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

李静雅，林悦盈

(1.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在当前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在应对诸如年轻父母育儿精力不足、幼儿抚养成本加大、缺乏安全可信的照料人手等生育阻力时，普遍采取比西方国家更具优越性的变通策略——由(外)祖父母随迁至子代家中，通过为子代家庭提供隔代照料、家务支持等方式，缓解子代家庭的育儿负担和生活压力，由此产生了我国城市里数量庞大的随迁祖辈群体。他们虽然已退出社会性生产劳动，但并非进入安享晚年的角色，而是从原来的“社会劳动者”转变为“家庭劳动者”[1]，以实际行动参与子代的家庭生活，并与子代家庭之间发生广泛的代际交换和频繁的代际互动，其中既有团结的面向，也有冲突的面向，由此生成了丰富复杂的代际情感和关系样貌。

研究随迁祖辈家庭的代际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随迁祖辈在“临时主干家庭”中面临的家庭融入困境及其代际互动的潜在问题，寻找可能帮助其改善代际关系、增进家庭和谐、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可行方案。本文将通过对照料孙代型随迁祖辈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分析随迁祖辈与其所帮助的子代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特征，厘清不同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观测范畴和典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针对不同代际关系类型的家庭服务介入策略，助力随迁祖辈在迁入地的家庭融入和家庭幸福。

二、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显示，随迁祖辈等相似群体的异质性较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曾从事不同职业，带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个人经历，在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本文采用“随迁祖辈”的群体称谓，是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包容该群体在年龄、来源属性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凸显该群体以帮忙照料孙代的“祖父母”身份而进行迁移的随迁目的。不过，文献综述时仍将使用诸如“随迁老人”“老漂族”等相似群体称谓作为检索词，以最大程度搜索到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尽管现代家庭功能有所衰落，但家庭依然是人们获得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来源，代际间的联系、交换和支持仍然是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特征。其中以本特森[3-4]团队创建的代际团结理论框架和多维测量指标最具代表性。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多元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特征[5]。卢休和皮勒默[6]提议使用“代际关系矛盾心境”来反映家庭代际关系中广泛存在的这些矛盾现象，其核心观点认为，代际关系的特点是矛盾情感，其表现形式可以理解为矛盾情感的表达，以及为解决和协调这些基本矛盾所做的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中国家庭中代际团结和代际矛盾兼容并存的代际关系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7-8]就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祖辈随迁参与子代家庭生活既增强了代际联系和代际团结，也增加了代际冲突和代际矛盾的可能性，使这种临时性扩大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充满张力。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保留着传统的乡土社会记忆，但随迁祖辈在家庭内部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日益边缘化，处于资源分配核心地位的观念在城市社会中不断瓦解[9]，由于生活习惯或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代际接触和情感交流有限、家庭权力的变化，导致两代人的关系容易出现冲突[10]，使得老年人在家庭融入环节中出现问题，更阻碍其进一步融入社会[11]；随迁祖辈在积极贡献自己对子代家庭的价值的同时经历着“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心理感受，并存在与子女及其配偶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但为了家庭和睦且不给子女带来其他方面负担，他们又独自承担着一定的心理压力[12]。对此，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改善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包括大力宣传随迁祖辈的积极贡献和正面形象、构建家庭内部民主机制[13]、强化代际学习理念、减少文化数字鸿沟[14]、发展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完善专业化支持体系[15]等。

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被认为是家庭代际关系研究领域中除代际抚育和赡养功能研究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类型学方法是描述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多样家庭关系的重要工具[16]。学术界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如黄庆波等[17]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年试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类型主要有紧密型、奉养有间型、疏远型三类，其中紧密型和疏远型被证明是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模式和稀有模式。曾旭晖等[16]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从机会结构和功能实现两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分析框架，得出了紧密型、工具型、独立型和扶持型四种代际关系潜在类型，提出不同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有亲代经济地位、子女和父母的世代效应、子女性别和世代以及父母健康状况。郭秋菊等[18]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提出家庭整体视角下代际关系包括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三种潜在类型。

