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中的辛弃疾词批评研究

左 卉 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王国维作为近代学术巨擘，一生著述颇丰，词学仅是其“文学时代”的一时兴趣所在。他的词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人间词话》①一书中。辛弃疾虽然在王国维词论中被称赏不绝，却在王国维词学理论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

一、王国维词论的“假想敌”

王国维对辛弃疾其人其作相当推重，谈及辛弃疾语中难掩喜爱之情，在《人间词话》正文②第43则中，称南宋词人中“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1]29-30，将辛弃疾推举到南宋词人扛鼎之席。然而，王国维论及辛弃疾词时，另一名南宋词人姜夔的身影常在左右。白石与辛弃疾同为南宋初年词坛大家，从今人眼光看，姜夔与辛弃疾的创作在风格、题材、形式上相异，二人各擅所长，在当时文坛也无针锋相对之事。然而，王国维表达鲜明的扬辛抑姜态度。在《人间词话》第45、46则尤其明显，言辛弃疾词“雅量高致”，称白石词“局促辕下”；将辛弃疾词视为“词中之狂”，而白石词只能低下一等，列入词中之“狷”[1]30。

单就辛弃疾、姜夔二人的创作而言，王国维的态度令人费解。然而，王国维此番议论是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与一种既有学术和创作风尚相对话或在与之相对抗。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评价，集中在正文第43～47则，未刊稿第14～16则。其中，正文第42～47则是前后声气相应的一组论述，综合起来阅读这数则，是对姜夔代表的一派词学传统进行驳斥。这在正文第43则中有集中论述，体现王国维对词史以及清代词学的认知，引录如下：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1]29-30

所谓“近人”云云，是指清中叶以来的浙西、常州词派。浙西派以朱彝尊为代表，以姜夔、张炎为宗；而张惠言以降的常州词派，推重王沂孙、吴文英。二派可被归入“祖南宋而祧北宋”之类。清代中晚期词坛，此二派声势煊赫，影响深远，追随者众。朱彝尊曾在《黑蝶斋诗余序》中以姜夔为词人宗主，并划定南宋“姜派词人”的范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平、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2]488对此，王国维予以强烈批评与否定，所谓“竹垞(朱彝尊)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1]64，此态度和观点贯穿《人间词话》全书。在正文第64则中体现为重新讨论姜夔的词史地位。一方面，王国维承认姜夔“韵趣高奇，词义晦远”[1]20“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1]29“似蝉蜕尘埃”[1]30；另一方面，又话锋一转，称白石词“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1]25“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26“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有格而无情”[1]29等。王国维在未刊稿中对浙西派、常州派不以为然，讽刺朱彝尊推崇的《绝妙好词》“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1]59，批评张惠言的词论“固哉”，“深文罗织”[1]55。对梦窗、草窗、玉田、梅溪诸家，王国维往往一连数则，直指其“气格凡下”[1]59“失之肤浅”[1]60等。

如果贬抑白石词是破除浙西派以来陈说旧习，那么称扬辛弃疾词是王国维树立的新说。王国维对辛弃疾词的称扬，在某种意义上出于贬抑姜夔词的需要。王国维试图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审美范畴内，建立一个词的评价等序体系。正文第46则呈现等次序列：“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1]30此言将所论词人以优劣划分三档，辛弃疾超脱独出，白石次之，至于吴文英等南宋诸家，王国维将“面目不同”的南宋词人一概发入“乡愿”一流。王国维认为南宋词坛的种种探索已偏入歧途。如果推敲王国维论定的次序，那么正文第46则与第43则呼应密切。王国维将辛弃疾推举为南宋词人第一，意在以辛弃疾为标的，进一步推尊北宋词。“其堪与北宋颉颃者”的微妙措辞，已透露其意。推敲正文第46则所谓“狂”“狷”“乡愿”的排列，可窥其根本。“狂”“狷”之说出自《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则“狂狷”者之上，尤有“中行”者；而“中行”才是词之第一流。这里的“中行”隐而未发，实指五代北宋词，所谓“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才是王国维流露的心声。

二、王国维眼中的“幼安之佳处”

王国维对辛弃疾词给予极高评价。在《词辨》的眉批中，他自称“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1]85。其对辛弃疾词的偏爱溢于言表。

(一)有篇有句，“章法绝妙”

王国维以“篇”“句”为衡量标准，认为“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1]63。有句无篇，是说唐五代词或虽有警句，全篇则平庸无奇；或警句特出，与全篇感情、结构不相协调；或细碎跳脱，零散凝滞，句与句之间不相连贯。有篇无句，则是批评南宋名家虽能铺陈细致、勾连缜密，却无秀出之笔。有篇有句，指规避两种缺点且兼得两种长处，需要既精心安排结构，使词篇浑然一体，又才雄格高，能有振起全篇的妙句、奇句。

