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胡焕庸线与互联网研究的地理本性

曹小杰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互联网从最开始就被想象为具有超越地理束缚的信息技术，但这种想象如今已被证实是不切实际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有关互联网的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能否超越地理束缚还是说仍无法摆脱地理的束缚？本文以我国互联网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为依据，探讨互联网研究的地理本性及其与胡焕庸线的关系。

一、知识生产的空间政治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人才流动多从中西部高校流向东部高校，这种单向性被称为“孔雀东南飞”，以至于教育部多次对人才从西部流动到东部提出规范(比如，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2021年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提出“西部高校人才聘期内流出将取消相应称号和经费”)，以规范招才引才行为。学术研究无疑深刻嵌套在政经结构之中，但行政力量的介入是否真能改变人才流动的方向，进而影响学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分布？

以往研究更多聚焦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发现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尤其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容易引导“资源向胡焕庸线东侧聚集”[2]。抑或是发掘自然地理对学术研究的决定性影响，如有学者倡导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舒适有利于智力活动[3]，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有明显的区域创新优势[4]。专门从空间政治视角分析学术生产与传播的并不多见。

当然，泛泛讨论空间与学术生产与传播意义不大，而且很多看似空间的问题，都可以在其他维度得到论证。比如，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学者发现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金融等层面被赋权的速度快于东部，从而有望推动“胡焕庸线”的打破[5]。这在本质上仍是经济因素碰巧以区域因素的方式被呈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高校分布也较多。而像我国比较顶级学术刊物的编辑部门主要聚集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省份(尤其是北京)，则更多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可具象化为网络、地理、知识、组织、文化等邻近性因素的影响。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场域及知识生产的自主性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总体上是依附性的知识生产[6]，即深受经济、社会、政治等宰制性场域的影响[7]。对因为单位与学术期刊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形成的区域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具体研究领域是否依旧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学术生产研究较多聚集学术期刊[8]、学者分布[9]等。对于跨区域的问题，苏钥机等[10]发现我国大陆和台湾期刊的论文跨区域研究以及相互引用的比例都非常低。但中国大陆往往被视作整体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其内部的多元化、层次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对学术生产与传播的计量学分析近年来已由图书情报学向多学科扩散，但与对学术生产与传播时间维度的大量实证分析不同[11]，对空间性的实证分析整体上是非常少的。部分学者以学术论文为依据对2000—2004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省际学术影响进行了统计，发现“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地区的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12]，存在以北京为领头羊的差异巨大的四个梯队，高等学校以及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是重要影响因素。但该文没有关注“胡焕庸线”的问题，实际上根据文章中统计的数据，很容易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生产与传播存在一条较为明显的“胡焕庸线”，该线东南省份主导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一是从论文生产来看，胡焕庸线上省份、西北省份、东南省份生产论文占比依次为10.31%、0.88%和88.81%；二是从论文被引情况来看，胡焕庸线上省份、西北省份、东南省份被引率依次为8.88%、0.29%和90.83%。“胡焕庸线”被忽略的情况在其他学术计量文献中也存在。

本文将聚焦我国的互联网相关学术研究，关注其在空间层面的分布性与趋势性特征，尤其关注与空间有关的诸多因素，如人才流动、经济发展、技术鸿沟、学术场域等是如何“政治性”地运作并影响这种学术生产与传播的。在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我国互联网研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深入描述。本文基于“总体视角”的实证操作方法[13]，从1994—2018年人文社科顶级期刊抽样，共得到1 188篇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根据刊物来源、论文发表年份、作者、隶属机构、学科属性、作者省份、被引频次及省份归属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梳理出胡焕庸线对互联网学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建构性。编码过程由包括笔者在内的两名编码员共同完成，编码员间的斯考特信度为98.1%。

二、胡焕庸线作为界限：学术生产与传播的地理本性

胡焕庸线是理解中国政经的重要地理分割线，具有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地理本性论”的决定性特征[14]。对“胡焕庸线”是否存在、能否突破以及如何突破等问题，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15]。有学者认为“胡焕庸线”深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很难打破[16]。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17]，通过新型城镇化[18]等措施，把博台线(连接新疆博乐至台湾台北)建设成国家发展的战略脊梁线[19]，推动打破“胡焕庸线”的束缚。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从信息化[20]、知识生产视角展开研究的并不多。对互联网研究等特定学术领域与胡焕庸线的关系分析则更少。

