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眼·锐眼·热眼
——基于生命体验的三种文学视觉书写形态

张 琳

视觉不仅是人类重要的生物性感官，决定着人的观看能力及范围，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与技术手段、权利运作，以及人的情感、语言、思维有着紧密的联系。面对当前高度图像化的视觉文化语境，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感叹道：“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①[英]约翰·伯杰：《视觉艺术鉴赏》，戴行钺译，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153 页。大众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奇观和现代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从1826 年第一张永久性照片的诞生，到达盖尔摄影术的出现，到19 世纪末电影艺术的产生，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成果拓展了人眼看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人类视觉意识的现代化也生长出挑战固有社会文化发展惯性的各种新趋势。

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海德格尔早就意识到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本雅明把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理解为灵晕的凋萎②[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237 页。，居伊·德波以“奇观社会”的概念来批判现代社会中那些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呈现为可视化形象的商品的自我运动，认为那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性表现③[法]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社会性的图像化转向衍生出的新媒介通过图像来表达、解释、传播信息，可视化的图像成了基本的表意符号。这种带有强烈直观感知的视像文化形态，不仅与科技、经济、大众传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渗透到了文学、艺术、哲学、传播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跨学科对话的场所。

在文学领域，新媒介的介入使得文学阅读过程中的沉思和想象受到视觉图像的严重挤压。图像时代把读者变成了观众，培养了人们游离文学的心理，造成了文学阅读式微①赵勇：《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5 期。，由此普遍滋生了文学生存的危机感。然而，视觉技术带给文学的，除了媒介文化冲击造成的日趋边缘化的处境之外，也有思想上的革新和审美观念上的创建。首先，要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启蒙思想的传播，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衍生的现代视觉技术的影响。一方面，与鲁迅弃医从文直接相关的“幻灯片事件”几乎成了现代文学起源的神话，通过观看现代科技制作的画片，鲁迅惊觉中华民族觉醒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对一种明白畅晓的语言表达的迫切需求，令新文化运动的革命者积极地利用现代印刷技术的复制、传播能力，印发白话小说，兴办报纸杂志，传播启蒙思想。其次，随着现代视觉技术到来而重构的新的感官方式，正持续地对文学创作进行着新的改写，文学视觉化书写日渐明显。鲁迅对暴力的景观化细节描写、茅盾对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呈现、郁达夫的窥私癖式的心理描写、沈从文的旅行见闻记述等，都体现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客观化叙述②陈雪、刘泰然：《技术、话语与图像：20 世纪中国小说暴力书写的视觉化谱系》，《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 年第4 期。。不论是受视觉技术、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刺激的感官结构的变革，还是文学回应时代，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景观化叙述创新，都是人类感知和表达所见世界的一种体验，它与人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视觉的可理解性基于眼睛活动和整体生命经验，离开生命意味着丢失视野和可视性③李鸿祥：《论视觉的二重性》，《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1 期。。相较于技术发明带来的身体感官强化，文学强调的人性、主体意识、生命关怀，则是给人一种内在的生存体验和内视审美体验。文学以一种视觉化的书写表达了复杂、多元、深刻的生命体验，这既是文学对视听文明时代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学叙事的生命伦理和文学审美的生命本质。文学对人类生存诗意的呈现与揭示，决定了它在图像社会无可取代、更不会消亡的优越性地位。

视觉与观看行为有关，但更多时候，它超出了观看行为本身，突破了物理—光学的关系，走向理解的意义。“我看”可以表达“我看见”的视觉行为，也可以表达“我认为”这类心理和思维活动。本文将从宽泛意义上来讨论视觉，它既包括生理学意义上的观看，即光作用于人的视觉系统所产生的感觉；也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观看，即生命主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所形成的思维活动。文学视觉书写是使对象得以可见、使观看得以可能的审美机制，其核心是再现、表征、形象。针对文学书写面向盲人、弱者、游离者等边缘群体的独特视觉聚焦，本文从感官和思维层面入手，选取莫言、毕飞宇、史铁生三位着重刻画过视觉重要性的作家的代表作品，解读当代文学文本对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的探询，探讨文学写作中被普遍呈现并被集中赋予审美特性的三种视觉形态及其特征。考察作家通过视觉书写所展现的独特、复杂的生命体验，是透析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呈现生命现象特性的重要维度，对拓展文学领域的视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盲眼：“被观看者”的宿命与“视而不见”的悲剧

