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社区草根体育组织的自主性运作研究
——基于三个个案的剖析

郭云清 柏建山 赵明

沈阳大学体育学院 辽宁沈阳 110044

2022 年3 月，鲍明晓教授在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提出，以草根体育组织作为体育发展新机制的主体，为推进社区体育健康发展提供了新载体及有效的落脚点［1］。草根体育组织是指群众基于共同的健身需求，自下而上、自主成立、自主运营的群众性体育组织，近年来，因其独特的亲民性、民间性和广泛的参与性，在动员群众参与体育、弥补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职能缺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但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社区草根体育组织面临着国家管制的不确定性，游离在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的丛林中，即合法化困境。当组织并未触碰到底线之时，它们都处于一种潜伏性发展状态，借助非正式规范（如道德认同、文化传承等）来获得外界资源；而组织要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不断从外界获取资源，一旦这些组织跨越行动边界，影响地方政治社会稳定时，将会得到国家权力的迅速回应，将其纳为正式规范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使其丧失了草根体育组织的发展积极性。

1 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功能特征

1.1 满足社区居民体育需求

强身健体、促进身心健康，可以说是每一位公民的本质需求，而体育，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在这种“公民需求”的推动下演变而成，且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之中，而体育组织、体育竞赛等一系列体育事业的建设，实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民的体育需求而不断进行探索的事业［3］。草根体育组织作为体育组织的下位概念之一，其兴起的缘由正是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人们的体育需求逐渐多元化，其自主性运作的主要目的则是满足公民多元化的体育需求。

1.2 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

公民精神是一种独立自主，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并合作、参与公共事业的态度和行为［4］。草根体育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组织成员的健身需求，非营利性、自主性是它的本质特性，在其自主性生存过程中，需要经历组织成员共同筹集会费、共同选择健身场地、共同购买健身器械、共同制定组织制度、共同选择组织活动等步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公民体育健身的多元化需求，还树立了公民的集体意识、陶冶了公民的情操、使公民的个性得到表达，激发成员对彼此之间互惠互利的理解，激发并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意识和精神。

1.3 维护社区居民体育权利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现代化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的职权不断下放，而恰是在政府职能转型的同时，使社区体育的发展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匮乏引起的供需矛盾，也是在职权转移后，不同社会阶段占据公共资源之间差异化的体现。这种趋向背后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张力的结果，如果社区体育参与过程中，基于资源和不同阶层的分化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和控制，就会引发矛盾和冲突［5］。草根体育组织代表的是弱势群体的共同利益，使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传递广大公民的体育利益，引起政府、其他社会群体的关注，从而维护公民的体育权利。

2 社区草根体育组织自主性运作的具象困境

为了深入了解草根体育组织助力辽宁省建设体育强省的具象困境，本研究通过网络查询与联系、熟人引荐等方式，筛选出SY健舞团、AY俱乐部、XL 广场舞联会3个具有代表性的草根体育组织，并于2022年8月至2023年5月多次实地调研，了解这3个草根体育组织的自主性产生与运作的方式，提炼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组织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宜、不相协调的现象，辨析其中存在的原因。其中，自主性运作指草根体育组织从无到有，再到进一步扩大规模所采取的行动。

2.1 权威树立与区域治理权争夺

权威树立指草根体育组织为了获得自身的发展，必须不断得到外部的认可，从而获得社会合法性身份。SY健舞团成立于21世纪初，由几名女性退休干部号召发起，目前组织规模已经达到110人左右，固定活动地点位于当地的花园。在其自主性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它在获得社会合法性身份时对区域治理造成的冲击。由于SY 健舞团的活动地点靠近某实验小学，而其活动时间与实验小学的上学、放学时间存在冲突，因此，在此时间段内曾多次造成路况拥堵，增加了学生正常进出学校的安全隐患。2017年至2018年，校方曾在家长的要求下尝试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沟通，希望能调整组织的活动时间，但由于SY健舞团的组织成员流动性极高，以至于组织主要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的调整收效甚微。

