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
——论女性主体建构的可能性

买琳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走的娜拉”，萧红短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其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都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内容。然而，围绕着萧红的生平、作品、性格与情感等，却由于萧红本人的早逝而留下诸多未解开、未说明的谜团。因而，在不同的叙事人眼中就呈现不一样的“萧红”形象。亲人眼中的萧红是整个家庭与家族的“叛逆女儿”，伴侣和陪伴者眼中的萧红则是具有明显依附特征的“柔弱女性”，朋友眼中的萧红是远离政治与主流的“孤独离群者”，而后来者则从不同侧面呈现出萧红是一个“复杂多样体”，这些不同面向的萧红言说建构了一个他人凝视的他者“萧红”。那么，萧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者对女性的凝视中又有哪些隐秘的心理？萧红及同时期女作家们的自我言说又是否有效？可以说，萧红本人及其作品都已然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与符号，透过萧红言说与言说萧红，得以接近一个更真实的萧红，并由此探究女性主体建构的可能性。

一、亲人、伴侣与陪伴者言说萧红的自我局限

不同的观照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叙述动机，以及叙述者期待达成的叙述目的。围绕在萧红身边的四种视角，决定了萧红人生的不同被叙述形态，随之而来呈现的则是不同的叙述文本样态。萧红的亲人、伴侣和陪伴者，他们由于与萧红有过直接的交往，可以被称为言说萧红的“当事人”。他们或与萧红的人生轨迹有时间上的重叠，又或者不间断地参与了萧红的整个生命历程，是萧红人生经历的“在场者”，因而这部分人对萧红的言说可信度较高。然而，亲人眼中的萧红是充满叛逆色彩的强势“出走”女儿，伴侣和陪伴者眼中的萧红则是追随时代潮流出走家庭后仍然选择依附男性的柔弱女性。这一强一弱巨大的形象反差，可以看出亲人、伴侣和陪伴者言说中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萧红形象。他们对于萧红的评价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而他们在言说萧红的时候又是否不自觉地融入了个人隐秘的心理，从而呈现为自我或家庭辩解的局限。

（一）亲人视角中的“叛逆女儿”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等“五四”式的女性启蒙议题，都曾对萧红产生过重要影响。她独自到哈尔滨求学，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界普遍认为是“五四”新思想的吹拂导致了萧红离家与思想转变，但萧红后来在其文学作品中不时流露出亲情的疏离，似乎又在暗示读者冷漠扭曲的家庭关系才是导致她出走的一大诱因。在萧红亲人看来，其家庭及家族对萧红的态度并非始终是冷漠与隔阂的，只是因为萧红对家庭的叛逆和伤害才导致了二者之间关系的紧张，直至决裂。由此，萧红成为亲人眼中的“叛逆女儿”。那么，到底是家庭的冷漠和专制之“因”致使萧红叛逆、出走和决裂之“果”呢，还是因果颠倒？透过萧红与其亲人的不同言说可以从中感知萧红原生家庭的复杂性。

有关萧红的父亲、祖母及整个家族是否在其幼年时期虐待和孤立她，这个问题萧红本人和她的亲人有着不同的言说。在萧红本人的自述或者小说中，能够看到她与父亲的隔膜，“父亲常常是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1］165，“过去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1］157，只有祖父才是真正关爱她的。在《呼兰河传》中，“老人、小孩、花园”三位一体地构成了萧红暖色的精神世界，祖父与后花园是她童年生活的唯一亮色寄托。“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1］49，而祖母、父亲和继母在萧红的记忆中都是严酷而专制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1］48。因此，许多萧红研究者据此都将她看作是封建家庭的“彻底反叛者”。

然而，关于家庭种种在萧红的兄弟姊妹的讲述中却呈现另一番景象。萧红同父异母的妹妹张秀琢说：“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者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噘嘴躲着你，除非你带着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2］她还回忆，萧红的父亲常常对人讲：“在张家，男女同等对待，女孩子有本事更要抬举，张家不讲男尊女卑”［3］。由张秀琢的回忆可知，萧红从小就有读书的机会，也得到过家庭的喜爱，学界普遍认为的萧红自幼就没有享受到父母之爱、家庭的温暖，并不符合实际的。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堂弟张秀琳等人说：“萧红从小就得到家庭的喜爱与娇惯，长大后在他们兄弟姊妹行中，也被长辈们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家人才仇恨她，憎恶她。”［4］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分析萧红与亲人们关系恶化的原因时认为，可能传统社会中“母凭子贵”的观念根深蒂固，使萧红误以为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偏心弟弟，“萧红对母亲似有微词。她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5］12，而萧红“不愿原谅她的父母，这里面应该说有一个为当时所局限的社会原因。萧红是位左翼作家，在哈尔滨时期就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她把祖母、父母都划到了剥削阶级的一方，这就影响了她对家庭亲情的认识和理解”［5］12-13。可以说，作为萧红的亲戚，曹革成认为，萧红笔下变形的家人形象与扭曲的家庭关系是有着深刻的时代与革命烙印的。因此，在理解与同情萧红遭遇的基础上，曹革成又为萧红的家庭与家族名誉做了相应的澄清与维护。

