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寻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足迹

1991年2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图/视觉中国

热风从加勒比海面扑过来。这是我走出机舱时的第一感受。在拉美旅行的第五个月，我来到哥伦比亚。在首都波哥大待了一周后，我决定到哥伦比亚北部的加勒比海岸，寻访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成长的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镇，2014年4月17日逝于墨西哥城。仍记得多年前，刚刚毕业的我每天下班回家便窝在出租屋里读他的小说，《百年孤独》里如蚯蚓般长的名字和跨度一百年的家族谱系，我怎么也记不住，但这并不影响我爱上这本浓缩了整个人类的孤独的小说。2024年2月底，当我在波哥大准备“寻访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旅”时，国内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遗作《我们八月见》将于3月6日在全世界发行。这令我感到又惊又喜。

《我们八月见》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9年着手创作的一部小说，在作者最初的设想中，它将由五个独立短篇构成，讲述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每年到海岛上看望母亲的墓地，一年一次的旅行也成了主人公探索自我和性欲的过程。“她想在那座小岛上探索自己的性欲，释放自己。”兰登书屋的西班牙语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合作的最后一位编辑，他们合作过《活着为了讲述》和《苦妓回忆录》。克里斯托瓦尔·佩拉也是《我们八月见》的西班牙语原版编辑，他形容“这是一个全新的主题，不同于他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

1999年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创作力论坛时，朗读了这部小说的初版第一章，《国家报》曾独家报道并附上内容，那时整本小说还未完成。2003年5月，作家又发布了另一段节选。直到2004年年末，作家接连写出五个版本后，便停止了。它最终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判为“这书不行，得把它毀了”。

2022年1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和弟弟重读了这部小说，觉得比记忆中的要好，两人决定在2024年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日这天发行它。此后，在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罗德里戈·加西亚所撰写的《一次告别》于4月17日在中国发行，这本书记录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最后的日子。

4月中旬，我分别采访了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和罗德里戈·加西亚，他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八月见》是本值得被看到的小说，它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本以当代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与他的上一本书《苦妓回忆录》形成了对比。罗德里戈认为：“这本书是女性主义的，它讲述了一个女人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3月2日，我从波哥大飞到圣玛尔塔，开始寻访之旅。圣玛尔塔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阿拉卡塔卡车程一个半小时，离加西亚·马尔克斯念书和写作的港口城市巴兰基亚两个小时，离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故事发生地卡塔赫纳四个小时。

“又是一个异乡客”

“22岁的最后一个月，陪母亲回乡卖房。”在从圣玛尔塔去往阿拉卡塔卡的汽车上，我开始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8岁之前，他跟着祖父母生活于加勒比海岸内陆小镇阿拉卡塔卡。这是承载他童年记忆的空间，也是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地方。

村庄、小镇和连绵的荒地陆续从窗外经过，偶尔闪现零落但高大的香蕉树。加西亚·马尔克斯成长于香蕉种植业的暮年，大人们总在担心香蕉公司要倒闭了，或是讨论有多少工人被屠杀。时代的氛围笼罩着他，并埋下一颗种子。直到他后来做了记者，又重新采访与当年事件相关的亲历者，试图还原真相，但最后发现，真相悬浮在一团迷雾中。

路上经过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这是《百年孤独》中“马孔多”的由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经常借用现实中的人名和地名。他在回忆录中写，“马孔多”是他儿时和祖父旅行时经过的一片香蕉园的名字，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字时，他便被“诗一般悦耳的读音”吸引了，后来在许多本书里把它当作虚构的镇名。

抵达阿拉卡塔卡是下午1点，从车站走到镇上，仅几分钟，我便热得汗水直往眼睛里钻。热，无处可逃的热，被内华达山脉隔断、海风吹不进来的小镇全年都是如此。阿拉卡塔卡的西语名是“Aracataca”，“Ara”是“水”的意思，本地人称小镇为“cataca”。这是个只有115年左右历史的移民小镇。人们从委内瑞拉、内华达山脉等各个地方来此避难或隐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曾是上校，1912年为躲避仇家，从内华达山脉举家搬到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则是从卡塔赫纳来此工作，母亲刚认识父亲时只觉他“又是一个异乡客”。

