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减排潜力及减排路径

2016-12-06 19:56查建平
旅游学刊 2016年9期
关键词:低碳旅游分解旅游业

查建平

[摘要]文章依据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业的投入、产出及碳排放数据,参照SBM方向距离函数,构建考虑环境因素的旅游产业发展效率评估模型,对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及减排潜力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解,进而对我国省级旅游产业减排路径做出分析与解读。研究表明,我国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对应无效率值较高,且无效率值在整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中部地区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最高,对应无效率均值为0.178,其次为东部(0.195)、西部(0.414),而旅游业产出不足是三大区域旅游业无效率的主因;东部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最高,其次为中部、西部;受产出无效率、节能技术进步、减排技术进步及碳排放无效率等4个因素驱动,我国省级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主要呈现出上升型,下滑型,先上升、后下滑型3种形态,不同省份旅游业对应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力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产出无效率是多数省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因。最后,提出了4种减排路径,即旅游产出无效率缩减路径、节能技术进步路径、减排技术进步路径以及碳排放无效率缩减路径等,并依据4项驱动因素作用方向及力度差异,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业碳减排路径次序等级做出设定。

[关键词]旅游业;发展效率;低碳旅游;分解;减排路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9-0101—12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21

引言

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于北京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首次公布计划在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到峰值,且计划到2030年将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20%。这说明减排是一个硬性指标,对多数产业来讲不可避免,其中包括旅游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研究指出,旅游业碳排放占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4.9%,该排放量造成的影响可达到全球温室效应的14%,而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世界旅游业碳排放量在2035年前将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2013年,中国入境游客人数为1.29亿人次,内地居民出境游人数达到0.98亿人次,国内游客人数更是达到32.62亿人次,如此规模的游客旅游活动与配套设施运营所内含的能源消费及其引致的碳排放理应得到旅游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我们有必要对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减排潜力及减排路径等问题进行探索与思考。

效率指的是生产资源投入与对应产出效用之间的比率。而效率评估旨在对受评主体的资源要素利用情况及其产出效益进行量化与比较,是经济发展质量考核的重要标准,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先决条件。针对与旅游相关的效率问题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评估方法与工具,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评估常用工具。迄今为止,该方法主要被应用于旅游产业效率、旅游酒店效率、旅游交通效率、旅游目的地效率等方面,随着环境问题愈发突显,部分学者更是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旅游效率分析框架,使得旅游效率问题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但其重点在于旅游经济特定子系统的效率测度,并未以效率测度为基础,对旅游业碳减排潜力与减排路径问题进行研究。在旅游碳减排方面,相关学者参照“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两套方法体系对与旅游相关碳排放量进行了测度与分析,其研究对象主要囊括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景区及旅游产业等,部分学者更是对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旅游领域碳减排工作进行了探究,譬如马勇和刘军从低碳经济角度出发对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社区主导型3类低碳旅游发展路径的研究;蔡萌和汪宇明从营造低碳旅游吸引物、建设低碳旅游设施、培育碳汇旅游体验环境以及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4方面出发,对低碳旅游实现路径的探究;石培华等分析了旅游业碳减排政策框架设计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减排思路;赵黎明等从演化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了政企互动下低碳旅游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并探究了低碳旅游发展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已有的相关研究是低碳旅游研究的基础,对于本文研究主题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理论分析,缺乏量化数据支撑,难以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中国旅游产业减排潜力及减排路径问题作出有效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将碳排放因素纳入效率评估框架,对中国30个省(自治N/直辖市)低碳旅游发展效率作出测度与分解,以此为基础,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双向平衡角度出发,探究各省市旅游产业碳减排潜力及减排路径,藉此对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1.研究方法

1.1中国省际旅游业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评估

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与旅游业能源消费紧密相关,是旅游业人为碳排放的主要源泉。由于相同行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产出,需要付出的成本大致相同,因而可以通过能源强度系数将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从特定行业中剥离出来,旅游业能源消费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i(i=1,2,…,m)表示受评地区;j(j=1,2,…,n)表示与旅游业相关的特定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零售、住宿及餐饮业;TEi为第i地区旅游产业能源消费实物量(万吨标准煤);TIJ为第i地区的旅游业第j部门旅游业增加值,可通过行业j增加值率乘以行业j旅游收入获得,而行业j曾加值率为行业j增加值与行业j总产值之比;ej,为特定行业j的能源消费强度(万吨标准煤/亿元),即终端能源消费中第j行业的能源消费量与行业增加值之比。依据IPCC评估报告的碳排放折算方法,对应旅游业碳排放量折算公式如下:

