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

  • 辽代史官孟初事迹考辨
    确实存在,并且是修史机构。孟初的仕宦经历表明辽代的南面官系统是在唐宋官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创新、改造,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实例。孟初出使北宋、高丽有协调宋夏之争、联结高丽防御女真的政治目的。关键词:孟初;结衔;修史;北宋;高丽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8-0001-06孟初,《辽史》无传。《孟初墓志》较为疏简。以往学者的研究?譹?訛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孟初的生平事迹,具有参考价值。然而,通过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8期2023-09-11

  •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修史诏书
    学大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反映了周王朝及各封国的史官的分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受到后世的敬仰。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甚大。秦始皇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司马迁《史记》也是到汉宣帝时始“遂宣布焉”;而班固得以修成《汉书》,也是受到汉明帝之诏才得以实现;继而,汉献帝因《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撰《汉纪》;梁武帝敕群臣修《通史》;北齐文宣帝高洋命魏收修《魏书》;等等。以上诸多史

    寻根 2023年1期2023-05-30

  • 元朝史籍编纂难点、特点与思想*
    用中原王朝通行的修史制度,但由于政事倥偬,三史编纂议而未行。元中期的仁宗和文宗又多次重申下诏修撰三史,而这些诏令都成了具文,三史编纂只是“议”而未修的状态。三史编纂“皆因正统之议而不决,迄未成书”,[2]此外,在资料、人选和经费等方面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1.正统问题正统问题涉及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复杂和敏感的问题。而古籍常载承天得运以统治天下的言论,是最早的正统意识表现,[3]所以正统问题不仅反映在有关义理褒贬的史籍

    中国出版 2022年13期2023-01-10

  • 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栏作家古代很重视修史,对编撰者的品、识、才要求甚高。不过,朝廷的用人标准不一样,所选之人良莠不齐。一些编撰者因个人恩怨而掩盖和歪曲历史的事屡见不鲜,修史这项看起来高大上的公权力行为,也可能被品行不端者用来徇私。因个人恩怨而歪曲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许敬宗。唐高宗时,许敬宗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在此之前,褚遂良曾与长孙无忌联手,对许敬宗之流进行了斗争,因此许敬宗在改修时,肆意歪曲事实,对长孙无忌进行诋毁,诬其谋反,欲置之于死地。在改修《唐太宗实录》时

    廉政瞭望 2022年13期2022-08-02

  • 杂史类考辨 ——兼论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名,出现在唐代官修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下文简称《隋志》)中,这应当是“杂史”的本义。作为被历代修史者常设的史部二级类目,杂史类在传统古籍四部分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著录的典籍有着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20世纪末,李更旺的《古代杂史诸体概述——古文献学札记之一》[3]与彭久松的《简论别史、杂史》[4]开“杂史”专题研究的先例。到21世纪初,景新强以上述二文为参考,对杂史类的分类标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5]。笔者认为,“杂史”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指史部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2022-06-14

  • 政务机制视域下的官修史形态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读后
    对于某些优秀的私修史籍,又习惯性地从修撰者个人的为学旨趣、治学勤勉等角度进行正面评价。如谈迁撰《国榷》,遍访海内,据实而书,六易其稿;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闭户著述,纵论天下大势……诸如此类,常为学人津津乐道。相较于私修史籍较为鲜活的个人印迹与风格,对于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史籍,除少数几部外,撰者的个性风格并不明显,世人往往以官样文章视之。但不可否认,“官样文章”也是此类官修史共有的一种风格。如果说某些优秀的私修史籍之所以能为后世所推崇,重要因素之一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22年2期2022-03-17

  • 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的“史官”和私家修史的“史家”。为行文方便,一般以“史家”涵盖二者。角度来说,首要的就是史家强烈的责任意识。责任是人们分内应做之事,责任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分内之事的自觉意识,是自觉做好应做之事的精神状态,通常也称为责任感,崇高的责任感可以称为使命感。史家的责任意识就是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自觉认知和主动担当的精神。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是良史的基本品质之一,是历代史家自我反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官、私史学中均有广泛表现,可以说贯穿于史家考史、撰史、评史的各个环节,涉

