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严格的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包心鉴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靠坚定的思想建党，又要靠严格的制度治党。严格制度治党，是运用“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根本措施。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融合起来。【关键词】制度治党  自我革命  制度改革  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7.003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先进政党，也是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责任担当的先进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大任务，对如何“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出战略部署。[2]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靠坚定的思想建党，又要靠严格的制度治党。以严格的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任务。

严格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时刻诞生的先进政党，是肩负民族复兴希望、历尽艰难险阻、走过苦难辉煌不断成长壮大的先进政党。党历经百年沧桑而更加充满活力，根本奥秘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深刻表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能够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既要靠加强思想教育、注重思想建党，又要靠不断完善制度、注重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思想建党的经验和成果要靠严格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鞏固和保障。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党内发生的几次右倾和“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把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伟大的工程”[3]提到中国革命的突出位置上来，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觉醒。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所肩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艰巨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4]怎样建设好这样一个大党？一靠思想建党，进行思想整顿，切实解决好一些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5]的问题，彻底清除党内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二靠制度建党，进行组织整顿，建立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6]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范。1941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则是一次在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引下以思想建党为主体、以制度治党为保障的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7]；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则是进一步锻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坚定了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8]，健全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范，营造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确保了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促进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节节胜利，毛泽东同志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防止党内滋生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1945年夏天，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同志促膝长谈，提出即将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一尖锐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通过发展人民民主、加强人民监督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进一步把革命胜利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全党应对新的严峻考验等重大问题上，确立了若干重要制度，立下了诸多重要规矩。一是明确提出“进京赶考”重大命题。毛泽东同志把即将进驻北平、建立新中国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强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绝不能当李自成”。二是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一些共产党人禁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甚至会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0]“两个务必”的提出，敲响了革命胜利后党的自我革命的警钟。三是严格确立党内政治规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六条政治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视察，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九月会议的旧址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11]四是总结凝练党委会工作方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12条工作方法，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对规范和促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长远性指导作用。正是这些思想理论和制度规范，使全党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头脑，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加强制度治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筑起了坚固的制度防线。

如何依靠制度建设应对党在长期执政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解决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当年毛泽东同志找到了制度建党这条新路，但却未能带领全党一以贯之地走下去。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所以屡遭曲折，国家所以屡遭困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党内制度建设的忽视甚至否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开启了党的制度建设和严格制度治党的伟大实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开创性地提出从制度层面总结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加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2]。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3]。正是在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们党应对各种挑战、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改革开放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和制度治党作为逻辑起点和实践动力的。正是我们党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自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政治坚定，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态度，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坚强勇气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以铁的纪律和规矩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改变了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状况，从而使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新时代，意气风发走在时代前列。新时代新的赶考之路要求我们党必须进一步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14]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严格制度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1）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制度治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必须“努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15]。（2）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6]。（3）根治权力腐败必须堵住制度漏洞。党内存在消极腐败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7]。（4）纠正“四风”顽症关键在严格制度。“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走出作风问题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科学有效的制度。”[18]要“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19]。（5）严格制度治党的要害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20]“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突出重点，重在管用有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21]（6）制度治党重在严格执行。“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22]。（7）把严格制度治党同纪律规矩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依规治党，首先是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党的性质、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使所有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23]（8）强化领导干部法规制度意识。“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干部，越要自觉增强法规制度意识，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尤其要善于依法规制度谋事、依法规制度管人、依法规制度用权，自觉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2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格制度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是对全面从严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基本规律的深入探索，具有深邃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意义，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理论指导和实践行动遵循。

严格制度治党，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5]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严格制度治党，对于深入推进新征程上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更加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严格制度治党，是运用“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个长期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6]加强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是根治权力腐败、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重要法宝。这“两大法宝”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强人民监督，是根治权力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因”，党的自我革命，则是根治权力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因”；内因离不开外因，外因归根到底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而“两大法宝”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一个根本要素，则是靠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靠严格的制度治党。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力量归根到底蕴藏在人民之中。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和地位决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增强党自我净化的能力，既要靠党员自身的觉悟和党的坚强领导，不断完善党内自我净化制度，又要靠人民民主的力量，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权力监督制度；而党内自我净化只有同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广泛性、长远性、根本性的制度监督作用。加强人民监督的核心要义是让人民来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人民的权力人民管、人民的权力为人民，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要求，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建构以人民为中心、以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为导向的权力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互贯通的监督合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监察全覆盖，不断增强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制度动力。

