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人民文化观的中国化论析
——基于文献介译的考察

代依晴，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19具体到文化领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45。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化观的理论表达，它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明确提出者是列宁。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范畴和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彰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念与实践最重要的内容。学术界关于列宁文化思想本身的研究较多，但基于文献介绍与翻译考察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列宁及其文化著述在中国的传播为视角，爬梳列宁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人民文化观的介译，在呈现思想本相的同时梳理话语表达的变迁，为新征程上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一、列宁文化著作的介译与人民文化观的表达

列宁的著述文本是其思想传播的基础和可靠的载体。列宁对于文化问题鲜有专门的著述，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述中依然可以窥探到他的思索。因此，对列宁文化思想的文本考究和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大文化观”视野，即不同时期关于出版、文学、文艺、教育等问题的阐述都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列宁人民文化观在其著述中的具体呈现主要有两个文本，一个是列宁1905年写作并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另一个是克拉拉·蔡特金在列宁逝世后《回忆列宁》中的记述。这两个文本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所提及和引用，构成了列宁人民文化观的重要文献。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列宁这两个文献的介译进行阐述。

从最新版《列宁全集》看，列宁人民文化观最初明晰化表达是1905年11月13日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2号上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题目中“出版物”在不同的译者和时期也译为“文学”，学术界对此颇具争论。文中写道：“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列宁在这里已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据有关统计，列宁这篇著作的中译文有11种[3]。其中，最早是1926年12月6日上海《中国青年》杂志第144期第6卷第19号刊登了由一声节译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中国青年》杂志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3年10月20日创办的机关刊物。译文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学不但不是个人或一伙人谋利的工具，而且它不应带一点个人性质也不应脱离无产阶级底管治而独立。……它应当是工人阶级前卫军所推动的大机器当中底一个轮齿。”[4]在这篇译文中还写道：“我们所要的文学是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才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底题材不是酖于酒色的女英雄几千百个肥头大额的笨伯，而是几万万的工人——国度的主要角色。”[4]这篇译文虽不是全文翻译，但列宁的核心思想已全部译出，充分表达了列宁的人民文化观。这篇文章还被陈望道（当时用笔名“陈雪帆”）译为《伊理基论文学》收录在1930年的《苏俄文学理论》一书附录中，被丹仁译为《组织与文学》发表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上海《世界文化》第2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于1941年第6卷第1期发表的由戈宝权辑译的专题文摘《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中再次讲述了这段内容。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所服务的，并不是饱满的女英雄，并不是发胖发得烦闷而受苦的‘几万高等人’，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劳动者，他们是国家的精华，是国家的力量，是国家的将来。”[5]由上可见，列宁的这篇经典文献已在中国通过报纸直译、书籍复译、报道转译等方式传播开来。

如果说《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介译是对列宁人民文化观的直接表达，那么，之后的报纸、期刊、书籍等对列宁人民文化观的记述则属间接流露。因为在以革命与战争为时代的主题中，文化问题注定不是核心问题，加之列宁专门阐述文化的著作少之又少。因此，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涉及文化思想的著作必然较少，基本为间接介译，系统性与整体性明显不足。1936年《自由评论》（北平）第25—26期合刊发的由谐庭所译的《列宁的艺术观》一文中对此已有明确认知，文章写道：“阐说列宁对于艺术文学与文化的意见，不是一件易事。列宁很少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详尽地发挥他的主张。虽然他对文学艺术不是漠然，但这些问题究竟只是在他的注意的边缘上。”[6]随着中国人对列宁及其思想认识的转变，有组织、有计划地介译逐渐成为主流。列宁人民文化观的表达日渐清晰化与明确化，并不断为中国共产党所介绍与吸纳，逐步实现了中国化的话语转换与思想建构。

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列宁人民文化观的介绍明显增多且更为全面。1932年9月创刊于南京的《国际译报（上海1932）》在1933年第4卷第11—12期合刊发了郑桂泉所译的《苏联的文化革命》一文，用8个版面介绍了苏联的文化革命事业，其中谈到了列宁《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青年团的任务》等文章中的文化思想。文中指出：文化革命已经开始表现出巨大的力量，“领导苏联的列宁党依照列宁主义的纲领将文化革命导向下列的方向！（1）为千百万群众的需要实行文化大众化。”[7]同样题目的文章也在同时期，由胡仲持所译刊发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期和《群言》1933年第10卷第1期，由宇文所译的《苏联底文化革命》发表在1933年《读书与出版》第2—3期合刊上。如胡仲持的译文中写道：“对于民众教育的问题；对于那些较之缠不清的关于文字价值的议论更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的具体问题，没有人比列宁更加以注意了。”[8]这里，表达了列宁特别关心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问题。