式(2)中,ci为第i地区旅游业能源消费引致碳排放量;h(h=1,2,…,h为能源消费类型,在此能源类型主要囊括原煤、洗精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等15种;ηh为初始能源消费结构,即第^种能源在总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CEh为第h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第h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碳含量及碳氧化因子的乘积,参照《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1.2低碳旅游发展效率与减排潜力测度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首先以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为基础,构建最佳实践生产前沿面,进而通过求解数学规划式得到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DEA方法一般包括CCR、BCC、FG、sT、SBM等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SBM方向距离函数不仅克服了投入与产出变量松弛型问题,而且能够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并对无效率值作出进一步分解,因而本文选择运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构建包含环境效应的效率评价研究框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各地区旅游产业减排潜力与减排路径作出剖析。主要研究方法及思路囊括5个部分:生产技术、SBM方向距离函数、非期望产出处理、评价指标体系及旅游业非期望产出强度分解。

1.2.1生产技术

公式(7)表示与最佳实践生产前沿相比,受评DMU实际投入可能的最大缩减比例,反映了受评DMU的投入缩减潜力;公式(8)表示与最佳实践生产前沿相比,受评DMU实际产出可能的最大扩增比例,反映了受评DMU的产出扩增潜力。

1.2.3非期望产出处理

本文以各地区旅游产业为研究决策单元,而在旅游产业系统一定的要素投入不仅能够带来期望产出(“好产出”,即旅游产业收益),亦不可避免地产生非期望产出(“坏产出”,即旅游产业活动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以旅游业碳排放表征),进而对生态环境形成压力。在已有研究文献中,处理非期望产出的方法较多,如数据转换处理法、曲线测度评价、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及污染排放作投入处理法等等,这几种处理方法各有优劣。大气碳容量作为一种环境资源,碳排放是对大气碳容量的消耗,亦是生产单元获得期望产出所必须承受的环境成本,因而本文选择采用污染排放作投入处理法,将碳排放因素纳入效率评估框架。

1.2.4评价指标指标体系选取

从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投入,而随着能源与环境问题突显,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能源要素与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亦成为要素投人关键指标之一。然而,各地区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受地区土地面积的约束较小,土地面积要素可不视为地区旅游产业的直接投入要素,但与地区资源禀赋紧密相关的旅游资源禀赋则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可视为土地资源的替代要素。因而,依据投入产出指标遴选中的科学性、适宜性、弱相关及可操作性原则,本文选取旅游资源禀赋(TRE)、旅游业劳动力投入(TLN)、旅游业资本投入(TCS)、旅游业能源消费(TEC)及旅游业碳排放(TCE)作为要素投入指标。而在产出指标方面,各地区旅游产业在旅游活动中向游客提供所需的不同类型需求与服务,藉此获得旅游产业收益,这一收益的外在表征主要为旅游收入,因而本文选取旅游产业总收入(GTR)作为低碳旅游发展效率的产出指标。

1.2.5旅游业非期望产出强度分解

旅游产业碳减排工作的核心并不仅仅局限于减少碳排放量,降低旅游产业活动所形成的生态环境压力,更重要的是维系旅游产业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选择从因素分解角度出发,对旅游产业碳排放强度指标作出分解,以期为旅游产业碳减排工作提供指引。参照IPCC提出的Kaya恒等式构造思路,结合实际投入产出指标与潜在投入产出指标的内在关系,本文构造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分解式如下:

式(9)中,TCE为旅游业碳排放量;GTR为旅游业总收入;GTR、TEC、TCE分别为潜在旅游总收入、潜在旅游业能源消费量、潜在旅游业碳排放量,即受评地区旅游总收入、旅游业能源消费量及旅游业碳排放量在最佳实践生产前沿面上的投影,分别表示旅游总收入的最大扩增量、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与旅游业碳排放量的最大缩减量。

