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逻辑视域中语言现象文化考量的进路及其意义

吴 新 民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 武汉 430056)

亚里士多德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直立行走和脑容量的增加，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两道分水岭，而脑容量的增加，又与人类制造工具和使用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与动物“语言”相比，人类语言有着自己不同的特征。动物“语言”只能用于表达，而人类语言不仅仅用于表达，还能够用于表现，即用于描述社会现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人们才说，语言的传承就是文化的传承，语言体系的形成就是文化类型的形成。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如此地断定：语言逻辑视域中语言现象文化考量的进路，一方面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民族思维特点，以及人们交际话语背景中的各种民族文化信息；另一方面，这一进路又能够扩大语言的认知功能。

一、语言是文化的基石，而文化又是人性与物性的各种表现的统一

尽管至今有关人类文化的定义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是哪一种文化观，都认为语言构成了文化最为深刻的基础。这是因为，世界体现在语言中，语言将世界呈现给我们，人的“生活形式是活生生的，语言也是活生生的，并且，语言伴随生活形式一起生长”[1]。张三可能会说“我的心情同湛蓝的天空一样”，李四则说“天空和大海是一种颜色”。这也就意味着，张三和李四对“蓝色”一词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理解。相反，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是如何掌握这个词，这对人们的判断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可以肯定地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可感受’就意味着‘可表达’。A和B可以感受到或没有感受到不同的颜色，但这些‘感受质’必须是由语言或行为表达出来才能为我们所知道和理解”[2]。因此，说到底，文化是为人的，也是人为的。进一步讲，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拥有了文化。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当人们说舌尖上的中国，谈的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而人们强调舌尖上的诗词文化时，也就意味着饮食在文学或者说文化中的表达。而人们吃的食物对象，吃的烹调方法，吃的各种方式方法的讲究，等等，既然它可被诗人写进诗词里，那么也就凝聚在了民族的文学里，或者说也就融入在了民族的文化里。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和对象，必然地都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如北宋·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大文学家范仲淹诗中所描绘的“但爱鲈鱼美”，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首诗不只是反映出鲈鱼肥美好吃，还必然地反映了人们的江河生存环境。毫无疑问，这在沙漠民族的生存环境中，是难以体会得到的一种饮食文化。

可以说一方面，人们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又在自觉积极主动地适应着自然。人类如此，民族如此，人群如此，个人或者说个体也如此。从现代生物学的视角看，这是由于人的先天的本质与后天的经历等因素，共同建构了人脑中的脑细胞。而人的这些脑细胞在处理生物体经历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件反映物的过程中，又都是以借助由释放与识别神经传递物来一一传递信息的，而人脑神经传递物又是可以活化或者抑制个别的神经细胞的。并且，人的大脑又是在此基础上开启或关闭人的某些基因。进一步讲，人脑的选择是由人的感觉器官，从外部客观世界感知而得来的，并对表象材料进行感觉选择而形成的。而且，人们感知的这些表象材料，又都是来源于人的生存环境。从大的环境讲，就是地球人的特征。从民族的生存环境讲，就是各民族面对自己的生产、生活的大漠黄沙、大江大川、大山大海等具体的环境，而在这些具体的生存环境之中，又产生出了各民族的民族秉性与民族性格。无疑，这些都必然会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词汇中，凝聚成民族语言的辞典意义。更进一步，由于环境信息的选择和调整规范着人的基因活动，这样一方面使得人们的基因在面对生活经历的反应中被改造；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活的知觉反过来又塑造了人们的生命历程。人们不是常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而在这里的“人”，显然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可以肯定的讲，在这里更多的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人”。这是因为，这里所说的“人”，他们有着相同的饮食文化，相同的穿戴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相适应的生存环境，同时具备大致相同的行为方式、气质秉性以及语言等。质言之，也就是民族文化或地域特色等。