视觉在生理学层面，是指肉眼感知到的视觉成像。这种高贵而普遍的视觉能力使人看见表象世界，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生理性本能。作家的写作就是要使目光未及之处显现，以文字激活晦暗处的生命律动。毕飞宇的《推拿》就把笔触伸向了一个特殊的盲人群体，他们被命运捉弄，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晦暗中，失去了“观看”的权利。身为残疾人，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被观看”的自主权。小说特别交代了盲人的视力情况和失明的原因。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有两类盲人，一类是先天失明的，另一类是因意外事故、疾病导致后天失明的。后天盲人要经历比先天盲人更多的痛苦，他们要杀死过去那个拥有视力的自己，才能获得新生，好比凤凰涅槃。不论是先天盲人还是后天盲人，都抑制不住内心对外在世界的想象，这源自人的目欲本能。视觉主体是欲望化的主体，先天失明的沙复明听客人说都红很美，于是开始了他对美的想象，他通过抚摸都红的脸去感受美，渐渐不自觉地由好奇演变成了单相思。每次都红出现时，他就向日葵一般地围着她转头。虽然生理机能的缺陷令盲人掌握的信息不全面，但盲人失去视觉会逐渐形成行为代偿，大脑皮层跨感觉通道重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得周围环境的信息①吴建辉、罗跃嘉：《盲人的跨感觉通道重组》，《心理科学进展》2013 年第4 期。。王大夫隔着十万八千里，也能从电话里听见沙复明没有上钟；沙复明通过听力和嗅觉就能大概判定客人的职业和脾气。观看不是自足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社会化事件。如果没有人从柏拉图的“洞穴”里走出来，人类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而一旦有人见到了真实的世界，获得了真理，必然会引发群体性的对真理的求索。尽管推拿中心的盲人已经适应了没有光线的生活，但仍抑制不住对视力的向往。他们在有眼睛的主流社会边缘小心而防备地生存着，与之建立起一种自力更生的反歧视心理屏障，但又忍不住渴望融入社会群体，拥有视觉体验。这种体验的缺失不仅令他们怀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让健全人打着仁慈宽厚的旗号，有意无意地挫伤失明者的自尊。

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以哲理性的方式，呈现了欲望化的主体失去光明的宿命体验。17 岁的小瞎子因为心上人出嫁而痛不欲生，向老瞎子哭诉“干嘛咱们是瞎子！”②史铁生：《命若琴弦》，求真出版社2021 年版，第23 页。老瞎子在心里追问这个问题已经50年了。从20 岁那年，师父把药方放进琴槽里，他的所有念想都汇聚在了琴弦上，为了弹断1000 根琴弦，他走了无数山路，受了无数委屈，只为了拿到药方医治眼睛，在死前看一看世界。失去了恢复视觉的希望，他的心弦就断了。作为“第二视觉”的思维将他从欲望落空的悲痛中解救了出来，在悟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后，他也给小瞎子开出了药方，要想看见就得弹断1200 根琴弦。老瞎子用琴弦上凝结的时间赋予生命新的意义，以丰富的生命过程来消解悲剧性的结果。他知白守黑的善举，重新给了小瞎子生活的希望。视觉不仅是生理上的观看行为，也是人内视自我内心的思维过程，是人实现自我认同，完成主体性建构的通道。史铁生本人也常年受病痛折磨，在痛苦中重新建构起一个新的自我主体之后，他接受了自己的残疾。他以温情和博爱强调生命过程，用人性之光照亮视觉未及之处，使一个个残疾人形象被看见，温暖被命运忽略的角落。