下面对恒定式中各因素分别进行定义:PNE=GTR/GTR为实际旅游总收入与潜在旅游总收入之间的比率,表示实际产出的上升潜力,即产出无效率因素;PEI=TEC/GTR为潜在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与潜在旅游总收入之间的比率,旅游业潜在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旅游业广义节能技术进步,即节能技术进步因素;PCI=TCE/TEC为潜在旅游业碳排放量与潜在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之间的比率,旅游业潜在能源结构碳强度变化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广义减排技术进步,即减排技术进步因素;CNE=TCE/TCE为实际旅游业碳排放量与潜在旅游业碳排放量之间的比率,表示实际旅游业碳排放的减排潜力,即碳排放无效率因素。因而,通过对公式(9)进行变换可以得到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恒定式如下:

式(10)中,旅游业碳排放强度(TCEI)变化主要受产出无效率因素(PNE)、节能技术进步因素(PEl)、减排技术进步因素(尸CI)、碳排放无效率因素(CNE)等4因素驱动。基于此,第t期相对于基期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可进行如下分解:

式(11)中,△TCEIPNE、△TCEIPNI、△TCEIPCI、△TCEICNE分别表示产出无效率因素、节能技术进步因素、减排技术进步因素、碳排放无效率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值。参照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10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可以对式(11)进行如下分解:

式(12)中,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ATCEI可分解为△TCEIPNE、△TCEIPEI、△TCEIPCI、△TCEIPCNE等4部分,通过因素贡献值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的比率可以计算得到各因素贡献百分比。

2.研究对象、指标计算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值辖市)旅游业为研究对象(因西藏、香港、澳门及台湾的部分数据缺失,故不作考虑),对2005-2012年中国省级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减排潜力及减排路径作出测度与分析。通过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分析,最终以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劳动力投入、旅游业资本投入、旅游业能源消费及旅游业碳排放作为投入指标,以各地区旅游产业总收入为产出指标,各类投入与产出指标界定见表1。在数据来源方面,旅游业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旅游业总收入及其构成折算相关数据经《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及部分省(自治区值辖市)旅游便览整理而来,旅游业能源消费与旅游业碳排放折算数据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自治区值辖市)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

3.1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及减排潜力分析

3.1.1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及其构成

依据上文构建的低碳旅游发展效率评估模型,结合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产业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利用Matlab软件为受评省份旅游业构造最佳实践前沿,通过测度受评省份旅游业与最佳实践前沿之间的差距,评比各年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业的无效率水平及其分解项。依据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本文设定方向向量(gx,gy)=(x.y),即将各个受评省份旅游业的投入与产出观察值作为方向向量,进而通过计算线性规划式(4)计算得到无效率值,表示受评省份旅游业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对应数值越大,则受评省份低碳旅游发展效率越低,反之,则对应效率值越高。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排名前5位的天津、江苏、广东、山西及河南等省份旅游业各年皆处于旅游发展效率边界上,对应年均无效率均值为0,旅游发展效率最高,而排名后5位的新疆、海南、云南、甘肃及广西等省份旅游发展效率则远离边界,对应年均无效率均值分别为1.280、0.827、0.664、0.453、0.448,产出无效率贡献远大于投入无效率综合贡献,使得旅游产业发展效率排名靠后。

全国层面上,2005-2012年旅游业无效率均值为0.255,分解结果显示,在无效率指标的投入产出贡献分解中产出无效率均值为0.190,对应贡献度达到74.765%,而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劳动力投入、旅游业资本投入、旅游业能源消费、旅游业碳排放等投入无效率均值分别为0.011、0.012、0.014、0.015、0.012,对应贡献占比分别约为4.308%、4.709%、5.543%、5.848%、4.828%,在各类投入指标对旅游无效率的贡献度中,旅游业能源消费>旅游业资本投入>旅游业碳排放>旅游业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不同投入指标贡献度之间的差异较小,但均存在明显的改进空间。以上分解结果显示,产出无效率明显高于综合投入无效率,在全国层面上因产出不足而导致的旅游发展无效率是低碳旅游发展效率较低的主因,因而丰富旅游产业服务项目,合理引导旅游资源的投人流向,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旅游产业服务价值增值能力,在既定投入条件下扩大旅游经济产出,是推进我国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提升的关键点。