的确，语言根植于生活世界，而且“生活世界之所以是一个文化世界，是因为这个生活世界是一个我们必须进行解释的意义框架”[3]37。在生活世界里，人们从感觉中获得的刺激反应，是人们语言学习的过程之一。也就是说，人们就是通过观察生活中表达的语句，赋予了理解语句的经验意义，进而构成了人们关于理解世界的理论。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识’除包括主观经验外，还应包括各种‘认识论理论’本身。‘知识’并不只是已经完成了的认识，而且还要研究认识着的认识”[4]。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如果从语言认知的视角看，那么现当代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心理学、脑与神经科学几乎同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这些科学“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一个崭新的交叉综合学科诞生了，这就是认知科学”[5]。但是，就文化而言，虽然说人们关于文化的定义非常的多，但文化是属人的，这一表述却是没有争议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人们给文化所下的种种定义中的一种。这与人们定义“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在强调文化的属人性。进一步讲，当人们面对客观对象或者说各种“器物”时，人们表述它的应该是在谈论着某个自然中的对象，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器”和“物”又是不一样的。纯粹的“物”可以是指独立于人、未经人化的客观对象。而“器”则一定是人为的东西，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说它就是人为的，就是文化的存在，一般来说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中，当人的主体意识产生之后，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人观”的自然，或者说，“自然的人化”，而这之后“器物”则更多是指人化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名实关系对应后的、各种各样概念的产生和语词的涌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也就越来越丰富。如在图瓦语里，基本上不会模糊地使用“走”这个词。由于当地的地形都是坡地，所以当地人说“走”的时候一定是以河流为参照物，要么说“逆流走”，要么说“顺流走”，或者是“跨河走”，分别有不同的词指代。如果一个人对当地河流的分布和走向不熟悉，连最基本的“走”的概念都难以表达。如果不是在实地，研究语言学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弄明白图瓦语的“走”所蕴含的地理信息。因而在“语言就是文化”这一意义上，应该说人类文化伴随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活动广泛展开，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

二、语言现象是人们说出的话语，呈现给世人的样态折射出时代文化特征

确实，南宋大哲学家朱熹所说的“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的意思就是：理不仅存在于物而且存在于人之心，理之用必在心中呈现。或换一种说法，从人的身、心、灵关系来看，人是身、心、灵三位一体的。人的意识活动并不会像幽灵一般，只存在于大脑或者说存在于身体的内部，而是作为性质和倾向，存在于身体外在的可见的活动之中。可以这么说，存在于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实践之中。然而，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在一定的程度上，又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且，这种大自然环境的制约，又要反过来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乃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如公元前二三千年，早期的雅利安人生活在南俄大草原和里海地区周围。这时，这种原始社会游牧式的部落生存方式，决定了早期雅利安人的生产活动效率低下，文明草创，生活方式也非常简单，由此而产生了原始的游牧式部落文化。后来，他们中的一支向东，翻过了兴都库什山脉的各个隘口，进入到了恒河流域，进而又产生了早期雅利安人的农耕文明和农业文化。可以说，人们讲文化就是人性与物性(主要指大自然)的各种表现的统一，也就是强调“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这一道理。更进一步地讲，人是思想的，也是生产、生活实践的。而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哲学，它又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文化精神作为文化形态，也只有在活的思想与活的语言表达之中，才是现实的和真实的。可以这么说，语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每一点点进步，又都会在语言中留下清晰的印迹。这也就是说，尽管相对于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只不过五六千年，但人类文明正是在这发明了文字的五六千年的时间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进化是以拉马克的方式，即所谓获得性的遗传方式进行，所以，文化的进化呈现出加速增长，乃至爆炸式增长的势头。而人类语言文字的发明，正是这种可积累性增长的最为稳定的基石。所以，有学者这样说，人类使用生产工具是人和动物走向分水岭的起点，而人类发明并使用语言文字，则是人类走向神性的开端。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生成最深刻的基础，就是人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这是因为，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是人们实践活动中最为基本的方式。而人们交往方式最为主要的是人的言语行为。更具体地说，语言现象就是人们说出的话语所呈现给世人的样态，人们也是由于说出了话语，才拥有了语言现象本身。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言语交际行为中，许多语言哲学家非常关注说话者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在言语行为中的作用，并将言语行为与认知科学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应该说，这既是人们所特有的思维性的“理性自觉”和审美性的“自由直观”相结合的原故，也是人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步内化积淀而成的心理必然。质言之，也就说是人的思维和感觉相统一的文化心理结构使然。进一步讲，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从心灵、语词到世界的指向与从世界到语词、心灵的指向，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知识要承担起呈现心灵与世界关联的角色，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知识本身具有合法性，即信念是经过经验确证的。比如说，我们为考试的失败而遗憾，那么这既没有真与假之分，也没有实现与否的问题，因为它所呈现出的是零指向的意向性状态。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人们应该时时刻刻意识到不同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讲，既然文化是为人的，那么从生活世界的角度看，文化就可以定义为人的某种生存方式。然而，人类社会又是延绵不息的，所以，人们的文化审美、生活方式等等也就具有了多样性。也就是说，文化审美既有不变的一面，也有变的一面。应该说，不变的一面是相对的，它只是渐进的，它的变化只有从人类发展的宏大历史视角之中，才能够感知它的一些细微变化。而个体的生命体验，对这种变化是难以捕捉并且毫无感觉的。换句话说，个人难以从生活世界里发现这种层积累进的文化历史复杂性，以及延绵深厚的民族性文化意义与内涵。如考古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下，挖掘八千年前的古巴比伦文明时，挖掘出了一尊雕像。这尊雕像是一位少女，手拿一片从地上捡起的花瓣，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轻抚慢揉地嗅闻这片花瓣上的花香味。无独有偶，前些年，北京地区有一个网络摄影大赛，其中获得二等奖的一件摄影作品就是：一位少女，手拿一片从地上捡起的花瓣，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轻抚慢揉地嗅闻这片花瓣上的花香味。从古巴比伦时期到如今的北京，历史纵贯前后有八千多年，而在这尊雕像和这幅摄影作品里，人们的审美愉悦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这就是文化审美不变的一面。而变的一面则更多地体现在民族、时代与地域特征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变的一面，更多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如当今移动信息社会交往的广泛性，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存风格的多样等，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一些变化，而且有些变化是巨大的。由此，人们进入到了一种“信息即生活”或“生活即信息”的生活状态。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民主、个性张扬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质言之，文化的时代特征就是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的文化感受落实到了当下生活的具体事项本身。这样，也就一定会出现，无论是在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现实之中，文化审美、文化消费的文化之变，都是在个人层面上切身感受得到的。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人认为，这其中的审美因素都是在浅表层面上的变化和进步。