    齐鲁学刊 2021年6期2022-01-01

  • 不老的夹漈山
    然选择了一条隐居修史的漫漫之路。在当时,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郑樵此举,便注定了他一生要与穷困做伴、与寂寞为伍。最初与郑樵一起在夹漈山读书做学问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两人志趣相投,互为砥砺,一块度过了6年的光阴。这6年是兄弟俩最快活的日子,当知道谁家有藏书,他们甚至不远千里结伴前往,必将藏书读尽方归。春暖花开的季节,只要兴致来了,他们就提着酒饭到深山里去,在水石相激处,饮酒赋诗,畅论天下大事。兄弟俩一面读书,一面讲学授徒。他们“讲学于芗林,四方从游者云集”。郑

    闽都文化 2021年1期2021-12-28

  • 为高允的正直“点赞”
    么说,也没过问我修史的过程。皇上既然问了,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没有说谎。”听完高允的一番话,太武帝拓跋焘十分欣赏地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于是,太武帝拓跋焘宽恕了高允,但还是没有原谅崔浩。盛怒之下,太武帝拓跋焘不只要杀崔浩,被牵连在内的还有千余人,于是,要高允起草诏书准备杀人。但是,高允还是直言力争修国史的人罪不至死。最终在太子的求情规劝下,太武帝拓跋焘打消了怒气,同意只诛杀修史的人员,不滥杀其他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高允

    党的生活(黑龙江) 2021年12期2021-12-21

  • 明朝的一本“杀人之书”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可以用来教化、资治和明道,但也常被古代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过去。不过,也有修史被借用为杀人之刀。官修当朝史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当朝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行多记载其中。它既是官方评判事实是非的标准,也是评判人物善恶的依据。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就可以操控舆论,抬高自己,打击异己。因此,各方政治势力都很重视修史。魏忠贤擅长拍马屁,入宫没多久,便受到提拔,到明熹宗身边当差。成为皇帝面前红人后,宫中很多人开始巴结他,但东林党人却看不起他。魏忠贤为掌

    廉政瞭望 2021年22期2021-11-15

  • 葛剑雄:做历史研究应去伪存真,也该维护国家利益
    书,建立自己的官修史书体系。葛剑雄曾做过一场题为“历史传统与历史智慧”的讲座,他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上对文字记录的重视是延续至今的,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历史是中国可以延续的资源。做历史研究应该去伪存真,尊重历史事实,但在具体应用上,亦应该考虑维护国家利益。“王权至上”使中国产生修史的传统人类早期开始记录历史的目的是相似的,在葛剑雄看来,起初是有少数人出于好奇,要把自己经历的事让后人知道,以此慢慢形成自觉。但比之记录给后人,更为重要的是向神灵、向天报告。做了好事

    记者观察 2021年22期2021-08-23

  • 葛剑雄:做历史研究应去伪存真,也该维护国家利益
    至上”使中国产生修史的传统人类早期开始记录历史的目的是相似的,在葛剑雄看来,起初是有少数人出于好奇,要把自己经历的事让后人知道,以此慢慢形成自觉。但比之记录给后人,更为重要的是向神灵、向天报告。做了好事,告诉上天祈求继续受到庇佑,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也要上告神灵,祈求谅解。因此最早的史官是巫,他不但要记录历史,更要承担与天、神沟通的重任,当时的记录也并不区分“史”和“神话”,后来出现了史,巫和史宫才慢慢分开。但在很多宗教发达的民族中,巫和史是始终合一的,在

    记者观察 2021年8期2021-08-19

  • 明朝的一本“杀人之书”
    苏露锋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可以用来教化、资治和明道,但也常被古代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过去。不过,也有修史被借用为杀人之刀。官修当朝史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当朝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行多记载其中。它既是官方评判事实是非的标准,也是评判人物善恶的依据。掌握了修史的權力,就可以操控舆论,抬高自己,打击异己。因此,各方政治势力都很重视修史。魏忠贤擅长拍马屁,入宫没多久,便受到提拔,到明熹宗身边当差。成为皇帝面前红人后,宫中很多人开始巴结他,但东林党人却看不起他。魏忠