在词的体式中，王国维素来重小令而轻长调。在正文第59则中，王国维称：“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1]37王国维此论与其强调文学写“真感情”，注重词体表达“喜怒哀乐”之功能的观念协调一致。小令篇幅较短，因此能集中笔墨，勾勒瞬时之感发，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长调则易犯拖沓、冗余、泛滥等病，因此王国维称其“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在未刊稿第14则中，王国维认为“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1]47以周邦彦《浪淘沙慢》为例，王国维举出“精壮顿挫”作为衡量长调优劣的标准。“精壮”是指语言之精，气格之壮；“顿挫”为文学评论之习语，是指结构的抑扬有致和章法的回旋跌宕。辛弃疾词名构多有长调，这就要求有曲折、有波澜，有意气才气可供挥洒驰骋。在诸多辛弃疾词中，王国维尤其称赏《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称其“章法绝妙”[1]49。于“章法”上用力，是王国维拈出的辛弃疾词一大特点。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为例，词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起，亦兴亦赋，情景相生；然而悲慨既生，却又按住，不写其送别之痛，而是宽慰“算未抵、人间离别”，转而历数古今离别。其下几乎一语一事，一事一转，却又彼此牵连；打破上下阕之间界限，自美人而至英雄，蛾眉空老，壮士不还，同归一恨。种种悲哀，堆叠至高处，却又忽地荡回，以“啼鸟还知如许恨”一句转回眼前情境，结以“谁共我，醉明月”，便将大河收束至一发，扣回题目中来。本篇有顿挫、有波澜，而不离题、不恣肆，因此，王国维称赞其“章法绝妙”。

(二)用典隶事，气韵生动

王国维反对词中用代字、典故，这是其反复申说的观点。在正文第34则，王国维强调“词忌用替代字”“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1]21。在正文第57则，王国维总结3条重要的诗词之道，其中之二便是“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1]37，这是因为其强调情景之真。即使“淫鄙之尤”，只要感情真切，读来便亲切动人、精力弥满[1]38。代字、典故，天然使读者与词中情景隔上一层。读者须暂时离开作品情境，转入某一文化传统内，再出于其外，方能彻底领会词的含义。王国维将这一“转”视为仇雠，因此其对代字、典故的批评相当严厉，如批评周邦彦“桂华流瓦”一句以“桂华”代“月”[1]21，又讽刺吴伟业《圆圆曲》用典丰富但才气不足[1]37等。

辛弃疾词素来以驱使经典著称。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近乎句句用典。但王国维在未刊稿第15则中赞扬此词“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1]49。据此是否认为王国维背弃其一贯反对隶事用典的观念？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所谓“能品”“神品”，本非文学领域之说，典出论画家之口。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六法三品》将绘画分为三品：“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笔墨超绝，传染得宜，意趣有余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3]641-642王国维认为，此词“能品而几于神者”，是说辛弃疾此阕在“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方面做到了极致，而近于“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王国维强调辛弃疾运用典故，能在深刻理解原典的基础上，以妙笔呈现核心意境，使典故自成意境，又能毫不滞涩地融入全词意境。虽然用典极多，但能达到“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1]36的境界。

王国维认为不能单因用典隶事而否决作品成就，在少数情况下用典不失为一种艺术特色。隶事且不破坏作品气韵，需要出色的才华和技巧，才华和技巧略有不足，便会破坏作品的真切感和连贯性，突显作品气不足意不妙，因此不如不隶事、不用典。未刊稿第15则对辛弃疾用典情况的讨论是王国维对用典隶事方面的补充，使其观点更加全面，且稍作调和，更为中正。

(三)有气象、有性情、有境界

《人间词话》正文第43则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1]30王国维认为，辛弃疾词虽有“粗犷滑稽”处，但其佳处更值得瞩目，有性情，有境界。《人间词话》共有5则直接论及“气象”。其中，第10则称“太白纯以气象胜，……(范、夏)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1]7谈太白词气魄之闳阔悲凉。第15则认为《金荃》《浣花》无“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气象[1]10，谈李后主词眼界之大、感慨之深。至于正文第30则[1]19、第31则[1]20所谈气象，则偏重气质风貌、风格特色一端。