三、语言涵括民族本源性思维方式，折射出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定型

哲学是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一门追问生活与生命中最深层问题的“活”的学问，而逻辑又是导源于哲学，语言逻辑又是逻辑回归自然语言的结果。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语言逻辑与人们具体的生活世界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语言不仅涉及到人们交际的思维方式，更涉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说，尽管自然语言是各民族的交际语言，但生活经验的流动和进化，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总是包含着大量的时代信息。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从语言逻辑的视角对语言现象进行文化考量，也就是考查衡量语言现象中的民族文化特质与时代信息。因为人们说出的话语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考察语言现象也就是考察人们以何种方式说话。因为语言实践，除了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还有另外的一个领域，那就是人们用来交流的态度和感情，特别是关于伦理态度和立场的言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语言学家倾向于把语言现象解释为意义表达的系统，试图用人类文化的表现形态去说明意义构成在语言现象中的主导作用。所以，在语言学家那里，语言现象就成为用以说明社会变迁和历史意义的描述对象。而与语言学家不同，在语言哲学家那里，语言现象被解释为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人们研究语言现象就是为了说明人们是如何用这种形式来呈现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讲，如果人们内心状态是采取某种行为(包括语词行为)的复杂的或长期的，并有受到某种文化影响的倾向，那么人们到达自己内心状态的专有通道之迷，也就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这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它包括着“存在语言”——一种适用于表达或诠释形而上学的语言，有人将之称为观念语言。尽管这种观念语言与以经验世界为对象的科学概念语言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观念语言”可以把握本体，而且这种对本体把握的理性思辨能力，最后又必须以观念语言加以表达。所以，在强调语言意义的抽象性、重视演绎逻辑在思考过程中的运用来说，它们是一样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语言把握形上本体这个问题的看法，仍是由形上本体究竟指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所决定的。应该说，这既是强调形而上学的经验层面的内容，又是强调形而上学超验方面的内容。