作为家族长孙，加西亚·马尔克斯深受外祖父母宠爱。作为家族领袖的外祖父参加过哥伦比亚的内战“千日战争”，也曾在决斗中杀死一个邻居，还当过两任镇长……外祖父退伍后一直在苦苦等待政府承诺的老兵退伍金，但直到去世都没有等到。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用外祖父的经历写成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巨大的还有他的外祖母。迷信的外祖母喜欢给他讲鬼神故事，人死了，魂还在，这些神秘的世界观间接促成了他小说中的魔幻世界。

阿拉卡塔卡的老人。图/张维

镇子很小，从镇中心到边缘不过五六个路口。街角树荫下那些颓圮的老房子带着浓重的岁月痕迹，老人坐在门口或是屋里的躺椅上，一动不动，仿佛停在时间里。镇上游客很少，我只遇到一个同样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来的洪都拉斯人。网上只能搜到三家旅馆，我住的旅馆墙上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像，房间以他的小说名命名。打理旅馆的曼努埃尔告诉我，几个月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来这住了一个月。不知真假。

镇中心是广场和教堂，广场上有一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塑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博物馆在距离教堂两个路口处。这是他外祖父母的房子，即他陪母亲回乡要卖的房子。一条长长的走廊从前门延伸到后门。走廊两边，八个房间依次展开。每个房间都充满故事，各个角落都死过人，他在这里度过童年，也在这里看到生死。后院有一棵极粗极大的树，几个人都难以环抱，密密的树根盘绕在地表。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房子2010年被改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博物馆，同样被改为博物馆的还有他父亲工作过的电报所。

一条阿拉卡塔卡河穿过小镇，一座老旧的桥横跨在河面上，河的两边筑起了高高的防洪堤，但河水很浅，仅能覆盖平坦的河床。远远地，我看到河床上有一个流浪汉在整理他的物件。正如镇上人所说，河干了，再没有人会跳下去游泳，它几乎被遗忘了。

但它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带来美好记忆，也曾出现在他的小说中。“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20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在《百年孤独》里，马孔多被塑造成一个文明诞生之前的村落。

我想象中的马孔多跟阿拉卡塔卡并不一样，但当我遇到小镇的葬礼时，却仿佛看见了马孔多。长长的送葬队伍从镇中心的教堂延伸到镇北边的墓地，步行不过5分钟的街道，人们安静而缓慢地走着。一个18岁的女警察在维持秩序。我问她，镇上所有人都来送葬吗？她说，是的。我在上午11点离开时，火车鸣着汽笛驶过，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老旧的绿站台上，向火车招手。

“前途一片黑，生活一团糟”

“下个月，我就满23岁了。我逃过兵役，得过两次淋病，义无反顾地每天抽60根劣质香烟，在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与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贫困潦倒，只有两件衬衫和两条裤子用于一洗一换。

離开荒芜的香蕉种植园后，汽车从阿拉卡塔卡一路往北，经谢纳加左转，沿加勒比海岸前往巴兰基亚。巴兰基亚是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这读高中，也在这写作和办报。汽车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一边是加勒比海，一边是湖泊，两边的风景不断变化，浅滩和沼泽陆续出现，树和灌木都在水里。上世纪50年代，加勒比海岸还没有公路，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是一段漫长的旅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母亲从巴兰基亚坐破烂不堪的汽艇经水路到谢纳加，再换乘火车回乡。船经常因为水草而在沼泽搁浅，一搁浅就是几个小时。清晨在谢纳加歇脚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吃到了美味的炸香蕉。

外祖父去世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随父母搬到苏克雷，十几岁时，又被送到巴兰基亚读高中，独自寄宿在亲戚家。1947年，他进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家贫而未能读大学的父亲，期待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个私生子盛行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十几个弟弟妹妹，其中11个孩子是他的父母所生，其他都是父亲的私生子。每次回家，他都分不清那些弟弟妹妹的名字。