视觉作为人最主要的感官能力，是生理性的，同时又是高度社会化的。当“看”进入社会领域时，它的多重意义就会被社会关系结构激活，带着明显的意图和主观意愿。人们会根据社会的象征化秩序去选择看他们愿意看的，而对其他存在视而不见。所以“盲视”实指双目失明，喻指视而不见。“视而不见”相较于“双目失明”而言，是把人性放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炙烤，人类欲望导致的痛苦远比命运带来的残疾更令人无助。萨拉马戈说：“眼睛本身，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把眼睛剜出来，也是两个没有生气的小球……但它们却不得不负担起在视觉方面各种修辞的任务。”①[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9 页。他在《失明症漫记》中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文明的脆弱，权力机构建构出一个边沁式的“圆形监狱”将患者强制执行隔离检疫，以实行社会操控，而对公民的苦难视若无睹。眼睛在社会关系中完全被利益支配，抑制了感知能力，就沦落为人类社会属性的反讽性修辞。

社会交往中的视觉实践，包含着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它是一项意象性的活动。视觉对象只有与主体的欲望相缝合之后才能“被看见”，这通常是一种权利化的视觉模式。莫言对现实社会的生命洞察形象地体现了“视而不见”的权力化视觉。《天堂蒜薹之歌》里的县长看不见百姓因为蒜薹卖不出去而陷入水深火热的困苦，也看不见警察暴力执法、撞人逃逸的惨案，倒是有闲情逸致在办公室盯着花花绿绿的鱼缸看。在《酒国》里，烹饪学院收购处的人看不到活生生的孩子，只把他们当作“特殊的商品”处理。当孩子被烹饪成一道精美的菜肴送上酒国领导的餐桌时，他已经不再是物质性的人类躯体，而只是被当作一个视觉符号。一道生吃婴儿的菜肴见证了酒国的畸形区域化意识形态，官场的污浊气影响到了民间，使得无知的父母以货币价格置换了孩子的存在价值，对他们鲜活的生命视而不见。《蛙》里的陈眉在火灾中被毁容，整日蒙着黑纱羞于见人，退出了社会交往场域，生育价值让她重新被资本市场发觉，具有了“可见性”。在社会场域中，观看者往往掌握着被观看对象无法迄及的权利和资源，这导致个体的行为不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被动地展现给其他观看主体看的，被观看者在这种迎合观看者欲望的视觉实践中会感到极度的不自在。

无论是生理上的失明，还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选择性失明，在文学表现中都带有一定的宿命意味。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眼盲，有的人要遭受意外的灾祸，在底层艰难地为生存挣扎着。而有的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坐上权利的高位，成为制定规则的领导者。史铁生说：“文学为什么生产，可能就是因为人有终级疑问。”②史铁生、王尧：《有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当代作家评论》2003 年第1 期。文学的价值不仅是描绘表象世界，还在于开掘目光未及之处，通过反映被忽略的现实，引人思考其背后的精神性问题。

二、锐眼：跨越认知与需求的间隙

光的反射成功作用于视觉系统并传输到大脑的短暂处理过程，能够实现人类的观看行为。眼睛长时间聚焦的观看被称为“凝视”，它既是一种观看方式，也是西方美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涉及自我、他者、权利等维度。伊雷特·罗戈夫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史家被训练时，被教导要凝视图画，因为看图画越是卖力收获就越多，某种精确并拥有历史才识的观看必将会解释深藏不露的意义。这种求知信念催生了一种称之为“锐眼”的新型解剖学形式③[英]伊雷特·罗戈夫：《视觉文化研究》，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页。。艺术鉴赏家的解剖式视看，其实就是追求量变引起质变带来的艺术性成效。梅洛-庞蒂认为通过画家的眼睛，艺术能够使真理生成。《我的名字叫红》用“锐眼”的设想，讲述了奥斯曼帝国神秘的艺术信仰。细密画师常年专注绘画，通过大量的绘画训练，最终形成肌肉记忆，失明是他们接近艺术本源的神圣狂欢仪式，被看作真神阿拉的恩赐。细密画大师刺瞎双眼弃绝光明，企图以心灵之眼超越肉眼的有限性，不仅是为了洞见真主眼中的世界，还是出于对现代透视法的恐惧。传统与现代绘画技法间的抵牾预示着“锐眼”的存在危机。