由此可见，萧红的亲人在回忆或评价萧红与家庭、家族的冲突时，更多倾向于萧红的性格原因使然，她极强的自尊心是导致家庭中的长辈们包括祖母、父亲、大伯等人对她产生巨大偏见的主要原因。而萧红抗婚、与他人出走的行为更使其父亲的名誉和家族的名声受损，最终加剧了整个家族与她的矛盾，直至彻底决裂。“叛逆的女儿”是亲人对萧红的言说和评价，这既是他们眼中的“真实”，同时也不免有为其家庭与家族声誉进行解释的考虑。

（二）伴侣、陪伴者视角中的“柔弱女性”

萧红对“爱情”“婚姻”等女性议题的思考不仅贯穿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她自身经历的重要内容，因而，伴侣和陪伴者视角下对萧红的言说与理解更是全面认识萧红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亲人眼中的萧红是强势、任性、不为家族着想的“叛逆女儿”，但伴侣和陪伴者眼中的萧红却是弱势的“柔弱女性”，强弱不同的萧红形象不禁让人疑惑，造成不同言说者中萧红形象巨大差异的原因何在？伴侣或陪伴者如此言说萧红又蕴含着当事人怎样的隐秘心理？当他们在言说萧红的时候，是否会产生为自己之前有争议的行为与动机进行澄清或者辩解的嫌疑？

首先，是与萧红并称“二萧”的萧军，他对萧红文学才能与个人生活的评价堪称两极。萧军晚年曾如此评价萧红：“她要做一个超历史的，从而否认历史的，光荣而独立的人！”［6］萧军肯定了萧红在文学上的成就，认为“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但是对萧红文学之外的个人生活却给予完全否定，“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7］萧军连用三个否定式的词语来形容与自己生活多年的伴侣，可见萧军对萧红才能与个性的矛盾态度。除此之外，萧军还认为萧红缺少“妻性”，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萧军将生活中的萧红言说为一个彻底的软弱者与失败者，这番言论给他了带来更多的争议与质疑。尽管如此，萧军依然坚持如此定义萧红。他对萧红个人生活上的全面否定，一方面，是为读者们揭示了萧军所认为的二萧分手的原因，即他们性格上的差异使然；另一方面，也不免使人怀疑萧军是否为了开脱自己在两人分手中的责任。萧军承认，在与萧红共同生活期间自己在感情上有过“不忠诚”的行为，这也是二萧关系中他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作为曾经共过患难、最亲密的伴侣，萧军对萧红生活和性格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使萧军的错误在两人关系决裂的问题上，有了被外界和舆论理解的某种可能。

那么，萧红是不是萧军口中的“软弱者”“失败者”与“悲剧者”？又到底有没有萧军口中所谓的“妻性”？这就需要二萧共同的朋友来佐证。一些朋友在回忆萧红的时候，都认为她是温情和善的。例如，许广平回忆：“萧红特别会做饺子，摊薄饼，对于衣饰也很讲究”，“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8]同时，在萧红与萧军的书信中也显现前者的体贴温柔。二萧情感转淡，萧红独自出走日本时，还常常写信给萧军，信中可见她对萧军的牵挂与温存：“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软一点的枕头，否则使我不放心”［9］33；“大概你又忘了，夜里又吃东西了吧？夜里在外国酒店喝酒，同时也要吃点下酒的东西的，是不是？不要吃，夜里吃东西在你很不合适”［9］33；“你怎么总也不写信呢？我写五次你才写一次”［9］33。即便当时两人情感已有裂痕，萧红也依然牵挂萧军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因此，萧军对萧红所言没有“妻性”的定论，也许更多的是两个不同类型人格的个体之间永远无法去除的壁垒——差异巨大的性格、想法、人生追求与生活习惯，导致彼此在渡过患难、进入日常的平静与琐碎之后，无法互相迁就、继续共同生活。

