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何以可能？*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几点思考

2024-05-10 16:50刘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刘佳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和思想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以强大的真理力量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时代内涵与实践形态。从2018年中国工会十七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以下简称“重要论述”）的政治论断，首次构建起“重要论述”的结构框架和阐释体系，到2023年中国工会十八大从“八个方面”对“重要论述”的思想意蕴、逻辑架构和实践要求作出再阐释和再建构，不难看出，重要论述在概念术语上日益丰富，在思想意涵上更加深刻，在体系架构上渐进完备，在实践效度上突出显著，使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在21 世纪的中华大地展现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阔步前进的思想旗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1]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工会十八大对“重要论述”在理论形态上的新建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环节。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重要论述”必将随着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发展而发展，必将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那么，作为一种引领性、原创性、科学性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活动，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蕴含着哪些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定性？这些问题学界鲜有研究。鉴于此，本研究结合相关文献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实践历程，初步探讨中国工会理论创新的发生学原理。这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在新征程上继续以坚定的主体自觉和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工会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动因：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的社会历史条件

“理论创新”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理性思维和理性能力的展现形式和活动方式，集中表现为人通过运用理性思维，特别是“理论抽象力”，在对客观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一套认知世界的知识体系和表达系统。这个知识体系和表达系统以一定的理论形式呈现出来，即为“创新理论”，“创新理论”的创造过程即为“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在人的社会认知活动中位于较高层级。从理论生成的烈度看，理论创新一般包括渐进性的理论升华和突破性的理论飞跃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在维系理论形态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推进理论要素的“新陈代谢”和理论结构的“优化重组”；后者则实现了对原有理论形态全方位、系统化、根本性的“更新换代”，是理论创新活动中烈度最为强烈、形变最为明显、过程最为艰辛的一种形式。

理论创新是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彰显。但是，无论理论创新的形式为何、烈度如何、结果怎样，归根到底都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人通过创新创造活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理论形态都是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能动反映。因此，理论创新的深层逻辑和根本原因，只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寻找和挖掘，而不能在人的头脑中去“臆想”和“猜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以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544。理论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样的“创新”只能被人为地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理论创新也不是一厢情愿的，这样的“创新”只会给外界造成标新立异的幻觉。

理论创新也必然要面对“合法性问题”。如果说“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公众对政治资源配置结果的接纳和认同的问题，那么理论创新的合法性就是要回答理论形态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2。“国家的需要”是动态变化的，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大潮中的情势和条件、对本国民主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议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应对方略等，都是决定和影响“国家需要”的结构性因素。原有结构性因素的化解与消退、新的结构性因素的生成与重组，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理论创新的主体必须对上述变动作出回应，以理论形态的自我变革与守正创新嵌入国家新的需求结构，以此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理论需求，“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就是在新时代中国工人运动和工运事业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中把握到的科学理论，是满足新时代中国工人运动和工运事业新的理论需求的思想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工运事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4]，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而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融汇到新时代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成为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性力量，“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5]32。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启，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如何更好承担执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任务，如何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多样化现实需要，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下更好发挥工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等，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时代性问题。时代性问题的提出，为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工会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打开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提供了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物质动因。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性地展现出来，迫切呼唤用新的理论来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自觉性、坚定性和进步性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7]。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不仅使中国工人阶级在观念层面获得了关于阶级地位、运动方向和未来命运的科学认知体系，而且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历史进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政党体系的外围建立起规模庞大、覆盖广泛、辐射各产业部门以及基层生产单位的工会组织网络。百年来，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恢宏历程。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理论启程的出发点就确定在哪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从毛泽东深刻阐述“中国无产阶级突出的特点”[8]20，提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8]40，到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8]107，“工人阶级要为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成绩”[8]121，深刻反映出我们党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工运事业使命任务和工会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拓展。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肩负的新的使命任务、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等都对工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工会工作必须放到这个大目标下来谋划和推进”[5]3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中国工会必须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理论筹划和理论武装，这就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考量、科学性预判，通过自觉主动的理论创新及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问题、探索求解之道，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理论引领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行稳致远。