    廉政瞭望 2021年11期2021-03-25

  • 明朝的一本“杀人之书”
    苏露锋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可以用来教化、资治和明道,但也常被古代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过去。不过,也有修史被借用为杀人之刀。官修当朝史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当朝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行多记载其中。它既是官方评判事实是非的标准,也是评判人物善恶的依据。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就可以操控舆论,抬高自己,打击异己。因此,各方政治势力都很重视修史。魏忠贤擅长拍马屁,入宫没多久,便受到提拔,到明熹宗身边当差。成为皇帝面前红人后,宫中很多人开始巴结他,但东林党人却看不起他。魏忠

    廉政瞭望·下半月 2021年11期2021-03-25

  • 读史攻略:谁定义了二十四史
    定的正史。我国编修史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朝代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朝廷发生的事件。自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本刊有售,订购热线:027-87927015)问世以后,历代著名的纪传体史书编修了若干部,但被官方列为正史的仅有24部,所以称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它包括:西汉司马迁编著的《史记》、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南朝宋范晔编著的《后汉书》、晋陈寿编著的《三国志》等。正史被打上了官方色彩

    新传奇 2021年6期2021-02-26

  • 试论民国时期“国家修史机构”之变迁
    ”作为一个国家编修史书的专门机构,始设于北齐,到唐朝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制度,随后历朝历代大部分都有史馆的建制或者专门修史的机构。尽管中国古代有“帝王不亲观国史”的传统,但统治者事实上都极力将修史机构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修史机构的干预十分强势,因而中国古代的“史馆制度”也就成为一种带有鲜明皇权控制特征的制度。清代的国史馆建立在翰林院内,称“国史馆”。“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放弃官方修史的传统,从民国元年(1912 年)首次提出设立国史院的构想,到民国三十六年

    黑龙江史志 2020年6期2020-11-17

  • 壮哉盛世修史 风景这边独好 ——参加《安徽风景园林史》编撰会议有感
    家参考。一、盛世修史修志适逢其时中国自古有修史修志的传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修史修志事业。封建社会由皇帝下诏,以翰林院为代表的中央专门机构负责编修国史;地方各级官方机构负责编修本级行政区域的志书,是为地方志,各级行政长官是编修地方志的第一责任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然也包括修志工作。而修史修志也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其中安定和谐繁荣的社会环境是首要条

    安徽园林 2020年1期2020-04-20

  • 丹青难写是精神
    新的长征路。吹响修史“集结号” 各司其责众志坚2009年至2018年,是昌飞建业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为全面梳理企业发展特点、理清发展脉络、总结发展经验、探索发展规律,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历史文献资料,按照公司十二届三次职代会的相关部署,2019年3月,昌飞公司从各单位抽调9名具有较强文字写作能力的干部职工,组建成立修史工作团队(以下简称修史团队),开始着手厂史编修工作。3月6日,昌飞公司召开厂史编修工作启动会议。党委副书记、厂史编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厂

    中国军转民 2020年2期2020-04-17

  • 有其实而无其名:蜀汉史官兼职设置*
    在汉明帝时期成为修史的固定场所,此后又发展出了管理此处的官职。魏明帝时期置著作郎专司东观图籍之事,“东观郎”主要掌管图书,核定正误。除“东观郎”之外,还有其他与史官有关的官职。如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七中指出:“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光禄来敏,举措不慎,失势事者指当世美名,不及特进太常广汉镡承、光禄勋河东裴雋也。”[14]95蜀置“东观秘书郎”,其承接校书郎而来,“魏晋以来,三署郎没有了,郎署解散了,校书郎一下子失去了组织。新设的秘书寺以考校古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3期2020-02-10

  • 朱元璋与《元史》修撰相关问题论析 ——基于帝王与史学关系视野下的考察
    中提出:“朱元璋修史的目的,在于网罗前代遗臣,给予高官厚禄,使其为新王朝服务,老死于文字之间,削弱并消弭他们的反抗思想,这样不仅偃武修文,还可粉饰太平。”[1]1990年,陈高华撰《〈元史〉修纂考》予以反驳,指出王慎荣以上“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2]。笔者以为,陈高华所论,对《元史》修纂诸多方面的考论较为清晰,所凭论据也较为充分。但之后关于《元史》修纂之目的的探讨仍有不同看法发表,如罗仲辉认为“明太祖把开局修纂作为‘牢笼群士的手段’”[3]。向燕南指出:“