“锐眼”是一种理性的观看方式，是能够使事物去蔽、祛魅的洞见性观看，它不仅需要视觉，还需要调用多重感官结构进行观照。福柯论证了依靠知识、科技和语言的医学凝视是如何通过触摸、倾听和观看三位一体的听诊术，让不可见的身体内部敞开的。“医学凝视所包含的超过了‘凝视’一词所指称的内容。它将不同的感觉包容在一个单一结构中。视觉/触觉/听觉的三位一体划定了一个感知构造，人们用标记追踪无法接触的疾病，在深层探测它，并将它托至表面。”①[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考古学》，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3页。生活的不可重复性和无规律性，决定了人类对它的洞察永远不会是全面、客观的，也无法比照艺术法则或临床医学，总结出它的本质规律。在生活中，“锐眼”的理想状态难以达成。

人的片面性视觉首先是由于自身情绪和思维方式的遮蔽造成的。写《我与地坛》时，史铁生已年近四十，长期受病痛折磨让他时常思考生死，诘问命运。他以自己正在经历的生命体验告诉读者：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回忆往昔岁月，他愈发怀念母亲，后悔年轻时终日为瘫痪的双腿郁郁寡欢，而忽略了母亲跟在自己身后的艰辛与痛楚。突如其来的厄运令他对自我、他人、外部世界的过往认知忽然坍塌，无法自我确认。在地坛度过了十五个春秋，史铁生从早期不接受自己的残疾自暴自弃，到渐渐地与外在世界建立起某种联系，再到乐观地阐释生命，他在对残缺的自我长时间的凝视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主体。在看透了死是一个必将降临的节日之后，放下了对命运的愤恨，开始思考怎样活的问题。经历了五千多个日夜的沉思，他才明白：“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②史铁生：《命若琴弦》，《我与地坛》，求真出版社2021 年版，第92 页。人类追求的抽象概念与现实体验之间的鸿沟，揭示了人生的无可奈何。生命的有限性，让人们陷入焦虑的情绪中，对得不到的事物孜孜以求，难以打开多重感官结构去发现生命多元的美。

人的有限性视觉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人的眼睛只能感受到光谱中的部分光波。另外，人的视觉还总是受到认知能力和经验的制约。此在本身通常很难察觉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有限。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借《盲刺客》发出了与史铁生同样的感慨：“我怎么会如此无知？又如此愚蠢、如此视而不见、如此粗心大意？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无知、这样的粗心大意，我们又怎么活下去？如果你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将是块石头。”③[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韩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版，第548 页。艾丽丝在整理劳拉的遗物时看到了她的笔记本，才发现丈夫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多次性侵了妹妹导致她怀孕，自己还做了帮凶。她原先沉浸在自己构筑的生活幻象里，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家庭生活远比认知经验中的更经不起推敲。透过来自客体世界折返的目光，才惊觉自己的愚钝。然而，在洞见了某些真相之后，局限性视野依然无法避免。莫言的《金发婴儿》中有个瞎眼婆婆，出色的听力和触觉告诉她，儿媳是个善良孝顺的好人。后来她靠听力察觉了儿媳与黄毛的姘居行为，也默不作声，直到常年不着家的儿子用相机记录下妻子出轨的证据并揭发出来，她对儿子决绝的行为彻底失望，在抑郁中死去。瞎眼婆婆看似能够洞悉一切，对身边的人和事了然于心，但实则是儿子的绝情手段超出了她的认知经验，她难以承受来自客体世界的凝视而落入了伦理错位的视觉盲区。