从分区域视角上看,西部旅游业无效率均值最大,约为0.414,其次为东部(0.195)与中部(0.178),在样本时期内中部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整体水平最高,其次为东部、西部。就具体无效率分解项而言,产出无效率在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区域的无效率均值中贡献最大,分别为0.124、0.123、0.346,三大区域产出无效率贡献占比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这说明了三大区域旅游业产出不足是其无效率的主因,亦说明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业产出无效率的贡献度更高,对应产出提升空间更大;而从投入无效率分解结果上看,三大区域投入无效率贡献皆处于较低水平,东部、中部及西部投入无效率综合贡献值分别为0.070、0.055、0.067,对应综合贡献占比分别为36.171%、30.939%、16.218%。结合三大区域无效率分解值,可以看出产出无效率是西部旅游产业发展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产出无效率贡献值为0.346,约为东部、中部产出无效率贡献值的2.8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与东部、中部相比,西部旅游市场发展观念相对滞后,体制创新不足,多数地区旅游业仍然在走与东部地区“同构化”道路,并未充分发掘西部特色,使得相应旅游服务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现象,缺乏价值增值能力,进而使得西部旅游业产出无效率最为严重。而与东部相比,中部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资本投人无效率贡献值相对较低,使得中部超过东部,对应低碳旅游发展效率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说明中部地区以有限的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业资本投入实现了旅游产业经济的较好发展,其在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业资本投入两大要素的利用效率上成效尤为突出。

表3列示了2005-2012年旅游业无效率值及其来源分解。如表3所示,在整个样本时期范围内,我国旅游业无效率整体上经历一段“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05-2008年,我国旅游业无效率值处于上升状态,即低碳旅游发展效率不断下降,而2008年以后,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低碳旅游发展效率逐步攀升。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方面,受囿于经济困境及资本市场低迷,以往各类资本要素对旅游经济项目的疯狂追逐得到缓解,留存的各类资本要素更加注重投资回报,各地区旅游产业所存在的低效投资现象逐步缩减;另一方面,受经济增长压力驱动,我国政府将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一些地区选择以旅游产业为突破口,着重强化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更为注重旅游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冀望将旅游产业培养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旅游业无效率分解结果上看,各类投入无效率也在整体上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产出无效率是旅游业无效率演化趋势的关键,说明发掘旅游经济增长潜力,提升旅游经济产出,是2008年后政府部门的主导方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对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演化趋势的解释。

3.1.2旅游产业碳减排潜力测算

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碳旅游并不是以牺牲旅游经济增长为代价推动旅游业碳减排工作,而是强调旅游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工作的双向平衡,以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提升为导向,在保证旅游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旅游产业碳减排工作。依据公式(7)与公式(8),可以计算得到不同省份旅游业对应投入(产出)的最大缩减(扩增)比例。表4列示了各类投入(产出)缩减(扩增)平均比例排名前5位的省份,可以看出一些省份旅游业在不同投入要素上尚存较高缩减潜力,并未充分发掘已有资源要素投入的利用潜力,而新疆、海南、云南、广西及四川等省份旅游业产出扩增比例在75%以上,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提高旅游经济项目的增值潜力,扩大旅游产出,应成为5省份低碳旅游发展工作的重心。

以上各类投入(产出)缩减(扩增)比例测度结果能够为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工作提供指导。作为旅游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旅游业碳排放表征了旅游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且与其他类型投入不同,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对其自由引导与配置,因而有必要对旅游业碳减排潜力(与前沿省份相比,受评地区可能的最大减排量)作出进一步分析与解读。旅游业碳减排潜力评估结果显示,在整个样本时期内,东部地区以北京、上海、浙江及山东4省市为最高,对应旅游产业减排潜力最高,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北、湖南、内蒙古及黑龙江4省份,而西部地区则以云南、四川、陕西及甘肃4省份为主。从分区域视角上看,东部地区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以2012年为例,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碳减排潜力为705.237万吨,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为454.382万吨、249.022万吨,结合三大地区旅游业低碳发展效率及其分解项,我们可以发现,与旅游业碳排放无,效率排名相比,三大区域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排名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旅游业碳减排潜力不仅与各区域碳排放无效率值相关,而且与各区域自身的碳排放规模紧密相联,碳排放无效率从侧面反映了相应区域的碳排放缩减潜力,但东部旅游业碳排放规模最大,其次为中部及西部区域,因而囿于各区域的碳排放规模差异,三大区域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就动态变化视角而言,三大区域旅游业碳减排潜力与低碳旅游发展效率的演化趋势较为相似,整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旅游产业碳减排空间正逐步缩小,其可能的原因与旅游业无效率演化趋势背后的动因较为相似,各路资本的疯狂追逐与粗放式的旅游产业开发及运营模式,加大了旅游业碳排放无效率程度,推高了碳减排潜力走势,而后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无效率程度不断缩减,对应碳减排潜力则逐步下降。