其次，是与萧红在武汉举行了婚礼的端木蕻良。如果说萧军对萧红“柔弱爱人”的定义或许有为自己错误进行开脱的嫌疑，那么端木蕻良在萧红去世后并没有在性格上对她有任何的贬低，或者指责她的缺点，相反处处显示其对萧红深沉的爱。例如，据端木第二任妻子钟耀群所说，1986 年端木去萧红故居，“他像孩子一样躺在萧红出生的炕上”，1987 年冬，端木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地时，“他在黄力的扶持下，跌跌撞撞走到萧红墓地，不顾一切地扑向墓碑前，用手指揩拭萧红相片上的尘土，就像他当年为萧红揩拭脸上的泪水一样……”［10］前言3。特别是端木在病重时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从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出走55 年后，端木蕻良终于又陪伴在萧红的身边了……”［11］端木的种种言行，一方面展示了他对萧红的深沉思念，而另一方面是否也传达出他想在众人面前塑造一个重情重义的自我形象。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端木又为何要展示一个这样的自己？这就要回到端木和萧红的过往，两人在居留香港时期，萧红辗转病榻又加之战火不断，端木在这紧要关头却无端消失了一个多星期。在如此非常时期，端木这样失联离开，在外界看来，颇有抛弃病妻而独自逃难的嫌疑。端木对此并未作解释，而在其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对来访者哭诉原委：当年端木偶然发现了骆、萧的私情才一怒之下离开，然而到底不忍丢下就又回来了［12］。这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不可否认的是，端木在萧红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病妻独自离开的行为，也是时人或后人质疑端木是否真爱萧红的问题所在。端木虽不像萧军那样通过刻意否定萧红来为自己曾经伤害萧红的行为开脱，但端木在萧红死后如此郑重地展现他对萧红的无限爱意，也似乎是对争议做出澄清，以及力证自己的清白和对萧红的情感。

最后，是萧红生命最后旅程的陪伴者和见证者——骆宾基。骆宾基的角色有些特殊，可以作为萧红的“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又似乎可以作为萧红的“恋人”，这一点则有许多争议。但不论如何，骆宾基自1941 年12 月7 日起受端木蕻良所托开始照顾萧红，直到萧红1942 年1 月22 日去世，在这期间他基本全程陪伴萧红左右。骆宾基在这一段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和所记是其所著《萧红小传》（以下简称《小传》）的直接材料。因此，《小传》无疑是研究萧红生平和作品都无法绕过的一本传记。据骆宾其所言：“《小传》的素材，大部分是根据萧红本人与作者在炮火威胁之下，在生死未卜之际所作的为了摆脱那种‘炮火威胁’之忧的‘自述’。……这样亲如知己而情如姐弟的互诉……”，并且两人还“誓愿”等萧红病好之后共同完成一部长篇小说。［13］7从这里来看，萧红与骆宾基当时确实是亲近并相互信任的。《小传》可以理解为是萧红口述、骆宾基记录，几乎等同于萧红自传的性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本《萧红小传》1946 年写作完成时，萧红已不在人世四年了，她没有办法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确认和校订，书名仍是“小传”，而非“自传”。因此，仍然此书列为他者言说更为妥当。在《小传》中，萧红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勇敢地与封建家庭决裂的新女性，由此萧红受到了家族与社会的排斥［14］28，但是她仍然没有屈从。在二萧结合和分手的问题上，《小传》认为两人之间是有“空隙”的，即地位的不平等，“两人所共有的社会生活，然而基于社会传统习惯却形成萧军的独占。或者说，萧红的从属性更显著了”［14］95，正因为如此，萧军及其朋友对萧红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以为然，这也是让萧红不能接受的地方，并因此“悄然地出走了”［14］100-101；另外，萧军在感情上的不忠诚也是二萧分手的重要原因。在骆宾基的记述中，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也没有得到幸福，萧红仍然是付出和受伤害的那一方。在重庆时，端木在靳以面前嘲笑萧红写的文章［14］135；帮端木平息事端，在她自己忙于家务与写作的同时，还帮端木抄写稿件［14］137-141。种种累积，萧红“早就想和T 分开了”，而没有早点分开的原因是“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14］151-］153。在《小传·修订版自序》中，骆宾基还提到了在养和医院中，萧红拒绝端木进病房，“立即叫T 君出去，要单独和我谈话，说明要作者护送其到上海的打算未变”，要求骆宾基一定留在香港陪伴她。｛13｝6此处所记显示端木此时似乎已失去了萧红的信任，取而代之的是骆宾基。可以看到，在与萧军、端木的两段侣伴关系中，萧红是依赖的那一方，在与骆宾基的陪伴关系中，萧红同样对其是依赖的。萧红始终逃不开这样的关系模式，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即她也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她“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今天在哪里都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的”［14］133。在《小传》的叙述中，萧红一直都是与社会抗争和两性关系中落败的被动的弱者，而这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男权社会所导致的。骆宾基最初是以同为东北流亡作家、受助者、萧红弟弟张秀珂的朋友的身份出现在萧红最后的生命中的［15］390，在陪伴期间，骆宾基是萧红信赖的倾诉者，反之，骆宾基也以自己尽职尽责的陪伴回报萧红的这份信赖。能够在战争时期做到这样患难与共的陪伴，骆宾基应是出于对萧红的理解、同情和责任。因此，在萧红讲述其人生过往和情感经历的事情上，骆宾基也自然是倾向于她的。萧红对骆宾基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骆宾基所言：“《萧红小传》在当时（一九四六年秋）纯属是一种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寄托了‘哀思’”［13］4。在这样的情况下，骆宾基对于萧红的言说同样也具有其自限性。