本研究的许多发现证明胡焕庸线在互联网知识生产和传播层面同样存在。如果以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位，胡焕庸线将中国分为三个部分：线上省份(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7个省级行政单位)，西北省份(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宁夏4个省级行政单位)，东南省份(剩下的23个省级行政单位)。

目前，暂未发现西北省份学者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的方式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当然不是说上述地区没有互联网研究学者或机构或没有相关论文发表，可能与本文的抽样有关)，因此对知识生产层面的分析只涉及线上省份与东南省份。从1 188篇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论文来看，线上省份占6.82%，而东南省份占90.49%。从1 490位作者来看(有32位作者涉及跨省工作单位变动，将被两个或以上省份统计)，线上省份占6.3%，而东南省份占90.87%。从362个研究机构数来看(极少数机构存在更名情况，更名前后均统计)，线上省份占9.92%，而东南省份占79.34%。

胡焕庸线东南省份的论文数和作者数，占比均在九成以上，在我国互联网知识生产层面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值得说明的是，海外机构作者在我国期刊发表论文占了10.74%，如果剔除海外机构，东南省份研究互联网的机构数实际接近中国总机构数的九成(88.89%)。当然，东南省份内部在知识生产上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最为核心的地区实际上是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广东和浙江，共同贡献的论文数、学者数和机构数在区域内部分别占比79.72%、78.9%、69.79%。而江西、广西、海南、贵州共同贡献的论文数、学者数和机构数只占3.13%、1.95%、1.3%，亦即并非完全“满”的空间、而是密中有疏的状态。

从时间维度来看(见图1)，不论是胡焕庸线上省份还是东南省份，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总体上均呈增长趋势。但东南省份的论文历年发表数量均高于线上省份，且增长趋势更显著(线上省份线性拟合方程系数仅0.202 3、相关系数为0.391 2，而东南省份线性拟合方程系数为2.505 4、相关系数为0.616 2)。这意味着东南省份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将继续增长，学术生产的胡焕庸线将进一步得到固化。这一点同样得到学者空间分布的佐证。生产两篇及以上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论文的学者共有148位(这些高产学者共发表391篇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论文)，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总体论文的特征很吻合，线上省份占7.42%，东南省份占91.56%。

图1 胡焕庸线上省份与东南省份顶级期刊论文发表趋势图(1994—2018年)

以上数据显示，胡焕庸线东南省份主导了我国的互联网学术研究，而且这种主导优势呈现逐年增强的态势，可谓互联网学术生产的“东南部现象”。从学术传播及其影响力来说，亦存在一条影响力胡焕庸线：此法则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即所有发表过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论文的省份，被胡焕庸线西北省份引用的可能性在3.43%以内(波动范围为0～3.43%，其中七成在1%以内)，而被胡焕庸线东南省份引用的可能性在68%以上(波动范围为68.09%～91.67%)，被线上省份引用的可能性为8.33%～29.79%(八成以上在12.67%～19.54%)。

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影响力胡焕庸线所分割的空间亦不呈现均质化状态，而是存在明显的学术飞地。比如，黑龙江与云南是位于胡焕庸线上省份的学术飞地，而福建与辽宁则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省份的学术飞地。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胡焕庸线所假定的学术传播与扩散的连续性想象，凸显出在总体连续上的断裂和跳跃。值得说明的是，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许多高校也引领着有关中国的互联网研究[21]，形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中华地区的学术飞地。

从合作的情况可以进一步看出胡焕庸线对互联网学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建构性。486篇合作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与来自胡焕庸线西北省份作者合作的论文。东南省份作者与来自胡焕庸线上省份作者进行学术合作的情况仅占4.21%(其中，线上省份内部合作为2.72%)。绝大部分的合作论文均是东南省份作者之间的合作，占比达93.07%。

总而言之，胡焕庸线明显也是我国互联网学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分割线。而且从图1两条线的趋势来看，胡焕庸线上省份与东南省份在互联网学术生产的差异会越来越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互联网研究的地理本性呢？回到开篇所提到的人才流动、经济发展、技术鸿沟、学术场域等因素，互联网研究的地理本性是否可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得到解释呢？

三、从流动到技术：对两种解释的反思

互联网研究高度依赖学者的工作，学者的流动可能带来知识分布空间的改变，学者群体的稳定趋势也会产生空间性固化。本文统计到的 1 490位作者，占比96.71%的学者在1994—2018年并未出现工作单位的变动，其中线上省份占6.3%、东南省份占90.87%，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学者在一开始的初次就业可能就选择在胡焕庸线上及东南地区，形成某种人才聚集效应。这种效应在长时段的累积过程中建构出现有的互联网研究空间格局。