    武陵学刊 2019年1期2019-12-24

  • 修史中的徇私作伪
    古代统治者很重视修史,把它当作建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文化工程,因而对编撰者的品、识、才要求甚高。不过,皇帝的用人标准不一样,所选之人良莠不齐。一些编撰者因个人恩怨而掩盖和歪曲历史。修史这项看起来高大上的公权力行为,也可能被品行不端者用来徇私。因个人恩怨而歪曲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许敬宗。唐高宗时,许敬宗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在改修时,他肆意歪曲事实。许敬宗为了扳倒政敌长孙无忌,对其进行诋毁,诬其谋反,欲置之于死地。唐高宗时,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联手,对许

    华声 2019年10期2019-12-04

  • 南宋史官制度分析
    院一、南宋时期的修史机构修史机构在史官制度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但是一直等到唐代开始建立史官,才正式设立了相关的修史机构,修史官这一职位也渐渐发展成熟,有直史馆、史官编修以及监修国史等职位。史料的分类大致有两类:撰述史料、记注史料。记注史料是指能够对实际情况进行相对客观的记录,不可以掺入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撰述史料指能够在经过人工加工之后能够表现出人类意识的相关阐述。能够体现撰述性特点的史料不名一格,在体系方面没有特殊的规定,着重于对相关撰述者思想上的传播,

    长江丛刊 2019年5期2019-11-15

  • 从封建史学二重性浅论刘知幾的"直书实录"思想
    而作者刘知幾对于修史者种种不良的修史方法感触深切,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直书实录思想,录入《史通》之中,影响后世.然而,刘知幾之"直曲之辨"虽有其极大的先进性与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其对于曲笔的批判仍然是相对片面的、有限的,其直书思想依旧未能跨出"封建史学二重性"之限制.经过分析,本文拟通过对刘知幾之直书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于曲笔的有限性批判,从而探究其思想中的史学二重性体现及史学价值.一、刘知幾的"直书实录"思想"据事直书,实录无隐"是中国古代史学一以贯之的优

    新生代 2019年7期2019-11-13

  • 欧阳修的“编辑课”
    欧阳修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莫若‘逸马杀犬于道’。”欧阳修与宋祁主持编纂了《新唐书》,文字精严,他以修史标准评判,认为学士过于啰唆,为其上了一堂“编辑课”。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但主人公是穆修和张景。两人某日一起在东华门外等待早朝,正在讨论文章,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于是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穆修、张景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是欧阳修的老前辈,因此这个故事的主角很可能是穆、张二人

    老年博览·上半月 2019年1期2019-09-10

  • 直书与曲笔
    文_赵威国人好修史,常言国可灭,史不可灭。回顾修史的历史,这项笔杆子的事业,却充满了枪杆子的血雨腥风。何以至此?无非“真实”二字使然。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不真实,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要做到真实,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既有外力的干扰,又有史家自身的局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卿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事后,他让负责修史的太史伯不要照录此事,就说齐庄公是病死的。太史伯坚决不从,秉笔直书,于是被崔杼处死。太史仲接替太史伯著史,丝毫不为

    清风 2019年12期2019-04-24

  • 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史学作为比较
    后世的史学。一、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变更(一)唐太宗“移史馆于禁中”,确立修史制度中国古代史馆起源较早,其雏形可以追溯至汉代的兰台、东观。但严格来说,此二者仅作为皇家的藏书之所,不是明确的修史点,为了方便使用图书,东观和兰台才成为著述之所。因此,集中在这里修史的人,并无正式名义,通称为著作。北魏、北齐时设置的修史局则可视为“史馆”的前身。北魏建国不久,以他官兼领史职。公元531年以后,设立修史局。到北齐之时将其改为史馆。史馆之名由此出现。自后汉到唐前期,虽有史

    淄博师专论丛 2019年4期2019-01-28

  • 史家看文人:文史关系下的身份认同及批评史意义
    们一方面反对文人修史,另一方面强调先秦文史合一的状态,把“史”当作“文”的历史源头和价值体现,从而使“史家能文”成为潜在的观念。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史家与文人的身份级差极为稳固,由此产生的批评话语蕴含着“以高行卑”的原则,对深入探究身份化文学批评具有启示意义。史家;文人;身份认同;批评文史关系是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它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与史著在实际创作中的关系,二是“文”与“史”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三是文的创作主体(文人)与史的创作主体(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期2019-01-04