由此可见，亲人眼中强势的“叛逆女儿”，伴侣和陪伴者眼中的“柔弱女性”，萧红形象的巨大反差都因为言说者立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无论是亲人，还是伴侣、陪伴者，他们对萧红的言说都呈现无法超越为家族或为自己辩解的嫌疑，那么，萧红的“朋友”与记述萧红的“后来者”，他们又是否可以超越自身立场，而对萧红有一个完整而客观的认知？

二、“朋友”与“后来者”言说萧红的时代局限

萧红曾直言她自己并没有太多朋友，她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和萧军共有的。这些朋友对萧红生平的回忆及对她创作展现出的评价，似乎都显示出比萧红的亲人、伴侣和陪伴者更为客观的一面。然而，即便如此，朋友对萧红的言说也始终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

（一）朋友视角中的“孤独离群者”

萧红生活在政治和社会环境都急剧变化的时代，而其本人在个人生活与创作道路的选择上都不同于她身边的作家朋友。在这些朋友看来，萧红是特立独行的，是远离主流文坛的孤独者与离群者。那么，萧红为何要做出如此“非主流”的选择？她与她的朋友又相隔多远的距离？

鲁迅夫妇是萧红最为亲密的师长兼朋友，对其影响巨大。萧红的文字和才华得以被看见，离不开鲁迅的肯定与帮助。鲁迅将萧红的《生死场》归入“奴隶丛书”，并在为其写的《序》中直言，这本书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对当时革命的一种在文学上的支持，并认为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16］而胡风更是顺着这一思路，在肯定萧红艺术才华的同时，提出他对萧红创作的直接批评：“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胡风认为萧红在创作上存在巨大的缺陷，即“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17］。以胡风为代表的其他左翼作家们也都持相似的看法，茅盾也认为萧红“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却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18］402。因而，茅盾感慨“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18］403胡风等人的批评很显然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民族国家救亡的背景下，左翼作家群体确立“觉醒与反抗”的叙事话语体系，萧红的作品与其是有距离的，即没有集中地以大篇幅来反映抗日与救亡的时代图景。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之殇被时代轰轰烈烈“觉醒与反抗”的主题所覆盖，即便她的朋友尽量以一种较为客观和公正的立场来评价她的作品与风格时，也不免会受到时代的现实局限。

在面对萧红的人生选择这样的问题时，她的朋友也无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二萧感情生变直至分手时，萧红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没有和作家朋友们同去延安，而是回到安静的书斋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此事也遭到文坛诸多作家的不解与远离，“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18］402。萧红意识到她被文坛主流精英们抛弃了，朋友也都误解了她，更使她在那一时期的创作中展现不被理解的“孤独”与“痛苦”。然而，透过萧红的自我言说便会发现另一个真相。萧军在《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一文中转述了萧红在跟他诀别时说的一番话：“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至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19］可以看到，萧红认为革命的方式是多样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并最大限度地做出贡献，同样也是值得的。在萧红后来的创作中，也清晰可见她坚持着属于自己的道路，直至在32 岁那年满怀“不甘”和遗憾离世：“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4］156-157。

由此可见，朋友对萧红的认知和理解没有脱离特定时代的语境，从而带有立场或情绪的偏见，也就不能更为客观和深刻地理解萧红彼时彼地的想法，甚至对萧红误解至深。而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的“后来者”，他们对萧红的言说又能否真正做到公正而客观呢？

（二）后来者视角中的“复杂多样体”