那么人才流动是否也对这种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呢？正如开篇所述，学术界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曾经饱受关注，即市场经济模式下人才往往从西北地区往东南地区迁移，使得东南地区人才济济而西北地区智力逐渐枯竭。胡焕庸线对互联网研究的空间建构是否也存在学者“东南飞”的现象呢？本文发现(见表1)，在1994—2018年一共只有49位互联网研究学者涉及工作单位变更(仅占总学者数的3.29%)。从东南流动到胡焕庸线上省份的学者有2位(冷伏海、杨宗凯)，从胡焕庸线上省份流动到东南省份的学者共3位(欧阳友权、张晓林、何明升)。单从人员流动来看，我国互联网研究领域并不存在明显的学者“东南飞”，甚至以胡焕庸线为界，也并不存在规律性的人员从西北省份流向东南省份的情况。更多时候是省级行政单位内部的流动，或者是胡焕庸线东南省份之间的跨省流动。

初次就业的地方选择无疑深受学缘关系、家乡情结、地方政策、教育机会、医疗条件等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但从东南地区、线上地区与西北地区这个简单分类来看，总体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由胡焕庸线所衡量和表征。但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来说，的确存在经济引导的可能性，但经济并非绝对关键甚至唯一的影响因素。学者空间流动也存在特定的惰性，即首次工作的地区往往决定了后续工作单位的选择。从便捷性上来说，除非有特别大的因素或动力能抵消流动所带来的成本，以至于流动能给学者带来明显的溢出价值，不流动或就近流动无疑是很多学者相对理性的选择。况且在现有的人事制度和政策导向状况下，学术流动不全然是新自由主义的过程，它也是“不可言说”的学术政治实践。但向什么机构流动、以何种方式从原单位离开，深受显在与潜在学校政治的影响(1)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金民终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6月18日《浙江师范大学与吴瑞华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这也解释了在1 490位互联网研究学者中，仅有3.29%会选择流动的原因。

换一种去地理化的解释视角，胡焕庸线对互联网研究的影响是否由技术鸿沟来决定？比如，自1994年中国互联网普及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本身是否存在三个区域的明显差异？而互联网研究与技术扩散及其鸿沟是否形成某种互文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历年数据(1997—2018)，以网民、域名和IPv4三项指标为依据，发现中国内地互联网技术也存在一条显著的胡焕庸线，西北省份平均占比0.88%、线上省份平均占比8.46%，东南省份平均占比84.81%。换言之，西北省份和东南省份存在明显的技术鸿沟。互联网的地区发展水平深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22]，但信息化并没有带来对胡焕庸线的打破(这与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不同的[23])。那么学术生产的胡焕庸线是否由技术胡焕庸线所决定呢？对二者进行的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1997—2018年线上省份的技术发展占比与学术生产占比不相关(相关系数仅为0.1)，东南省份的技术发展占比与学术生产占比也不相关(相关系数仅0.24)。这意味着互联网知识生产深受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技术鸿沟导致知识生产的鸿沟这个假设不成立。

互联网研究带有技术驱动的特征，互联网越是发达的地区，相应的互联网实践和学术话题将越丰富，大量研究的出现当然与互联网技术发展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定地区的学术生产与特定地区的互联网发展相关。东南省份的学者完全可以研究西北省份的互联网发展，反之亦然。过去数年部分西部地区抓住信息化机遇促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贵州、宁夏等地区利用气候凉爽、电价优势等大力发展数据存储经济，但来自这些地区的互联网研究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互联网特定学术话题存在地域性，对西部地区尤其民族地区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如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使用[24]、乡村移动互联网实践[25]等，目前许多仍是由线上高校学者做出，只是相关个案至少目前看来仍非常少。

与西部高校较少互联网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高校的表现。单以北京为例，共有来自16个学科、79个机构总共415位研究者在顶级刊物发表了互联网研究论文。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于2011年改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8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7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并入社会科学院大学。基于史实，本文在统计过程中对这些机构不做合并处理，而是分别进行统计。当然，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广东省共有来自24个机构98位研究者在顶级刊物发表了互联网研究论文，而福建省只有7个机构的31位研究者上榜。这也进一步说明互联网知识生产深受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技术鸿沟导致知识生产的鸿沟这个假设较难成立的，技术本身的发展不足以突破学术胡焕庸线。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流动和技术这两个因素都不能(或至少不能充分)解释目前中国大陆互联网研究的胡焕庸线现象。学者初次就业选择哪个区域往往具有决定性，并对后续流动产生抑制作用。流动被抑制也与开篇所提及的政策有关，尤其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受限明显。但要从更根本层面解决知识生产东高西低的局面，需要在硬件条件、激励政策、人才培育等层面有实质性倾斜，以克服Krugman[26]有关经济地理的第一本性(自然条件)、第二本性(人口、产品等)带来的对知识生产的束缚。