另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群体特征的新变化与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迫切呼唤用新的理论加以应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党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坐而论道”，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方法，“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9]。现实问题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问题的有效解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素材。实际上，理论要素及其结构形态的细微变化，都是对理论创新主体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的直观反映。比如，中国工会十八大对“重要论述”在内容和结构上作出必要调整，将“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理论范畴。这种调整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和战略考量。一是思想政治工作“泛化”和“空转”问题是导致工会组织吸引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有的地方，我们的工会组织吸引力不够，特别是对青年职工、农民工等吸引力不够，还不如一些民间组织发起的活动，不少青年职工、农民工同我们的工会基本不联系，但很愿意到那些民间组织的场所去参加活动。这说明，这些地方的工会组织开展活动没有吸引力，功夫没下到人身上。”[5]42-43二是外部敌对势力试图拉拢职工队伍，职工队伍的思想状况和安全稳定更加复杂，“他们在那儿竭尽挑拨离间、混淆视听之能事，目的就是想拉拢我们的职工群众，动摇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5]43。因此，将“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作为“重要论述”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理论单元予以突出强调，其实质就是我们党对当前职工队伍思想状况以及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重大风险隐患而作出的理论反应和有效应对。

总之，随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使命任务发生新变化，职工群众的群体特征和思想状况出现新问题和新挑战，原来的理论不是“不能用”，而是在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问题时显得“不够用”，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就迫切需要加速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以新的理论引领新的实践、直面新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二、显著标识：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的鲜明特点

理论创新尽管存在烈度强弱之分，但它总是以“显性”的方式存在于思想变迁和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标注了理论体系“生成—确立—发展—演化—再建构”的关键路标，成为观测理论创新“路线图”的导航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回答了很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讲了许多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以体系化、学理化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长远发展的原创性理论观点。时代课题的新深化、术语革命的新推进、理论体系的新建构，是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创新发展的基本依据。

第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关乎中国工人运动和工运事业长远发展的时代性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推向新的时代高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是在时代进程中所把握到的思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性课题，对时代性课题的回答方式和解决方案也必然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产生的，也必将在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必然缔结出形态各异的理论果实，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本土化”为千差万别的理论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目标任务、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时代性课题进行深刻思考，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阐明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先进优势、历史作用，强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应当遵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既要坚定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也要兼顾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步性革命性的特点，与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共同构筑稳固的革命联盟和阶级联盟，“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成，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8]34。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在2008年中国工会十五大上，习近平同志在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词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结”为一体，指出这条道路体现了时代要求与中国国情的统一[1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怎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设什么样的工会、怎样建设工会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12]88，“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工运篇”。

第二，以深刻的术语革命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话语体系的革新与突破，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以新的理论亮度。概念和术语是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连通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桥梁纽带，“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13]。概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任何一种理论形态的变革首先都是从术语革命开始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4]。从广义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概念和理论学说，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术语革命”的结果。不仅如此，“重要论述”还是由一系列基本术语构成的整体性的理论形态，这些术语范畴不仅在话语形式上实现了变革，而且在意蕴内涵上也实现了突破。以“工匠精神”为例，该术语原本是指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工作伦理和职业伦理，是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劳动文化范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现代化机器的运用，诞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匠精神就与现代化机械生产方式不相适应，成为劳动文化形态上的保守性力量。美国学者福奇说，“‘工匠’这个词直到最近还带有轻微贬义，指那些漫无目的，缺乏侧重点和动力去创造心动的人们”[15]，“工匠精神”成为描述这些人精神状态的代名词。习近平总书记对“工匠精神”这一术语进行了根本性的政治再造。一是将其纳入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强调“工匠精神”与民族精神交相辉映，与伟大建党精神同根同源，“大国工匠是职工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5]84，“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5]86。二是从“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四个方面科学概括和阐述了工匠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了整体贯通又有所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伦理体系。三是使工匠精神的话语建构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扎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中，赋予了工匠精神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专一坚守、敬业诚信、传承创造、精益求精”[16]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依托规范性的框架结构，构筑起支撑理论形态的“四梁八柱”，有力显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思想力度。理论逻辑的严密性、整合性、完备性是评判理论形态思想彻底性程度的重要指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形态以思想群的方式存在，思想范畴之间的辩证否定运动产生思想群，“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2]601。理论形态中的思想群通过一定形式的结构体系呈现出来，这个结构体系即为支撑理论形态的“四梁八柱”。中国工会十八大从八个方面概括了“重要论述”的基本框架：（1）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2）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3）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4）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5）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6）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7）坚持以职工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8）围绕强“三性”深化工会改革创新。以上“八个方面”以体系化系统化的形式完整呈现了“重要论述”的丰富思想意蕴，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和主题上的贯通性。从逻辑上看，“八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至二条是第一个层次，规定了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总体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灵魂”所在，是中国工会同西方工会的根本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工运事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工会系统的全面贯彻。第二条规定了工运事业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这是党的百年历史传统，也是显著政治优势，第一条和第二条共同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原则和群众工作原则。第三至七条是第二个层次，既是对第一个层次在战略安排和工作举措上的进一步展开，也规定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任务清单”。第二个层次中也包含一个“小逻辑”：第三条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工人运动的主题和方向，明确了新时代工运事业“为什么，干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是对第一条与第二条在使命目标维度上的进一步展开，同时也起到联结前两个层次的作用。第四至七条按照新时代职工群众的政治观念、劳动技能、精神状态和合法权益的逻辑顺序安排，涵盖了劳动生产实践的全过程和全要素，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工会的职责定位和重点任务。第八条是最后一个层次，提出了要以“强三性”“去四化”为目标，持续深化工会组织改革创新。这既是在组织形态变革维度上对第一个层次作出的回应，也是通过组织能力的提升以更好落实第二个层次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述“八个方面”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蕴含着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问题意识、历史自觉和系统观念，“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地位作用、工运主题、发展道路、目标任务、根本保证”[12]23，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战略导向与政策导向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检验：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的现实展开

