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原则的普遍适用性：来自汉语的证据*

刘兴兵 赵平静 白 桦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其中，在语用层面，Du Bois提出了“共鸣原则”(Principle of Resonance)，认为，说话人经常有意使用平行或对仗的语言形式，以产生共鸣的效果，为此有时甚至付出贻误语句的其他目的的代价[1]17-18。Du Bois把“共鸣原则”表述为：在等同的情况、适切的条件下，要把共鸣最大化。[1]18Du Bois认为共鸣原则与合作、礼貌等同属语用原则，在言语互动中共同发挥作用。[1]18至今无人对这一原则进行证明。

审视汉语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古到今、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诗歌到散文、从书面语到口头语，汉语无不充斥着丰富多样的平行结构，无不遵循共鸣原则。只不过，汉语指称这种现象的术语更为丰富，而且汉语研究者们一直将其当作修辞手段，从修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欣赏，没有上升到指导言语交际的语用原则的层面。本文将从平行结构充斥汉语的现象、成因及其功能等方面，为共鸣原则提供证据，进一步增强其说服力。

关于术语，本文将借鉴高婉瑜[5]58的观点，把汉语的对偶和排比视为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统。以此为基础，我们把汉语的对偶、偶对、排偶、对仗、对句、对举句、对句文、对语、对反、骈俪、骈偶、俪句、俪语、丽辞、俪辞、对联(楹联、楹贴、对子)、排比等等统称为平行结构，因为它们都符合上述平行结构的定义，即：前后语句形成了语言结构上的平行；而且，由于这种平行，让人感觉到二者存在映射关系，进而产生了共鸣，出现了丰富的额外意义。另外，我们把对偶等对音韵规整、结构对仗要求严格的称为严式平行结构，把其他要求不那么严格的称为宽式平行结构。

一、汉语中平行结构的丰富多样性和独特性

汉语中存在丰富多样的平行结构，平行结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热爱者、广泛的应用范围。我们暂时无法给出准确的量化数据，但这里略举几位学者的论断，作为佐证。

从时空上讲，对偶萌芽于《诗经》，发展于屈赋，转折于魏晋南北朝诗，定型于唐律。[6]76-77“从最早的先秦文献，到六朝骈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至现代汉语诗文，对偶一脉相承。汉语所特有的‘对联’都是对偶句。”[7]14于广元也说：从历时看，对偶从先秦产生开始，历代一直广泛运用，直至今日；从共时看，在各种文体之中，在各类人员身上，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偶都得到广泛使用；在当今世界，凡有华人身影之处，皆有对偶出现。[8]58

从使用者和使用范围上讲，朱承平强调：从宫殿庙堂到俚俗民间，对偶广泛流传，不仅深受王公将相、文人墨客的喜爱，也渗透到民俗文化和童蒙教育之中；即使在白话文主导的当今，对句仍然随处可见，广泛应用于新闻标题、广告影视、对联题赠、公文演讲、文学创作等等方面。[9]224

CRD法即交叉中隔壁法，在隧道施工中，先掘开隧道的一侧作为施工部分，作中隔壁和横隔壁，再挖开隧道的另一侧，完成横隔板施工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把大的隧道分为上下左右若干个断面，在每个单面进行单独的施工，随后将所有断面施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隧道[1]。其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土层结构本身的暂时稳定性，加以进行网状支护形式，围岩或者土层表面形成一个密贴性薄壁支持结构，并采用横隔板和中隔板承担部分压力[2]，提高了施工安全性，保证了隧道施工效率。

由于平行结构在汉语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10]82学者们甚至认为严式的平行结构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特有现象，是“汉语言文化的有意味形式”[10]82。“对仗是中国语言的特有格式，……是一项美好法则，……，是中国语言艺术的瑰宝之一”。[11]48郭焰坤认为，对偶是汉民族喜闻乐见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植根于汉语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发端于汉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模式。[6]76沈祥和甚至得出结论：汉语修辞是对偶的修辞，汉文化是一种对偶文化。[12]54

二、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的原因

那么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既存在普遍因素的影响，又有汉文化独有的原因；既存在语言内的动因，又存在语言外的动因。

下面我们首先从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普遍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会话中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priming)效应，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的对称倾向。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主要从语言内动因和语言外动因两个层次进行讨论：语言内动因包括汉语的独特词法、句法特性，以及汉语平行结构的语用特性；语言外动因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观、认知思维方式、审美观等等。

(一)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和相似性：首先，从语言的源头讲，语言是基于身体经验产生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是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产生的；其次，从语言表达的概念化讲，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语言符号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进展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是象似于客观现实的。[13]37