  • 重要立场、重要特征和重要补白 ——我国保险业修史应重点把握的三个维度
    大连市分公司重视修史与文明传承,既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保险行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系统、历史地认识自身发展理论和道路,总结自身发展历程与经验的重要工程。随着2012年保险行业新一轮修史工程的正式启动,引发了行业以及学界对保险史编撰与研究工作的热切关注。一批有关保险行业史料汇集和研究整理的著作、成果陆续推出,有关行业历史人物、事件、文物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地见于传统纸媒与移动新兴媒体。近期,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视野审视和考察既往行业修史

    上海保险 2018年8期2018-09-27

  • 启动清史编纂二三事 ——忆戴逸先生
    务院,启动“国家修史”重大项目。那天的争论异常激烈,我是那个教育部立项派,不敢相信国家修史的可行性,而戴逸先生则是国家立项修史派,他苦口婆心,详细讲述了从民国初年一代一代人为修第二十五史所付出的艰辛,说明今天启动国家修史的意义。那天中午午休时,戴逸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劝我慎重处理立项事宜,眼光要远一些,抓住时机,放手一搏。从戴逸先生的发言中,大家知道了启动清史纂修之意义。国家为清史纂修曾多次讨论,等待时机。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又责

    传记文学 2018年9期2018-09-12

  • 清初明遗民史家群体与官方史学的互动
    中国史学史上私家修史的高潮时期,此时私家修史的主体明遗民史家群体从“为故国书信史”的目的出发,积极从事史学创作活动。康熙以后,清朝官方与明遗民史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出现了缓和,明遗民史家内部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明遗民史家也逐渐向官方史学靠拢。此时,在现实的史学活动中出现了私家修史与官方史学的相互合作与互动的过程。明遗民史家在与清朝官方互动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被动,而是不断向清朝官方提出自己在史学活动上的合理诉求,清朝官方对此诉求也会根据自己的“合理需要”仔

    青年时代 2018年7期2018-04-25

  •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一般而论,古代史学发展与繁荣的程度,不仅与官方设馆修史时的史官选配及其修史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9期2018-02-10

  •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 ——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秉笔直书、实录修史者代不乏人,可以说历代史家都在将德行的修养作为一个崇高使命来追求,同时也丰富了其内涵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认识到:“文非泛论,按实而书”[2]286,所以他提出史家在修史过程中要秉持“素心”: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287至于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书中围绕史家修养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论,他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3]185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2018-02-01

  • 钱谦益的明史考证与影响分析
    以后,明政府对于修史活动更加重视,因此朝廷中修史活动也是延绵不绝。卷帙浩繁的实录、方志、会典显示出传统官修史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明代浩大的修史工程也备受后世关注。受明政府的影响,上层社会风气也因此影响了下层社会。自从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王朝以后,私人修史也就是私人编纂家史渐渐兴起,最终形成了社会上下的“一时风气”,一直到明万历年以后,私人撰写当代史已经由当时的萌芽阶段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了。因为私人编纂史书成风,大量的私修史书涌现出来,相应的就出现了史学批评。

    山西青年 2018年5期2018-01-25

  • 不肯认真
    君的恶名,让负责修史的太史伯写齐庄公是病死的。太史伯只认事实,秉笔直书,结果被杀。如是者三: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其后,太史季接替前任修史,仍旧照录,崔杼不敢再杀。回家路上,太史季碰到匆忙趕来的南史氏,南史氏见他“完好无损”,怀疑他不肯认真。太史季便拿出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仔看完后说:“前三位太史都被诛杀,我怕你也难保性命,所以来接替你。既然你能直书其事,我也就放心了。”史家何以成就“绝唱”?至少,这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认真精神不可缺失

    读书文摘·经典 2018年1期2018-01-10

  • 不肯认真
    君的恶名,让负责修史的太史伯写齐庄公是病死的。太史伯只认事实,秉笔直书,结果被杀。如是者三: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其后,太史季接替前任修史,仍旧照录,崔杼不敢再杀。回家的路上,太史季碰到匆忙赶来的南史氏,南史氏见他“完好无损”,怀疑他不肯认真。太史季便拿出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仔细看完后说:“前三位太史都被诛杀,我怕你也难保性命,所以前来接替你。既然你能直书其事,我也就放心了。”史家何以成就“绝唱”?至少,这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认真精神不