已有研究对本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当前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就研究方法来看，已有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学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统计技术和潜在类别分析范式，从大样本调查数据中总结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类型和结构性特征，这种远距静态分析手段将家庭代际关系视为受制于宏观结构的稳定样式，虽然识别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和影响因素，但忽略了当事人行动意义建构和心理调适过程的主观能动性，无法描绘家庭整体团结与内部摩擦交织在一起的多元生态图景。其次，当前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学的相关研究在分析对象上还未充分关注祖辈随迁支援子代家庭所形成的“临时主干家庭”的特殊性。由于迁移所带来的生活流变性增强以及家庭代际关系传统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严重冲击，随迁祖辈家庭的代际关系可能呈现更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再次，现有关于随迁祖辈等相似群体的研究虽然对家庭代际关系问题有所关注，但缺乏对代际互动模式和代际关系形态的深度探讨，以及对如何精准采取措施改善其家庭代际关系的学术探讨。同样，在实务领域中，目前针对随迁祖辈等相似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往往仅围绕个人的社区融入或社会融合进行介入，受“家丑不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影响，随迁祖辈可能存在“治疗性害羞”而难以“卸下心防”，主动表露其与子代家庭相处的复杂情绪和家庭生活感受，因此在实际服务中难以对其家庭融入需求和代际互动方式进行有效干预。鉴于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结构主义决定论的分析范式，转为侧重建构主义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策略，并从随迁祖辈主体视角出发，挖掘其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属特征，以便更好地呈现每种家庭代际关系的特点与问题所在，而不是让具有韧性和意义的家庭互动掩藏在全貌概括之中，这样更利于支持性的服务介入和针对性的政策倡导。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运用深度访谈法搜集资料。扎根理论强调系统搜集和分析经验事实，其可以对不容易观察到的行为模式进行概念化提炼[19]，并在经验事实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11]。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即研究者充分考虑研究问题，以及影响研究问题的各种经验性、理论性要素，制定一系列标准，并以此来选择符合标准，且有意愿参与研究的个人或集体作为受访者[20]。访谈地点选择福建厦门市城区，厦门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拥有庞大的新定居居民，虽然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但是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其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均表现良好，因此对于大多数城市地区来说有着较好的代表性；同时，厦门地处闽南文化圈，是中国家族文化较为兴盛的地区之一，对传统家庭文化的传承度较高，对研究祖辈随迁支持子代家庭的现象也十分有利。受城市化进程和青年人口流动规律的影响，随迁祖辈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在调查社区的选取时以岛内城区(湖里区和思明区)新厦门人居多的城区为主，兼顾岛外城郊的商品房住宅区，主要在新兴移民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开展调查，尽量避开本地居民较多的厦门岛内老城区和岛外农村地区。访谈时间为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根据本文对随迁祖辈的对象界定，受访者要求同时满足“从外地迁居到本地”“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目前正在并持续3个月及以上(1)已有同类研究通常以“居住6个月”作为群体对象界定标准，这个标准主要参考官方定义的“常住人口”，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的(也包括流动人口在所在的城市居住)。但本文在试调查阶段发现不少随迁祖辈，尤其是来自福建省省内的随迁祖辈并不会连续居住长达6个月之久，他们一般在孙辈放寒假或暑假时会回老家或把孙辈一起带回老家，因此在进行抽样筛选时，规定“连续居住3个月”(大概一个学期之久)是更为合适的界定标准。为子代家庭提供育儿协助或生活照料支持”三个条件，依靠社区网格员、社区社团组织和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个别推荐和滚雪球抽样等方式，最终在8个社区中(2)通过对社区居住人员的摸排，最终确定在思明区康乐社区和前埔社区，湖里区禾山社区、金尚社区、湖边社区和金安社区，集美区银亭社区和海沧区海景社区8个社区开展调查。选取了25位符合研究需要的随迁祖辈进行一对一面访。访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随迁祖辈的个人健康状况、居住安排、社会适应、日常生活、家庭观念、代际相互支持情况、代际互动关系等。每位受访者约访次数1～3次不等，每次访谈时间为90分钟以上，访谈前均征求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由学生访员进行逐字稿录入和访谈信息建档。由于照顾孙辈型随迁祖辈群体普遍存在女多男少的性别结构特征[21-22]，在实际调查中当遇到随迁祖辈夫妻二人共同在场时，规定由双方中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者接受访问，受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影响，女性随迁祖辈更容易成为我们的受访对象，故在正式受访者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其中，有16位是随迁照顾儿子家庭，9位是随迁照顾女儿家庭。访谈对象平均年龄为63.04岁，年龄大多集中在50～70岁，60岁及以下者有10位，61～70岁者有9位，70岁及以上者有6位，符合照料孙辈型随迁祖辈总体相对年轻的年龄特征。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个别随迁祖辈虽自陈有慢性疾病，但并不影响其正常生活。总体来看，访谈对象在性别、年龄、身体健康、流迁来源地省内多于省外、照看儿子家庭多于照看女儿家庭等群体特征上与其他同类对象的定量研究结论[23]基本一致，说明具有一定代表性。受访者以“姓氏首字母+访谈序号”方式进行编号(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文借助质化资料分析软件NVivo11对访谈所获有效文本进行分析梳理，并严格遵循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分析(见表2)。首先，逐份逐句阅读文本材料，反复思考原始材料话语意义，对其中有关“家庭”部分的材料进行命名和类属化，标记了404个编码参考点，创建了17个自由节点(开放性编码)，进一步对其进行关联性分析、筛选整合，形成9个二级节点(主轴编码)。借鉴曾旭晖和李奕丰研究[16]中提出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学研究分析框架以及代际团结理论范式(3)代际团结模式是描述父母与子女关系中情感、行为、态度、价值观和结构安排的综合方案，已被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多国的学者运用，并被证明为评估代际关系最有效的一个模式。其可反映在亲子互动的情感、联系、共识、资源共享、家庭主义规范的强度和亲子互动的机会结构这六个要素方面。进行选择性编码分析，抽取二级节点的核心概念建立树状节点，通过聚类分析检查各级节点之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最终得到代际互动情境、家庭信念系统和代际沟通过程3个核心概念(选择性编码)。编码结束后，将剩余访谈对象资料导入软件中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尽管部分概念在具体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总体并未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也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关系，说明上述理论模式饱和且具有较强解释力。

