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对马克思的批评及其局限

李 娉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以赛亚·伯林（1909―1997）作为20 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和复兴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都非常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伯林30 岁时就出版了著名的《马克思传》，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给予了评价，有学者指出，正是“他使得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马克思成为可能，甚至值得尊敬”[1]330。总的来说，伯林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敬佩马克思的天才和伟大，又批评马克思的思想气质和部分观点。研究以赛亚·伯林对马克思的批评，既可以让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马克思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性观点，又能使我们在对这种批评的回应中加深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

一、一个令人生畏的人：伯林眼中的马克思

伯林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时，不单纯地专注于对思想家思想的阐释，而同时将思想家的性格特征也展现出来，他有意识地要“为自己笔下的男人和女人的个性画上一幅肖像”[1]9。因此，我们在阅读伯林关于某位思想家的文字时，能够感到这位思想家的形象也跃然纸上。那么，在伯林眼中，马克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一个意志坚定、专横独断的人

在伯林看来，马克思完全缺乏作为一名伟大人民领袖或者煽动者的特质，从性格上来说，他更多是一位理论家和知识分子。而与其他理论家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目标坚定执着。对此，伯林说：“19 世纪涌现了众多著名的社会批判家和革命者，这些人与马克思相比并不缺少创新、暴力和固执，但是没有人能如他那样执着坚定，那样全心全力地将自己一生中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变为朝向一个专一、直接、实际的目标的手段，对此而言没有什么是太过神圣而不能牺牲的。”[1]21伯林认为，马克思坚信一个有秩序、有纪律、能自我指导的社会注定要在当前世界不可避免地毁灭之后产生，而他要做的就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加速这个崩溃过程，以便缩短结束前的最后阵痛。因此，“即便在反革命的最黑暗的岁月里，他对自己事业的最终胜利从未失去信心”[1]244。在指出马克思意志坚定的同时，伯林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个专横独断的人。伯林评价马克思说，“他总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在他看来，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蠢蛋就是马屁精，对于他们，他公然带着怀疑或轻蔑的态度”[1]5。伯林认为，这早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就已体现出来。“他对自己报社的管理投入大量精力，对异于自己的想法毫不容忍，他专横的性格早在这项冒险事业之初便已显露，他的手下也迫于无奈，只得任由他随心所欲，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作文章。”[1]81马克思从不主动让步，也不要求对方让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不过，伯林也承认，如果说马克思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十分专横、强势，那么在让他感觉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亲密小圈子里，他还是很体贴、很温和的。

（二）一个愤世嫉俗、好斗争胜的人

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充满了毫不妥协的敌意和与日俱增的愤恨，对同时代那些不能正确看待和评价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人们，他都充满了毫不隐瞒的嘲讽和蔑视。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马克思发起了一场迄今以来对资产阶级社会最为彻底、最为全面的指控，“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1]23在这场针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指控中，马克思成了一名与众脱离的、激烈敌对的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或者像一名法国的忿激派分子，随时准备大胆拒绝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和代表的一切，把其理想称为一无所值，把其美德称为恶行，只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就必须被谴责、被完全地、永久性地摧毁。伯林指出，马克思一生只与少数一些人维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而与其他社会成员大多相处得很不愉快。“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性格中的严苛、好斗、嫉妒、想要击垮所有对手的渴望，随着年岁俱增；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憎恶也越来越强烈，他与这个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难。”[1]205但不管怎样，伯林仍然承认马克思“尽管自大、自负、好斗、傲慢，但在受到病魔、贫困和无休止的斗争困扰的四十年中，依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一个异常完整、积极自信的形象”[1]36。