一心想写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想从事法律工作，大学期间他在哥伦比亚第二大报《观察家报》发表了两篇小说。1948年，他进入报界担任记者。1948至1950年间，哥伦比亚经历了两年的政治冲突，波哥大国立大学因暴乱被关闭。他停止学业，辗转回到巴兰基亚与朋友一起办《纪事》周刊。这段经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影响很大，那时他担任编辑，一遇到周刊空缺，就要即兴写篇小说补上。

他每天穿梭于巴兰基亚的世界书店和咖啡馆之间，母亲在咖啡店找到他时，差点认不出他。跟所有父母一样，她担心儿子，试图替他父亲劝他继续学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在圣玛尔塔圣母学校接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她具有独立思想，敢于追求所爱。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结合时曾遭到父母的百般阻拦，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段坎坷的爱情令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惊讶不已，年过半百时，他把它写进《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想去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过的街区看看，试图搜索他常去的“世界书店”，但没有搜到任何信息。巴兰基亚很大，天气也很热，路上的车堵到干脆停下，路口少有人行道和红绿灯，人也寸步难行。我在路上打听怎样去市区，一位中年男人告诉我，坐红色的公交车到玻利瓦尔大道。公交车带着我从富人区来到市民区、商业区，最后是繁忙杂乱的市中心。街道上到处摆满小摊，乱哄哄的，吆喝声、车流声此起彼伏。无家可归的人、吸毒的人、旅途疲惫的人，躺在玻利瓦尔塑像脚下。我似乎找到了目的地，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写作到清晨，就独自去玻利瓦尔大道散步。

他陪母亲卖房没有成功。外祖父去世后，房子便租出去了，那户人家称维护房子花了很多钱，账算下来，母亲还要给对方倒贴钱。但重返故乡的经历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回到巴兰基亚， 他立下誓言：要么写作，要么死去。他埋头创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片段。1955年，这部小说以《枯枝败叶》为名出版。

“出生以来，卡塔赫纳被人反复提起”

“在卡塔赫纳有过好几个家，这回家里最热闹。钱越用越少，日子越过越见不得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当他将近26岁时，有一天，父亲来巴兰基亚找他——苏克雷的药店已经营不下去，家里一贫如洗。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辞掉了在巴兰基亚的工作，带着家人搬到卡塔赫纳。父母和11个孩子住在一起，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人，走廊上也挂满了吊床。父亲给他在卡塔赫纳找到了一份闲差，每两周领一次薪水，他还入职了卡塔赫纳的《宇宙报》。

海浪汹涌着从加勒比海远处奔来，激起几米高的浪花。3月9日下午，我从巴兰基亚坐两小时车往西抵达加勒比海岸的古城卡塔赫纳。卡塔赫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父亲的家乡，他和家人在这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以卡塔赫纳为背景创作。在搬离哥伦比亚后，他仍经常回卡塔赫纳看望家人。

很多人慕名来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向我回忆，有一次，他来卡塔赫纳拜访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他参观古城，“他坐在前面，我和他妻子坐在后面，街上的人认出他，就像看到一个摇滚明星，人们敲着窗户，告诉他，他们来这里旅行就是想着能否见到他。”

卡塔赫纳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古城外围是高高的城墙，大概是过去为防备海战而建的军事设施。古城内，街道窄窄的，只容得下一辆车，两边竖立着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色彩鲜艳。当地人常常坐在门廊或窗户上，看外面来来往往的人。作为哥伦比亚旅游热度最高的海滨城市，小城里挤满了人。三三两两的黑人女性穿着红黄相间的印第安服饰、头顶果盘吸引游客。傍晚，城墙上的一个个小窗户里坐着不同的人，姿势各异，一路走过去，仿佛在看一部电影。我在那儿看到了一场婚礼，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穿着白色裙子的黑皮肤姑娘们手捻裙摆跳着舞。

波哥大国立大学因暴乱被关闭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来到他“出生以来被人反复提起”的卡塔赫纳，由于身上没有钱，第一个晚上他在六人牢房里度过，“睡在一张散发着汗馊味的席子上”。但很快，他便适应了这座城市，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系二年级。住在卡塔赫纳的日子里，他结交了一堆文学朋友，经常与他们彻夜长谈。