表2 编码分析过程

在最终确定的三个核心概念中，代际互动情境是随迁祖辈进行代际互动行动的机会机构，包括随迁祖辈个体和家庭特征(如家庭居住安排、个人过往职业或子代职业经济地位等)，代际相互支持情况，家庭外部联结和支持等基础性条件；它是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家庭信念系统是指随迁祖辈看待事物的价值观念以及对家庭规范的感知与认同度，包括随迁祖辈对随迁生活的意义建构，对家庭照料角色和晚年生活规划的观念态度，以及对家庭成员关系的主观评价；它是随迁祖辈参与家庭互动的隐性作用力量，也影响他们处理问题的策略选择。代际沟通过程是指代际之间传递信息、交换情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具体包括代际共同生活的情绪表达与情感分享，代际沟通交流频率，家务劳动磋商安排，家庭分歧及矛盾处理方式等；它是家庭功能是否完善的体现，也是充分展示家庭代际团结与冲突交织图景的重要向度(见图1)。

四、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分析

通过剖析随迁祖辈与子代在代际互动情境、家庭信念系统和代际沟通过程三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将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划分为亲密和谐型、互惠有间型、疏离忽视型与失调冲突型四种类型及其典型特征(见表3)。需要说明的是，类属化是简化对世界认知的有效途径，但并不代表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类型是绝对的或者唯一的，分类是为了更好地去探究家庭代际关系背后已存或潜在的形塑力量，以便我们在观察分析和实务介入时有可供参照的理想类型。

表3 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特征表

(一)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一般是主动选择随迁来帮子代照顾孙辈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照料角色有着正向认知，代际间的资源流动或互助关系相对均衡，代际联结和情感支持度高，代际间在家务合作以及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协商关系相对和谐。

1. 支持性的代际互动情境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与子代之间在代际资源往来上通常达到了某种“主观平衡”。其中，随迁祖辈帮助子代分担生活压力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给予直接的资金帮助；二是为子女提供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以减轻子女在家务劳动和孙辈教育上时间和精力的投入[24]。与此同时，子代也能够适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或情感慰藉，这种“你来我往”的双向互助使得代际双方对彼此均有较高的满意度。

我退休金每个月给他(儿子)1000元。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在他这边住，吃喝拉撒都在这边。如果你不给他，不是不公平吗？用我们的话讲，儿子可能没有意见，但媳妇就不一定，她会讲你妈妈不只生一个啊，为什么一直在我家(吃住)？对不对？再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干嘛不生前(就给他)大家高高兴兴的，死后东西也都是他们的……我的退休金是这样派发的，除了给他们1000元生活费，药费大约要1000元，那其他的钱干嘛呢，孙子们考试成绩优秀，奖金一科100元。那孙子一想到考试回家还可以跟奶奶领到奖励，就很有动力是不是？我带孙子当中，我从来没有和他大声说过话，骂那更没有……现在医院的手续过程太复杂，要跑来跑去，这些我们弄不来。但是我有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我儿子、儿媳妇给我解决，不用我去，除非是要医生看我就去，拿药都是他们帮我拿。(C04)

国内研究曾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老年父母对子代履行孝道责任的期待逐渐由物质层面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料转向了情感需求的满足[25]。正如C04所说，当自己因生病需要照料或生活协助时，儿子、儿媳能够提供贴心服务，消除了其对数字化时代看病就医的焦虑和不安。当祖辈的日常需求被及时满足，并感到足够的尊重，便强化了其对家庭的归属感和随迁生活的幸福感。

你比如说这次家里研究说春节去哪儿玩，然后他(孙子)说要去有雪的地方，但是有条件，就两个条件，一个是看雪，另一个是必须得带着我。就这个条件，就说明这孩子教育得还行，比较懂事，我认为是一种尊重吧。(T07)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在家庭外部也能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合理的个人休闲娱乐安排和公共活动参与不仅丰富了随迁生活，促进了城市适应和融入，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新的社交关系、重塑社会支持网络的机会，从而有更好的心态面对家人和生活中的压力。

搬到这个小区和那些老人参加一些活动啊，比如健步走啊，剪纸啊，跳舞啊。慢慢地就觉得生活还蛮好的，感觉也不孤单了，有老姐妹儿在一块，还是挺幸福的……我感觉心年轻了，人老心不老，然后精神上也好了，就越活越开心了。(G13)