SY 健舞团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固定成员的加入与退出上，还体现在现有成员某天是否会参与活动的不确定性上，绝大部分成员参与活动时不会提前报备，而是在活动的时间段直接赶往活动地点，因此，活动的进行难以避免。20余年来，SY健舞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发展，社会合法性身份不断得到巩固，但其中存在的行动外溢对当地区域治理权不断产生冲击，一旦这种冲击超越法律的底线，则会得到国家权力的迅速响应，如何规范草根体育组织自主性运作对区域治理权的冲击，已经成为草根体育组织发展的底线问题。

2.2 组织内部整合能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张力

组织整合能力指草根体育组织为了加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协作能力，采取一系列行动来促进组织获取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资本。AY 俱乐部成立于2014 年前后，得益于羽毛球运动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由9 名对羽毛球充满强烈爱好的年轻人发起，并实行了“线上+线下”的自主性运作模式。时至今日，AY俱乐部总人数达到1 000余人，活动地点主要集中于A、B、C 3 个不同区域的羽毛球场馆；活动形式为管理人员每天晚上在群内统计不同场馆次日的活动人数，然后与相关场馆负责人联系订场，为参加活动的成员提供羽毛球，并根据球的价格和场馆的费用收取一定的活动费用。可以说，AY俱乐部自主性运作的核心就在于依托互联网使得组织壮大，但在壮大过程中，无序化现象明显，即组织对人员管理、组织活动开展情况较为混乱，组织整合能力低下。

AY俱乐部的运营方式依托于微信群，而这就导致一部分成员是在老成员的推荐下直接入群，管理人员与这一部分成员缺乏联系。为了改善这种现象，AY俱乐部采取不定期开展赛事、不定期组织聚会等措施，希望增进组织成员对俱乐部的认同感、归属感，使组织的整合能力得到提升。然而，2020年受疫情影响，体育场馆等场所始终处于半封闭状态和完全封闭状态。在当时的背景下，48 h 内核酸检测证明是出入体育场馆的必要条件，AY俱乐部在组织体育赛事或开展日常活动时，经常出现部分人员不符合入馆条件的情况，而AY俱乐部为了活动的正常进行，存在组织成员间“互借证明”的现象，造成A 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AY 俱乐部组织活动。在这种现象背后，正是因为草根体育组织需要提高自身的整合力，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资本，而采取的行动与国家政策相冲突，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张力不断增大而导致的直接后果。

2.3 组织汲取资源能力与激化区域派系冲突

组织汲取资源能力指草根体育组织为了生存和获取进一步壮大，必须在周围其他个体、团体等单位中抢夺更多的资源，如人力资源、场地资源等。XL 广场舞联会，成立于2014年，组织规模在50人左右，固定活动地点位于当地社区广场。在XL 广场舞联会自主性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发展最直观的冲突体现在与区域内其他派系争夺场地资源，主要表现为XL广场舞联会与区域内其他草根体育组织间的冲突。由于草根体育组织是自下而上发起的组织，与中国社会土壤的五缘文化，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有着密切的联系［6］。因而传统草根体育组织的生成，大多是因某一共同特征聚集而成的一个个小群体，XL广场舞联会就是代指在现代社会中位于相同生活圈层、具有共同体育爱好而生成的拟亲缘型草根体育组织。这种组织在内部整合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组织，但亦存在明显的弊端，即组织对其他群体具有较强烈的排斥感，当某一地域同时存在数个这一类型的草根体育组织时，相互之间往往因为缺乏有效沟通而产生冲突。XL 广场舞联会所在地域正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成立至今，与区域内其他组织产生的或大或小的摩擦冲突事件不下10余次。

3 基于互联网思维下社区草根体育组织自主性运作的健康导向

3.1 网络式登记促进草根体育组织信息化

有研究指出，促进体育组织治理网络化，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推进转变，能更加精准、更加敏捷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7］。网络式登记是指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提供区域内草根体育组织基本信息、组织负责人或核心人物详细信息、组织成员基本信息等，通过网络实现草根体育组织的登记注册，一定程度上破解其官方合法性身份缺失的难题。与传统意义上的登记注册制度不同，在严格意义上，它并未给予草根体育组织法律法规方面的保障，但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官方背景、资源扶持，并加强了对组织的管理与整改，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宽进严管的草根组织管理制度。