“锐眼”不可实现的第三方面原因是社会话语的集体无意识蒙蔽。我们看什么和怎么看，都受到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视觉体验与社会化的心理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造成了在社会关系结构中，个体会不自觉地将个人价值向社会规范去靠拢，从而形成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单向凝视。《推拿》中的盲人都极度渴望被认可、被尊重。小马自尊心强，坐公车不愿说自己是盲人，与司机僵持之下，带着受伤的自尊下了车。都红敏感的自尊令她反感公益组织的爱心慈善演出，观众的同情让她感觉虚伪与讽刺，她宁可放弃音乐天赋，改去做不擅长的推拿工作，也不愿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低位。盲人的自尊心是他们与社会相处的最大障碍，过当的自尊导致他们弱不禁风。事实上，自尊不只是盲人自己强加的包袱，也是社会话语长期以来建构的约束性成规。社会话语建构的文化感官，是历史化了的视觉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观看主体不自觉地从社会公认的普遍视域的管径中观察事物，而忽略掉自我的内在需求。盲人虽然丧失了视觉能力，但他们渴望得到人的尊严而并非盲人的尊严。肯定盲人社会价值的直接方式就是收入，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体现，盲人想赚到健全人的钱，就要付出比常人更艰辛的劳动和精神损耗。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推拿中心的盲人们几乎都是用透支生命的方式去赚钱。他们不满足于为钱所苦的生存现状，又摆脱不了社会文化赋予金钱的强大象征意义的劳动支配。居伊·德波用“奇观社会”表达了有生命的人在其中完全被经济统治①[法]居伊·德波：《奇观社会》，载[法]雅克·拉康、[法]让·鲍德里亚：《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 页。，消费社会所营造的集体无意识让人们深陷物欲追逐中，成为异己的存在。盲人知道自己正以比健全人更撕裂的非本真状态生存着，但却无能为力，生理缺陷带来的不自信让他们对他人的凝视十分敏感和警觉。他们一方面因为时刻暴露在健全人审视的目光中而缺乏安全感，极度自卑。另一方面，社会话语作为永远在场的他者，令他们陷入追求集体无意识的片面中，用健全社会群体的成规去规划人生。盲人靠着后天养成的出色感官去观察世界，他们在社会场域里，为自己谋求尊严、财富和权利，却低估了对自己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王大夫有小孔的爱情，大可不必等到赚够了钱才结婚。沙复明已经拥有了王大夫渴望的推拿店，无须为了赚钱透支身体。小说结尾处，两对情侣因为沙复明徘徊于生死边缘而把婚礼看作开启往后人生的仪式，正像弗洛姆说的那样，爱是对抗异化的方法。

人因为现实中的种种阻碍与苦难而陷入情绪的泥淖，或是认知和经验的困顿中，无法认清自我、他人及周围环境。社会话语建构的文化感官，让他人的凝视对个体造成强大的压力，时常处在追求同一性的焦虑中。生命意义的不稳定性、多样性，也让人的视觉始终处在认知与需求的间隙中，难以达到理想的观察境界。当作家将这些独特、复杂的生命体验呈现在文本中时，文学就成为跨越认知与需求间隙的“锐眼”。借助文学，读者能够站在上帝视角，洞见文本中的生命伦理。

三、热眼：语言构筑的偏离体验及其情感逻辑

前文提到的“盲眼”和“锐眼”，分别指“看见”和“看清”两种视觉形态，在文学中“艺术性观看”才是最切合文学审美属性的视觉形态，我将它称为“热眼”。热眼是热切、带有情感色彩的艺术性观看，具有意义阐释的功能。在图像世界，当视网膜接收外部的光，把信息传到大脑处理的过程中，视网膜局部边缘区域检测出的信息被传递到知觉领域，还未上升到理性，就会造成视错觉①[日]杉原厚吉：《眼睛会说谎：图解视错觉背后的科学奥秘》，杨西寒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年版，第2 页。。视错觉对艺术家来说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如欧普艺术通过精心编排的线条、图案、光线，给观者动态的感官体验。图像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两种表意符号，现代艺术利用视错觉和绘画技术给观者带去独特的视觉体验，文学则利用语言修辞营造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抓住短暂的“视错觉”心理现象，给读者以震撼心灵的审美感受。