2. 积极的家庭信念系统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对自己的家庭角色有着积极的意义建构，对随迁照顾孙辈的代际支持行动有较强的主动意愿。特别对女性随迁祖辈来说，这也是她们母职实践的一种延伸，“不帮儿子带孩子，那是当妈的不会当”(L24)，甚至将照顾孙辈视为一项职业来对待，“我把照顾孙子当作第二个职业……我们现在是‘孙经理’，专门料理孙子的‘经理’，以后孙子长大就可以升职变成‘董事长’了”(C04)。创造性的“职业育孩”角色建构凸显了随迁祖辈对自身价值感和效能感的肯定，而正面乐观的心态也能激发他们自身的优势和潜能，提升面对压力时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有助于消除祖辈的无能感，并灌输能力和肯定感，在家庭之中会转化成较为清晰规范的家庭互动界限[26]。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与子代家庭成员间基本秉承开放的相处态度，这种相处之道的背后是代际之间开明有序的家庭界限感。家庭成员间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的代际差异和分化，自觉地为对方提供充足的自由度，在独立自主和互相依赖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弹性，使得代际之间能够较好地调适家庭因同住可能带来的矛盾，同时有效避免权威异位问题带来的张力，符合现代家庭的变化与需求。

我一般不会跟我的下一代发脾气，看得过去就看，看不过去就不看，他们的事情我也不管(对于自己跟女婿相处中的生活习性差异表示)，人家夫妻(指女儿和女婿)之间都不要求，你就不要要求人家非得怎么样……你现在要管，你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年轻人也不一定会服你管。就是说他不挑(剔)你，我就觉得很好了。时代不同了，要求不一样了……总归是他们的生活，自己过。(T07)

3. 真诚的代际沟通过程

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与子代之间拥有包容性的情感分享体验，当随迁祖辈有负面情绪时，这类家庭往往能够创设一个安全的氛围，使代际双方能够坦诚表达感受、分享心情，从而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我有时候不开心，我儿子说，妈你要开心不能生气哦，我孩子对我挺好的。我有时候说儿媳妇做得不对，她也不会很生气，还给我买了一个手镯。”(L24)已有研究表明，子女在精神上的抚慰与关怀对帮助随迁老人消除孤独感和不适感等负性体验是非常重要的[10]。访谈的时候，C04的老伴刚去世不久，“我以前不会说，但我现在会说，我以后可能要成为你们的累赘，增加你们的负担。他们夫妇就会讲，妈不能这么说，你没有增加我们的负担，你是帮我们的”。这种来自子代的情感慰藉也是随迁祖辈愿意留居相对陌生的城市并为子代家庭作出贡献的重要动力[12]。“有段时间我还说我自己回去住段时间，女儿和女婿说你自己能行吗，女婿还舍不得我。我女儿确实挺好，女婿也非常好，比一般女婿好，我有时候和女儿拌嘴，他强迫我女儿给我道歉，我能听到。”(G13)

已有研究指出，在祖辈提供照料支持的大家庭中，要让照料责任适当回归子代，让子代能够更多地参与家庭照料，从而减少照料负担过重给随迁祖辈带来的健康压力[27]。亲密和谐型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与子代之间基本能够遵循上述原则，即在家庭劳务和照料任务安排上达成通力合作、均衡分担的家庭共识。虽然这类随迁祖辈对自己的家庭照料角色有较高认同，但是子代也不会就此充当“甩手掌柜”，而是积极参与家庭照料和子女教育，使代际间维持了恰到好处的分工与协作，因此代际双方彼此都能拥有喘息休整的机会或享受个人生活的片刻愉快，并感激彼此所做的付出和贡献。

周一到周五是我和老伴来给他帮忙一下，我就是帮忙买菜，我老婆煮饭，孙子学校谁有空谁就去接回来；周末是儿子儿媳自己带，我儿子也会煮饭……他们也挺孝顺的，也会带我出去玩……今天(周六)我儿子在家，所以我可以来公园这边走走。(Y01)

(二)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

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中随迁祖辈和子代之间基本上遵循互惠交换原则，但是由于个人资源所限，祖辈在向下支持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子代也因工作繁忙等原因，除了能为祖辈提供一定经济支持外，在情感慰藉和家务照料等向上支持上并不能让祖辈感到十分满意；随迁祖辈对照顾孙辈有一定的价值感，但囿于繁重的家庭照料事务，无法向外拓展社会交往，个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加上代际沟通和家务磋商比较含糊，有时难免对随迁生活有微词。