要解释王国维所谓“气象”，不能拘泥字面。叶嘉莹概括“气象”之旨：“当是指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之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风貌。”[4]252王国维所论辛弃疾词气象，并非仅就作品本身而论，而是倾慕辛弃疾英雄人格，欣赏其“俊伟幽咽”[5]4的风格。在知人论世的传统下，评论家谈论作品之品格，往往难以逃脱对作者人格印象的影响。周济讥史达祖喜用“偷”字，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现象。王国维也是如此，因其重“真”“情”，这一评判标准虽隐而未发，但实则更加关键。“气象”“性情”和“境界”，在王国维文学观中是息息相关的一组概念。“性情”自“气象”体现出来，词人须有赤子之心，李后主因阅世浅而性情真，故其言也真切自然[1]11。同时，“性情”之高低，又影响境界之高低，“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5。王国维评论辛弃疾词有“傍素波干青云”的气象，尚属就作品而谈。至于以“龌龊小生”指吴文英[5]4等词人，其以人品牵连作品的思考路径便愈加清晰。

三、王国维对辛弃疾词幽微复杂的态度

(一)王国维在辛词“可学”与“不可学”间的踟蹰

王国维以辛弃疾为南宋第一，认为辛弃疾可与北宋名家颉颃并肩。王国维认为辛弃疾高于姜夔以下南宋诸家。在王国维对整体词史的判断中，辛弃疾位列姜夔之上。

《人间词话》有“一流之作者”的说法。正文第33则与第42则分别认为周邦彦“不失为一流之作者”[1]21，而姜夔“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29。在王国维的词人优劣序列中，辛弃疾在姜夔之上。然而，未刊稿第38则称“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1]63。辛弃疾与李后主、北宋诸家同列。在未刊稿37则中，又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1]62，却将苏轼和辛弃疾排除“词之最工者”的行列。未刊稿第14则称“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1]47。王国维幽微复杂的态度，可以从另一个问题观见——辛词究竟可不可学？王国维认为辛词当学。“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王国维对此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斥之为“弃周鼎而宝康瓠”[1]60。可见他认为辛弃疾是“当学”、可学的。王国维为学习者指出一条门径：“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1]30王国维认为依此门径，便能领会辛弃疾词的妙处。但王国维果真鼓励学习辛弃疾词吗？正文第44则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1]30依此，王国维并不鼓励学词者学辛弃疾词。

所谓辛弃疾词不可学或不易学，并非王国维一家之论。影响王国维颇深的周济提出：“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6]8在《人间词话》稍后成书的《蕙风词话》中，况周颐也称辛弃疾词不可学：“情性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7]卷一，17“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学看之，但得其粗率而已。其实二公不经意处，是真率，非粗率也。余至今未敢学苏、辛也”[7]卷一，19。

就词学传承来说，周济与况周颐、王国维门户有异，但在辛弃疾词“不可学”的问题上，见解却颇相似。笔者认为可以将王国维的观点解释为其接受叔本华的艺术天才论的结果。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为：“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8]4然而，不能以此解释为何王国维在众多词家中，唯独对辛弃疾表现矛盾的态度。“可学”与“不可学”，实际是对辛弃疾词典范性的一种判断和认可。王国维在这一问题上的徘徊踟蹰显示辛弃疾词在王国维词论中难以得到典范性认同。

(二)王国维词论的“边缘”与“变格”

辛弃疾未能列入“词之最工者”一班，或许应从“词”字上解释。此语出自未刊稿第37则，全文如下：

《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之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1]62

王国维认为同一文体内，即使达到极高成就，如李白之于五古，仍难进入“最工者”序列。因此，王国维将作为一流词家的辛弃疾刻意排除，置入类似“变格”的地位。明清文学家以正、变论词，往往将辛弃疾词视为别调。持辛弃疾词变体说的学者，多认为辛弃疾词风格体势不合于词的体制特征，不容于词体发展的源流之正。王国维和王世贞、周济不同，并不以传统的正、变观念论词，也不囿于豪放、婉约之争。《人间词话》有自身的评判标准，以境界为准绳，宏壮、优美俱被纳入其框架，所谓“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6。因此，王国维并非因传统的本色当行论调，认为辛弃疾词并非词之正体，在其词史递进的叙述之中将辛弃疾边缘化，而是有更加复杂的考虑。