    思维与智慧·下半月 2017年10期2017-10-28

  •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
    一套完整而有效的修史体制和程序。总之,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从无到有、从兼掌道专职和完善,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需求,也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2.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征2.1 从散乱无序到日臻完善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历史意识,历史悠久的史官制度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如此,我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才得以记载、传承和传播。但是,史官制度和其他制度类似,都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而这些变化都是随着历代修史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远古时期并没有专职史官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7年8期2017-04-14

  •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1002)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潘艳蕊 张晓霞(河北大学图书馆 河北 保定 071002)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

    河北科技图苑 2017年1期2017-03-08

  • 君子不怨
    此间,韩愈在朝管修史工作,他怕修史得罪皇帝与权贵,不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柳宗元写信给韩愈,指责他不该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信中不乏对韩愈的讥讽之语。多年后,柳宗元病死在柳州。柳宗元死后,噩耗传来,韩愈悲恸不已,并主动为柳宗元撰写了墓志铭。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高尚人品与高风亮节,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始终不怨恨柳宗元,所撰的《柳宗元墓志铭》本可借机贬抑一下柳宗元,他却写得光彩照人,不失公允。韩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的“君子不怨

    伴侣 2016年12期2016-12-07

  • 欧阳修的品格
    给皇帝,按照以往修史的旧例,在署名上只署官职最高的一人姓名,欧阳修的官最高,所以理当只署他的名即可。但欧阳修却说:“宋公对列传也下了很深的功夫,写了很长时间,怎么能埋没他的名字呢?怎么能夺取他的功劳呢?”于是,便坚持只把“志”、“纪”部分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把“列传”部分署上了宋祁的名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例,宋祁因此感动地说:“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欺凌、埋没对方,这样的事前所未有啊!” 素材解读:“按照以往修史的旧例,在署名上只署官职最高的一人姓名,欧阳

    作文评点报·中考版 2015年30期2015-11-25

  • 君子不怨
    此间,韩愈在朝管修史工作,他怕修史得罪皇帝与权贵,不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柳宗元写信给韩愈,指责他不该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信中不乏对韩愈的讥讽之语。多年后,柳宗元病死在柳州。柳宗元死后,噩耗传来,韩愈悲恸不已,并主动为柳宗元撰写了墓志铭。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高尚人品与高风亮节,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始终不怨恨柳宗元,所撰的《柳宗元墓志铭》本可借机贬抑一下柳宗元,他却写得光彩照人,不失公允。韩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的“君子不怨

    思维与智慧·下半月 2015年3期2015-09-18

  • 试论刘知几直书思想及其学术渊源
    曲笔的缘由——若修史之人写不出或者写不好历史,往往也不易为一般人所知。而正直的修史家所言之辞也通常难以为当权者所能接受,且在某些方面更不利于统治,往往更易受人迫害,用事实证实直书之难。二、刘知几的学术渊源刘知几虽广猎古人学术成果,但孔子之春秋笔法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其直书思想有决定性作用。现在此作出下列详细分析:(一)对孔子的继承自西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教义也在众人心中被奉为经典。在刘知几的《史通》中对孔子载史所展开的批判看似激烈,但

    黑龙江史志 2015年9期2015-07-10

  • 君子 君子不怨
    此间,韩愈在朝管修史工作,他怕修史得罪皇帝与权贵,不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柳宗元写信给韩愈,指责他不该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信中不乏对韩愈的讥讽之语。多年后,柳宗元病死在柳州。柳宗元死后,噩耗传来,韩愈悲恸不已,并主动为柳宗元撰写了墓志铭。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高尚人品与高风亮节,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始终不怨恨柳宗元,所撰的《柳子厚墓志铭、》本可借机贬抑一下柳宗元,他却写得光彩照人,不失公允。韩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君子不怨”

    课堂内外·创新作文高中版 2015年8期2015-05-30

  • 中国古代官修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霍艳芳博士《中国图书官修史
    博士《中国图书官修史》江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霍艳芳博士的《中国图书官修史》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官修书的专门著作,其优长有四,即内容完备、征引宏富、结论可靠、屡有新见,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虽然其中存在些许疏漏之处,仍不失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修史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编修史的重要参考书。官修史 中国 古代 文献学霍艳芳博士的《中国图书官修史》作为《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的一种,2014年1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皇皇近五十万字,系统阐述了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年5期2015-04-10