1. 倾斜的代际互动情境

已有研究中指出，当下中国抚养责任加重，赡养责任弱化，代际支持关系呈现“下位运行”趋势，出现了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的家庭儿童中心主义[28-29]。调查中发现，高房价使得一些随迁祖辈家庭的住房空间比较局促，在总体居住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随迁祖辈的居住利益往往最先被挤压和牺牲，较低的居住舒适性不仅降低了随迁祖辈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其对子代家庭的归属感和融入的积极性。“我们是一室一厅，里边是我女儿女婿孙子住，我睡在客厅，可移动的，晚上要睡的时候就拖过来，早上起来就收起来……年纪大了睡眠比较浅，半夜他们起来上厕所，我都知道。”(R20)访谈中R20告诉我们，因为“这边太小了，住不了”，所以自己老伴也不敢来，同时表示“(和老伴)分开很不习惯啊，但也没办法，(我一个人)带孙子也带得很累，一个人没办法带，要两个人来轮替。我老伴在家里也没人煮饭、洗衣服，(他只能)自己做”。

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对家庭外部社会生活的参与也比较有限。这其中既有主观原因，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心理接纳程度不高；也有客观原因，如气候差异、饮食偏差等因素增加了其迁居生活的不适感，也影响了他们迁移融入的进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随迁祖辈们为了照顾好子代家庭，不断调整自己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这里的气候它是属于海风，早晚比较凉的海风，湿气比较大，我们湖南那边虽然冷热，但是气候比这边好，刚来不太适应，一直生病……我那姑爷是这边的人，他吃湖南菜，(嫌)辣，有点不习惯，所以我们就慢慢迁就他，(我)现在吃辣都吃的比较少了。(X12)

2. 工具性的家庭信念系统

家庭信念决定了随迁祖辈看待随迁的意义，也影响着其可能作出的行动选择。有意思的是，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对自己承当的家庭照料角色呈现两极化的意义阐释，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充分体现了在照料动机、养老观念和代际关系评价上的矛盾情感。从心理动机和主观意愿来看，这类祖辈的迁居意愿有些勉强，从心底缺乏归属感，甚至迫切想完成照顾孙辈的任务好返回老家。“我是过来做保姆啊，也是很辛苦的。我说主要是来看小孩，不然我宁愿呆在老家。我自己家里的房子很大啊，哪像这里(指儿子家)都转不开身。”(W05)进一步研究后，我们发现努力寻找随迁生活的价值意义和“养儿防老”的工具理性考量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为子女分担生活负担的家庭责任传统使其拥有被需要的自我效能感，“我不带(孙子)他们(指儿子儿媳)没法工作啊，不给带，他们就要请保姆，贵不说吧，也不放心啊。他(指孙子)衣服都是我手洗的”(D02)。而“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和深情浓厚的祖孙情感也使他们的付出更加坚定，“外孙很孝顺，过节还画画(给我)”(X12)。T15也表示自己“和孙子感情很好的，这个带孩子的过程让我感到一家人更亲了。如果孙子有需要或有困难，我必须给支持”。另一方面，受传统孝道和“养儿防老”观念影响，其随迁动机中也掺杂着代际交换观念，毕竟在子代有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更能“理直气壮”地得到子代的回馈，“我女儿当然得对我好，我帮她带孩子她会对我坏吗？不可能的，对不对！”(L03)由于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一些祖辈在潜意识里也将随迁照料行动看作自己年老之后换取子女赡养的筹码以及提升家庭整体福利的“催化剂”。如Y08就认为“我现在给她带孩子，我老了之后她会给我吃啊，我就是没工资的人，农村的人”。

为了使随迁祖辈能够继续留下来带孩子，这类家庭一定程度上存在代际补偿的特征，子代可能用其他资源来“笼络”长辈，以换取祖辈长期持续性的代际帮助。“不太想帮女儿带了，帮她带小孩太辛苦了……但我女儿还要我，我说我不帮她带了，她说明年户口给我迁过来，还说要给我报老年大学那边去读书。我以前生活苦没得读书，挺想读书的，所以走一步再看吧。”(Y08)但在真正谈及留居意愿时，Y08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顾虑和犹豫，“他们买的(房子)记他们的名下，不是我买的，我现在是住在这边帮她带人，以后会不会留在这里再看吧”。总的来说，出于“过客心态”和“落叶归根”等观念，这类随迁祖辈对留居迁入地养老的意愿并不强烈，“(老了)我还是回老家，根在哪里还是在哪里，小孩总是要离开的，是不是？而且他们要上班，不要给他们增加麻烦”(X12)。

3. 含糊的代际沟通过程

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代际双方对家务安排的磋商机制比较模糊，代际沟通和情感交流也同样含蓄隐忍。由于倾斜性的代际互动情境，随迁祖辈很容易受困于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中，他们大部分时间及外出安排都是围绕孙辈需求展开，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这也符合该类家庭代际关系呈现明显“下位运行”的特征。“我就像一个保姆一样，平时就是带小孩、做家务，在家里也不看电视，没有什么娱乐。一是我看不懂字，二是因为儿媳妇怕电视机影响孙子做作业，将遥控器收起来，所以我也跟着没看了。”(W05)这类家庭中的随迁祖辈明显表现出对于回老家的渴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需求在子代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满足，“有时觉得心里挺委屈的”(X12)；或者因为自己被赋予繁重的家庭照料责任而感到负荷过大，但又碍于含糊的家庭沟通过程，而难以改变现状。在访谈中，即使R20一直表示女儿、女婿对自己挺好的，但她还是想回家或者与亲家轮流照顾，也是因为“感觉太累了，回家可以轻松”。