（三）一个不动感情、实际理智的人

在伯林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不带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他缺乏心理洞察力，对个人、对精神或心灵状态没有什么兴趣，“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感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1]5。伯林指出，凡是加上马克思名字的那些声明、信仰宣言和行动章程，都很少提到道德进步、永恒正义等词汇，因为他认为这些词汇言不由衷、毫无用处，只代表着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无能。马克思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和自己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诉诸理性的，诉诸实用知识，指责知识上的恶行或盲目，坚持认为，人们为了懂得如何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乱，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他相信，对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力量制衡情况的正确估计，将会预示着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态”[1]8。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指责，不是诉诸抽象的理想或者公平正义，而是诉诸历史发展规律。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一个阶级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阶级必然会出现在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压迫者在完成自身使命时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促使马克思坚定不移地朝向自己的目标，并在朝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根绝一切懦弱与犹豫。没有什么能像懦弱一样激起马克思的愤怒，每当他提到懦弱时总是带着一种怒发冲冠、毫不留情的语气，这“开了那种严厉的‘唯物主义’风格之先河”[1]320。个人的自我反思、情感或道德上的磨难、精神上的危机等都被马克思视为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和堕落，“这种对个人情感的严格不妥协，以及对自我牺牲的纪律的宗教般的坚持，被他的后继者们发扬光大，也被他在各个国家的敌人所模仿”[1]320。

（四）一个心怀仇恨、寻求认同的人

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的犹太血统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躲不开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同伙的反犹主义嘲笑……”[2]28伯林指出，马克思一生同犹太人只有过一次接触，只有一次提及自己的出身，“除此之外，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敌视”[2]329。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得不到认同。为此，他渴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正是这种寻求认同、确定个人身份的人格需要，最终让马克思认同于一个理想化的无产阶级，他们同他本人的出身相距甚远，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继承者。与此同时，马克思把这种深藏已久的压抑爆发为一种猛烈汹涌的仇恨，他把犹太人等同于资产阶级，向他们发起攻击；他向统治体制挥动拳头，宣布资本主义的厄运。伯林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用他那义愤仇恨、犀利无比的眼光看透了他那个时代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那么“当他谈论无产阶级时，他所谈论的并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2]334。

二、一个巨大的虚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

伯林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一个自我证明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虚构了一套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支配模式，造成了对复杂的、多样的人类经验的“可怕的简化”。

（一）伯林指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理性主义者

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乌托邦式的”学说斥之为社会主义荒谬的、无法实现的形式，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具体事实中依据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推演出来的，代表了由理性所指明的人类必将进入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真诚地相信，一项事业之所以值得追求和战斗，惟一的理由就是它代表了理性人的社会前进方向。就此而言，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理性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理性人之所以应该追求这一事业，就是因为它的必然性。伯林认为，马克思把现实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理性体系，相信人类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认为“所有真理从原则上说都是能够被理性的思想家发现的，并且能够被清楚地证明，其他所有理性的人也不可能不予接受……理性的人会尊重存在于彼此之中的理性，而完全缺少相互斗争或控制的欲望”[3]94。因此，当人类与社会都变得理性起来时，人们就会停止互相毁灭、彼此争斗，转而联合起来按照理性去征服环境、满足需要，到那时所有人类的目的都可以和谐一致、得到满足，而在一个完全由理性者组成的社会中，对别人的控制欲将不再存在或变得无效。在伯林看来，马克思这是把多样化的人类现象塞入了一个简单的理性图式中，是对现实的简化和虚构。

（二）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一个巨大的“一元论历史观”假设之上

这个假设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和古典哲学那里继承来的。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是黑格尔式的，他“承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会重复的、遵循已知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个时刻都是全新的，因为它具备新的特征，或者具备已知特征的全新组合特点。它虽然是独特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但还是紧紧跟在前一个阶段的后面，如同那个阶段从再前面阶段发展过来一样，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1]138。伯林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种关于社会历史的概念，一种支持多元论和百家争鸣，允许冲突存在；另一种则认为健康依存于统一、和平，依存于对一切不一致的消除，只有一个目的或一系列不冲突的目的才是理性的。持后一种立场的有柏拉图和斯多葛派、中世纪经院哲学、斯宾诺莎与爱尔维修、卢梭与费希特以及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支持者。伯林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这种传统的忠实信徒，他对内在于社会发展的矛盾与冲突的强调，只是不间断的人类进步主题的一个变奏，人类被构想成致力于理解和控制自身及其环境的存在物。”[4]34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客观过程，历史被包含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中，被赋予一个唯一的目的，执行着一个唯一的计划。在伯林看来，马克思过度夸大和强调历史的相对性和所有社会问题的暂时性，寄希望于发现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种将极其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归结为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观念终究是虚妄的。

