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倡议科学内涵研究述评

邱振宇

（同济大学，上海 200082）

一、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

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肆虐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地区冲突、大国博弈等因素交织，致使全球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主要表现为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国际发展援助机制不完善和全球发展环境不理想等五个方面。

全球发展赤字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除了受疫情影响外，还受到全球化负面效应、国家治理失效、发展机制缺陷、发展模式不适和西方个人主义膨胀的影响。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全球发展不均衡现象与日俱增，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并维护其在全球发展中的霸权地位，领导力弱化与制度泛化致使全球发展中的公共产品赤字问题凸显。此外，旧式全球发展治理的理念、机制、规则与方法均围绕不平衡发展理念展开，当下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全球化发展要求以及共同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其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平等博爱的天下情怀和赤诚相待的大国担当，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于2021 年9 月21 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我们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2022 年6 月24 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与有关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共商全球发展大计。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出四点主张，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上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为助推国际社会发展合作凝聚了广泛共识。

二、全球发展倡议的科学内涵

（一）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发展优先，就是要提升发展议题的优先级，加大对发展议程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注重加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性，构建心合意同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积极倡导参与双多边发展合作，促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落实。刘武根和马尚诚认为，习近平主席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难题，从新发展理念的维度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全球发展动能、坚持协调发展铸就全球发展合力、坚持绿色发展确保全球发展永续、坚持开放发展推动全球发展联动、坚持共享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有学者围绕国际发展合作的范式演变进行研究，借以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魏玲以“发展”为核心，通过发展援助与合作、发展知识与范式、制度建设与实践，以及发展安全与秩序等方面，理顺了大变局下国际发展合作的进化路径和趋势，以及中国如何通过上述方面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进步、塑造世界秩序。郑宇则认为新型发展合作结合了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的特点，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种范式的缺陷。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国家间的合作、国内外市场合作和公私合作三个层面的结构关系调整，从而提升了他们参与发展合作的动力。但同时新型发展合作也面临着“新兴经济国家参与发展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差异较大”“新兴经济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融合尚未完全建立”“新型发展合作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协调机制”等问题挑战。杨理伟认为，随着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以南北援助国、国际组织和受援国为主体的“三方合作”模式对传统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进行了有机结合，成为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也是推动南南合作的核心模式。其中，联合国在“三方合作”模式的理念、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国际发展模式，学界同时对全球发展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展开研究。在理念创新方面，邵彦敏和张洪玮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全球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发展，具体体现为方法论、制度本质和主体的创新性超越。在制度创新方面，王明国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维度主要有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建设应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制度建设为第一要务，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口。在实践创新方面，张春认为新型国际发展机构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创新作用，新型国际发展机构理性设计国际发展机制，结合主权平等与国别自主贡献原则推动民主治理，结合公共产品供应与财政可持续性改善全球发展治理效率。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明确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放眼全球，保护和促进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国际社会应一道努力，不仅要通过发展完成全球减贫目标保障各国人民的生存权，更应努力消除不平等，最终达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愿景。

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界主要从学理基础方面展开研究。钱智勇和解斯棋认为《资本论》中对于人类财富需求原旨的阐释、对背离人民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揭示，人民劳动是财富源泉的阐释、对人民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关系的阐释，对于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揭示、对人民贫困与资本家财富积累规律的阐释分别探究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吴育林和赵悦彤认为马克思劳动本质论蕴含了权利保障、择业自由、过程自主自觉、劳动成果公平享有等“人民性”的理论导向，对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吴育林和邵程程又进一步论证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涵蕴了“现实的人”中的“有生命的人”、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与“剧中人”和“人的自由解放”等实践主体品质，并对“现实的人”所寓意的历史主体性、实践主体性等主体性品质作出了新的阐发。盖逸馨和王占仁从理论缘起、现实依据、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四个维度讨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价值内涵与丰富思想意蕴。

（三）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普惠包容，则要求我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发展诉求，尤其需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通过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创造贸易、投融资、技术转移等发展援助机会支持发展中国家，着力解决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普惠包容实质上也蕴含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个国家人民只有摆脱贫困，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发展大局。

部分学者从地区合作角度展开研究。在中非发展合作研究中，李因才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在非洲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进而理顺了全球发展倡议中八大重点领域在中非合作中的体现。张春从内部动力和外部支持两个角度分析了世界新动荡变革期下的非洲发展困境，并且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效率和筹资困境三个方面论证了全球发展倡议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对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进行展望。安春英则从非洲国家的主体视角出发，指出非洲减贫国际合作应在坚持本国主导性原则基础上合理吸收国际社会提供的减贫方案，从而处理好减贫内生性动力与外部援助的关系，积极探索本土化减贫道路。中阿发展合作研究方面，孙德刚和章捷莹认为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并给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和重点合作领域。