由于中国家庭情感不外露的传统特质，互惠有间型的代际间沟通方式也比较内敛寡言，长辈们大多不会主动告诉子女自己的需求，而子女则往往对长辈的付出抱持默认心理，或因不擅于同长辈交流情感，导致代际间的沟通过程发生错位，双方的需求不能有效传达和反馈，影响了家庭代际关系的亲密度。“我如果跟她(指老伴)在一起生活我都不用做家务，到这边来，我儿子媳妇都忙，所以有时候还要做一些家务。有时候有点孤独，毕竟有些话跟子女讲没有和爱人那种沟通(顺畅)。”(T15)尽管内心十分期待得到子女们的言行关心和情绪感知，但随迁祖辈仍然表示非常体谅子女们的辛苦，对子女在城市打拼的生活压力也充满理解和心疼。“他们(指儿子儿媳)就不在家，星期天有时候休息，有时候不休息。他爸爸今天又去值班了，是个律师。”(D02)“看(他们)压力这么大，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能帮点就帮点吧。”(T15)总之，通过积极的意义建构与代际互惠的理性选择，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在整体上并无太大冲突。不过，也需要对此类家庭关系中的潜在矛盾予以重视。

(三)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

疏离忽视型的代际关系趋于松散，表现在家庭互动情境和代际支持上出现失衡状态，偏向于父代对子代的单方面付出；在家庭沟通上，子代由于观念差异、工作繁忙或潜在的家庭矛盾而与祖辈交流互动较少，沟通渠道堵塞，虽没有明显的代际冲突，但二者情感疏离，无法给予彼此关心与支持，祖辈甚至出现“精神空巢”现象，导致他们对亲子关系或随迁生活满意度呈现明显的负向评价。

1. 失衡的代际互动情境

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呈现明显不对等的代际支持关系，随迁祖辈的向下代际支持明显超出子代的向上代际支持，这类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在主观上感到自己对子代的单方面付出“过多”，并且没有得到应有回报，代际间的相互支持不平衡。Q09是我们访谈中为数不多没有和子代共同居住的随迁祖辈，她和老伴两人在儿子家不远处买了一套小房子单独居住。“来厦门7年了，看孩子，儿子那时候买房、买车(我)都有给钱，刚开始和他们在一块生活，给多少算不过来了……”当问及为什么选择和子代分开居住，Q09不愿作过多解释，只告诉我们“看孩子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当问及儿子是否有给予生活费或其他向下代际支持时，Q09的回答也透露出并不满意的语气，“没有，有时候生活费还要我自己贴补进去……想要什么一般都是自己买，反正他们(指儿子儿媳)很少给我，管好自己就不错了”(Q09)。

不难看出，Q09家庭的经济能力比较优越，因此才有能力做到为子代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但是，对于经济收入不高的随迁祖辈而言，显然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为子代家庭提供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则只需要祖辈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即可。已有研究中指出，相对而言，没有退休金、缺乏经济资本的贫困农村老年女性，经济上的劣势让他们更大程度上靠抚育幼儿以及家务劳动的承担来依附子女家庭，从而获得在城市生存的必要条件[30]。

我就是尽量给他们多干活，他们(指女儿女婿)腾时间多工作。经济上还是支持不了，只能在家务上多帮忙，(孩子)能带就尽量带吧。(C17)

从迁移融入的角度来说，由于迁入地社会关系重构不易，随迁祖辈需要紧密依靠自己的家人来实现对随迁生活的适应，但是在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中，支持主体疏离，亲缘支持单薄，导致随迁祖辈的城市适应往往存在较大阻碍，由于缺乏子代这个异地生活的“引路人”，他们没有勇气走出家庭；加之家庭事务缠身、语言不通等原因，其活动范围拘泥于家庭，与外界出现割裂脱轨状态。

你问我(外面的事)这个我真的答不来，我不清楚，因为我们都呆在家里面没出去我们哪里知道。(C17)

没有人玩，这里的人都不熟悉，朋友怎么交得进去。跑出来你都不熟悉，肯定很孤独的。(L18)

