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6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王明波

摘要：1956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建设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历程，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党和政府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等重要理论观点，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1956年；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4）01-0044-10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研究”（20FKS014）。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1956年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多事之秋”。上半年，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弊端；下半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也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重要任务。作为这个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创性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会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引发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思考。对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毛泽东同志总体评价为：“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1]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苏联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甚至存在着对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同志来说，意味着破除了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正确的迷信，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当中，要反对建设中的教条主义错误。由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2]33他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6-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发扬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才开辟出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据此有些同志就认为没有苏联中国不可能搞好建设。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道：“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3]563他要求：“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4]43

反对主观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必须有行之有效的抓手。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桥梁，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问题之“的”，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开展了一次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便是这次调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毛泽东同志自己总结这次调研成果时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5]263《论十大关系》是中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开山之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以1956年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鉴，深入思考，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经济方面，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上，避免苏联模式只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弊端，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布局中，避免苏联模式只发展沿海工业而忽视内地工业的弊端，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避免苏联模式只强调军工产业的弊端，强调为了建设强大国防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的关系上，避免苏联模式只强调国家和集体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弊端，强调必须统筹兼顾，更加重视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年底，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独特思想。他说：“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4]170因为合作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差，所需时间长，因此“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4]170。由此，毛泽东同志联想到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因为结束过早，导致物资不足、市场匮乏。毛泽东同志甚至提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4]170“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4]170显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已经超越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政治方面，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处理民族关系的教训，提出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既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处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借鉴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提出虽然还有反革命，但已大为减少，镇压反革命要少抓少杀，特别强调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中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处理是非关系上，借鉴苏联处理党内关系的弊端，提出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强调要分清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同志以宽广的胸怀提出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特别是吸取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的八大最初的党章草案，党中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毛泽东同志觉得人数太少。后经过讨论，党中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四人，总书记一人。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以上六人组成，比党的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多出一人。同样，中央政治局的人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都比党的七大有所增加。这正是基于扩大民主的考虑。毛泽东同志还建议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务。他坦言：“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3]624据此，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专门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实际上已经涉及苏联模式中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党代会常任制的设想：“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4]54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设党的常任代表的好处，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便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也很显然，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

毛泽东同志独立探索的精神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后面的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1956年9月15日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所讲的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116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随着1991年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下的历史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首先是在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一致。

二、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苏共二十大暴露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引发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思考和探索。针对苏联暴露出的弊端和问题，毛泽东同志没有仅仅就事论事，而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总结，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3]549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指出：“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6]59为了从理论上回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基础上，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文章的理论依据就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它是非根本的矛盾。

195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始料不及，没有思想准备，一些干部甚至用革命战争年代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此类事件，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促使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思考中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显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复信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4]164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性质也必然不同。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同志再次阐释了两种揭露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4]164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随着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将大量涌现，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他说：“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4]164

毛泽东同志特别看重人民内部矛盾中群众与领导机关及其领导干部之间关系的处理。他把1956年下半年出现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归因于领导干部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2]34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用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思维，分析了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即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毛泽东同志把它划归为人民内部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干部。但是，如果官僚主义总是不改正，领导干部总是高高在上，不解决群众问题，甚至打压群众，矛盾的性质也将改变，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掌握了实践的主动权。两种矛盾性质的揭示以及不同解决方法的提出，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科学路径和管用办法。特别是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揭示，深深把握住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脉搏，顺应了时代的大势和潮流。更为重要的是，揭露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表现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就是要在矛盾和挑战面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不断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胜利。

三、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政府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过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會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路线。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应该也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种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得中国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获得了主动，但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上却缺乏主动。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3]513“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3]515五天后，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2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把1956年的中国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4]44他提出这是中国缺点，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也是优点，他指出：“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4]44这样的观点在这一年中他表达过多次，在1956年12月7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得更形象，而且充满了雄心壮志：“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4]171-172