莫言就很善于利用语言修辞来构筑视觉偏离，营造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从而给人带来感性的激情和心灵的共鸣。他于20 世纪80 年代初走上文坛，那正是一个现代意识活跃、高扬人性解放与审美变革的文学时代。莫言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中不断寻找文学叙事的创新点和表现力，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威廉·福克纳的意识流、左拉的自然主义都对他的创作起到了巨大的启发作用。他基于中国的乡土性开展写作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美学观念。他在叙述上大胆创新，越出既往小说的常规，陈晓明将他的写作特质总结为“在地”与“越界”②陈晓明：《众妙之门：重构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35 页。。1987 年发表的《天堂蒜薹之歌》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集中体现他叙事语言艺术的佳作。小说中的修辞性叙述主要集中在自然景物描写和人物的心理刻画上。在描写自然景物时，他把视线放低到泥土里，用夸张的比喻，把原本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营造出极富感官张力的叙事语境，利用直观心理上的短暂偏离，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犹如一朵肥硕的鲜花。月光犹如鲜花馥郁的香气，洒遍了辽阔的原野。”③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9 页。这描写的是四月大旱，村民趁着夜色挑水浇蒜的场景。把月亮比作肥硕的鲜花是和高马的心境相映衬的，在浇蒜的空当，王老头用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打趣高马把金菊的肚子搞大，高马以自由恋爱回应了老头的调侃。接着插入高马的内心独白：“我挑水浇蒜，蒜苗青青，月亮升高了……田野里的空气新鲜，蒜苗上银光闪烁，蒜畦间的流水像银蛇般爬动，那时我还充满信心和希望。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蒜薹上。我把命都搭在蒜薹上了。”④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2 页。高马一心想着卖蒜挣钱，把金菊娶过门，当他干劲十足地在田里劳动时，明月就像肥硕的鲜花一般，见证着他对金菊的爱情，美丽而健壮。洒在蒜苗上的月光仿佛都带着香气，他陶醉在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构想里。明月、鲜花、蒜苗、流水等意象被放到一个修辞单位中，以情感关联来填补其差异性，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多次滑脱、重组，最后停留在蒜薹对高马的重要意义上。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整个叙事语境富含感官张力，奇特又不违和，情感自然而圆融。莫言以乡间自然景物为寄托对象，直白地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纯朴的农民视角让文辞清澈明朗，不仅在明月和鲜花这对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情感逻辑，也使蒜薹成为具有强大生长力的一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农民朴实的生活愿望。

高马和金菊的爱情叙事线捻合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形成了虚实相生的情感逻辑。每次两人出场就会出现一匹枣红色的马，那匹只有两人才看得见的马是他们自由意志的聚合体。马为他们牵线，带着两人追求自由恋爱；但马又因为太过温顺而异常脆弱，在农村封建父权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中，毫无反击之力。高马第一次被方家兄弟暴打，他没还手，“红的血珠像小樱桃一样落在台阶上……他甚至有些快慰地看着血珠在台阶上跌破、溅起的美景”①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39 页。。这时马驹出现在他脑海里，他激动得想砸开县政府的大门。高马第二次被方家兄弟暴打，金菊看着爱人被凌虐，马驹再一次出现，她竟生出一种带着忧伤的幸福感。莫言把暴力表现与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张扬生命放纵的力量。身体上的受虐让高马有一种反抗的快感，把此刻时间英雄化，金菊也从高马为自己承受的皮肉之苦中，感受到了被爱的真实。马驹是二人自由欲望的象征性隐喻，它能够化虚为实，在肉体的疼痛中，领悟到酒神狂欢似的生命激情。农村青年的自由意志在封建习俗、规约面前是脆弱的，所以红马驹只在两人脑海里奔跑，欲望在幻象里才能找到它的语言。带有魔幻色彩的马驹具有双重意义，它首先是莫言打通实虚界限，强调现实与理想巨大落差的表意修辞符号。其次，它能够帮助人物从现实痛苦中超离出来，获得短暂的情感宣泄快慰。文学修辞正如德勒兹的“褶子”，让语言增值、繁复，制造了一种迷宫诗学。莫言的叙述在真实与幻象之间跳跃，用大量的联想、幻觉、回忆、梦魇和细腻的感官描写，呈现人物的情绪和心理活动。在强化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引发读者代入式的阅读体验，以情感逻辑弥合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偏离，沉醉在文本传达的生命激情中，尽管他们对此是有意识的。