2. 裹挟性的家庭信念系统

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下的代际情感虽然并不浓厚，但是这类家庭中的随迁祖辈对于代际责任伦理依然有着强烈认同，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的思想，祖辈帮忙子女带孩子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世代传统规范，而并不会过多考虑个人的意愿。“儿子叫我在这里就在这里，叫我回老家就回老家了。老人就应该去带孙子不然带什么，肯定帮儿子带的嘛，吃饭就吃儿子的，不是吃女儿的。”(L18)这种代际支持行为可能缺乏自发性，更多的是在社会舆论或代际压力的裹挟下发生。已有研究认为，在当前社会福利机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家庭作为个体防御风险的最后堡垒，个体为了维护这最后的避风港，代际之间时刻发生着妥协行为[31]。“我们如果尽力(帮带孩子)，他(儿子)就会感到高兴是不是，不帮他会生气，他需要我们，我们就要去带……如果没带就不会有很深感情，如果带就比较亲嘛。”(Q09)从某种意义来说，传统文化下的代际团结是一种主体文化，而现代的代际团结更像是一种“无奈”。比如，C17就认为，“老人帮子女带孩子是目前中国家庭比较无奈的选择，因为保姆请不起，你说是不是？”(自笑)。

正如卢休和皮勒默在研究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家庭关系时注意到的那样，代际互动常常伴随着行动主体矛盾的感受、想法、愿望和目的，以及主体对家庭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和自身利益的矛盾评估，这些评估相互刺激、影响导致矛盾情绪的聚集[6]。“无奈的被动团结”同样体现在随迁祖辈的养老观念和留居意愿上。比如，当谈到是否希望跟随子女养老时，Z25认为“老人家不会做事，不会赚钱，吃喝都是孩子的，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但又似乎对子代的赡养意愿或赡养能力不那么确信，“以后我怎么算呐，我算了没用。这边(指儿子家)有地方给我住，我就跟年轻人住，没地方住就回老家咯”(Z25)。

3. 隐晦的代际沟通过程

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家庭表面上看似运行平稳，没有大冲突，实则存在着不安全的家庭沟通氛围。由于代际支持关系的不平衡，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在日常生活照料和家务劳动上往往得不到子代的充分协助，“感觉他(指儿子)就是把孩子都丢给我带……礼拜六礼拜天他(指儿子)也是早上睡觉，下午自己出去打球”(L18)。失衡的家庭代际分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待孙辈照料工作的耐性，降低了其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甚至萌生烦躁焦虑的情绪。“他们(指女儿女婿)早出晚归的，就晚上在家，天天忙得够呛……有时候被孙女给气的，她不吃饭(我)就生气，吃饭不乖(我)也会生气。”(C17)L18也觉得“没有带孩子比带孩子好，带孩子不听话就很烦恼”。

这类家庭中的子代往往忙于生计，并没有太多与祖辈进行坦诚交流的机会和时间，代际间只涉及义务性的惯常联系，这种互动方式并没有提升代际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改善随迁祖辈的心理福利状况[32]，再加上被掩抑的迁移压力，因此“精神空巢”问题在这类家庭的随迁祖辈身上表现较为突出。当谈及与子代的日常交流时，L18也没好气地说“他(指儿子)自己都没空，早上出去打工晚上回来，哪里知道我心情好不好”。有限的代际沟通使得随迁祖辈在子代家中难以自在表达和分享情绪，当心情不好或情绪低落时只能选择自己排解或隐忍，也因此难免形成了代际间的心理隔阂。“一般心情不好都是自己排解，不让他们知道。反正也不住在一起了。总的来说(和儿子、儿媳)关系一般，也不是很满意。总有一些事情烦心，就是因为家里的小事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讲多了也伤感情”(Q09)。

有关代际沟通不足的原因，除了代际缺乏相处时间等客观原因外，也存在着子代对祖辈需求的有意疏忽和主观忽视。“我生气他们当然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怎么生气啊”(Z25)。Z25这句颇有意味的话语反映了祖辈内心是渴望被子代关心和关注的，并认定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子代肯定能够察觉自己的情绪，但遗憾的是，Z25的儿子、儿媳似乎并没有接收到长辈发送的需求或者说对长辈的需求视而不见，导致随迁祖辈的负面情绪不能及时纾解，长此以往增加了内心的压抑郁结。此外，由于家庭中未能建立有效畅通的代际沟通机制，祖辈认为自己的付出不但没有得到子代的认可与感恩，而且遭到嫌弃或挑剔，自我价值容易受挫，从而产生“吃力不讨好”的消极评价。

我是很想(沟通)的，在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给他们(带孙子)怎么带他们都不满意，带不好还要给他们埋怨，我过去带自己孩子都没这么累，现在(带)孩子什么都要听他们的(Z25)。

(四)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

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不仅会因家务繁重而导致生理疲惫，而且会由于与子代的生活分歧、情感支持匮乏或者家庭权威异位而出现较为严重的挫败感，自我角色认同低下。在家庭沟通过程中，这类家庭出现较为明显的代际抱怨和冲突，家庭关系评价呈现负向。不过就现实来看，能够让祖辈维持随迁状态的家庭本身就有一定的困难克服能力，如果代际关系真的恶劣到无法修复的程度，祖辈也不可能会继续出现在子代家中了。因此在访谈中，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的家庭的实际数量比较少。