言说萧红的后来者包括萧红的研究者及与其人生经历相关的后来回忆者。这些人中，有的是关于萧红作品和生平经历的专业研究者，有的是为萧红人生作全面总结的传记作家，有的是萧红当时伴侣的亲属再次以转述的方式来发声，他们都是以自我的叙述视角来再次言说萧红的“后来者”。在这一部分言说者的视角中，萧红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多样体。

萧红曾经的伴侣萧军和端木蕻良的亲属是间接言说萧红的后来者之一，他们通过转述或者聆听当事人的回忆，从而形成对萧红及其情感经历的再次言说，构成了言说萧红的另一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的他者言说离不开为自己亲属的美化或者辩解的局限。例如，萧军的女儿萧耘著有《萧军与萧红》，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萧军与萧红相识相恋及分手的整个过程。而有意思的是，在萧耘的这本书中有很多萧红和萧军的合影。这些合影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二人形象的反差，即照片中的萧军健康、充满活力，而萧红看上去则孱弱的，大多依偎在萧军身旁，从视觉上呈现萧军的“被依靠者”形象，而书中第一章的标题也对应了这个视觉意象——“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20］4-6从萧耘选择二萧照片的角度不难看出她对萧红先入为主的认识——多病孱弱、需要萧军的扶持。面对两人复杂的感情问题时，萧耘没有过多提及萧军对萧红的情感伤害，而是大篇幅地赞美二萧之间的浪漫爱情，认为父亲为萧红带去了生活的激情和希望，“两个人的结合，在物质上虽然是盐巴拌饭，却由于爱，生命感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生命的创造与作品的创造合一，这是神仙般的生活”［20］36。有关于二萧感情关系的问题，萧耘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与立场。普遍观点都认为，二萧之间，萧军是实际上的主宰者与拯救者，处于主动的领导者地位，而萧耘却认为这是正常的家庭关系模式，也是两个人爱的体现：“到底萧军还是依从了她，不过他常常喜欢在没有依从她之先，向她开一开折磨的玩笑，是含有一些主权者的趣味。在夫妻之间，在爱的联结上，这是所常有的现象。这里该是纯然的爱的表现。可是反映在萧红的意识上，却含有主权者的社会的特质在里面”［20］36。可见，萧耘在多年后对萧军和萧红的交往片段是持赞赏态度的，她更多地肯定了萧军对萧红的拯救与帮助，美化了萧军的形象。

端木蕻良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对萧红和端木的情感过往也进行了全面总结，更确切地说，钟耀群是为端木“平反”。钟耀群在端木逝世之后写成《端木与萧红》，在此书的开篇就交代她作此书的直接目的：“在他去世以后，有些悼念他的文章中，提到他和萧红的关系，仍有以讹传讹的说法在流传，我太不能平静了……我要为端木‘平反’！”［10］1-2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中回应了很多端木被外界所质疑的地方，比如关于二人相恋的情况。人们多认为是萧红与端木能在一起是源于后者的苦心追求，而钟耀群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说法，她认为是萧红主动追求端木。萧红当时在西安，“和端木接近的更多了，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想写的题材，以及对写作的看法。也谈她的身世，她的祖父，她的二伯……”［10］30。在钟耀群的记录中，端木一直把萧红当作姐姐一样的尊敬与喜爱，“……他从来都是把萧红当姐姐一样的对待。萧红对他好，关心他的生活，他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端木从小就在女性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的”［10］34。因此，在钟耀群看来，端木性格内向而隐忍，两人之间的感情走向应是萧红主动向端木示好，并非端木作为第三者插足了二萧感情。可以说，此种说法也是为端木澄清的。有关端木懦弱胆小的评价，钟耀群也作了相应解释。萧红与端木由于战事紧张，准备象其他文化人那样，从武汉往重庆撤，于是委托罗烽为他们购买船票。但是，由于罗烽购买的船票不够，端木一人与罗烽先离开武汉到了重庆，留下怀孕中的萧红。此事成为许多人诟病端木懦弱怕事之处。钟耀群这样讲述当时的场景：萧红执意要端木和罗烽先走，首先是由于她不放心端木单独留在武汉，担心他无法照顾好自己，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在端木口中两人关系的亲密；其次，从此事也可以看出萧红性格的强势与两人关系中萧红的主导地位：“端木知道，不管大小事，只要萧红执意要按照她的主张办，是怎么也拗不过她的。同时觉得罗烽说的也对，是得先去重庆把落脚的地方找好，萧红是有身孕的人，得事先安排她的住处才行。所以就同意和罗烽先走了”［10］54。

