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视域下再论“三大改造”的历史意义

吴争春，吴迁航

“四史”视域下再论“三大改造”的历史意义

吴争春，吴迁航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改造”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根基。但“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却不时遭到质疑。基于“四史”视域，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新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与物质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等维度，再论“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以历史事实彰显“三大改造”的历史地位，坚定对“三大改造”的历史自信。

“三大改造”；“四史”视域；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三大改造”是新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消灭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曾存在过的一切私有制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社会有步骤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跃迁，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早已有定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也出现了诸如“社会主义早产论”“新民主主义回归论”等质疑甚至否定“三大改造”、割裂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以往研究主要从“破”的角度驳斥这些错误历史观[1−3]，而侧重从“立”的角度阐释“三大改造”历史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4]。本文将“三大改造”置于宏观的“四史”视域之中，从历史事实出发，阐释“三大改造”在“四史”的四个坐标维度里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并对否定“三大改造”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予以澄清。

一、党史维度：“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

纵观百年党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勇于抓住历史变革时机的政党。诚如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5]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历史关头体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抓住历史机遇，适时推进“三大改造”，掌握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权。

(一)“三大改造”并非“早产”，而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把握历史大势，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

“社会主义早产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盛行的、忽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生产力论”的中国翻版。[2]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苏汉诺夫等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理论家以“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达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为理由，竭力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将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视为“早产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右思潮，这股思潮借第二国际右派的“社会主义早产论”攻击“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无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片面地认为新中国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水平，不仅得出了在当时不应进行“三大改造”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甚至认为应倒退回新民主主义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试图诱导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

“社会主义早产论”的理论实质是“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理论的机械的、教条式的、割裂式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确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是，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对中国、俄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他们“改变了先前关于东方国家必须从属于西方国家和沿着西方国家的道路向前发展的论断，强调东方国家可以积极利用特定世界历史环境，立足自身实际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6]。关于“唯生产力论”，恩格斯早有批判，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7]针对“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并提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时，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9]。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深化了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对其早期理论的补充，而贯穿这一理论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

“三大改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是符合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规律的。第一，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私人资本主义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这些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方针政策进行解决。第二，当时已具备了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经济条件。经过三年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这使中国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外部环境趋于缓和，我们必须抓住机遇，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0](116)党中央多次开会讨论，经过近一年的酝酿，于1953年12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足见当时的决策是慎重的。这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机遇、勇于推进历史变革的主动精神。

(二)“三大改造”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牢牢把握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从而掌握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发展主动权。

经济发展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发展主动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西方列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成为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为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1]。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对经济发展领导权的较量。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则是通过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集中到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上来，以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使中国能够自立于工业时代的世界民族之林。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把握主动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12](696)，是全面展开“三大改造”的必要政治条件。

随着“三大改造”的推进，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强化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使得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逐步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逐渐被消灭。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13]。这表明经过“三大改造”的复杂斗争，我们党的执政党身份更加突出，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得到了提高，牢牢把握了发展主动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能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

二、新中国史维度：“三大改造”是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业立国的必要举措

马克思在谈论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明确反对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4](466)，反对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错误观点，而是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4](586)。“社会主义早产论”不顾中国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否定中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否定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特殊性和不同民族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争取国内外形势不断好转的同时，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三大改造”是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5](1080)但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应当是“新生产方式和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结合”[16]。从党的初心使命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人民愿望与革命目标的统一。1953年10月，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决不应当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是用极少数人剥削极大多数人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这是与中国革命的目标相违反的，与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利益相违反的。”[12](497)从发展策略来看，由于新中国在成立之初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国，“低积累，高消费”策略无法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战略筹措足够的资金。只有通过“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公有制经济引导国民经济发展，增强政府的经济职能，集中社会上的物力、财力并且统一调配，实行“高积累”经济建设政策[17]。在外交策略方面，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共取得苏共信任、新中国获取苏联援助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①。在多种内在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三大改造”成了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制度选择。

帝国主义的反华政策和军事威胁迫使新中国需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曾指出，“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18]。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顾中国人民和平外交的愿望，坚持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随后又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地区，致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恶行验证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做出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的论断。因此，新中国坚决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孤立，获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和援助，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更是让中国迎来了推进工业化建设和巩固国防的绝佳时机，“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19](367)势在必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三大改造”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举措，使“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相辅相成、齐头并进且相继完成既定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得以初步实现。

