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文化的两面：神国与武士道

文/唐黎标

日本“武”文化的两面：神国与武士道

文/唐黎标

在佛教的时间观念里，佛陀圆寂之后世界将经历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而末法是佛法衰落，既无修行又无悟道的浊世。平安后期日本佛教界的颓废、律令制度的形骸化、天灾和战乱的频繁出现让日本人感觉末法之世似乎已经来临。此外，以印度须弥山为中心的佛教地域观认为，离世界中心越遥远，人的劣根性就越明显，获得普渡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日本正是位于世界边沿之边沿的像米粒般大小的边境岛屿。“末法”时间观和“粟散边土”地域观的叠加流传使当时的日本人笼罩在世界末日的恐慌之中。因为强烈的“求存”愿望，日本开始寻求武士道精神的道路。

一、神国思想

因为强烈的图存愿望，日本兴起了“净土”信仰和“本地垂迹”思想。日本本地垂迹思想认为，本地之佛和菩萨为普度众生而化身为日本神道中的神，垂迹于边土之地。高桥美由纪认为，这一时期的神国思想具备两个特征：一是面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国家体制的动摇和变质，企图以“神国”为根据倡导保持或恢复传统体制；二是为应对末法思想的高涨而提倡神国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向日本派遣了五次招谕使要求来朝通好，但均被镰仓幕府拒绝，于是元帝国于1274年发动“文永之役”。之后，忽必烈又派了两次招谕使。在两次招谕使均被杀害的情况下，于1281年发动“弘安之役”。对于元朝的通好招谕，日本镰仓幕府自始至终都是严词拒绝。理由何在？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说：“到底还是因为蒙古是‘夷狄’。”1287年，元军的新一轮进攻给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带来极大的恐慌，两政权下令全国主要寺庙和神社做战胜祈祷。最后，元军的对日征服战都因遭遇台风而伤亡惨重，日本则因此保全了国土。

此后，日本被认为是受诸神守护的“神国”，各地的寺庙和神社也开始编撰神佛守护国土的缘起叙事。除此之外，在“弘安之役”期间，幕府执政者北条时宗深感忧虑，南宋渡日禅僧无学祖元则勉励他去除烦恼、沉着应战。在南宋已灭亡、高丽臣服于元朝的情况下，唯有日本孤军抵抗，而且大获全胜。元日战争的胜利和南宋遗民的投奔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神国思想的兴盛引发了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对神道思想的理论化工作。

在此背景下，伊势神宫外宫的神官度会氏编了神道五部书，他借用中国的道家思想和理学宇宙论来解释天地的生成，对后世神道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慈遍把垂迹之神——大明神的救济解释为日本天皇的统治，还进一步把神国日本比作根，把中国比作枝叶，把印度比作果实，倡导“根叶果实说”。吉田兼俱继承慈遍的说法，进而认为神道才是诸教的本源，神道的本源神——大元尊神才是宇宙之本体。吉田神道的反“本地垂迹”说使日本人的优越感愈发膨胀，以致孕育出丰臣秀吉的帝国美梦，致使他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派兵征讨朝鲜。

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丰臣秀吉的侵略步伐被迫停止，而这两次战役却引起了中日两国的政权更迭。明朝为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兵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被来自北方的满族政权所取代，而丰臣秀吉的政权则是在他死后不久的1603年被另一股武士势力——德川家康所夺走。为夺回政权，明朝遗臣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在此期间，郑成功等明朝遗臣曾向日本乞师十余次。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对中国汉民族正统王朝的崇敬之情是社会的主旋律，尽管之前有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野蛮掠夺这一不和谐的杂音。藤家礼之助也认为：“可以说这种热烈的唇齿之情与他们仅视汉族王朝为中国正统王朝的近乎固执的正统主义互为表里，而且该正统主义发展出对与日本同样是‘夷狄’的异民族的没来由的蔑视。”

二、武士道

到平安时代，国家任命各地豪族中长于武艺者为追捕使或押领使来充当警备人员已成常态。为守护庄园，摄关藤原家也经常雇佣武士来发展私人武装力量。于是，武士依附统治阶级的状况应运而生。武士既无传统权威又无高贵血统，往往拥戴皇室“贵种”平氏或源氏为武家栋梁。在1185年的坛浦之战中，源氏消灭平氏，并在镰仓建立幕府统治，开启了公家和武家两政权相对峙的时代。相对于京都公家的贵族文化，镰仓武家需要能与之相匹敌的武士文化。

在当时，武士普遍采用主从关系来凝聚团体的力量，它立足于主君的“御恩”与家臣的“奉公”这一交换原理。家永三郎认为：“该主从关系与律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奴隶制式的单边支配关系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以‘御恩’和‘奉公’这种双向义务为前提。”武士们一旦奔赴战场，将结成生死与共的关系，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规范武士行为的道德律。勇敢、谦和、守信、重义、淡泊名利、擅长文采等武士形象在《今昔物语》和《宇治拾遗物语》等说话文学中随处可见。相比公家的颓废，武士的道义更加鲜活，但是“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意识，放任杀伐，存在严重的非人一面”。

元日战争之后，镰仓幕府与元朝的敌对关系最终还是影响了民间贸易，因为元朝官吏习惯性地歧视日本商人。为了报复，日本商人烧毁元朝衙门，掠劫百姓财物。日本商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倭寇的前期形态”。出于封建领主阶级对领土的扩张欲望和对金钱的占有欲，以武士为主力的真正的倭寇首先出现在朝鲜半岛，然后蔓延到中国沿海地区，以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为顶峰。丰臣秀吉为了提高武士的战斗力，实施兵农分离政策，从体制上固化了武士阶级。德川家康在夺取丰臣秀吉的政权之后，于1615年颁布《武家诸法度》，规定“以法破理，而非以理破法”，从而确立了以武威治国的大政方针。

在国泰民安的幕藩体制下，人们开始思考作为职业军人的武士的存在价值。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将武士的角色从军人扭转为吏僚，为新时期的武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晚一辈的荻生徂徕突出儒学的政治功能，善于制定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所以被将军吉宗所重用。然而，武士的实力本位思想使徂徕学派具有忽视道德操守的一面。此外，德川幕府的身份等级秩序不仅存在于士农工商之间，而且贯穿到各个阶层的内部。这种固化身份的社会构造逐渐产生经营“家”的职业伦理，以至于家的要求优先于个人的需求。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人中，自重的人不是以善恶，而是以是否迎合世人的期待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江户时期独特的“家”业观念逐渐产生日本独特的社会风气，即“利益与功利总是大于终极信仰”。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日本武士阶级积极寻求强国之路，但是由于町人根性作祟，原本就崇尚实力的他们很容易就摒弃人类基本道义，对西方近代的弱肉强食产生共鸣。吉田松阴就是这一强盗逻辑的代表性人物，1855年他在狱中写给其兄的信就是明证，即“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在交易中失于俄美者，由鲜、满之土地偿之。”以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为首脑的明治政府的扩张政策与吉田松阴的强盗逻辑密不可分，而其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日益淡化道德色彩的武士道。

三、结语

神国思想原本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为加强国内统治而宣扬的政治神话，平安末期由于末法边土观的流布而引发的救济愿望使神国思想再次高涨。而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主中原和汉族遗民对日本的投奔，在无形中膨化了日本自诩为神国的优越感，最终导致明治政府妄图取代清国成为“朝贡外交”圈宗主国的野心。日本武士道有尊崇勇敢、信义、忠诚等美德的一面，但是江户时期固化身份的社会构造使“国”或“家”的权威凌驾于个人的内在道德，进而使明治政府的扩张政策失去道义的制约。

（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