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政论学养及“伟大之器”的历史形成
——侧重其在湘时期文化主体性的产生*

阳美燕

(湖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成长于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沃土的青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浪潮中创办《湘江评论》,在湘江的革命“怒吼”中走向其报刊政论的高起点,这已为学界熟知。然而,他是如何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超群越辈的人生底色,从而达致以政论学养为投射、得到当时一众师友高度赞誉的“伟大之器”潜质的?对此,目前并无专门学术考察。下文侧重青年毛泽东在湘时期文化主体性的产生,从政论学养分析切入,对青年毛泽东在湘时期思想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对这一历史过程背后造就青年毛泽东救世治国雄才大略的内在思想文化机制进行阐述,以管窥历史大变局下,“过渡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心路历程。

一 “伟大之器”的时人赞誉及其文化投射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成长,是从他鲜明自觉意识的学养积淀和历练开始的,并由此走向社会政治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其“伟大之器”的潜质不断显露和淬炼,得到当时一众师友的高度赞誉和寄望。

1912年,在湖南省高等中学,国文教员批阅毛泽东所写历史政论《商鞅徙木立信论》时,盛赞他“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1]2;1915年4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之此以农家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573这年7月,历史教员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认为“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2]19;1917年,已到北京任职的黎锦熙在收到毛泽东的长信后,再次大赞他“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1918年7月,蔡和森致信尚在长沙的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赴京时写道“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2]36;1919年12月,杨昌济致信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称“二子海内人士,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2]49。

由此可见,这些在湘时期与青年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师友们,一致指向他当时言行和“文理中”所蕴藏、后来为他在革命与政治实践中不断铺展开来的“伟大之器”的意涵。结合前述师友们的评价,本文将之概括为如下的品性与特质:意气豪迈、磊落不凡的胸襟,博学洽闻、见地深切的学识,“经纶天下”、“救世治国”的主体动能,笃学敦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探求。实际上,青年毛泽东很快就在全国崭露头角,他1918年随其师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回到长沙,于1919年7月创办了政论报刊《湘江评论》,迅速登上了全国政论舞台的中央,被誉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可谓集中从报刊政论的笃行上高度浓缩和演绎了早期师友们对他“伟大之器”的高度评价。从这里,青年毛泽东奠定了他报刊政论的高起点,开启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落墨革命大业的无产阶级政论家生涯,与其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业熔于一炉。

毛泽东的伟人特质,已为举世公认[3]13-38,但是对于其青年时期即已显露的“伟大之器”的历史形成,学界却并没有涉及,而这一时期恰恰积淀了他一生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他超群越辈的人生底色。因此,梳理、阐述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及背后的思想文化影响脉络,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伟人毛泽东成长的历史文化逻辑。

那么,从哪里切入对这一“伟大之器”的阐述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才更贴近历史实际呢?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常会上,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时,毛泽东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2]78同时,结合毛泽东第一次走向全国而被世人瞩目、集中演绎其“伟大之器”的功侯又正是主编《湘江评论》这一契合“新闻记者”职业的事实,本文确定了政论学养这一切入口,即从青年毛泽东的不凡政论学养形成出发,以探源式研究,对他在湘时期“伟大之器”之历史形成及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影响脉络进行深入揭示和阐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的“政论学养”,非指狭义、浅层次的卓越政论写作素养和能力,而更多是指向这浅层表征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以及这一文化结构向救世治国主体动能转化的思想文化机制:包括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浓厚的家国政治情怀,“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融通达致的自主知识结构,豪迈的救世真理探求和改造世界的动能,最后才显性地表征为超群越辈的时局批判、政治分析、舆论动员能力。它们是前述胸襟、学识、动能、实践向度四个方面在政论学养层面的具体而微,共同成为造就青年毛泽东救世治国雄才大略的内在思想文化机制。

从上述思想旨趣出发,本文旨在超越“笔头技法”范畴,以大历史观视野,以(政论)学养为切入口,侧重于青年毛泽东在湘时期思想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赋予历史材料以新解,在史料、史实的结构化和逻辑化中进行史论的高度结合。通过这一探源式的人物个案研究,可以反映20世纪头20年间,即清末民初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历史大变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早期成长历程及其思想文化机制。换句话说,以此折射出“过渡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去依附化”、强主体性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情景、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