3.2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分解及减排路径分析

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均值及其分解结果显示,在2005-2012年间,受产出无效率、节能技术进步、减排技术及碳排放无效率等4类因素驱动,我国省级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主要呈现3种形态,即上升型,下滑型,先上升,后下滑型等。下面我们以4类驱动因素作用力差异为基础,对上述3类变化形态作出剖析。

第一,上升型。该类型主要囊括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5省份,对应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显示,节能技术退化是上述5省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递增的主要动因,即在样本时期内,上述省份旅游服务产品结构向较高能源强度服务产品类别延展,且对应节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使得前沿省区旅游业能源消费强度逐步上升,进而对低碳旅游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与之相比,产出无效率、减排技术进步及碳排放无效率等因素则相对作用力度较小,且作用方向存在波动。

第二,下滑型。该类型主要囊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广东、吉林、湖南、陕西、甘肃及宁夏等10省市,在整个样本时期内,对应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显示,节能技术进步因素对上述10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滑产生决定性影响,即这些省市旅游业的节能技术进步是助推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滑的主要动因。而旅游业产出无效率因素则在整体上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明显的推升作用,即与前沿省区旅游业相比,上述10省市旅游业的产出不足抑制了低碳旅游发展。除天津、河北以外,其他省份旅游业减排技术进步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正面影响,但作用力度较小,即减排技术进步因素所表征的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趋势有助于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无效率因素对上述10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力较小,且作用方向因地区而异,其中湖南、陕西两省份旅游业碳排放无效率因素在整体上对碳排放强度下滑产生较弱的正面影响,而在其他省市旅游业中该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

第三,先上升、后下滑型。该类型主要囊括北京、辽宁、上海、福建、山东、海南、山西、内蒙古、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及新疆等15省市。从驱动因素分解结果看,北京、上海、福建、海南、重庆及新疆等6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主要受产出无效率与节能技术进步两类因素驱动,其中产出无效率因素起到推升作用,节能技术进步则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下降,而减排技术进步、碳排放无效率两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明显。以上4类因素作用方向与力度的变化促使上述6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滑”的演化态势。因而上述6省市低碳旅游发展工作应侧重于3个方面:一是挖掘旅游服务产品增值潜力,缩小旅游业产出与前沿产出之间的距离;二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旅游业能耗碳排放强度,进而从源头上控制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三是优化旅游服务产品结构,向单位碳排放产出较高的旅游服务产品类别转移,降低碳排放无效率水平。其他9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作用方向与作用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譬如产出无效率因素抑制了碳排放强度上升,主要包括辽宁、山东、江西、广西、贵州及青海等省份,节能技术进步因素助推了碳排放强度上升,主要包括辽宁、山西、内蒙古、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青海等省份,或者碳排放无效率因素作用力度突显,主要包括山东、贵州、云南等省份,但作用方向并不一致,且存在波动。

综上可见,不同省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这也说明了我国低碳旅游发展工作中路径选择的复杂性,各省市应依据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对不同减排方案有所侧重。表6给出了各省份旅游业碳减排路径优先次序等级,标示了低碳旅游发展过程中减排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依据碳排放强度变化驱动因素分解,旅游业碳减排路径可划分为4类:一是旅游产出无效率缩减路径,以旅游产出提升为导向,发掘旅游服务产品增值潜力,缩小旅游业产出与前沿产出之间的距离;二是节能技术进步路径,以旅游业节能技术进步为导向,提升旅游业节能技术创新水平,降低旅游服务产品结构中高能耗服务产品占比,提倡绿色旅游、绿色出行等等;三是减排技术进步提升路径,以旅游业减排技术进步为导向,优化旅游能源消费结构,扩大清洁能源市场份额,降低高排放能源消费比重;四是碳排放无效率缩减路径,以碳排放无效率缩减为导向,促使单位旅游服务产品碳排放对应产出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优化旅游服务产品结构,缩减实际碳排放与前沿碳排放之间的距离,降低碳排放无效率水平。如表6所示,不同省份旅游业碳减排路径选择优先次序存在一定差异,但产出无效率缩减路径是多数省份减排路径选择中的最优选项。