1935年11月22日创刊于北平的《自由评论（北平）》于1936年第25—26期合刊与第38期、第39期上介绍了由谐庭所译的《列宁的艺术观》和《列宁的文化观》。如在第25—26期文章的第一部分就写道：“列宁承认了艺术之伟大力量，他以为应该不是为了少数人的艺术，而是为大众的。……他个人所经验到的娱乐一定要让全人类都能享受，全人类至今是没有份享受的。”[6]这里，表达了列宁坚持艺术应该为大众所享受，而不是为少数人所享受的观点。同样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写道：“‘艺术属于民众’，列宁说。‘应该用深根扩到广大劳苦民众中间。应该能令这些群众懂，令他们爱。应该把他们的情绪思想与意志都联系起来，并且提高。应该激动并发展他们中间的艺术家。’这便是艺术的地位与问题。这是‘应该’的范畴。但是列宁这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永远把‘应该的’与‘现实的’联和起来。”[6]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阐述了列宁反对空谈艺术大众化，强调要从教数学、识字、商业、科学等实际工作着手来提高文化水平。

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答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求对问题进行溯源性的追问和还原性的陈述，并由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建起一种关联。戈宝权辑译的专题文摘《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在列宁人民文化观及其中国化中起到了这种作用。文章中记述到，列宁论艺术虽不是出自列宁本人之手，但是蔡特金用回忆的方法，将他的思想再现出来。文章中指出：“列宁在此地确定了‘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原则，他这样说道：‘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唤醒他们中间的艺术家和发展他们。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从此我们就也可以知道，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是胜利了的文学，只有属于人民的艺术，才是胜利了的艺术。”[5]1940年2月15日创刊于陕西延安的《中国文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发行的一份重要学术刊物。该刊物1941年第2卷第6期刊登了萧三根据《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书中内容及伏莱德金纳原序的译作。文中写道：“列宁说过，文化革命的过程是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乃能实行的。”[9]文中还记载了卢那察尔斯基对列宁文化观的回忆，写道：“列宁要求，艺术不仅是属于人民的，而且是为人民所明了，所爱好的。”[9]刊物主要刊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论著，其订阅者多为机关部门、学校及延安各文艺团体。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均曾在该刊物刊登作品。

综上，列宁的人民文化观及其代表性著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广为传播，其影响也不只局限在文化人士，而是逐渐深入整个社会之中，改变了人民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认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已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在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后，主动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的国情、总结斗争的经验、总结发展的规律、制定前进的政策之中，不仅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直接融入自己的讲话、写作和党的文献之中，更将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注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建构之中。

二、列宁人民文化观的中国化确证与建构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每逢社会转型与动荡之际，便会出现对文化问题的反思与探讨。近代以来，国人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中，持激进主义的有之，持全盘西化的有之，持保守主义的有之，持折中两极的亦有之。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再次出现关于文化出路与选择的讨论。列宁文化思想的介译恰好在这时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思想启迪，加之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观念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列宁的人民文化观便被中国共产党所吸纳并上升为其文化主张。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两个月后的1935年3月31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后被《独立评论》和《国闻周报》转载。从当时争论的实际情况看，许多问题应该具体分析。经过论战，双方对自身理论的缺陷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作了相应的调整。事实上，不同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主张不是一个简单激浊扬清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竞争中形塑新文化的长期任务。但是，这次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即要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路。文化上的困局让中国人的思考悄然改变着方向。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毛泽东把文艺界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摆出来，让大家讨论，并提出指导性意见，特别是他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要求，试图把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在于，其不是简单汲取列宁的人民文化观，而是将这一观念融入时代与社会的实践中使之落地生根。也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风气，文化工作者从民众中汲取创作素材，创作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作品，使得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

为了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和讨论，毛泽东读了博古重译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根据当年在《解放日报》工作并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黎辛回忆，博古在这时重译列宁这篇经典文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是毛泽东请博古翻译的。”[10]1942年5月14日，博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重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并配有“译者的话”，介绍了列宁写作此文的背景和缘由。该文成为座谈会上学习的重要理论文献，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两次引用这篇文章。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接着，他围绕这两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1]854。这话就出自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这也表明，毛泽东早已对列宁人民文化观熟悉，并内化于自己的理论创造中。接着，他还讲到：“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11]854毛泽东讲这话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的文化运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成立。1940年1月，边区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本质属性等问题。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文件》，包括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章。基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坚持人民文化观是已经明确了的，无需再讲的。