民间立场的自然主义手法，是莫言修辞技法的特性。他在创作中结合自己的民间经验，毫不避讳描写农村的污浊现象、农民粗陋的生活习惯和守旧的思想观念。但在这些“丑的堆砌”中，又能通过痛苦的身体感知找到一股顽强的生命力，超越现实环境的粗俗，向着激情肆意的狂欢境界飞升。审丑是他写作的又一特质。“监室里慢慢又光明起来，绿苍蝇在顶棚下飞着，像蓝色的小流星一样。”②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9 页。在极度恐惧的情绪下，苍蝇也能成为流星一样美好的生命所指。《红高粱》里有这样一段景观化的描写：“父亲和一群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涌到湾子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仰面朝天躺在湾子里的余大牙。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他在身体落下时，把松软的淤泥砸得四溅，那株瘦弱的白荷花断了茎，牵着几缕白丝丝，摆在他的手边。父亲闻到了荷花的幽香。”③莫言：《红高粱》，载莫言：《民间音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96 页。莫言如摄影机镜头般冷峻、细致地呈现死亡状态，并将象征着美好与生命的荷花与尸体放在一个修辞语境中，形成陌生化的暴力美感。美与丑的界限就是生命的脉动，他总能在平淡、污浊的民间生活中捕捉到生命涌动在泥土下的诗意。这与作者无意识中对民间与自然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他接受民间的原生态，就像自然界对存在物无差别的接纳一般。

通过密集的修辞性叙事带来的感官冲击，可以感受到乡村生活的粗粝、底层农民生存的艰辛与无奈，以及隐含的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怒，还有作者本人无意识流露的对农村大地的眷恋、对农民群体的包容与关怀。保罗·德曼认为，修辞语言指向不稳定、不确定的意义，让阐释的准确性值得怀疑④De Man：Paul.Blindness and Insight，London：Routledge，1989，ix.。德曼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批评家应该对读者的审美判断力有信心，他们能看透文本中的修辞手段着力刻画的虚实。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修辞语言拉近与叙述对象间的距离，融情入景地去体会文本中的反常规描写背后所传达的情感逻辑，捕捉文学中令人沉醉痴迷、心神震撼的东西。

梅洛-庞蒂说，诗人能使日常语言燃烧。修辞构筑的视觉偏离，正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的美学感染力。“一部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越强，其对语言的依附就越是紧密，就越是不能离开其语言而存在。”①刘连杰：《肉身存在论的艺术本质论——对梅洛·庞蒂〈眼与心〉的解读》，《当代文坛》2012 年第6 期。视听文化影响了这个时代人的认知方式，而文学修辞使得人的感知力保持敏锐，自由地协调感性与理性间的平衡关系。用理性的“锐眼”去观察世界，用感性的“热眼”去体验生命细微的脉动，是文学语言带给人的情感类视觉艺术。

四、结语

现代视觉文化语境催生了新的审美感知，并推动了媒介的变革。文学在变革的浪潮中，一边面临着被直观化、感官化、娱乐化的视听文化样态推到大众视域边缘的尴尬处境；一边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适应新的社会文化需求，激发出持续的创作活力，回应着这一新的文化症候。文学强劲的生长韧性在于它始终忠于人的生命体验，去表现生活中不知缘由又带有宿命意味的现实，追问其背后的精神性问题，呈现生命的多样性。文学视觉书写的生命伦理和审美本质令它将触角伸向个体生命的困顿、局限和苦难中，探讨认知、情感、思维、生存环境等关系生命成长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借修辞手段进行艺术创造，对生命过程的种种复杂体验进行艺术的可视化呈现，给读者以更具感染力的独特审美体验，这也造成了文学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视觉偏离。要释放出文学作品的潜能与价值，读者就要以冷静沉思的深度阅读进入文本，充分调度审美感悟力和理性判断力去领会文学语言带给人的内在情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