  • 明朝修史机构与史学发展述略
    218一、明朝的修史机构与制度的演变中国的史官制度早在先秦业已出现。相对于史官制度而言,修史机构的出现相对较晚一些,北魏时初设修史局,北齐正式设立了史馆制度,隋朝基本沿袭北齐的修史制度。唐朝在前人的基础上,设馆修史,建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撰史的专门机构,并设宰相监修国史,这也是中国官方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史馆制度的完善为这一时期的史学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朝完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南史》和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2015-02-13

  • 守住做人的良知有多难?
    崔浩的谏策,欲以修史来巩固鲜卑王族的统治权,崔浩只得让步要求负责修史,试图以修史来实现其“正纲纪”的目的,岂料这正中了拓跋焘的权谋,埋下了日后冤案的祸根。在这里,皇权与相权之争初露端倪,其背后则是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官两大集团激烈的利益之争。中书侍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又与崔浩有儿女姻亲之约,虽与两个集团都沾边,却都不是核心人物。皇权与相权之争本来没他什么事,偏偏他书呆子气十足地以修国史是其职责,硬是挤进了这个是非之圈。于是,一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较量开场了

    上海戏剧 2014年2期2015-01-26

  • 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
    的时代背景、官方修史体制,以及私家喜好著述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宋代帝王历史意识的普遍提高不无关系。①历史意识作为人们感知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及适时运用历史的能力,既与人们自身对历史的兴趣有关,也与人们后天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历史学识,从而有目的认识、运用及传承历史有关。在此,笔者拟结合宋代帝王的历史兴趣与认识水平,他们运用历史学识加以治政及其有意掌控史著修撰等,揭示其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一宋代帝王喜好读书,尤其是读史、评史,这无不表明他们对史学及其功用有

    江西社会科学 2014年4期2014-12-04

  • 宋代国史修撰机构更迭考
    扩大了史馆机构。修史制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史馆、国史院、日历所、起居院、实录院等在内的划分详细、分工明确的史书编写系统。但是,这些编史机构的产生、发展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兴废不止,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轨迹。单就宋朝国史的编写机构而言,两宋三百二十余年间,便经历了数次更易。一、史馆北宋初年,虽然赵宋已立国,实则天下未定。周边小国依旧各自为政,北地未复,南国未平。初掌大权的宋太祖无暇对国家政策做统一而合理的规划安排,各种机构设置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2013-04-12

  • 并非精神病在讲鬼故事
    视那段历史——“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而且借助刘邦神神叨叨的抓狂恐慌及疯疯癫癫式的自说自话来呈现,不得不说真像极了一个“精神病”在讲过去发生过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鬼故事”,而这些故事凑成了像雾像雨又像风的,谁也不分不清真假到底各有几分的历史。尤其,刘烨出色的演技,不仅将一个落魄君主塑造得惟妙惟肖,更让电影《王的盛宴》变得有血有肉,历史质疑感随之弥漫开来。或许,《王的盛宴》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电影”,向左一迈就是有质疑精神,向右一跨就成了“精神问题”。这

    电影画刊 2013年1期2013-03-05

  • 朱棣夺权后的名誉保卫战
    起义。第三步,用修史的方式漂白自己。他先是焚毁历史,《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下令建文时群臣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从他两次修史更能看出这一点。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便下诏重修《太祖实录》。他亲自点将,并制定了赏罚分明的修史政策。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修史就按事实写呗,不过是照本宣科,干吗还赏罚?这就是朱棣修史的目的。对按照朱棣意思写的,升官儿;对实话实说、无所顾忌的,

    百家讲坛 2012年17期2012-02-11

  • 出版史话
    周史”,负有载笔修史的职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为朝廷太史令,以薪传祖业、修史传世为理想,终于修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秦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史官制度,但其运作不详。汉隋之间,封建国家历经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艰难发展过程,国家藏书毁于一旦。封建统治者为张扬自己的新朝,给自己的统治寻求历史根据,都十分重视修史。古代的史官制度,发展到两汉,开始逐渐将记事、修史、典校图书和刊行集于一体,如西汉石渠、天禄之阁,东汉的兰台、东观。隋唐以来不断完善的秘