其他后续传记作者或相关研究者就端木与萧红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看法。袁权在《那时桥头载明月——从端木蕻良致胡风信谈他与萧红的相识相恋》中就根据端木蕻良寄给胡风的二十一封信中，看出他与萧红之间相识相恋的诸多细节。袁权认为，两人从1937 年8 月在上海初见之后，并无过多交集，后来两人决定共度余生时，相识也不过五六个月。因而，她大胆推测：“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至少在4 月中旬以前，除了在创作上比较谈得拢，进而非常欣赏萧红的才情之外，端木完全无心插柳，起码是准备不足；倒是那个与萧军彻底了断后的萧红，潜意识中颇多可能有心栽花，兵荒马乱且有孕在身，实实不宜独自赶路”［21］。由此可见，袁权似乎是更加认可钟耀群对萧红与端木情感关系的说法，认为是萧红更为主动地促成了这段情感。

萧红离世多年后，言说萧红的后来者，有如袁权一般为萧红情感经历进行大胆猜测的，也有选择为萧红辩解的，季红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她收集了大量史料，在20 世纪90 年代著有《萧红传》，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萧红的传奇一生。她在书中重新考证了萧红生平的各种细节，加之对萧红生前好友梅志、白朗等人的访谈，首次将访谈所得的真相发布出来，戳破了二萧之间的浪漫爱情神话，为一直以来被人所误解的萧红鸣不平，将二萧爱情之中萧红所遭受情感背叛的巨大创痛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感慨道：“萧红，我的姐妹！”［22］可以说，季红真从女性的视角给予萧红深深的同情，尽量完整而客观地还原了萧红的一生。

言说萧红的后来者中，还有从欣赏萧红的作品开始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美国学者葛浩文就是其中一位。20 世纪70 年代初，葛浩文开始准备将萧红传记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在写作的过程中，葛浩文深深地同情萧红的人生遭际，“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回绕在我的脑海中。写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越来越真实”，在这种几乎感同身受的写作中，以至于使葛浩文“不知不觉中抛开了我所接受的以客观、理智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的训练”。［23］169因此，葛浩文在其《萧红传》中认为：“她的一生大部分可说是由中国政治现况所形成，所局限。而她的英年早逝也可说是由中国政治现况所招致。……萧红的一生并不能列入所谓的‘中国传统女性模式’中。她的生活方式可说大半受一连串不幸事件和她生长的危险时代以及她周围人所影响，很少受她天生反叛性或来自她内在的任何力量所驱使”［23］139。可以看到，葛浩文并没有将萧红悲剧性的人生归咎于其性格，而是归因于社会现实或外界影响，身在其中的萧红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另外，葛浩文曾就萧红在文学上的成就指出，将萧红定位为一个抗日的左翼作家，这不但是个误会，更小看了她的文学贡献。［24］他如此评价萧红及其作品，也为后人们继续研究萧红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超越时代局限的视角。

可以说，有关萧红的人生经历与其独特性格，言说者们众说纷纭，有太多的内容可供挖掘，有新发现，也有盲区。有关萧红生命中的诸多她自己都没有交代清楚的谜团，也在与萧红有关的亲人、伴侣、陪伴者、朋友以及后来者共同言说的努力下，为后世人们了解萧红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证据。那么，萧红本人又是如何在这众多的言说与阐释中来言说自我与确认自我的，她又是否可以真正的去言说自我，并创建自我的主体性。

三、萧红的自我言说与主体建构

萧红的亲人、伴侣和陪伴者、朋友以及后来者共同建构了一个被他人凝视的“他者萧红”，这种他者言说在丰富了萧红研究的同时，也使萧红形象愈发地模糊。那么，在众多他者言说的背景下，萧红本人又是如何言说自我的？而萧红又是否有机会在自我建构的文字世界中拥有某种属于女性的主体性？而这种女性的自我言说又是否可以在一众的他者凝视中有效？因此，我们有必要走进萧红的散文、信件、小说以及诗歌等作品中，尝试去探究文字世界中萧红建构的自我言说。