王国维在审美趣味上欣赏辛弃疾词，但辛弃疾词之佳处又难以纳入王国维词学理论所推崇的标准框架。王国维认为长调如诗中之律诗，过长者近于排律，铺陈拖沓。然而，辛弃疾不仅乐于和善于创作长调，且其词声势之浩大，往往与长调相辅相成。王国维反对用典，提倡以词写真情。然而，辛弃疾“驱使庄骚经史”，不仅得心应手，甚至形成其艺术特色。王国维重视词的纯粹文学性，认为文学作品成为“羔雁之具”是文体堕落的关键[1]43，并在未刊稿中提出所谓“政治家之言”和“诗人之言”说，激进之处倡言“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1]60。辛弃疾词中常有“政治家之言”，多见感事、怀古、迎送之作，能以其力量翻出新意。种种矛盾，使王国维在评价辛弃疾词时，陷入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间微妙的尴尬。从许多地方可以窥见这种尴尬。如《〈人间词乙稿〉序》(有学者认为本序是王国维托名樊氏所作，颇有争议；但是，无论作者是王国维还是其友人，《〈人间词乙稿〉序》的主要观点为王国维所认同)在谈到“境界说”时，王国维论述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1]81

一方面，序文提出文学的评判标准仅有“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另一方面，王国维又坦言辛弃疾虽有意境，但“若不欲以意境胜”。“意境”被高扬为论词之优劣的唯一标准。然而，辛弃疾并无追求意境的自觉，且其创作中表现“不欲以意境胜”的倾向。序文作者承认其中存在普适性理论与具体应用中的断裂之处。此种断裂，因存在于王国维所看重的南宋第一人辛稼轩而引人注目。出于高扬北宋和贬抑姜、张、吴、周的词史观念，也出于王国维个人对“疏朗爽俊、生动直观”[9]风格的偏好，作为遗民对辛弃疾英雄人格的憧憬等原因，前者为主，后者为辅，都使王国维将辛弃疾与其词推崇至很高的地位。

《人间词话》并非一次性形成的一时一地的文本，而是经历王国维及后学多次修改删订的层累性的学术著作。王国维从手稿中增删选定的64则正文，在词句表述和编排顺序上都做了精心调整与审慎斟酌，既是有明确观点和隐然可见论证框架的学术性著作，也是王国维词学研究成果的集中、精要的表达。在定稿正文中，王国维有意裁汰手稿中的考证内容和词史议论，强化突出理论提领，使理论笼盖具体批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审美偏好让位于学理辨说。正文64则中涉及辛词的论述，基本都是在“境界说”统摄之下，围绕两宋词高下这一话题展开；手稿及其他论著中对辛词篇什更为具体的评论褒扬，大多弃而不取，以维护《人间词话》的逻辑自洽。可见，当王国维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总结其理论与标准之后，便发现其理论在辛弃疾词上的应用并不得心应手，难以对辛弃疾予以公正、明确的词史定位，进而暴露“境界”作为词作评判标准在应用上的一些困境。辛弃疾其人其词也因此成为王国维词论中的“边缘”和“变格”。

四、结 语

《人间词话》对辛弃疾词的推崇是王国维崇尚性情之真的审美取向与扬北抑南命题的论证需求的综合结果。辛弃疾词总体依从王氏词学批评的普适标准，而在体式、用典等方面有自身的特殊性。王国维对这些特殊性的解释，暗示《人间词话》理论的包容性和可拓展的空间。总体来说，《人间词话》对辛弃疾词自身艺术特色的评价是自洽且中允。当深入对辛弃疾词进行准确的词史定位时，《人间词话》却力有不逮。辛弃疾对词体的推进和改造，使其难以被王国维所树立的“五代、北宋之词”这一典范所包容。因此，以对辛弃疾词的评判为基点，笔者认为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评价《人间词话》及其复杂性，更可借此重新观察辛弃疾词的词史地位和特殊价值。

注 释：

① 关于《人间词话》的版本,最初,王国维的词话写作是传统词话式的,共125则,后王国维删去12则(下称“删稿”).1908～1909年,王国维从删后手稿中选录64则(其中一则为新撰),题为《人间词话》,载《国粹学报》1908年第47期第47-50页;1909年第49期第69-72页;1909年第50期第68-73页(下称“正文”).1928年,赵万里从王氏手稿中录出44则,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3期第375-381页.赵万里录出的44则(下称“未刊稿”)作为下卷,与前述64则正文组成的上卷,共同构成《人间词话》定稿本.此后,徐调孚从王国维的著作、题跋、眉批之中,辑录王国维论词语录共25则(下称“补遗”),形成“补遗”一卷.至此,徐本便以“卷上(正文)+卷下(未刊稿)+补遗”的面貌通行于世.笔者所据,以徐调孚本为主.《人间词话》从零散的偶得式的评论,到编订有次和具有体系化倾向的著作,其间经历了复杂的学术反刍过程.正文固然重要,但未刊稿与删稿也体现王国维某一阶段的情感好恶、审美取向与学术思考.因此笔者征引未刊稿与删稿的内容.

② 笔者在对王国维的词话写作进行研究时,将王国维选录的64则并题为《人间词话》称为“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