严格制度治党，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7]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之大不仅反映在党员数量之大、组织规模之大、体系结构之大等“外在之大”，而且在于历史责任之大、政党品格之大、智慧格局之大等“内蕴之大”。正是这样一个内外贯通、使命如一的世界大党，决定了我们党具有坚守人民立场、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与时俱进的大境界、大格局。同时，作为一个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具有百余年历史、肩负重大时代使命的世界大党，我们党又面临一系列独有难题，要求全党必须以高度的清醒和坚定不断破解独有难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党应有的“大的样子”。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面临哪些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提出“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深刻阐释。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需要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而其关键环节和根本之策则在于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严格制度治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于不断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用严格的制度规范和长效机制敦促全党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刻理解和时刻遵循“两个先锋队”的高度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时刻牢记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所有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关键在于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以严格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党内法规确保党内生活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基础上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真正做到思想统一、步伐一致。“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关键在于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促进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增强勤于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关键在于不断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敦促党员干部戒骄戒躁、励精图治，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和精气神。“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断完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健全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统一的权力监督制度，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长效机制，推进权力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规矩，用严格的制度规范和纪律规矩管人、管事、管权，既破“潜规则”、又立“明规矩”。总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员数量庞大、执政使命重大、前途命运远大的大党来说，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建设，严格制度治党，是党保持清醒坚定、破解独有难题、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之举和根本之策。

严格制度治党，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严格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体现在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这一突出问题和艰巨任务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地强调严肃、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激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28]

党内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执政从政环境和党内生活状态，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一旦被污染，出了问题，恢复起来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表明，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全面发力，其中严肃纪律、严明规矩和严格制度，是三大重要因素。纪律是凈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刚性约束，规矩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规范，而制度则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纪律、规矩是制度的重要体现，严格制度治党，离不开严肃党的纪律、严明党的规矩；而党内制度尤其是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则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现代政党政治和国家运行实践表明，制度具有行为导向、心理激励和权力制约等功能。完善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使好人更好地做好事、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使公共权力最大程度释放出维护和实现人民权益的正能量；而制度一旦出现缺失和漏洞，就必然会严重助长不正之风，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由好变坏，使公共权力游离权力的本质和边界而导致恃权腐败行为。新征程上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艰巨任务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制度改革不动摇，严格制度治党不放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松懈，巩固和保持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确保广大党员干部为民用权、公正用权、廉洁用权，最大限度地抑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现象发生。

严格制度治党，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根本措施。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9]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30]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腐败的实质是对权力的滥用，一体推进“三不腐”，关键要靠权力监督制度的作用和威力，不断完善“三不腐”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制度规范体系，以严格的制度治党确保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深入推进“不敢腐”，关键在于始终保持高压惩治腐败行为的制度威力，使所有掌握公权力的人在严密的制度规范面前不敢触碰底线、不敢肆意妄为；深入推进“不能腐”，关键在于制度反腐关口前移，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管人、管权、管物等重点领域监督制度改革，尤其要着重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堵塞一切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制度漏洞；深入推进“不想腐”，关键在于不断完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思想作风建设制度，不断完善激浊扬清、风清气正的正能量制度生态和政治生态，以使好人充分做好事的正能量制度化力量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干干净净用权。总之，把制度威力贯通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每一个方面，以严格的制度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就能最大限度地遏制权力腐败现象，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不脱离人民，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严格制度治党

嚴格制度治党，基础是“制”、关键是“治”。无论是制度的健全完善，还是治理的坚强有力，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政治逻辑，即在深入推进制度改革中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党内民主，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全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始终走在前列，始终成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内在动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很难持久巩固；没有党内民主，党的制度建设和严格制度治党很难深入推进。无论是我们党面临的独有难题，还是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都迫切要求以发展人民民主、推进党内民主为目标导向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影响党生机活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决堵塞滋生腐败现象和“四风”问题的制度漏洞，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严格制度治党的强大动力和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效能。

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统一，是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1]的根本保障。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既要防止民主过多、集中不够、党内出现分散主义的倾向，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的核心和权威；又要防止集中过度、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切实加强对“一把手”运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2]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例中，担任或曾经担任过“一把手”领导职务的占80%以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进行深度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表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一把手”权力过大，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必然造成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的现象，这是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滥用权力现象的主要制度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33]。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表明，党内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一把手”腐败案件高发频发，归根到底是权力过分集中、对“一把手”监督不力等制度因素造成的。