萧红在写作中形成了独属于她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了女性“主体性”的某种可能。主体性本身是一个复杂又庞大的理论体系，邓晓芒在其《〈纯粹理性批判〉演讲录》中就谈道：“康德《纯粹批判理性》第二版序言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25］24邓晓芒认可康德提出的观点，“我们要突出自我意识所起的作用”［25］124。“我的一切思维、表象、知识，都是由于我的主体的能动性才能够统摄起来、凝聚起来成为我的思维。”［25］209因而，“主体性”即可概括为肯定人作为认识主体对形成知识、生命经验的意义。可以说，“主体性”意味着人可以独立并自由地表达自我的经验认知与形象建构。由此观点再去观照萧红的人生经历便不难发现，萧红在其作品中的自我表达，就是她在文字中建立的自我“主体性”，萧红将她的经验自我通过语言与文字表达出来，同时建构了一个具象的可观可感的“实体自我”。

谈及萧红的“主体性”，首先便是萧红对自我的命名，叶君在《萧红图传》中就由萧红自出生到改名再到自我命名这一过程，联想到萧红名字的更改已然是她未来人生宿命般的暗示。萧红出生时按家族辈分取名“张秀环”，后因小姨姜玉环的名字中同有“环”字，在东北民俗文化中有犯忌一说，祖父便为萧红改名为“张乃莹”，有时也作“张迺莹”，多年后张乃莹又自我命名为“萧红”。“从由家族给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记，在张家大排行中排行第二的张秀环的命运似乎全息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26］萧红从自我命名到她的文学叙事，都展现了她渴望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努力。

萧红“主体性”的建构更离不开她的文学叙事，特别是拥有强烈自叙式语言表达的散文。萧红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中就充斥着众多的经验自我，这种“经验自我”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体形象，如那些可以按照地名与位置找到的哈尔滨真实存在的街道与房间；“经验自我”还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感受，如萧红对饥饿和孤独的体验：“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27］。萧红通过这种经验性的自述表达着她内心的孤苦无依。而《商市街》中萧红采用“意识流”写法，更是将她自我的真实心理状况呈现给读者，彷徨苦闷，无助流离，这是萧红内在心理的呈现，“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的墻壁隔离着我，比天还远……”［28］。萧红在她自己创造的语言表达体系中试图去建立独属于她自己的女性主体性。

不仅在散文中，萧红在她的小说中也同样表达着她想要建构自我的强烈意愿。萧红笔下的人物传达着人物背后的真实情感，如《生死场》中的金枝就是萧红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者。金枝不仅是串联起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承载萧红复杂思想与情感的人物，她是萧红表达“经验自我”以期构建“实体自我”的重要对象，甚至借由金枝的遭遇来说出萧红自己的人生迷惘。胡风等当时的评论者们普遍认为，造成金枝这类弱女子痛苦人生的主要原因是日寇的入侵，顺着这条思路，《生死场》也理应成为一部表达“抗日”主题的作品。因此，当萧红借金枝之口说出复杂的“恨”之后，也才会遭到众多质疑。《生死场》中金枝说道：“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算是萧红对抗日题材的一种回应，而后金枝的态度却又一转，金枝似乎又“转到伤心的路上去”，她又补充道：“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29］122金枝的这句话给很多评论者认为整部小说抗日色彩不浓厚提供了证据。然而，仅仅把《生死场》的主题理解为抗日与救亡，金枝人生经历中的恋爱幻想、欲望冲动以及婚后不幸的一系列细致描绘就显得冗长和多余。因而，再次深入文本去体味金枝的“恨”，便会发现金枝背后萧红的“恨”与“爱”，也才能真正走进萧红的情感世界。金枝所说的“恨”是复杂且矛盾的，因为《生死场》不仅只是一部描写抗日题材的作品，它同时表达了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群体更为复杂迷惘与矛盾的态度。《生死场》描绘了东北农民尤其是年轻女性在生命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与压迫，日本人的到来加重了她们的苦难，同时也激发了她们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有针对日寇侵略的反抗，也有对自己身为女性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命运的反抗。因而，金枝的口中那个复杂的“恨”，就不仅只有对日本人的怨愤，这个“恨”的情绪更激发出女性群体对自我生命痛苦与性别困境的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枝是萧红的代言人，其遭遇展现了女性在大时代的动荡洪流中依然悲苦的命运，而金枝的这种痛苦在《生死场》中更是延展到女性性别的整体之痛。萧红书写成业与其叔父两代人的婚姻与家庭图景，虽是两代人却有着相同的轨迹，这就使女性的悲剧具有了某种延续性与宿命性。成业婶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痛苦与失落：“等你娶回来，她会变样……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29］54萧红从婚姻家庭的场域中窥探到女性人生的失落与无奈，她笔下的女性，不仅要承受如成业婶婶那般婚后情感的失落与对丈夫的惧怕，还要承受一系列身体的疼痛与疾病的折磨。《生死场》中“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患了瘫病，而月英的丈夫却十分残忍，月英哭诉道：“他说我快死了！用不着被子了！用砖依住我，我全身一点肉都瘦空。那个没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29］70萧红透过月英悲惨的处境传达出对男性的失望与不满，给予女性深刻的理解与共情。