二 “伟大之器”的政论学养根基

毛泽东深厚的学养(本文指的是其政论向度的学养),是从童年期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开始的,然后成为走向探求“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相结合基础上的救世治国真理的豪迈动能。

(一)文化根底:厚植国学基础和历史文化根脉

毛泽东的国学启蒙起步比一般孩童早,因为他在湘乡唐家托外婆家度过了童年大部分时光。在那里,最先是在其八舅文玉钦开设的蒙馆中耳濡目染,将《三字经》《百家姓》等背下来,还学习了《千字文》《六言杂字》和被鲁迅称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等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得到了远超同龄人的传统文化知识启蒙[4]3。

毛泽东八九岁回到韶山冲,正式进入私塾读书,开始“六年孔夫子”学习阶段。与一般蒙童不同的是,因才智、胆识过人,不安于“四方天井”的束缚,不安分的他先后至少在六家私塾,受教于多位塾师,接受了更为丰富扎实的国学知识,系统学习了《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中国传统经学典籍。据毛泽东回忆,“读过孔夫子,五书四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在多年识记诵读中,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同时,与众不同的是,他还偷偷阅读非“正统”的《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古典传奇小说,尤其关注其中的“造反故事”,许多故事“几乎都可以背出来”。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回忆,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这些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发现这些书所颂扬的全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耕作的”。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阶级学说,但已经超前萌生了朴素的阶级意识,对农民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故事充满兴趣。这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敏锐政治思辨禀赋,与朴素的阶级意识一起,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历练,后来都内化为他政论学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时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在政治巨变前夜的深层,是新旧文化的交替,此时中国思想和文化整体性地往反传统的方向发展。有学者指出,民国区别于清代的倾向性变化是形成了从负面解读传统的取向,而清季人在很多地方为民初反传统者准备了思想武器[5]186。在这一背景下,少年毛泽东能在平静的农家乡下一边诵读着四书五经的传统国学,一边自主地阅读着古典传奇小说的阶级反抗故事,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自在成长,颇为难得。

1907—1909年夏,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6]7。他跟随先生细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和《纲鉴易知录》,其中《纲鉴易知录》是他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7]4,由此获得了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又在塾师指导下精读了《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历史学习的起点很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史书里的历史知识,与史论里的德行观念,在他心里埋下了影响深远的思想种子;同时,他并不拘泥于传统史学的固有体系,而是开始产生自己的认知。这反映了早慧的少年毛泽东已经学会创新性地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从而为他的政论学养厚植下优秀的历史文化根脉。

(二)知识结构:经世致用传统文化与中外“新学”时务相融通的自主知识体系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考入了他心中“非常新式的学堂”——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韶山冲,踏上了他的“新学”历程。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军兴起之地湘乡市东台山麓,前身为1896年维新运动兴起时创办的东山精舍。东山精舍被誉为“开湖南新学之先河”,与京师同文馆等并称为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新式学校,1903年改制为东山高等小学堂。湘乡历来学堂众多,学风隆盛,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湘军名将罗泽南、王鑫、刘蓉、曾国荃等都出身于此地涟滨书院。更值得一书的是,在东山精舍筹办中,跟随湘军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湘乡爱国将领刘锦堂亲自勘定地址,并大力倡修,为该校办学育才打下了经世致用、拯救时艰的爱国主义思想底色。

在这所湘乡名校,毛泽东贪婪地汲取时务信息和“新学”知识,囊括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书籍,还读到了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世界名人传记,眼界大开。老师在课堂公开讲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文章,鼓励学生模仿政论的“康梁体”作文。东山精舍时期,学校就定期订购《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申报》《汉报》之类时务报刊,“分给诸生披览,俾通知时务与夷情夷形,自成有用之才”[8]2207。改制为东山高等小学堂后,学校又订购了清末“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及《饮冰室文集》等,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时务知识和思想。他特别重视报纸这一“活的历史”的知识来源,在《看报谈话》中就写道:“我学习英文,再则,我把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他又可以增许多知识。”[3]39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来到省城读书。此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宣传与革命活动十分活跃,令他眼界顿开。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民立报》,读到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听说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激动人心”,对社会动态和思潮十分敏锐的他,其政治思想倾向从康梁转向孙中山,满怀激情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公开支持革命党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9]12。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也是他后来以政论为武器,公开宣传鼓动革命思想的肇始。