(二)“三大改造”是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

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城市，不法资本家试图反对国家限制和工人阶级领导，不仅通过挑拨、腐蚀职工等手段分裂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甚至组建了“星四聚餐会”“会计座谈会”“星期茶座”等从事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窃国家资材等秘密活动的非法组织[20](193−202)。在农村，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逐渐扩大，许多农民“想单干，想雇工”“想当富农”，导致一些地区的互助组面临着涣散解体、不进则退的危险[21](142−148)。此外，个体经济难以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也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可见，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越来越成为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限制性因素。

与此同时，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期三年的“利用、限制”，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居于领导地位。在经济方面，全国工商业公私比重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绝对数值实现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大幅提升，公有制经济已取得了优势地位：私营工业产值(不包括手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之比重由1949年的63.3%发展为1952年的39%[20](50)，私营商业占全部商业之比重由1950年的55.6%发展为1952年的37.1%[22]。在政治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抗美援朝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先后经历了一系列教育和改造，在总体上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五反”运动的胜利结束更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威风扫地，此后“资产阶级除了向工人阶级屈服，把态度放‘文明’些，比较老实地执行我们国家给予的任务，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23](268)。

(三)“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对过渡时期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科学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本质的认识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社会主义早产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在1953年全面展开“三大改造”是搞“突然袭击”，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顶层设计”。但是，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为目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做了原则的规定。因此，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切实践实际上都是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致认为过渡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要等到条件成熟后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刘少奇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指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24]。毛泽东也指出，“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25](3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所以未明确写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正是因为“过早提出来反而会乱了脚步”[25](194)。

随着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渐进的过程。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的思想[26]，标志着他率先发展了原有的设想。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资本家代表的谈话中指出，要走“水到渠成”的和平转变道路[27](398)。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分别以“过桥”“坐船”来比喻过渡时期的渐进性，强调“三大改造”要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10](31−32)。虽然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应当“从现在开始逐步过渡”，但此时党内还存在着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则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19](46)，所以“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很难的，是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全党在深刻理解过渡时期本质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始逐步过渡。可见，中国共产党改变原有的待条件成熟后“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对过渡问题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体现。那些认为“三大改造”是搞“突然袭击”、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顶层设计”的错误观点，是与党的革命实践和党对过渡时期本质的认识过程不相符的。

三、改革开放史维度：“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社会主义制度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从物质实践出发，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8]这一论断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出场和不断拓展正是以“三大改造”奠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物质基础为根本前提的。我们必须坚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唯物史观，与“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错误历史观划清界线[29]，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评价“三大改造”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开创性意义。

(一)“三大改造”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根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三大改造”的全面展开标志着党和人民正式选择以社会主义作为新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路径。与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力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完成了“三大改造”，不仅使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避免了破产为无产者的命运、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使中国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的现象，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回归论”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模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差别，不仅否定了“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更在历史逻辑上否定了“三大改造”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开创性意义。从制度逻辑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改革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三大改造”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公有制经济尚未在国民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资本逻辑无法克服的绝对贫困问题。

“三大改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照搬别国模式的弊端，明确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推波助澜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坚决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强调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30](16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在逻辑、重大原则和前进方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做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论断[31]。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挑战，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二)“三大改造”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微弱的、落后的经济遗产。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邓小平驳斥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30](166−167)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较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现代化工业经济十分微薄。在近代发展微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中，又有80%以上是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服务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21](11)。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发展。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适时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和人民开始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三大改造”从根本上改造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2年至1957年间，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我国基本维持了20%以上的积累率，国家计划能够对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巨额投资，6年来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28.6%；在产业结构方面，工农业产值比由1952年的41.5%∶58.5%，发展为1957年的56.5%∶43.5%，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标志着我国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农业机械、化肥、电力的扩大使用也使得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得到了提高[32]。此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在1952年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的基础之上，1957年又比1952年提高了42.8%[21](281)。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三大改造”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出场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

(三)“三大改造”是全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在发展战略上，“三大改造”推动中国共产党深入探索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战略目标。在推进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现代化在广度上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等多个维度，从而摒弃了“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说。1954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33]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在原来的要求上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底，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34]的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内涵臻于成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四个现代化”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30](29)，中国式现代化自此正式出场。从“三大改造”的过程中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出场和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