1956年，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事实，党的八大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矛盾的判断，进而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同毛泽东同志1956年8月22日在为党的八大作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党的八大“重点是建设”，“主要的还是在建设”；以及在他起草的八大开幕词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精神实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历史最强音。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虽然这一中心任务后来有所反复，甚至一度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但这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

四、毛泽东同志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是比民主革命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因而也更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4]23他最后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44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外的各种因素，指明了相应工作策略。他认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属于积极因素；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积极因素；虽然反动势力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可以通过做工作促进转化，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能团结的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通过做工作分化和利用。他强调：“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24

提高收入水平是调动工人和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方法。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建设要注重国家和集体的积累，不如此便不能建立强大的工业，但又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群众的个人利益，要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着注重积累而忽视群众利益的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期建设多少也存在此类问题。对于工人，毛泽东同志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也要逐步改进，工资也要适当调整。毛泽东同志还主张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利和独立性，发挥他们作为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对于忽视农民利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5]265

实现工业化，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旨在团结党外知识分子，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他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4]54。他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4]55他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7]“双百”方针符合艺术和学术的发展规律，是繁荣科学和艺术的必由之路，而且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民主党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和诤友。特别是在民主监督方面，他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积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3]563“怕”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形象说法，有敬畏之意，也就是说要接受监督，不能为所欲为。“两个万岁”也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达，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将其概括成更理性化的表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又极其复杂，因而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他看来，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苏联高度集中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导致地方积极性缺失。鉴于苏联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4]31需要说明的是，“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是毛泽东同志针对苏联的弊端以及当时我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央部委在与地方的关系中存在条块分割的矛盾而提出来的，并不是说地方权力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4]32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两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且扩大地方权力必须以巩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靠思想动员，提高人们的觉悟，更要注重制度的调节和保障作用。在1956年的探索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十分重要和可贵的方向——制度建设，即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他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3]529刚刚成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些地方实行了包工包酬制度，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连一些好逸恶劳的落后分子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也不存在所谓的思想问题了。由此，毛泽东同志得出结论：“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3]529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成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器。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赋予了它很多新的历史内容和实践形式。

五、毛泽东同志提出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经验，由于主观和客观偏离，实际工作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正是依靠党的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智慧，这些问题才得以纠正和克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需要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针对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一系列負面影响，中国共产党也尽力进行弥补。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对于斯大林所犯错误，中共中央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一味简单追究个人责任和归咎于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因而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斯大林所犯错误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防止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的产生，要更加强调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4]19

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开展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一直苦苦思索。他曾对受邀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8]其中的一个考虑，便是在党的八大修改的党章中进行顶层设计。毛泽东同志主张：“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3]570

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和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微观层面上十分看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苏联长期实行的一长制对中国企业管理有些影响。一长制虽然有决策快、效率高的优点，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由于它忽视党的领导和群众作用的发挥，极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3]530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就是排除各种干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军队首长负责制，保障了革命的胜利。没有集体领导，没有集体共同讨论和协商，单靠个人决断，容易出现问题，造成决策失误。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一长制有很大的官僚主义。”[3]531他指出：“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总之，一个原则，不妨碍厂长的指挥，工厂生产一定要有纪律，保证质量、数量、时间，为了这个，有集体领导比没有好。”[3]531毛泽东同志具体规划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具体内容：“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3]530

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毛泽东同志引申到整个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针对在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可以不受党的领导、党不能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不能学习苏联。他指出，“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3]531，“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总是比较好些”[3]531，“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3]530。

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的这些探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因为这不仅回应着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反映着对过去历史的传承，更照射着未来历史的发展。

六、结语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开拓者，他自己也说过，“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9]。1956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质，就是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寻找正确道路中也历经艰辛。一开始，因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只能照搬苏联模式，一边倒，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路子。后来，我们党认识到这种做法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思考，取得了一些成果，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等就反映了这个探索的成果。”[10]1956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也体现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精神中。党的八大分析了形势，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规定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风；强调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及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等。所有这些，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良好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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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