构建网络平台，需要确保覆盖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草根体育组织，提高草根体育组织信息化研判与利用的效率。依据不同规模草根体育组织自主性运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可以将辽宁省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划分为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3 个层次。社区草根体育组织成员在100人以下为小规模组织，面临的主要是区域派系冲突问题；成员在100～300 人之间为中规模组织，面临的主要是区域治理权争夺问题；成员在300人以上为大规模组织，面临的主要是与外部环境之间张力加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社区草根体育组织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组织规模扩大或缩小的情况同时存在，对于组织规模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应该及时变更，从而促进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发展轨迹信息化。

3.2 建立积分制奖惩制度，促进草根体育组织专业化

建立积分奖惩制度，是在已经构建网络化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积分来衡量草根体育组织的日常行为表现和社会正向价值。具体而言，将草根体育组织的成员人数、技能学习、活动开展、安全保障和特殊贡献等实行量化统计，并针对积分情况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或设备整改。成员人数能够直观地反映一个组织规模的大小，进一步代表着其服务于辽宁省社会体育的贡献大小，成员人数越多，说明组织服务的人数越多，其贡献越大。根据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在网络平台的登记情况，可以按照大、中、小3 个不同规模分别给予评分。

在技能学习方面，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运动技能培训视频的录制，并形成系统化课程，上传到网络平台内，根据组织的课程学习进度给予相应分值。在活动开展方面，组织主要负责人将每天活动的开展情况，如参加人数、活动内容、活动地点等进行拍照打卡，上传到网络平台，按照打卡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给予相应分值。安全保障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根据组织日常活动是否配备合理的体育器械、进行活动地点的合理规划、履行安全性原则给予评分，尽力避免出现伤害事故，如山东临沂暴走团事件，因缺乏合理规划活动地点，造成一死两伤［8］；另一方面，由不同区域草根体育组织对接的管理部门完成，主要指组织在活动开展期间是否发生了恶劣影响事件，如乱占场地、组织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事件等，如果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应该酌情扣减分值。在特殊贡献方面，指草根体育组织是否承担了相关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的情况，为社会体育的发展贡献额外力量，并根据承担事务的大小给予评分。基于以上方面，根据社区草根体育组织积累所得分数可以换取相应分值福利，如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新闻宣传增加组织曝光度、提供奖金和器械等物质资源激励组织发展，从而促进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发展专业化。

3.3 体育赛事活动报备与指导促进社区草根体育组织有序化

自2014年，我国取消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制度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迅速，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辐射功能与拉动功能日益显著。但是，在这过程背后同样伴随着较多隐性风险，体育赛事审批权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各级政府不再承担赛事活动安全监管的职责，而是要求政府部门打破传统审批思维、转变安全监管的方式［9］。同样，对于社区草根体育组织举办的体育赛事而言，需要探寻合理的监管方式。现阶段，我国法律法规的保障大多集中于具有官方背景的体育赛事活动，无论是中央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鲜少关注到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开展的这种不具备官方背景的群众性体育赛事。“5·22事件”（甘肃景泰黄河流域百公里越野赛安全事故导致21名参赛者离世）的发生，为全国体育从业者敲响了警钟，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于其责任归属方面仍存在明显冲突，涉及晟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举办赛事的主体单位）、政府部门等主体。其中，晟景公司是正规注册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仍面临着安全责任事故的混淆，试问：若由社区草根体育组织举办的、缺乏官方背景的体育赛事活动，其安全责任事故又该如何追溯？因此，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在举办相关体育赛事活动时，必须将赛事开展的具体情况，如地点、日期、类型、流程等整理成册，上传至网络平台。一方面，能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审核，防止出现严重安全事故，并且保证安全责任事故发生时有证可溯；另一方面，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可以向上级管理部门申请活动指导和资源补助，草根体育赛事作为群众自主发起的赛事，其主要目的便是扩大项目和组织影响力、满足群众更高层次的体育需求，隶属于公共体育服务的一部分。因此，上级管理部门应根据赛事活动的规模、影响等给予适当补助，激励草根体育组织举办赛事活动的积极性和上传赛事活动的自愿性，促进社区草根体育组织发展的有序化。

4 结语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有序壮大以及政府职能退位，草根体育组织在社会力量办体育中起着关键作用。本研究以个案为例，分析了草根体育组织自主性运作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疏解对策，但囿于我国草根体育组织起步较晚，未来仍需要大量研究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