（三）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

伯林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都认为人类历史、宇宙进程包含着一个最终的目的。作为人，就是要理解自己和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理解所有这些之上的阶级结构以及自己与阶级结构的关系。以此，人就可以确定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使命，从而努力去实现那个终极的、客观的、不变的目的。伯林指出：“这种态度把这一点视作理所当然：解释一件事物——描述它‘真正’是什么，甚至为它下一个比口头定义更深一点的定义——就是发现它的目的。……根据这个观点，说事物或人存在，就是说他们追求目的；说他们存在或真实，却缺少字面意义上的目的，这种说法并不是错误的，而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是没有意义的。”[3]105人在马克思那里，是“被历史的、社会的和物质—自然的因素的交互作用塑造成他现在的样子，他们的价值被历史设定的任务所决定，而历史为任何理性的生物都设定了同样的一些社会目的，这些目的是他们的理性本质所必然要具备、理解和为之奋斗的”[4]139。更进一步，马克思又把人理解为阶级的一员，阶级这个“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高于个人的”实体或“力量”决定着人和历史。基于此，阶级比个体更有智慧，阶级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个体更具有目的性，个体的生命只是这个大的目的的小碎片。因此，个体的最明智选择就是作为阶级的一员，发挥作为阶级整体的必然演进的一种“功能”。伯林认为，目的论从根本上是反经验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它既不能被经验所证实，也不能被经验所驳斥。

三、一个巨大的反讽：自由及其背叛

伯林关于自由的两种区分非常著名，他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追求的是“一个我在其中不受阻碍的空间”，积极自由追求的则是“一种自我导向或自我控制”。在伯林看来，马克思所追求的显然是积极自由。但是伯林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却是反自由的，造成的理论后果是对自由的背叛。

（一）伯林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种大胆而惊人的绝对威权和进化式道德的混合

伯林认为，马克思最为原创、最具影响力的结论是实践与理论统一的学说。按照这一结论，一个人所做的就应该是他所相信的，实践与信仰是一回事，理解与行动是统一的。由此又导出一个结论就是价值与事实是不能分开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行动，发现真理就是应用真理。正是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导致人的价值被历史设定的任务所决定。“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的终极目的就是按照自己不受束缚的理性去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进步就被等同于某一部分人类的胜利，例如无产阶级，这部分人被看作理性发展的惟一执行者；因此可以得出他们的利益压倒一切的结论——他们代表全人类的利益。”[4]139由于在阶级斗争消失之前，不可能存在普遍的、共同的人类目标，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神圣而不可改变的。伯林认为，正是这一点让那些发现马克思主义立场缺乏道德或有些专制的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价值只是变化着的具体环境的功能，也无法接受以无产阶级的利益来扮演罗盘的角色。伯林说：“进化的相对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内在因素，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都有一种大胆而惊人的绝对威权和进化式道德的混合：人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改变了自然，改变了自己及其价值；但是那些指导斗争与掌握新价值的人（也即共产主义政党，或者它的领袖，那些只有他们才充分理解历史发展趋势的精英）所宣称和要求的东西，绝对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真理存在于一个时代最进步人士的观念里：他们是那些事实上把自己的利益与当代最进步的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人。”[4]143伯林认为，把真理和权威与一个可确认的人类团体联系起来，这是从未有过的。“马克思划时代的举动，就是用历史的运动取代了教会的上帝：把一切都压在上面，确定它的权威解释者，并以它和解释者的名义发出绝对命令。”[4]143以这种方式，马克思本意追求积极自由的理论学说，就一步步地转变为一种服从柏拉图式的守卫精英指导的极权国家理论，个体必须服从那些“理解人的命运如何被造就的人”，而这样一些人往往就是宣称把握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党的最伟大、最聪明的领袖。