4.研究结论

本文从低碳经济视角出发,参照SBM方向距离函数,构建了考虑环境因素的旅游产业发展效率评估模型,将表征生态环境压力的碳排放因素引入旅游产业发展效率评估框架,对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减排潜力作出了测度,以此为基础,运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解,进而对中国省级旅游产业减排路径作出了分析与解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全国层面上,中国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对应无效率值较高,其中产出无效率对旅游业无效率贡献最大,是旅游发展无效率的主因;从分区域视角上看,三大区域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呈现出中部>东部>西部的态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旅游资源禀赋有限,旅游业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但其两类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较高,这是中部低碳旅游发展效率超过东部的主要动因,而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市场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同构化”倾向严重,服务产品结构单一,价值增值空间有限,产出无效率现象尤为突出,进而导致西部低碳旅游发展效率相对处于最低水平;从动态变化视角上看,2005-2012年,中国旅游业无效率整体上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即低碳旅游发展效率的“先下降、后上升”,以2008年为转折点,2008年之前,低碳旅游发展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后却逐步攀升,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导致的旅游投资领域理性回归及旅游经济系统内部的结构调整。

(2)2005-2012年,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分别为521.798万t、1213.873万t、1885.815万t、1739.475万t、1937.57万t、2642.582万t、1736.851万t、1408.641万t,其中东部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最高,在全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总量中的占比为56.185%,其次为中部(22.409%)、西部(21.406%),这主要是由三大区域旅游业自身碳排放规模差异造成,东部旅游业碳排放规模最大,其次为中部、西部地区,碳排放无效率差异较小情况使得三大区域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从动态变化视角上看,三大区域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整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可能的原因与低碳旅游发展效率演化趋势背后的动因类似,旅游产业投资方向及旅游经济系统内部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已有发展模式的粗放程度,使得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有所下降。

(3)中国省级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走势在整体上呈现出3种形态,即上升型,下滑型,先上升、后下滑型。上升型主要囊括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5省份,节能技术退化是上述5省份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攀升的主要动因;下滑型主要囊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广东、吉林、湖南、陕西、甘肃及宁夏等10省市,而节能技术进步因素是促使以上10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滑的主导因素,旅游业产出无效率因素则在整体上推升了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减排技术进步、碳排放无效率两因素对上述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较小,且作用方向因地区而异;先上升、后下滑型主要囊括北京、辽宁、上海、福建、山东、海南、山西、内蒙古、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及新疆等15省市,其中北京、上海、福建、海南、重庆及新疆等6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上升阶段主要受产出无效率因素推动,而下滑阶段主要受节能技术进步因素影响,剩余9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对应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力度具有较大差异,且存在波动,共同推动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先上升而后下滑。最后,依据上述4类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所揭示的减排工作薄弱环节,为各省市旅游业碳减排路径优先次序进行了标示。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针对低碳旅游发展工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合理引导旅游经济系统内部资本流向,避免低效投资、重复建设之乱象,推进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及低碳化。与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旅游经济粗放式发展不同,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下滑,这虽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却为低碳旅游发展工作提供了契机,通过合理的引导资本流向,推动旅游领域相关投资向高附加值、低污染型旅游项目聚集,能够有效提升低碳旅游发展效率,促进传统旅游发展模式向低碳旅游转型。

其次,推进先进技术、知识及发展观念向西部地区扩散,鼓励体制机制创新,发掘自身旅游资源特色,丰富旅游服务产品结构,提高价值增值能力。旅游市场“同构化”是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尤其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而有必要吸取先进的技术、知识及发展观念,以市场导向,结合自身旅游资源特色,发掘旅游服务产品增值潜力,同时,也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旅游服务产品结构低碳化,避免短期市场行为所造成的“资源空心化”现象。

最后,依据上文所列示的减排路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不同地区的低碳旅游发展工作应有所侧重。针对4项驱动因素,制定了4种旅游业碳减排路径,即旅游产出无效率缩减路径、节能技术进步路径、减排技术进步路径以及碳排放无效率缩减路径。结合各省份碳减排优先次序等级标示,可以看出产出无效率缩减路径是多数省份旅游业减排路径选择中的最优次选项,即多数省份应以旅游产出提升为导向,发掘旅游服务产品增值潜力,在资源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以产出增长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同时,应该注意到,对于不同省份的旅游业,4种路径虽存在优先次序等级,但却相辅相成。优先次序等级的标示旨在凸显不同省份低碳旅游发展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据此划定路径之先后,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低碳旅游发展工作的系统性,忽视优先次序水平较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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