四、结论及讨论：学术胡焕庸线的启示

学术研究无疑具有空间性。在沃勒斯坦等[27]学者看来，社会科学知识离不开国家所提供的空间范畴，政治疆界通过政经过程规定其他互动领域从而影响知识生产本身。尽管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自明性日益受到质疑，但是当我们将空间规定性从国家层面细分到一国内部的地方层面时，就会发现在许多领域中学术生产与空间的相互介入关系不是更弱而是更强。本文以互联网研究为例对这种内部空间关系进行探索性的分析，发现我国的互联网研究存在明显的胡焕庸线现象，即不论是学术生产还是学术传播均由东南省份主导。

这个发现的第一层启示，可在知识社会学及其空间政治的层面做更多讨论。互联网学术生产作为总体学术生产的缩影，其空间层面的特征也深刻表征着总体学术生产的空间性。学术胡焕庸线的存在和难以打破，意味着知识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空间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跨越政治文化语境时，这种空间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美国或西欧理论的批判，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批判，即对来自美国或西欧的理论渗透和殖民的警惕与有意识抵抗。作为抵抗的理论工具，在地化因此在很多学者[28-30]那里被不断强调，几乎成为批判主流的、西方学术霸权绕不开的共识性表述。

但正如本文所发现的，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内部，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空间不平等则并不直接可见，唯有通过系统分析才能使之显现。胡焕庸线东南部的互联网研究呈现绝对的主导地位，且更多被东南部学者引用，也就是说，在学术传播或影响力方面也呈现出主导性。这种局面自1994年互联网普及以来几乎就没有改变过。正如前面所发现的，西北省份学者目前暂未发现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方式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这并不意味着西北省份缺乏互联网研究者，准确来说，似乎意味着同样是互联网研究者，西北部地区比东南部地区缺乏资源来使其成长为更优秀的研究者。

当然，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的空间分析，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各省级行政区内部知识生产的不平等，正如东部、线上和西部省份内部各自存在不平等一样。或许聚焦过于细分的内部维度学术价值不大，但正如福柯所言，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31]68，从而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权力结构。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互联网研究重要理论的空间流动与扩散(包括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与在文化边界范围内的流动)做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未来将另文论述。

第二层启示指向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既然学术胡焕庸线受制于经济胡焕庸线，在根本上体现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15]的影响，突破是不容易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

为了促使教育公平、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教育对学术的渗透，近年来国家对学术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进行了干预，西部高校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互联网技术被视作从经济上突破胡焕庸线的重要机遇，如西部不少省份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技术相关经济的支持和投入，并且取得了部分成效。问题同样存在并在本质上受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即胡焕庸线)的制约(如2021年7月前后西部地区饱受关注的“虚拟货币交易与挖矿”新闻)。在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互联网相关专业和研究几乎遍布各大院校，如新闻传播学设置网络与新媒体、社会学与人类学开展数字社会与互联网人类学研究、政治学开设电子政务课程等，西部很多高校也不例外。但学术胡焕庸线总体上是经济胡焕庸线的延伸(这一点呼应了此前的研究[32])，二者存在同构关系，技术发展并不足以突破经济胡焕庸线，也不足以突破学术胡焕庸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对突破学术胡焕庸线是无能为力的。在影响知识生产的政经结构、科技水平、人员情况及地理距离等诸多因素中，借用现有针对政治、社会甚至媒介研究领域中的“拔河模型”(tug of war)[33-34]，可通过对诸多因素进行合理协调来改善，尤其现有政策的重心可放在吸引更多人才的初次就业就选择西部上。除了在支持人才流入政策上做更多倾斜(如启动经费、安家费、配偶就业等)、在限制人才流出政策上更为弹性灵活外(如文不随人走、头衔或帽子不随人走等)，或许西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也可以有不同于东部高校的步调(“铁饭碗”废除可以等条件更成熟时再推进)，以避免“学术锦标赛”[35-36]给西部高校在引进人才方面带来更明显的冲击。

总而言之，我国互联网研究在空间特性上与胡焕庸线存在紧密联系，并很大程度上能被后者所解释，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也存在着某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特性。本文对如何研究和解释学术生产与传播在不同空间的跨越以及这种跨越的启示，提供了个案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