毛泽东的求知欲十分强烈。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具有强烈批判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他决定休学半年,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专心自修读书。在那里,他大量阅读达尔文、亚当·斯密、赫胥黎、穆勒、斯宾塞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对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6]101。所谓“有趣的混合物”,概言之即“古今”与“中外”相结合的思想文化结构,尤其是基于他成长的湖湘文化土壤,形成了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也有时政报刊和西方新学带来的知识、思想文化元素组成的学识结构,他的思想由此向前跨越了一步。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富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4]17这一“古今”“中外”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在他1913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后,进一步得到丰富,学问的根基也真正建立起来。现存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学习笔记的《讲堂录》,就涉及大量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宋明实学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也兼及英国进化论社会学思想、康德哲学的西方知识和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1]525-550。

关于知识结构和体系,青年毛泽东有自己鲜明的主体意识,他赞同康有为“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做法[2]18,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既博通又专精、既以中为基又不失向外开放。秉持这一鲜明主体性的文化观,毛泽东建立了融通“古今中外”的自主知识体系。而这一文化观的“主体性”,既是个体的,也蕴涵着国家民族文化的集体主体性;既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

三 文以化成:深厚学养向救世治国真理探求的主体动能转化

省城长沙这一思想文化活跃之地激活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观察社会政治、探究中国出路的重要窗口,尤其是进入名家荟萃、学风开明、思想活跃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在“文以化成”中,他产生了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动能。这一动能涉及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知识、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应该是什么?

(一)在知识文化的吸纳中涵化立足国家大政、胸怀天下的胸襟

从《讲堂录》学习笔记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中涵化品格、涤荡胸襟,形成家国视野和“大公”思想。如他读王船山和孟子论“豪杰圣贤”、孔子谈“言志”,突出要“高尚其理想”;读到商初大臣伊尹治理国家的史事,归纳出四方面的启迪:“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感受到革新政治人伦的大气魄:“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1]530-532

他开始在批判式阅读中思考知识、学问的现实价值取向问题。如在批判英国进化论社会学家克特的观点时,提出“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二贵今”,因为“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1]541-542。这种价值取向,不在于个人的现实利益,而是在于“天下国家”的宏大问题,所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530。20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学习中形成了立于现实、胸怀天下的不凡气度。从小爱读历史小说的毛泽东,此时已颇具《三国演义》中“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的大气概。

毛泽东满腹经纶,一腔热血,然而,时值反袁斗争失败,袁世凯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加快帝制复辟,毛泽东处于这一外患侵逼、内政紊乱时局带来的苦闷中。1915年秋冬之际,他给赴京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其师黎锦熙去信,发出“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的时局之慨,对黎锦熙在“以术愚人”的“臭腐”政府下任事而感到“大惑不可解”,认为“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而究竟要如何才能“有为”,他又感到困惑,说自己“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渴望黎锦熙能回来,与他“一商筹之”[1]28。这种“悲伤”不是来自他个人的义利与毁誉,而是来自挽救民族危机的出路问题。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概加以承认。消息传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群情激奋,集资刊印了反日救国宣传册《明耻篇》,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下言志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10这首短短的言志诗,也是一篇力透纸背、志在奋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铮铮誓言。在青年学子毛泽东心中,时代“悲伤”苦闷与救国救民心志相互交织。

(二)“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伟大“救世”动能

1917年8月,一年后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再次给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此信被誉为“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起点性标志,一个从平凡到伟大的分水岭”[10]3。实际上,该信与1917-1918年间毛泽东深读杨昌济讲授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而写下的1.2万字阅读批注互相辉映,成为这一时期彰显毛泽东“伟大之器”的重要文献。读信可知,一是他延续并突出了自己“救天下之难”的初心,二是从这一初心出发,产生了“大本大源”真理探求的强烈动能。

他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在这苦闷中,毛泽东日夜思考的是“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的初心和宏大问题。然而,当今之世面临的是“无术以救天下之难”的困境和“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本源未得”的现状,作为“丁此大厄”的“士人”,该如何对待之?