    现代出版 2011年2期2011-08-15

  • 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
    成为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这一制度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并且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学者对此研究得十分深入,褒贬不一。一史馆确立之前,历代王朝大多设有史官负责史籍的编撰,最早传说在黄帝已设有史官。“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寿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到了周朝更是出现了系统的史馆建置,大小内外左右等史官都有明确的分工,但是这些官员都并非专职修史。政府明确设立修史机构始于东汉,这也是史馆的雏形。但是无论是兰台还是东观,仅可用“国家文献

    文教资料 2011年16期2011-03-20

  • 我国古代编纂机构及史官的沿革
    御史;马班官职,修史并非专任。三国魏明帝始置著作郎专掌编修国史,隶属中书省。晋承魏制,但改由秘书省统管典籍和修史,下设著作郎和佐郎。撰著《三国志》的陈寿,即于晋武帝时初任佐著作郎,后晋升为著作郎,亦称大著作。南北朝时北齐始置史馆,由专人修史发展为专门机构。隋沿袭晋制,由秘书省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及国史、集注起居。唐代设著作局和太史局,均隶属秘书省。宋代分为国史院和实录院,前者编修国史,后者编录前一代皇帝政令。辽金均设国史院。元代国史院由翰林院兼;明代并入翰

    图书馆学刊 2011年12期2011-03-18

  • 论辽代监修国史制度
    政府任命负责官方修史事务的最高长官,随着史馆的设立,监修国史成为史馆常设的总负责。按刘知几的观点,晋惠帝时设重臣统领史局,北魏太武帝时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1],这都是监修国史之滥觞。北齐设立史馆专修史务,由“监国史”负责,当时朝中重臣如高隆之、魏收、赵彦深、祖珽等都曾担任此职。北周时称“监著作”,赵善“大统三年,转左仆射,兼侍中,监著作,领太子詹事”[2]。唐朝“监修国史”就沿此而来。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将史馆移于禁中脱离秘书省而独立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期2010-10-23

  •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统治阶级开始注重修史工作,在大力提倡的同时也严加的控制。魏明帝也十分的重视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修本朝历史,并且还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著作郎编修《魏书》。曹魏时期的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史官制度是分不开的,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渊源,并且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一、中书省与著作郎的渊源东汉桓帝延喜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管禁中图书和秘记,此时的秘书监并不是独立机构,其隶属于“太常”[1]。然而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国家时局动荡,秘书监一职曾经被一

    黑龙江史志 2010年15期2010-06-19

  • 宋神宗罢修《五朝国史》考
    然史书未成,便罢修史事,为后世留下疑问。神宗罢修《五朝国史》是由多重因素所造成的,而决定性的主观因素,则是神宗与曾巩两人的修史观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曾巩所上的《太祖皇帝总序》不称上意引发出来。该序不称上意,一方面是神宗作为太宗的后代,不满曾巩对太祖的大力歌颂。另一方面,则是神宗对曾巩修史中大发议论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曾巩不愿放弃史观而适应神宗,神宗更不能容忍曾巩违背自己的意愿修成史书,故《五朝国史》被罢修已属必然。《五朝国史》;修史观;宋神宗;曾巩修

    湖北社会科学 2010年3期2010-04-10

  • 读书
    是曲解。所谓官方修史,以史服务于政治,以国家威权史观定于一尊,即属此列。不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有官修,也必有民修。是故自中国有史记载以来,官与民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民间修史者为此人头落地的情况常见诸史载。20世纪80年代迄今,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官方一直希冀保持的定于一尊的威权史观,逐渐为民间所解构;官与民的“历史话语权”,虽争夺依然,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却成为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修史者先行,官方修史者有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44期2009-12-15

  • 《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补遗
    作《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共三首,而一九八○年出版的《寒柳堂集》和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陈寅恪诗集》都只收存两首。据章培恒先生回忆,蒋天枢先生生前曾经给他“看过几首《寒柳堂集》未收的陈先生的诗”,其中就包括《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之二。这首诗虽然漏收,却依然“存于天壤间”(章先生语)。一九九七年四月,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庄福伍君函示,我有幸读到此诗。现抄录于此:《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之二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题诗三首均系陈寅

    读书 1998年5期199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