在另一种最能直接抒发内在情感的文体——诗歌中，萧红更是直言自己在爱情背叛中所遭受的痛苦。她在诗歌《幻觉》里写道：“我在你的诗册里翻转；/诗册在草地上翻转；/但你的心！/却在那个女子的柳眉樱唇间翻转。”［30］而另一首诗《苦杯》更是道尽了爱情中的痛楚与折磨：“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31］。诗歌成为萧红努力构建自我主体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阎连科曾经指出：“站在生命层境去诚敬地观望文学，我们不能忽略萧红的写作。”［32］在他看来，萧红的作品直抵最真实的生命境层，透过她的文字，可以完成“追求思考和深刻”这样的目的。萧红在散文、小说和诗歌等不同文体中，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再造一个属于自我的独特言说空间。她用自叙式的语言方式展现了她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情感创伤与精神痛苦，揭示了女性群体的生存现状与性别困境，从而拥有了某种言说自我的可能性。然而，萧红的自我言说在一系列的他者凝视中又是否可以成立，而他人的言说又是否会消解女性作家的主体声音。

萧红的作品充满着强烈的自叙风格，这种自叙式的表达，是萧红言说自我的重要方式，而书写自我更是增强“主体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在纷纷扰扰的他人言说中，萧红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各种言说所捆绑，以至于越来越模糊。而他人在言说萧红的时候受困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或者自我原因，又或者受自身对萧军或者端木等人情感判断的左右，而作出带有明显情绪化的偏见结论，从而不能完全客观地去展现萧红的一生。而以萧红为代表的同时期的这些女性作家们，她们同样也受困于这种言说与被言说的困境。

丁玲与萧红处于同一时代，又都极具文学天赋，因而丁玲常常被拿来与萧红进行比较。丁玲与萧红在性格、家庭等方面又差异巨大，这就导致了两人的生命历程虽有交集，但又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一名敢于并善于言说自我的女性作家，丁玲在一系列的作品中都展示了一个丰富多样的“经验自我”，《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梦珂》和《阿毛姑娘》中的梦珂与阿毛，再到《我在霞村的时候》里面的贞贞等一系列女性形象，都成为丁玲“实体自我”的代言人。然而，即便如丁玲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却依然无法逃脱他人凝视的目光。和丁玲一样，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如林徽因、庐隐、白薇、石评梅、苏雪林等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作品和言说，尽管如此，她们被世人津津乐道地的内容却依然是她们的“浪漫爱情”与流言蜚语。一方面，是学界或社会对女性拥有话语权与独立意识的推崇，强调女性需要摆脱他者凝视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者的言说却无处不在，从而再次消解了女性作家创造自我言说的可能。女性的自我言说与他者的凝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是悖论，也是萧红及其同时期女性作家共同面临的言说困境。如萧红一样的女性作家无法控制后世文坛与读者对她们的文本关照与形象建构，从而再次陷入被凝视的客体地位中。她们的生平经历与个人创作在经过“他者”的不断言说、塑造之后，又必然会影响她们最初在文本中创建的自我主体。透过萧红言说与言说萧红，一个矛盾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即女性的自我价值到底由谁来定义？

四、结语

距离萧红离世已经过去80 余年，在萧红的亲人、伴侣和陪伴者、朋友、后来者的眼中，从“叛逆女儿”到“柔弱女性”、从“孤独离群者”到“复杂多样体”，可以说，这四种不同视角下有着不同的萧红形象，构成了言说萧红的不同侧面。而萧红笔下的自叙式表达，成为萧红言说自我的重要途径。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共同将萧红研究推上了更为丰富的层面，也会更加完善人们对于萧红人生经历的认识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然而，这种自我言说和他人凝视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萧红言说与被言说在丰富萧红个人形象的同时，又是否会限制或者固化萧红的形象，他者过分的凝视在某种程度上又会不会掩盖或者消解作家的自我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盛赞为“30 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都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萧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实际上已超越了研究本身，而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以及一个以萧红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研究空间，甚至抽象为一个符号。由萧红言说与被言说得以继续思考，当女性无法言说自我的时候，他人对女性角色与性格的定义是否有失偏颇，女性自我形象的主体性又能否成立。“萧红言说”与“言说萧红”之间的种种缝隙与矛盾，是学界探究萧红及其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所面对的共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