毛泽东基于他深厚学养的根基,提出“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的观点,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在于倡“学”,因为“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倡什么学?倡学为何?“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原来,他认识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宗旨:要作社会变革,首要在于启迪民智、打动人心、建立民基。而“动其心者,必有本源”,那么,本源是什么?探寻本源为了什么?“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73启迪民智、改造世道人心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在“民智”方面,开启民智实现国家富强的主张,早在清末民初舆论界,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已有相关论述,此际已并不新鲜。但毛泽东的进步之处,在于所谓“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的认知,说明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民基”“人心”的重要意义,这一认知具有朴素的“人民观”成分。

而在“本源”层面,虽然他所言“本源”的内涵当时还有些朦胧,但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深入思考,可以梳理出三层意涵:其一,如有学者所言,可以理解为今天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趋势、历史规律[7]22,或曰包括历史发展大势在内的事物发展规律,和从大处着眼,把握事物根本的思想[9]31-32;其二,“本源”可以“临民制治”,可致国家“富强幸福”,即“本源”治世思想;其三,本源之途在于“倡学”,即“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73,即根本改造思想文化,从而引导国民、改造社会。毛泽东创新文化的思想端倪由此显露。

“本源”如此重要,毛泽东热切表达“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坚毅意志[1]74,并且“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笃定这一心志,要从根本上引导国民、改造社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读罢此信,黎锦熙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9]32

毛泽东接着又在他的《伦理学原理》长篇批注中承接上述思想,进一步深入阐述改造民质与社会变革问题:“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1]114-115,176-177青年毛泽东“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的“救世”伟大目标,及其背后强烈的真理道路探求动能,也正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可谓思想文化与现代教育共同所催生。

四 “文字收功”:文化主体性形成下“湘江怒吼”的卓越政论实践

“公诚之心,形于文墨。”青年毛泽东政论学养及其伟大之器的彰显方式,一方面落墨为他“力能扛鼎”的论政能力,另一方面涵化为他唤醒国民、改造社会的思想启蒙与舆论动员实践,走向“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早在东山学堂读《世界英雄豪杰》时,毛泽东就关注中国的“富国强兵”大政问题,与萧三言道:“中国也应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38这一番言论,已颇具“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政治批判分析力度与文理。

同时,东山学堂时期,毛泽东在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合订本)时,对于梁文《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的内容特别具有敏锐性,就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问题抒写意见,这是目前所发现毛泽东最早的时论文字,其观点由梁启超所主张的“变化民质”激发而出。在此期间,教员还会每周出一题,学生作文一篇,毛泽东便以“子任”为字号,写出了《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政论性文章,引经据典,纵古论今,在师生中广为传诵[2]9,文墨功底可见一斑。

需要突出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已更进一步深入到民族文化层面,明确意识到了民族文化自主作为改造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他在1917年所写《心之力》一文中,从中华文明的高度起笔:“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面对“世界强盗”“恶敌觊觎长存,亡我之心不死”“万民为奴,国资殆尽”的“国耻”,指出“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这一根本的社会问题,从而基于民族文化自主高度,提出了“自强国民心力”的社会改造“首要捷径”。