理论创新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体。它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以揭示新理论对既往理论的联系、区别和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强调这个新理论满足了新的时代需求和国家需要，是科学有效、切实管用的“好”理论。从事实判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同党的十八大以前工会理论发展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差异性来把握理论创新的思路、方法和内容。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理论创新的评价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自身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00。理论创新不仅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它更以强大的真理力量作用于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趋近于新的理论的规定性，新的理论的规定性在新的变革性实践中转化为生动的现实。因此，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根基，离开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同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同频共振，实践创新既是理论创新引领的结果，同时又以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推进了理论创新的进程。新时代以来党的工会事业和工会工作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科学引领的实践结果，也是检验“重要论述”在更高起点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根本标准。

（一）“重要论述”引领工运事业在伟大变革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逻辑和世界现代化运动时代逻辑相统一，成功探索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事业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国贡献，“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7]。中国工运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党的十八大以来工运事业的发展，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生动缩影和重要体现，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壮阔实践是工运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守正创新、迎难而上、开拓奋进的最坚实的后盾。中国工会十八大报告按照由远及近、由宏观到微观、由总体到部分的思路，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工运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运事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度大幅提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和各种自然灾害、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勇挑重任、拼搏实干，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18]。另一方面，中国工会不断优化完善自身组织架构、职能体系、运转方式、履职形式，“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深化工会系统改革，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增强”[19]。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央群团工作会议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工会的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得到了系统再造，不仅有效服务和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且成功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政党职工群团组织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新路子，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以新的实践底色和时代意蕴。新时代以来中国工运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以不可辩驳的实践伟力，进一步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二）“重要论述”打开了工运事业创新发展的新空间

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需要拥有巨大的理论勇气，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战略视野和使命担当推进中国工会理论创新，有力彰显了党的核心、大国领袖对理论创新的引领带动和示范导航作用。政党领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其理论自觉和理论勇气决定了理论创新的彻底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透彻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0]。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进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这在实践层面上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重要论述”以全新的理论视野深化了对工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重点领域、主要环节和目标任务，内化为各级工会组织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扩大基层工会组织覆盖面为例，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扩大覆盖面，千万不要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形式上工会组织建立起来了，牌子挂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凝聚力和吸引力，也不注意吸引和团结职工群众，结果工会工作成了自拉自唱，最后是一堆流于形式的统计报表和工作总结。”[5]114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国总工会在持续扩大工会组织的基层覆盖面基础上，注重发挥基层工会组织的政治引领、权益保障、社会动员、公益服务等复合型功能，建立工会干部赴基层组织蹲点工作制度、工会机关对口联系指导基层组织制度等制度规范，加强对基层工会组织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技术赋能，以基层工会组织力提升为路径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重要论述”为基层工会改革创新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重要论述”所规定的框架内，在不改变中国工会组织性质和体制特征的前提下，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结合地区和部门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工会发展的新路径，提出工会事业的新理念，构建工会组织的新体系，创设工会工作的新方法，形成了“上海顾村经验”“深圳工会试验区经验”“上海非公企业工会微服务体系模式”等地方性工会创新经验[21]。这些基层工会创新实践，体现了“重要论述”的立场观点方法同地方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统一性引领多样性、多样性寓于统一性之中的实践特征，为进一步丰富“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构建中国工会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且独特的现实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