对偶等平行结构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客观依据，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于客观现实的亲身体验和象似摹状的结果。人类利用自己的身体对客观现实进行体验，最先体验的对象是以自身为参照的空间，如地点、方向、运动等等；然后，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逐步发展起来。[13]37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平衡对称的规律，例如，人类和动物的身体都是左右完美对称的，植物的形状也大体是对称的。所以，人们自然而然觉得对称是个好的形状，自然去寻找、追求事物的对称性；延伸到中国人的生活，对称的事物难以计数，从古到今的各种建筑构成便是明证之一。王水莲也认为，平行结构的词汇和语义选择揭示了人的身体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平行项排列的顺序表现了真实世界中现象的真实，揭示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抽象。[14]139

我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是对偶等平行结构的认知基础。据《文心雕龙·丽辞》，由于古人认识到自己的手足、身体、事物及其内部规律存在对称性，所以形成了对称的概念，进而在文辞运裁时自然成对，形成对称的语言形式。[8]60

(二)会话中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效应

心理学中分布式认知的研究表明，人类在会话中存在“概念协议/合作”(conceptual pact/coordination)和启动效应，因而在同一会话中倾向于再次选用之前语句的语言资源和结构，进而可能形成平行结构，促成共鸣。

如Brennan & Clark考察了会话中的词汇同步(lexical entrainment)现象，即会话参与者倾向于使用相同的语言手段去指称同一实体。[15]1482-1493他们认为，会话参与者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会话的之前部分，参与者在互动中已经达成了一种临时的概念协议或者共同的概念化，一致同意在当前会话中以同一种方式具体识解这个实体，并临时使用同一个词汇或短语去指称它。[15]1482-1493Brone & Zima认为，这种概念协议/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词汇选择，语法选择也应该存在这一过程；因而，在同一会话互动中，参与者在语法选择上也可能达成临时的一致协议，选用对方使用的语法手段和语言结构，借以“表达与对方的互涉和(至少是部分的)概念化合作”。[16]464-465

Pickering & Garrod认为，会话并不仅仅存在概念协议/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情景模式的自动或无意识的互动协调，即参与者经常被对方的语言输入启动(primed)，倾向于使用自己刚刚处理过的对方的语句；双方在语言各个层面(音位、语义、句法)的相互一致反过来会促进情景模式的协调。[17]这种启动效应也是人们使用平行结构的动因之一。

(三)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的对称倾向

目前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认知和本能中存在着明显的对称倾向。

首先，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模式识别的格式塔原则之一就是对称性原则：在识别模式时，人类有个明显的倾向，即认为对称的模式是个“好”模式。[18]59-60

其次，从认知上讲，语言结构的象似性之一即是对称象似动因。[8]59[18]139-198即与对称的概念相适应，语言产生了对称的形式，对称的语言形式象似于对称的概念。人类生活存在很多对称性概念，要用语言来表达，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对称的语言形式。周艳芳得出结论，人类认知概念的对称性推动和导致了语言中对偶的形成。[20]40

再次，伍铁平还认为，对称是人类的本能。[21]29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已经发展出对称的概念；儿童也表现出对称的趋向，儿童的对称趋向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对称本能。到了成年阶段，对称的本能更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构词法，字词格律(包括平仄、韵脚、格等)，修辞中的对偶、排比等等。

(四)汉语独特的词法、句法特性

汉语一字一义、一字一音、更趋意合的特点，易于产生平行结构，易于创造工整对仗的效果。

首先，汉语以单音节词(字)作为表意基本单位，一字一义，构词时一般以双音节为基本结构类型。汉语的字独立性极强，轻便灵活，易于排列组合，产生整齐划一的排偶的效果。以字组词时，合成词一般以两个音节联合表意，如“途径、价值、关闭、治理、富强”等等；其他构词类型如偏正、陈述、支配、补充等，也基本都是双音词；一方面，这为对偶准备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另一方面，词语的双音化，也必然诱使人们在词语单位之上，在语句层面使用成双成对出现的语句。[10]82

其次，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很少受形态成分的制约，不需要很多形式手段表达意义关系和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连接成分少。另外，词序灵活，有很强的重组再生能力，各种成分在成句时往往不是依赖语法关系，而是依靠语义的联系，只要符合语义的表达就可成句，顺来倒去皆成文章；甚至在不影响表意的前提下，可以在平行结构内部改变词序，暂时打破句法规则。而且汉语语法简洁，为了对偶的需要还可省去很多成分，如虚词，甚至主语、谓语动词。[10]82这为严式对偶的形成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良好的条件。