治理权力过分集中、尤其“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根本路径在于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对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运用权力状况的民主监督制度，将党的民主集中制真正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强化权力监督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和重大措施，反复强调必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突出强调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包括严格规定和执行主要领导干部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层面进一步铲除主要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恃权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文件规定明确，规范要求具体，关键在于深入贯彻执行。而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和主体性，是发挥权力监督制度作用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和推进力量。

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选什么样的人和如何选人，是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关键环节。选人用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34]防止和消除以权谋私、恃权腐败，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而最关键的环节是源头治理，切实解决好“权力授受”问题。公共权力的本质是社会对国家的委托，一切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所有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坚持“权为民所授”，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防止“权为私所有”“权为私所用”，从源头上遏制和清除权力腐败现象。“权为民所授”，实质上就是要从制度层面把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关，完善和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民主化机制，使一切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时刻从严格的制度规范和制约中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始终做人民群众利益的“守护人”。国家公共权力的本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需要，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人、公正用人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根本逻辑。这就需要切实解决好是靠多数人意志选干部还是靠少数人意志选干部的问题。

许多权力腐败案件，追根溯源，无不可以归结为选人用人制度出现的漏洞。许多事实表明，凡是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在人民群众中有良好口碑的干部，肯定是好干部，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而那些缺乏民主认同和群众基础、靠少数人赏识和“小圈子”举荐的干部，则很难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和公正廉洁的作风，一旦大权在握，则很容易肆意妄为滑入腐败的泥淖。选人用人如果缺乏公信，那么权力腐败则是必然结果；而选人用人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缺乏民主化机制。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党管干部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必须切实防止将“党管干部”异化为靠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选拔任用干部的倾向。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任何一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或向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推荐干部的过程中，必须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尊重民意、顺应民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真正将那些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群众公认和满意的人才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我们党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一种地位和功能，也很容易导致某些党组织和主要领导干部将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意志强加到大多数人头上，将其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在选人用人上的必然结果。靠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意志选拔干部，必然助长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跑官要官的人身依附，必然会导致一些干部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把手中权力变成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久而久之便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种种现象和案例深刻警示我们，严格制度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不单纯“以票取人”，又不轻视、忽视民意，最大限度地从民主选人、公正用人这个“源头”堵塞权力腐败漏洞。只有这样，才能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各级党组织始终成为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忠实代表，确保所有领导干部永葆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本色。

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权力监督、防止权力腐败，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明：“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35]任何公共权力都时刻面临着被少数人垄断而导致以权谋私、恃权腐败的危险。权力腐败，是寄生在国家机构上的最大毒瘤，是危害执政党生命的最大病灶，是对人民主权的最大侵害。腐败不除，人民民主无从谈起，党的领导无从巩固，国家现代化无从实现。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公共权力都是人民权利的转化，都来自于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委托。因此，所有公共权力都必须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这是公共权力运行的最基本政治逻辑，也是防止权力被滥用而产生腐败的一项最根本措施。

加强人民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公共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将国家机关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且加强对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36]马克思指出：人民有权监督国家和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本质体现，“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3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加强人民对公共权力监督的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运行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加强人民监督，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的根本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依靠人民民主力量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不断释放人民监督在整个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巨大威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38]。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实践充分表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9]。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制度体系，不断拓展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监督、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自治组织的群众监督、各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功能，推动人民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

加强人民监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党内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對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40]加强党内监督，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勇于自我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1]共产党的这一特殊属性和历史使命，是党能够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具有铁的纪律、勇于自我监督、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根本依据和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人民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为了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党义无反顾地打碎一切禁锢自己的思想锁链，清除党内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百年大党能够解决独有难题、永葆青春风华的根本奥秘和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制度体系建设，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党内监督制度规范，这是我们党通过严格的制度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成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迫切要求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更好融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以党内监督为核心、以人民监督为动力，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形成合力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进一步健全依靠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长效机制。

注释

[1][28][30][32]《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日报》，2024年1月9日，第1版。

[2][25][27][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5～66、64、63、6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179页。

[5][6][7][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5、1057、812、943页。

[9][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14、7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

[11]《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第1版。

[12][13][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146、145页。

[15]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3期。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5页。

[17][18][19][20][21][23][24][33][38][39][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31、434、434、432、440、440、444、403、389、393、399页。

[22][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79、418页。

[2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8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36][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111、19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