从城墙上俯瞰卡塔赫纳的街道，招手的小贩。图/张维

去世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骨灰被家人从墨西哥运到这座城市，存放在卡塔赫纳大学的半身塑像里。他的塑像立在大学庭院中央，三三两两的游客坐在那观看。庭院右边的墙上以时间线的形式张贴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简介，一角的展厅里存放着他穿过的衣服等生活物件。从大学出来，我去了几个路口之外的另一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房子，但那里关着门，房子外无任何信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没有纪念馆，但整座城市都有他的气息。书店的橱窗里已摆满他的新书《我们八月见》，咖啡店里，一些年轻人正捧着它阅读。古城南端，一面绘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头像的墙，游客们在拍照留念。

家里的生活难以为继时，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观察报》聘用，工资涨了很多。于是他搬到波哥大工作。海拔约2640米的波哥大经常下雨，作为从小在热带海岸长大的孩子，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波哥大求学时第一次感到寒冷，“那种感觉很陌生，看不见摸不着。”在《观察报》，他出差去各地采访，写了一系列报道。1955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驻外记者生涯，先是在欧洲，后在纽约。

1958年，他在巴兰基亚与他求婚多年的邻居梅塞德斯·巴尔恰结婚，次年诞下长子罗德里戈。196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携全家搬去墨西哥城，1967年举家搬到西班牙，生活了7年，后于1976年又搬回墨西哥。此后他一直住在墨西哥城。他在墨西哥城的房子位于墨西哥城西南角，他找设计师马努埃尔·帕拉给自己设计了一栋“融合了墨西哥殖民时期、西班牙和摩尔人的风格”的房子。这是他住得最久的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博物馆。这是他祖父母的房子。图/张维

“没了记忆，就什么都没了”

“这里尽是简陋的茅屋，房顶铺着棕榈叶，街道被炙热的沙砾遮蔽，正对烈焰燃烧的大海。”《我们八月见》里，主人公来到一座岛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哥伦比亚之外度过，然而他的小说几乎都被设定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他一直在写他想象中的哥伦比亚。”罗德里戈·加西亚这样理解父亲笔下的哥伦比亚。

如今罗德里戈每天都在想念已经去世的父母。他一岁半时跟父母搬到墨西哥，现在定居洛杉矶，时常往返洛杉矶和墨西哥。他是一位导演，拍的独立电影获得过洛迦诺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奖项。他用英文写作，而不是西班牙文。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似乎在潛意识里想要区别于父亲。相对于母亲，罗德里戈对父亲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不仅是父亲，还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总是很担心他的名声和成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困难。”罗德里戈对我说。

最近他在墨西哥拍摄自己的电影，便回到墨西哥的家拜访。他和弟弟考虑把房子对外开放，做成博物馆。在视频采访中，65岁的罗德里戈正坐在父亲工作过的书桌前，背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在家工作，他没有别的办公室。他最后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七十多岁时，他开始写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但他只写到27岁到波哥大当记者便结束了，担心继续写有炫耀之嫌。

在罗德里戈的记忆中，父亲非常自律，当他有写书的计划时，会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下午两点半，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打断他。罗德里戈把父亲写作时的状态描述为“出神”。如果去找他，他会停下写作，“但他的视线仿佛穿过了我们，地中海式的眼皮半垂着，手上夹着一根烟，烟灰缸上还夹着另一根，不做任何回应。”

1999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患淋巴瘤，在治疗后病症得到缓解。他依然在工作。“修改稿子是他在书房里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他一直在做最喜欢的一项工作：在这里加一个形容词，在那里指出一个可修改的细节。”与作家合作过的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回忆。

201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理人卡门·巴塞尔斯告诉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本从未出版的小说，还没想好结尾。“我很惊讶，对这本小说充满了好奇。”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在采访中说，当他回到墨西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见面时，后者向他展示了手稿，并给他读了结尾，“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又一起读了其中几个章节，“这篇短篇小说的主题、语言和精湛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加西亚·马尔克斯晚年时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记忆逐渐消失，最终无法写作了。“他的记忆已经不允许他自己把所有片段和修订内容都整理进最终版本了。”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在《我们八月见》的编辑手记中写道。