(五)汉语平行结构的语用特性：经济性

汉民族崇尚形式简约、意义丰富，汉语重视语言简洁、意蕴深长。

以对偶为代表的平行结构在构成形式上极其简约，在表达上非常经济，但从语用价值上看，却具有增势广义、强调突显言语焦点、类推联想和营造和谐音律的特征，具有丰富的表意功能。在理解时，平行结构利用整个表达中语义场或框架的统领或支点作用，将每个构成成分的语义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较少受到句法规则的影响，甚至可以为了意义暂时牺牲句法规则，[20]40以达到语言表达省力的目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前两个双音词构成名词的对举，后一个单音词是形容词的对举，全句中没有一个动词，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两行诗形成工整的对仗结构，让我们首先想到了古代战时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构成一个大的语义场或框架。而后，两个名词的对举使我们进一步清楚了景物的相互关系，形容词的对举让我们明白了主要景物的性状。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大”字。边塞荒凉，一柱烽烟就显得格外醒目，所以用“孤”字。“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无人无物。其后出现的“直”字却表现了烟的挺直和劲拔，也暗示了场景的无风孤寂，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紧急军情与战场拼杀。沙漠一望无际，所以只能用“长”形容穿流其中的黄河。落日，给人感伤的印象，又用“圆”字形容，极其醒目，加强了景物框架中别无他物、单调寂寥的感觉。

以对偶为代表的平行结构兼具简约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表意功能，是语言经济性的体现。这一语用特性完美满足了汉人和汉语的要求。

(六)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认知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的整体论、求取中和、对立统一的思想，以及哲学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平行结构的形成、创作和理解。

首先，整体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整体论。[20]39中国哲学从《易经》开始，至今都关注对天、地、人的整体的、联系的探索。中国哲学的基础是有机自然主义，把宇宙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说单一的有机体。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汉语的句子分析只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汉语的语法是整体思维、综合知解的。汉语虽然较少用形式标记表示句子内部语法关系，但汉人的思维善于内外结合，形成一体，从整体上去理解句子。

其次，求取中和、平衡的思想。儒家求取人和，以中庸之道为至德。道家强调“天和”，“一上一下，以和为贵，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汉语的对偶，两行对齐，作用于视觉，能给予明显的上下左右对称的平衡感；作用于听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音节循环往复，节奏匀称相对，能给人“力”的平衡感受，完全顺承东方崇尚和谐的审美意向。[10]84

再次，对立统一的思想。中华民族祟尚“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偶就是一个完美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对偶的两句使用的语言资源不同，意义有差异，甚至相反(如对偶中的反对)。但在另一方面，两句在平仄上构成一定的韵律模式和规律，构成一个大的音韵整体；在意义上形成更大的语义场或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大的意义整体。

最后，在方法论上，对偶中不少具体的创作手法脱胎于传统的哲学方法论[22]32：一是对偶的归类直接脱胎于辩证方法论的归纳法。受《易传》以阴阳之道归纳宇宙万物的方法论的影响，对偶在运用中对字、词、形象、意境等都有具体的归类要求，必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是对偶的平仄运用方法极为明显地受到了“阴阳"学说中相对法的影响。“阴阳”学说特别著重方法的相对性。以律诗的平仄运用为例，平仄在律诗中的运用，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二是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无论是本句的交替，还是对句的对立，在方法上都是相对法的运用。[22]32

(七)中华民族的审美观

从大的审美观讲，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特别重视对称美，如建筑、美术、书法等等，已成共识，毋庸再证。这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就形成了对偶这一修辞手法。

从具体的文学审美效果来讲，对偶等平行结构在音韵效果、篇章结构、意义扩展、时空构建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审美价值。[23]50-52一是对偶能够实现齐整、规则的音韵效果。对偶的上下两句节奏相同，间歇相同，但读音平仄相对，抑扬顿挫相交。[12]54二是对偶等平行结构有助于建立严整的篇章结构。平行结构后一语句的出现，将二者各自所在的部分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更大的语篇结构；很多作家正是巧妙利用平行结构的这种篇章功能，在合适的位置安排平行结构，赋予作品以严整的结构。三是对偶等平行结构有助于实现圆润丰富的意义。[23]50-52对偶是一种建立在词语无限变换基础上的重复，重复相同的句式和词类，能够使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扩大写景、抒情、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对偶等平行结构有助于建构时空开阔的审美效果[23]52。对偶的运用正可以使律诗时空开阔，极大增强语义张力。篇幅虽然短小，但其中融合了无限的时空关系，沟通了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也是对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时关系的串通。

从作品的参与双方来讲，由于对偶等平行结构符合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认知思维方式和审美观，所以能够“让中国人得到满足”[12]55。一是从对偶本身看，语句排偶化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就让偏爱对称的中国人得到语言、文化、心理诸多方面的满足。[12]55二是从创作方面看，对偶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对偶甚至被中国人当成了发挥才智、炫奇斗巧的手段。[12]55三是从阅读方面看，诗文里无数巧妙的对仗、对句提高了读者欣赏的兴趣。

三、结论

在语用层面，Du Bois提出了“共鸣原则”，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的原因，主要包括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普遍因素是指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会话中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效应，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的对称倾向。在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中，语言内动因包括汉语的词法、句法特性，以及平行结构的语用经济性；语言外动因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和认知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观等等。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进一步证明了“共鸣原则”的适用性。诸多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为这一语用原则提供了深层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