这一针对社会问题的民族文化自主论,尤其是他所发出的“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之鼓动[3]251-255,进一步彰显了青年毛泽东了不起的文化自觉精神。这既是青年毛泽东卓越政论能力之外显,也是他深厚政论学养之内涵。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开展之际,毛泽东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及文化自觉精神的来源与形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代资源运用。“五四”也被称为“主义时代”,各种新式报刊和时政读物载着纷繁的西潮扑面而来,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寻找中国出路集体意识输入了各式各样的思想素材。进一步说,这种新式报刊的阅读史意义,在于它们所刊载的关于“社会改造”“社会革命”“社会科学”的密集讨论,以及讨论中引入的理论资源与思想方式,这些影响了知识青年的知识结构与政治倾向[11]。这时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订阅了许多京、沪等地时政报刊,据毛泽东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他(毛泽东)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12]146在获取这些时代资源中,与同时代一般青年更为突出的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交流探讨,围绕如何开启民智、改造中国问题不断与他人展开热烈讨论。在这样的历史主动精神驱动下,他周围聚集起萧子升、罗学瓒、陈章甫、罗章龙、蔡和森、邓中夏、张昆弟、陈书农、彭璜等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文化与目标追求上互相激发。1935 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曾回忆道:“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个目的……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13]123可见,这个“朋友圈”的形成与交往,也是毛泽东所获宝贵时代资源的重要组成,从而使他不断走出个体探索的苦闷,在时代共振中,建立鲜明的文化主体性。

二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的实践化催生。其中,岳麓书院成为影响青年毛泽东的重要文化场域。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先后三次寄居岳麓书院,深受岳麓书院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学风影响和实事求是校训的启思[14]。第一次是1916年暑假,他跟随筹办湖南大学的其师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出身于岳麓书院和时务学堂的杨昌济当时大声呼吁:“岳麓书院名贤讲学之时,所集者为高才,所讲者为正学,亦与今日欧洲大学文科不甚相远。今两皆废弃,论者有斯文将丧之感焉。设大学文科以承之,固今日之急务也。”[15]这意味着,毛泽东与他的师友们,在探寻国家民族“今日急务”出路的实践中,需要直面新时势下如何传承岳麓书院千年“斯文”“正学”文脉的深层次问题,这一历史文化审视姿态,显然有利于助推毛泽东时代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

第二次是1918年6月至8月间,当时全国正在掀起一股工读互助浪潮。毛泽东从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偕蔡和森、张昆弟等志同道合者寓居岳麓书院,成立“工读同志会”,率先在湘进行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试验。岳麓书院成为他早期探索改革社会出路的重要政治文化实践场域。这一实践的先导是1918年4月在岳麓山下蔡家台子成立的新民学会,关于该会的发起动因,据毛泽东自己所述,系诸人怀着求友互助的热切,“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故最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很明显,集合同志,建立一种自主自觉的文化环境,推动形成新的“人心风俗”文化气象,是毛、蔡发起新民学会的重要初衷。

第三次是1919年8月,《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再次搬往岳麓书院,接手、改组和主编《新湖南》。缘起于1918年8月,毛泽东追随杨昌济,来到北大,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并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5]132;同时积极加入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而研究会导师邵飘萍“独立办报,监督政府,表达对时局的见解,唤醒和教育民众”,“欲救中国其根本在国民之自觉”的思想主张,从国民启蒙层面与毛泽东的文化主体性思想和文化自觉精神十分契合,产生碰撞。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影响,投射到政论实践上,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9]42。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紧密呼应五四运动,发出“湘江的怒号”,鼓吹“民众大联合”,在全国舆论界产生强烈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盛赞“《湘江评论》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16]324。北京《晨报》称赞《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17]149-150。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大赞“《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眼光远大”,“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9]51。李大钊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这样,毛泽东以其厚积薄发的政论学养,从岳麓书院走向北大,从湖湘走向全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鼓与呼的实践,以其“伟大之器”的积淀走向五四运动的政论舞台中央。随后,《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再次回到岳麓书院,再接再厉进行报刊政论活动。从岳麓书院走出去,再回到这里,这一地理场域的迁移回转,以卓越政论实践的“文字收功”之迹,显示了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之于青年毛泽东的独特隐喻意味,见证着在湘时期青年毛泽东民族文化主体性从认识论维度到实践论维度的产生、发展历程,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伟大之器”形成的历史文化机制。

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8]300,“伟大之器”的青年毛泽东正是由社会时代“创造”出来的。同时,由上可见,这也是毛泽东这一特定个体基于历史和时代文化资源,在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本文侧重从后者视角出发,希冀以此能够反映20世纪头二十年间,即清末民初至中共建党前夕的历史大变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早期成长历程及文化前因,管窥他们如何把握历史主动,因应时代强音,激发文化主体性,和创造伟大历史的职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