毋庸置疑，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文化”。美洲最早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不喜欢人们称他们为爱斯基摩人，因为这种说法来自他们的敌人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的语言，意为吃生肉的人，而因纽特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人类。然而，溯源哲学，它导源于文化，而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思维，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所以，人们从这一角度考量，则几乎“每一种语言现象都包含着某种知识作为自身存在的文化根据；这样的知识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但所有能够理解和把握语言现象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些缄默的知识就成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语言现象的出发点”[6]。可以说，语言“是人类最复杂最广泛的一种现象，单从一个角度一个学科去看是太狭窄了。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历史，跟人群分布联系起来”[7]134。应该这么认为，人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能够或已经体验过类似行为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人的某种行为。进一步讲，语言现象就是语言中的各种成分及其关系，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当人们面对同样的语言现象时，会有不同的看法。很明显，这是因为背景不同，写法有别的理论干预的结果。但值得指出的是，语言涵括了民族的本源性思维方式，这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式的字面意义和词典意义上。所以，有人形象地比喻说，词典意义是民族语言之树，树是有生命的、本质性的，而语用是果实的，果实却不是本质的，果实只不过是漂亮、可口、令人愉快而已。也可换一种说法，语言的词典意义是河床，语言的使用是河床上的水流，流水可以掀起千姿百态的浪花，而河床却是相对稳定的。因而从根本上讲，语言的意义就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趋同所产生的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定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汉民族中的文化之“文”，就是由古代礼的外观(文物、文饰、文章)以及社会的外观“文章者，礼乐之殊称也”的广义渐渐地演化而来的。有学者认为，赞誉天地整体普遍性的“文”，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文”的词意出现了分裂，从而引起“文”的范围的缩小，进而引起了“文”的本义的转变。更具体地说，就是“文”由普遍性的天地整体之美，转变成相对狭小的文字之美。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说，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共同体长期交往形成的约定性之中，当人们强调语言意义的约定性时，也就强调了某种文化圈的共通性。由于语言赋义活动的主体不是个别语言使用者，而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共同体，所以，个别人的语言赋义活动，一定要得到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共同体的一致认可，这样才有可能随之转化成为公共的赋义活动，才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语言的词典意义。否则，个别人的语言赋义活动，一定会由于得不到语言共同体的认可和传播而失败。进一步讲，如果语言现象要成为语言事实，则一定要受到理论的选择。因为语言既可以指称和反映现实，同时又是意义的创造者。塞尔曾“将规则引入言语行为中，强调了语言丰富性外表下的内在规约性，而正是这种规约性，为言语行为乃至语言哲学、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8]。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在各民族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语言的变动一旦确定下来，就会形成一种语言观念，左右和决定着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语言也会非常敏感地对一个民族生活环境变动和社会变迁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满语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女真语受到周边各民族以及蒙古语、汉语的影响，最终在16世纪形成了更加丰富、更具表现力的满语。清兵入关建立清朝后，广泛接触到汉文化，汉文化中的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满人的必修课。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各地满族逐渐地以汉语为母语，清朝朝廷中满语、满文使用得越来越少，渐渐地满文专用于官方的一部分记录。而到了现在，满语只有黑龙江少数乡镇老人，以及部分语言学家还能够使用。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有些语言使用的人越来越少，甚至逐渐地消失，并还要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加以保存？而有些语言则因为负载着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使用的人越来越多？回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自然的，同时也都是文化的。通俗地讲，语言交流的可能性并不在于先验自我的能力，而在于扎根文化并进入到鲜活的生活世界之中。也因此，人们强调说，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既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文化生成的根本方式。

四、自然语言既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又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智能的社会学模式认为，智能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社会过程的内化和历史文化的沉积。并且“某些生活方式适合于某些目的，而有的方式又更适合于其他目的，没有一种方式是因为真而被接受或因为假而被拒斥；没有一种方式被赋予更接近实在世界的特权，因而，对知识的评价应立足于共同体所栖居的生活境内(niche)……”[9]应该说，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断言文化既是一种属人的存在，也是一种为人的存在。进一步讲，语言乃至整个文化的流传与发展，既带有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注入的偶然性，又带有语言和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流程，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兴衰沉浮。文化概念的流变也表明，文化演进既不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是严格按照序列发展的，它是多种合力共同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有社会语言学者认为，某种语言或者某种方言想流传，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努力地增加它的社会经济文化载荷量，使它更加丰富和更加优美。如包括缅甸东北部果敢地区在内的缅甸掸邦北部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居民有掸族、佤族、果敢族等。当地各族群众相互沟通的语言除了缅语之外，使用得最多的不是佤语或傣语，而是云南临沧地区的汉语方言。临沧汉语方言与昆明汉语方言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别，它在云南省其他地方并不通行，为什么反而在缅甸掸邦北部竟然通行了呢？因为这里长期对外交通不便，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主要来自云南临沧，它的贸易往来，人员交流，主要对象也都是云南临沧。甚至当地中小学校授课的教师也有不少来自于临沧。这样，既没有人去提倡，也没有人去阻止，久而久之，云南临沧的汉语方言就成为缅甸掸邦北部各族群众交往的共同语言之一。又如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学习汉语的热潮在世界各国也越来越热。近日，俄罗斯作出了学生要考汉语的规定，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一种语言的推广，靠的就是交流和它所承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靠的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的作用。在美国，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一所小学的一名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说，谁会说外语。这时，一个美国原住民小女孩站起来举起手说：“我会，我会说英语。”显然，这一带有笑话意味的故事，也说明了作为一种载有强势社会经济文化功能的语言——英语的作用。