在实践探索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在“三大改造”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此同时，苏联逐渐暴露了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逐渐察觉到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认识到必须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毛泽东从“三大改造”中的实际问题出发，提出要“以苏为鉴”，少走弯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35](23−42)。“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指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需逐步摸索：“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35](241)。在1962年1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方法：“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36]。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形成了关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宝贵思想，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社会主义发展史维度：“三大改造”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不仅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创造了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道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以此为基础开辟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 在理论上，“三大改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一，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对于旧中国来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并且“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5](1060)。当然，共产党人深知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一面，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19](208)。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5](1061)。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是“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思想的来源。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制定了“利用、限制”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反对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把资本主义由大化小”“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37]。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何种形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成为了党面临的问题。1953年6月，李维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了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经过两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中央政治局最终确定了以“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又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作为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1954年3月，李维汉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指出，“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的、比苏联租让制有更多优点的政策[38]。可以看出，“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思想汲取了苏联直接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成果，它为经济落后国家解决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二，辩证把握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正确处理各项社会矛盾是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完成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在“三大改造”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把握阶级关系、产业关系、“国家与个人”等多项社会矛盾，有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认识。

在产业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重视“农轻重”之间的互动关系。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39]。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行了农业合作化步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步骤相适应的方针，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充足的粮食、工业原料和资金，避免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曾犯过的错误。此外，党中央还强调“农轻重”并举，先以合作化推动工业化，再以重工业反哺农业、轻工业发展，使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

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兼顾”。作为经济落后国家，新中国为了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站稳脚跟、尽快实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不得不暂时实行高积累政策，重点实施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集中社会资源优先进行重工业建设。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个人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认为要以苏联经验和我国经验为鉴，兼顾国家利益与农民、工人的个人利益，不能只顾一头[35](30)。

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动态把握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并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通过剥削追求利润的一面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积极性对新中国尤为重要。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中间阶级”，但仍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维持与资产阶级的联合。针对党内出现的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性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开展纠偏工作，强调要正确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继续坚持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党以正确方针和科学指导，成功地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二) 在实践中，“三大改造”创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路径

第一，和平实现马克思主义“赎买”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通过“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进行赎买，但均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赎买”设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三大改造”中通过收购批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具体形式和平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赎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赎买”设想由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在赎买的具体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进行了创新：在扩展国家资本主义初期，党创造了向资方支付工缴费、红利等赎买形式；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红利逐渐被定息取代，并对仍在企业任职的原资本家付以高薪。“赎买”政策的和平实现，有效地减轻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抗拒，生产力不仅没有被破坏，还得到了很大发展。

第二，“由低到高、典型示范”的逐步过渡模式。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党采取了由初级向高级逐步转变的过渡形式，并注重典型示范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创造了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三级过渡步骤，强调以典型示范带动全面发展，严禁一切强迫命令的做法，循序渐进地引导个体农业向集体化的过渡。对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党采取了“先吃苹果、后摘葡萄”的策略来扩展公私合营，由大户企业逐步向中、小户企业推广，由大行业逐步向小行业推广，从初级、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向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在思想引导方面，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劳动模范、工商界代表人士和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等典型力量的示范效应，鼓励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由低到高、典型示范”的逐步过渡模式，在实践中更有利于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接受，有效地减轻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第三，强调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辩证统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是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斗争，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通过这双重的改造斗争来实现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40]。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41]两个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35](223)。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我们党以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引导农民和手工业者改变小农私有观念，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完成了“扩大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分化顽固分子”的任务，逐步改造这些资本家[23](273−274)。鉴于民族资产阶级一般也掌握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党对于资方人员在工作上给予了适当安排，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此外，工人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和学习教育活动中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认识水平，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

五、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42]。否定“三大改造”的错误历史观试图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或错误都归结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归因。从实践出发，“三大改造”在后期固然存在“改造过急，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五过”瑕疵，但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并不足以否定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将“三大改造”置于“四史”视域下，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客观地把握“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经验，从而正确评价“三大改造”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① 在解放战争后期，苏共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及对中共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在对华态度和援助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共通过表明亲苏立场和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推动苏共决定全力支持和帮助中共。参见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05−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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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WU Zhengchun, WU Qianha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led by the CPC, as a socialist revolution towards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have realized the most profound soci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have been occasionally question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rom such dimensions a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PC,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China,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ighlight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with historical facts, and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confidence in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led by the CPC.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historical nihil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2023−06−23；

2023−11−02

2023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课题)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破解‘中西古今之争’研究”(23ZDAM01)

吴争春，女，湖南平江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邮箱：wzcsaya@126.com；吴迁航，男，河南三门峡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15

D61

A

1672-3104(2024)01−0157−11

[编辑: 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