“记忆即是我写作的原材料，也是我的工具。没了记忆，就什么都没了。”罗德里戈记得父亲曾清晰地告诉他。他在书里回忆，父亲晚年时开始重读自己的作品，他问儿子，这都是从哪儿来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父亲也开始撕自己的创作手稿，母亲偷偷挽救了一些。《我们八月见》是唯一一本他未完成却留下所有手稿的一本小说。“我认为他忘记了它。”罗德里戈表示，一旦父亲开始写一本书，要么完成并出版它，要么就毁掉所有版本，“他坚决反对展示或保留未完成的作品。”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被安排在家中的一间房里单独护理。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每天有人为他翻几次身，给他做按摩和拉伸。但他并没有失去幽默感和尊严。一次，护士跟医生汇报他身上出现了皮肤炎症，他们在“护理他的睾丸”。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后一脸错愕，随即补上一句：“她说的是我的蛋蛋。”

这些细节源自罗德里戈的书《一次告别》。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罗德里戈用英文快速记录下一些事情，以防忘记。2020年，梅塞德斯·巴尔恰去世。母亲去世几个月后，罗德里戈决定出版《一次告别》。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在2021年出版，三年后的4月17日中文版发行。如果母亲在世，他是不会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因为母亲反对公开私人生活。我们谈及这本书时，罗德里戈显得疲惫，“我已经倾入太多情感在这本书中。”

“我不想让这本书看起来是在剥削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后，《我们八月见》的手稿都被运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哈里兰瑟姆人文研究中心，并被扫描成电子版，以便参观者阅读。罗德里戈尊重父亲不出版的意愿。但几年后，他发现，有人在参观时复制了一页手稿，还有人评论它。“如果有人在读它，我们应该读一遍并考虑出版它。”罗德里戈和弟弟重读了小说，“我们发现，这本书比我们记忆中的要好。我觉得父亲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失去了评判这本书的能力，他说这本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没有修改到他的伟大著作的水平。”

傍晚，卡塔赫纳的海水汹涌，两个男孩在眺望台上。图/张维

2022年11月，罗德里戈和弟弟商量后，决定出版它。他们找到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做这本书的编辑。后者以被作家定为最终版的“2004年第五版”为基础，开始了编辑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每个月都要见他一次，和他一起修改他的书。不同于作者在世时，有时遇到一些困难，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无法跟人核实，只能想象如果是作者，他会怎么做。在编辑到结尾时，作家手稿中写到主人公母亲戴着“镶嵌著红色祖母绿的头冠”的项链。这不合逻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想，祖母绿通常都是绿色的，罕有红色，但在反复思考后，他决定保留“红色祖母绿”，“因为我认为他想保留她母亲的那个特殊时刻。”

在《我们八月见》里，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发现了作家热爱的古典音乐、他热爱的歌手、他喜欢的很多书等。在编辑过程中，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完全尊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文，只核对事实。“我对他的作品非常尊重。我保持了时间线的连贯性，年龄的一致性。但我没有纠正那些你可能会突然发现的不一致之处。因此，读者会读到他写的东西，而不是我添加的任何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中有些句子看起来有些别扭，但不是很频繁。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不编辑小说使其完美的原因。它就是这样。”

对罗德里戈来说，决定出版并不容易。实际上，该书出版之初，网络上多有议论，认为出版此书违反作家本人的意愿。小说出版前一周，罗德里戈已经开始后悔了，他感到内疚，“我不想让这本书看起来是在剥削他，但我父亲总是说，当我死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不是一本完美的书，但是它值得一读。”

“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是一位上帝。”回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处的记忆，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形容，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和慷慨的人，他喜欢笑，他热爱音乐，具有极佳的幽默感。每次当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在餐厅吃饭时，总会遇到有读者认出他，马上跑到最近的书店买本他的书，再来找他签名。他总是耐心地签名，还在旁边画一朵小花，他基本没法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