然而，也有与此不同的观点，认为这只是揭示了语言工具性作用的一面，而忽略了语言的文化特征。因为各民族的自然语言，尤其是各地的方言，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必定与民族生存的山水、民族的迁徙、乃至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等信息相关联。应该说，这种观点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文化性和语言的工具性，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成正比的。黑格尔认为，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用法所决定的。可以说，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概念用法先于概念意义的哲学原则是一致的。由于只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中，才能够确定语言的意义，所以，不了解语言文字产生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也就不可能体味语言的文化背景信息与情感意义，也就不了解语言文字的实际意义。姜文在接受记者采访他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时说，北洋时期说洋文的人特别得多，后来慢慢变成土语了。如说“嗲”，从英文来的，其实就是“dear”，说这孩子有点“装dear”。上海话“瘪三”，实际上是“beg sit”。北京的土语“爷们儿我喽喽”，“喽”就是“look”。还有，那时人们常说“够份儿”，这个“份儿”其实就是“first”，即头一份。尽管有人认为，姜文的这些说法还有待进一步实证，但导演对剧情的背景作了一些必要的考察和了解，应是无须质疑的。又如古代印度语言学成绩显著，东汉佛法流行于中国，印度的语言学也随之传到了中原，它对汉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汉语读音的反切法就是中国人借鉴梵学后所创制的。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讲，语言制约着思维，思维又影响着民族文化。中国古代的名辩学体系就是在古汉语没有系词的语言特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从侔式推理与西方附性法推理以及它们的区别中可以略见一斑。附性法推理就是在一个性质判断中对主项和谓项都附加一个属性。但是，在先秦汉语中，由于系词缺乏，故在此情况之下发展出的侔式推理就不只局限于附加属性，而且，还能够附加动词等概念。所以，系词缺乏的上古汉语最容易发展出与“侔式推理”以及相关的其他非形式推理，继而导致中国辩学在本质上具有非形式逻辑特征。汉语是形意语言，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也不像西方那样注重条分缕析。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来说，既然形上的“道”，要通过形下之器来表述，那么表示形下之器的经验陈述，也可以传达形上之道的内容。如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句话，假如它可以被理解为关于“仁”的一种本然陈述的话，那么他在具体语境下说“不迁怒，不贰过”等也同样是对“仁”的一种解说，只不过是对“仁”之道的一种经验层面的诠释而已。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才说，只有对中国人思维模式与汉语语言的关系，以及对汉语和中国哲学语言的言说特点有所了解，才会对汉语和汉民族思维方式乃至整个汉语言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

五、结论

总而言之，语言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交际语言，它伴随着民族生活与民族交往而扎根于民族文化。从理论选择的角度看，人们经常将理论和事实相对，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有时理论相对的乃是现象，而事实则是理论观照下的现象，即现象——理论——事实。相对于语言研究而言，就是将某些语言现象放到某个理论的框架之中，并对之进行描写和解释，从而使这些现象的性质得到某种定位，变得可以理解，继而由此给予相关的现象进行定性，做出解释。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所拥有的分类词典，应该视作是自然和社会世界中的某个部落长期存在的产物，词典使对应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并建构起了这个共同体的可能世界。但也应看到“有些事实并不存在于可用人类语言表达的论点的真实性中。我们可能无法陈述或理解这些事实，却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10]185。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当人们一再听到的那些出现于诸多不同句子中特定位置上的语词时，人们便可以逐渐地理解它们究竟指称的是什么。这是由于，人们要理解栖居于不同生活环境之中的共同体所拥有的语言，只能通过语言学习，并且进入到这个共同体的生活场景之中，掌握其分类结构，从而熟悉其词典的用法。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说不同的民族文化建构着不同的语言世界。或者讲，如同人们不能够认定哪种生活形式更为优越一样，人们也不能够说哪个可能世界更加接近于实在。无论对象是外在于人们存在的客观之物，还是人们已然获得的经验认知的内容。因为人们对任何对象所产生的各种经验，都只能是凝聚于文化背景中的经验。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在语言逻辑视域中选择语言现象文化考量的进路，不仅能够挖掘出蕴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大量的文化信息，进而展示出鲜活的人的情感世界与生活画卷，而且还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揭示出“语言就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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