在瓦伦丁指出他研究结论中的疏漏时，他气冲冲地辩称自己并不是科学家，把人文与科学、理性与感性相割裂；在被汉娜抢白后，他又回怼称：“你那本蹩脚的中篇小说就说明你从来都没真正理解拜伦”(59)，显示出对(自己以及拜伦的)男性话语的无端执着，而用“中篇小说”形容汉娜的著作也说明他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学术理性与创作感性对立。他对自己的论断盲目自信，准备去伦敦就自己的“发现”发表演讲，被功成名就的“前景”冲昏头脑，俨然一副学术权威的模样，完全化身为他原先试图打破的知识霸权。

伯纳德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己仅以激情与“直觉”为指导的盲目自信，导致他在有关拜伦与查特先生的真相被揭示后震惊、愤怒、沮丧。伯纳德努力做出学术创新的尝试虽然体现出“颠覆”的知识逻辑，却因为过分强调激情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固执的盲目自大，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与信任，做出了错误的论断。

伯纳德与二元对立父权逻辑的合流注定了他的失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固执己见的观念既是“父亲的在场”，也是权威话语的象征。对比汉娜和伯纳德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历史的再叙与权威的消解既需要浪漫主义者的执着和激情，更需要基于事实调研的理性。伯纳德自以为颇具颠覆性的论点在剧作结尾时几乎被全面驳倒。三封书信的作者实则是塞普蒂默斯，决斗也根本没有发生。

结 语

在西德利庄园里，尽管父亲的形象被刻意弱化，持续处在缺席状态，父权思想在社会、家庭，尤其是学术场域中的影响依旧清晰可见。它化身为观念的闭塞和沟通的不平等，并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话语之间的矛盾，乃至不同性别、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立表现出来。父亲权威的离场是走向成功、根除父权思想的第一步。斯托帕德于是构建了这样一个父亲缺席之地，将汉娜、瓦伦丁、托马西娜以及伯纳德等人追寻知识的历程置于其中，向读者示明了一条“颠覆”的知识逻辑，指出父权思想中最根本的毒瘤便是缺乏包容与妄自尊大。

在《阿卡迪亚》里，边缘话语主体在权力框架之中运用话语反抗权威，解放了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与声音，同时自身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最终还原了女性被遮蔽的才华，实现了话语的多元表达，打破了父权性别秩序。而唯我独尊、囿于一隅的立场则会导致学术的失败。归根结底，“剧中人物的对话没有简单地把科学与情爱相对立，也并非致力于呈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使二者协调，共同发挥作用”(Sternlieb &Selleck，2003：498)。斯托帕德刻画了一个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碰撞的学术乌托邦，他指出，人们在知识生产活动里需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学术浮夸，平等交流，聆听不同，消除对立，才能够真正着手改变僵化的文化观念和知识传统，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父权话语体系。

注释：

① 皮格马利翁：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因不喜凡间女子，雕刻一座少女雕像，将精力与情感全部倾注于它，最终感动爱神，赐予雕像生命，并使二人结为夫妻。这个典故常被用于文学作品和心理学分析。

② 凡引自斯托帕德《阿卡迪亚》中的内容，均出自：Stoppard T. 1993. Arcadia[M]. London：Faber and Faber. 引用时只出现页码，不另做注。

③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受众对信息的解码可分为三种，全面按照传播者意图对文本进行解读的“主导式”，对文本意义及其背后意识形态持矛盾态度的“协商式”，以及采取与传播者完全相反的立场进行解读的“对抗式”。伯纳德等人便基于与主流学术话语传播者不同的立场进行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