（二）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导致某些人成为被牺牲者

伯林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成为最低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伯林指出：“马克思最大胆的，在政治上也是最有决定性的一击，是把一个阶级等同于人类本身。”[4]147由此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和预言，即“所有其他的阶级都是历史的产物，注定要和它们的时代与情境中的特殊利益一起消亡，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的永恒和不变”[4]147。这使得马克思为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找到了斗争的对象，即资产阶级剥削者，由此开启了一场圣战。而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采取强制行动，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敌人才会被摧毁。伯林认为：“马克思独到的成就是把人类分为两个世界，其分裂程度之深也许是自基督教与异教徒的对立以来仅有的。”[4]150这导致不可能存在某些所有人类都共有的价值，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存在妥协。马克思的观点破坏了人类联合的可能，也削弱了拥有不同世界观和信仰的人争论交流的可能性，意味着那些被历史诅咒的阶级只能遭到毁灭。伯林指出：“这种把人分为被拯救的（且其中大部分会）和不可拯救且必然灭亡的（其中大部分会）两部分的新加尔文式的区分，是新颖的和有些骇人的。”[4]155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了敌人，证明了对那些其“被消灭”对全体人类有利的人发动圣战的合理性，它迄今释放出的攻击力和破坏力，只有疯狂的宗教运动才可与之匹敌。

（三）伯林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取消了个人责任、自由选择

伯林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的行为的大多数因素都是超出个体控制范围的，只有阶级的“结构”与“演进”才是（因果性地）起作用的。这种深刻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表明，个人责任的观念、自由选择的观念只是一种错觉、一种幻想。如果世界历史起因于某些可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根据这些力量的演化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并不是个体，而是更大的实体，要负最后的“责任”。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他的所作所为、据以指导其生活的价值，是已被决定的、给定的，个体责任、自由选择变得没有意义。随着我们对宇宙认识的深化，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只是更大的“有机整体”的要素时，我们用有序系统中每个人都独有的、对他来说是神圣的成员感，代替了自由与独立感。“我们是军队中的一名战士，从而不再遭受孤独的痛苦与惩罚；这是一支长征中的军队，其目标是设定的而非我们所选择的；怀疑为权威所窒息。知识的增长带来了道德负担的减轻，因为如果力量在我们之外、之上运作，声称我们对其活动负责或自我责备未负起这个责任，便是个狂妄的假设。”[3]129在伯林看来，这种学说使得个人责任、自由选择成了一种高贵的错觉，它通过否认其实在性摆脱道德困境，通过把我们的目光移向更大的整体放弃对责任的承担，以此来消除负罪感和悔恨感，从而觉得心安理得。伯林认为，马克思让宇宙成了一所监狱，选择的必然性与巨大的痛苦从此消失。

四、局限与启示

由上可知，伯林从人格到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出了对马克思的批评与质疑。我们认为，伯林的批评与质疑具有很大的偏颇与谬误。

（一）伯林批评的局限

首先，就马克思的人格来说，伯林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令人生畏的“复仇者”形象。但事实上，无论是从马克思的家人，还是朋友、战友，甚至他的敌人口中，我们都可以得知马克思绝不像伯林笔下那样不近人情、刻板生硬。比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就曾评价他说：“他对家里的人，对朋友、熟人，都一样亲切友爱。”[5]206在朋友和孩子眼中，马克思“永远愉快乐观，善于诙谐取笑”“愉快活泼、幽默风趣、亲切友爱”“喜欢交际”。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在回忆他的父母与马克思的愉快交往中指出，在母亲的眼里，马克思“是一位精神愉快、举止文雅的绅士”[5]338。马克思一生有过众多的朋友、战友，他在伦敦的家经常成为各国流亡者、工人运动领袖、新闻记者等聚集的地方。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的房子像一个鸽子笼，流浪或逃亡的各式人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像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但它也很自然地成了那些已定居下来的同志们的中心。”[5]17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回忆他第一次拜访马克思的情形时说道：“他那深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友好的微笑，言语中饱含着温暖的感情。”[5]331威廉·布洛斯在回忆马克思时指出：“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广大阶层，根据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的庸俗描绘，总是把马克思想象成为一个极其狂热、令人讨厌和狂妄自大的人，说他对什么都讽刺一番，而且总是尖酸刻薄、冷嘲热讽。”[5]324但事实上，“他的基本特征是和蔼可亲、开朗快活”，“他伟大，但又异常谦逊宽厚”，“他有非常鲜明的正义感，他大发雷霆的时候，都有正当的理由”[5]325。可见，伯林给我们描绘的马克思的人格形象并不完整、真实。