事实上，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刊登在边区文协于2月创办的《中国文化》上。张闻天（当时用名“洛甫”）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艾思奇作了题为《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均刊登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上。如张闻天的报告中，就引用了列宁《论我国革命》中关于“革命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强调中国的情形同俄国一样，要先取得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然后来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阐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指出：“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12]在他报告的第八部分，专门阐述了“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他讲到：“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12]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也写道：“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13]由此可见，当时列宁的人民文化观已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确证，并内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人民”是一个在历史流变中不断丰富的概念，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现实价值导向。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内涵。它体现在，毛泽东在谈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为了彰显其本质规定和服务对象，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概念中间特意加上了“人民”一词。他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1]1083虽然毛泽东在以往的讲话中也多次谈及“人民大众”，但是这里在“大众”之前加上“人民”一词有其特殊的意蕴。这意味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有意识地扩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基础，即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以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级，而且还包括“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11]1056。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社会各界对它的认同，而且还反映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学习、宣传、研究和实践方面。“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过不断阐释与建构上升到国家权力主体的高度，由列宁所明确化的人民文化观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更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体系和实践评判的基本立场与根本尺度。

三、列宁人民文化观在新阶段的守正创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1]857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发展道路，本质是一贯的、方向是一致的，旗帜是鲜明的，即坚定不移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之路。近现代中国有两次较大的争论，一次是“新文化运动”，这次重点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争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了回答。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次重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争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了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针对文化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作了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属性明确的回答。“人民”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从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回答看，始终坚持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本质是一条鲜明的主线。因此，人民文化观是近代中国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必然选择，不只是表现在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争取独立年代，也表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富强复兴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执政理念决定了文化的人民性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宗旨。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思想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社会主义文化因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再次面临如何发展的争论。争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二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之中的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汇入。如何正确地把文化事业领导好，促进文化更大的繁荣与提高，使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谈及这一问题时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文化观，“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4]210。他紧接着引用了列宁的原话，“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4]210-211根据注释，邓小平的这句话出自1972年版的《列宁选集》第1卷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同时，邓小平还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4]211上述邓小平的三句话，第一句表明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方向和本质问题上的一致性，第二句和第三句表明了邓小平与列宁在人民文化观上的一致性。这里，邓小平把“人民”比作“母亲”是一种生动形象的中国化表达。

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面临着全新的时空环境。它体现在：一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二是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三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三浪叠加”改变了人们对既往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同时也扩展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边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文化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人们对文化生活有了更高、更多、更美的追求与期望。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落实文化为人民服务成为一道难题。为此，江泽民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引用邓小平关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话语表达，强调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牢记这一真理。胡锦涛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引用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艺工作时曾经说过，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15]在具体文化如何服务人民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本三贴近”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在新阶段直面现实问题、反映生活本质、满足群众需求的本质。“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不能停留于口号，更不能屈从于市场。“贴近实际”就是要扎根人民，不能托之空言，更不能昂首天外。“贴近生活”就是要抒写人民，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坐论空谈。“贴近群众”就是要走近人民，不能本本主义，更不能高高在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人民的文化这一立场定位上是一以贯之的，并在不断的阐释与实践中被赋予新的内涵，目的在于标明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规定与核心要义。

引领时代风尚和塑造民族之魂，文化不能迷失方向和远离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思想与实践永恒不变的旨归。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文化叙事中，“人民”的内涵和地位得到了丰富与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守正创新。习近平在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文化观进行了历史性的概括，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6]314。在这篇讲话中，他回忆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经典论述，同时还引用了列宁的原话。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本质观上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他在谈及“文艺需要人民”时说：“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16]316这段话从标注引文来看，引自蔡特金的《回忆列宁》。立足新时代，习近平重申文化发展的人民本质，定位文化发展的人民坐标，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由是观之，服务于民依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宗旨目标。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在遵循集合性“人民”概念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强调了“人民”概念的个体性。他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6]317这体现了对“人民”概念的内涵丰富，在集合性意蕴上增加了个体性，在抽象性基础上增添了具象性。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而是扎根大地、结合现实的具体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文化观，镌刻着列宁人民文化观的鲜明印迹，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定力，映照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文化奋进。

综上，从列宁著述的个别介译到列宁著述的全面介译，从列宁文化著作的节译到列宁文化思想的转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践行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源头在列宁，其“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观念给正在寻找新文化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信且可行的方案。任何重要的思想都是有生命力的，经过长期的阐释、传播、实践，最终构成一个传承性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对列宁的人民文化观进行思想确证和时代建构，在追本溯源和疏文正义中不断创造着适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命题、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