关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和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研究，学界主要从理念、实践经验和策略三个维度加以分析。在理念方面，何玲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减贫的理论意蕴、鲜明特点和时代价值。她认为中国减贫理论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尊重主权为原则，始终贯彻“弘义融利”的价值观和“授人以渔”的减贫方略，具备道义性、创新性、务实性和开放性的鲜明特征，为助力受援国独立发展，推动全球发展治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经验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四条：第一，在国际合作中提供自身减贫经验；第二，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加强国家间农业技术合作；第三，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通过三方合作创造新模式；第四，加强对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在策略方面，有学者指出在我国与他国的合作战略框架中应该纳入我国的扶贫经验，建立中国反贫困经验分享的话语体系，同时以鲜活的推介形式通过国际平台进行传播。

（四）坚持创新驱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全球发展视域下强调创新驱动，就是希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打造优良的世界科技发展环境，在促进传统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挖掘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从而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当前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陈曦从科研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创造能力、经济活动、创新能力五个维度，全面对比欧美与亚洲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实力，指出了科技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仍是美国，美国的科技创新国际化合作发展态势不断显现。李瑞认为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前沿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同时亚洲具有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巨大潜力。中美科技竞争不可避免，但国际科技合作仍是世界发展大势。张杰强调在中美科技竞争进一步激烈化的背景下，全球将会形成分别以美国主导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科技创新体系的竞争格局。

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路径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认为创新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根本方向的牟定、改革与开放的双向促进、高效协同的国际化合作网络的构建、国际研发合作的强化和全球创新治理的持续推动是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政策选择。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应以全球视野从科技创新的目标、路径与主体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全球化。张颖指出中国可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通过建立科技合作的固定有效机制、加强企业参与以及推动“新技术”领域合作等路径，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从而提升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水平。有学者从推动核心技术原创性突破、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软实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创新体系的重点任务。黄庆桥则从国际合作方式上指出探索“云端”科研常态化突破传统空间限制，已经成为更加高效便捷的工作模式，中国应给予政策支持,加强规范引导。

另有学者从构成要素和支撑体系的维度分析，认为创新链由知识创造系统、知识转化系统、知识应用系统三个重要部分组成，技术研发机构、成果转化组织、高科技产业、创业创新簇群是全球科创中心组成创新链的核心部门。王少从“科技创新策源地”概念出发，将科技创新中心、大学和科研院、科创板企业创新环境分别视为策源基础、策源动力、策源辐射通道和策源孵化箱。

（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谋求全球发展的同时，更应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各国要积极地共同应对，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复苏发展，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同体。

关于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贡献研究，马超从全球环境综合治理、《巴黎协定》、全球生物安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作出的贡献与努力。首先，中国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发起了一系列绿色行动倡议，大力推进碳减排工作。其次，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促成《巴黎协定》，认真履行缔约责任。最后，中国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持续加大对全球环境基金捐资力度。另有学者进一步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展开研究，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绿色金融、新能源等领域具有建设成就与治理经验，足以推动我国和沿线国家经济沿着绿色、可持续的正确方向发展。

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多双边绿色合作研究，汪万发对中欧绿色合作关系进行探析，阐述了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及发展动向、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政治领导与制度保障，分析了当前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而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与《欧洲绿色新政》战略对接作为深化路径，从而提升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包容性与韧性。也有学者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推进能源低碳绿色转型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中俄美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六）坚持行动导向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们应将核心理念贯彻到具体领域，尤其要加强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发展资源投入力度，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减贫是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议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晓颖和王小林认为我国通过强化多维度综合减贫理念，以对外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利贫性增长，借助双多边发展合作机制加大农业国际合作，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基础。吴宗敏和吴宇认为面对当前世界减贫事业困境，我国通过持续优化国家治理增强减贫实效，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贯彻落实全球贫困治理要求，从而推动全球贫困治理深入发展。

在粮食安全方面，张帅认为当前我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着关联性危机、资金问题、营商环境恶化、合作领域失衡等挑战，因此我国应加强合作模式的系统化，探索融资路径，并且建立海外风险评估体系，通过拓展合作议题，助力全球粮食安全合作。在全球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对外卫生援助主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共建共享关系、出口捐赠国产疫苗等途径进行，这为全球健康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以期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方面，赵亚娜认为绿色“一带一路”推动了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的国际发展合作，从而增强全球绿色发展治理效能。

三、述评

当前，学界对于全球发展倡议的研究方兴未艾，虽然学界目前已经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和世界意义方面产出了部分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研究缺陷和空白。

一方面，应加强在全球发展视域下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当前学界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主要基于我国视域加以阐述，且主要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学理研究。应将视域从国内拓展到全球视野，将人民主体从我国人民拓展到全世界人民。

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绿色复苏发展相关研究。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需要以绿色为基底，处理好经济恢复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当前的绿色复苏发展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应进一步强化全球绿色复苏发展合作研究。

全球发展倡议努力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核心议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探索全球发展方向，致力于弥合全球发展赤字。我国将持续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营造良好的全球发展环境，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努力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