其次，就理论建构来说，伯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想要充当“历史先知”的马克思形象。伯林基本上把马克思视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认为他们都虚构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将极其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支配模式，在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的武断指认中排除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不可预测性，把历史视为不断实现最高目的的过程。对此，我们并不认同。众所周知，虽然马克思早期曾受到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很大影响，但是随着他确立了实践的立场，转向对现实的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的研究，他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就分道扬镳了。正如卡尔·洛维特所指出的：“不仅是马克思，而且是整个德国哲学都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告别了自己对普遍理性和精神的信仰。”[6]伯林也误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确实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找寻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而且通过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绝对地、机械地来理解和运用这种规律。马克思并不轻视偶然性、个人意志等，他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充分考虑了各种影响因素。马克思对目的论也持批判态度，历史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有着终极目的的、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自动演进。马克思说：“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为我们勾勒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图景和未来趋势，激发人类为更高的理想而不断奋斗。可见，伯林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理解存在错误、偏差。

再次，就理论后果来说，伯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极权者”的马克思形象。在伯林看来，马克思没有给个体责任、个人自由、选择自由等留下任何空间，而且还成为苏联极权主义的理论来源。对此，我们也表示反对。伯林对马克思的这一责难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伯林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归咎到马克思的头上，把苏联的错误等同为马克思的错误。这对马克思是极不公平的。此外，伯林对马克思的指责也来源于他对积极自由的偏见和对消极自由的偏好。伯林虽然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但实际上他更看重消极自由，而对积极自由始终持有某种忌惮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得伯林看不到马克思自由观的真谛。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自由，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奋斗。但是，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不是抽象的、形式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他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现实条件，揭示了现实中阻碍人的自由实现的环境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等，坚持要通过行动来扫除阻碍人的自由实现的各种障碍。正如台湾学者洪镰德所说：“无论是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社会性的增强，都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有效控制，是一种自主与自决：这是积极的、正面的自由，而不是消极的、负面的自由。后面的这种自由只是摆脱别人或别物的压榨、干涉。前面一种的自由，则是人真正本事的展开，也是其潜能的发扬。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的自由观，要比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丰富得多……”[8]可见，伯林对马克思理论后果的评价充满了偏见与不公。

（二）伯林批评的启示

虽然我们从根本上不同意伯林对马克思的批评，但也并不意味着伯林的批评对我们没有丝毫价值与启发。

首先，启发我们要审慎对待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历史是复杂的、多样的，它既隐含着某种内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也包含着很多的偶然机遇和出人意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那么人的主体性该如何体现？在铁的规律性与必然性面前，个体就会变得可有可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还会出现以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为借口而实施的对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暴政。20 世纪，不在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信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走向已被唯物史观所发现，剩下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一规律办事，共产主义就会随之马上到来。这种对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简单迷信和盲目推崇在实践中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使社会主义实践犯了急躁冒进、简单粗暴的错误。为此，我们既要坚持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不断为实现人类的更高理想而奋斗，又要对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保持一种审慎与清醒。

其次，启发我们要在承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追求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个体免于遭受无端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个体自觉发挥潜能、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二者对增进人的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我们往往更强调积极自由，而对消极自由谈得不够。但事实上，如果消极自由都得不到保障，那么个体就可能生活在不确定甚至恐惧之中，就不可能有自由而言。因此，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考虑到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极权主义现象，这种启发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消极自由，那样的自由只是一种防御性的、狭隘的自由，我们要在保障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自觉追求积极自由。

再次，启发我们要重视个体责任和自由选择。没有理由不相信马克思对责任和自由的重视。马克思一生以解放人类为己任，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奋斗终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将社会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对那种感叹个体生命的个体性哲学从来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探究现实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历史条件，才能对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有所助益”[9]。这就使得马克思对个体、对人的个体性强调得不够，进而对个体责任和自由选择也强调得不够。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我们往往更多地强调通过集体努力来创造历史，强调历史的选择、人民群众的选择，而不那么强调个体责任意识和个人选择自由。但事实上，人既是处于一定社会阶段、受一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社会性存在，也是需要承担个体责任、进行自主选择的个体性存在。如不重视个体责任和自由选择，就会使个体沦为群众的一分子，为个体逃避责任打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