1. 单薄的代际互动情境

俗话说“家贫无孝子”，指子女因经济条件受限而无法为父母提供应有的赡养[33]，子代的社会经济条件越好，越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向父母提供支持[34]。对随迁祖辈所处的三代同堂家庭而言，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是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由于城市物价和生活成本较高，子代本身承受较大的生活压力，当祖辈迁入时，势必增加家庭生活开支，一些祖辈已经将大部分人生积蓄贡献给城市中的子女买房买车，其用于个人养老的储备和可支配性收入本就有限，如果这时子代经济状况出现困难，势必使随迁祖辈也陷入生活质量受损和养老尊严难保的窘境和担忧，最终影响代际关系的和谐。“儿子外面生意做不好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生意不好我也挺烦的呀……要是看不见也就算了，眼不见心不烦。”(Z19)与其他类型代际关系中子代通常主动给予祖辈物质或经济支持不同的是，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获得子代向下经济支持可能是自己索要来的。如Z19表示“就算他生意不好，生活费我还是会照样叫他给，这些基本生活(开支)不能省，不能饿死……都是我叫他们给钱的，我没钱”。

虽然不少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亲代支持既能够使子女受益，也能对祖辈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效应[35-36]，但也有研究提出，过度的“向下”支持会对祖辈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37-38]。其中，照料强度或照料时间是导致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即如果子女需求过多，则会对祖辈的身心健康有负向作用[39-40]。“我一个人还要管这个家，还要煮饭、买菜呀，这个(指孙女)才会走路，我到厨房煮菜她要去吵，我一个人真的很累，请个保姆？请得起吗？(儿子媳妇)上班那一点儿钱”(L21)，高强度、烦琐重复的照料工作不仅使祖辈承受较大的身体负荷、推迟自身的医疗需求，还会影响祖辈的正常社交活动[26]，进而降低他们对子代和随迁生活的满意度。“我这儿还有一个小疙瘩(指向自己的手部)，是太累导致的，(去看医生)说这就要割下来，叫我手术。我没做，要做手术就花不了老少钱嘛(意思是得花不少钱)。”(W16)

与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遭遇相似的是，社会融入困难也是这类随迁祖辈绕不过去的坎。

她们这儿说话我一般都听不懂，除非我看她们的行动、手势。我参加她们的腰鼓队主要是看她们的手势，(讲解的时候)听不懂。来的时候很不习惯，他们这儿喜欢炖汤啊什么的，我们河北喜欢炒菜啊，捞点稀饭啥的。(W16)

来的时候都流眼泪，每天被关在套房里。听普通话不是很懂，简单的可以听，稍微复杂一点的听不懂。(A11)

2. 消极的家庭信念系统

失调冲突型家庭的代际之间明显呈现离心的特征，单薄的家庭互动情境、匮乏的社会支持、操劳过度而导致的欠佳的身心健康等，都会促使祖辈对随迁生活的意义建构比较消极。“能动，能帮忙的时候就帮忙；不能动，他们要咋地咋地”(W16)。这类家庭的随迁祖辈往往表示，他们怀揣着支援子女的初心来到城市，但随迁之后与子女共同吃住反而增加了代际矛盾，对随迁生活或者子代家庭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谈及自己和女儿的相处)就那样呗，反正我女儿那样的人就是(成家后)和在家时候(成家前)一样，生了两个孩子也不懂孝顺大人，一起做事情不通，也不会安慰我，就让我自己生气……反正和他们(指女儿、女婿)感情都一般般，不是很好。他们嘴一点也不甜，(不会)让父母开心”(A11)。消极的生活意义建构和家庭角色认同也体现在他们对维持随迁生活的意愿都比较低，甚至还发生过主动放弃随迁生活但又“不得已”回到城市的情况。“我小时候就带(孙女)，后来跟她妈妈(指媳妇)不好，我想我带孩子就不给她受气。我就跑回家不带了。这不是看孩子没人照顾嘛，要上初中了，他们忙不过来，我就又来了，唉……真的合不来，每次待久了就会吵架”(L21)。

有研究发现，同住老人和子女之间最易发生矛盾的事项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照顾孩子、教育孩子和生活习惯[41]，这些问题在失调冲突型代际关系的家庭也表现明显。由于教育理念和生活习惯的地区差异和世代差异，一些随迁祖辈想要融入子女家庭，也很难得到真正接纳。“有时候他们这边南方人带孩子和我们北方人不一样，吃什么都说上火啊啥的，其实我带孩子是按我的方式还是挺好的，他们带都按他们的方式，她妈妈说我给吃的东西上火啥的。”(W16)这类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在家庭中的存在感和自我身份认同较低，更加敏感，甚至产生被排斥、被孤立的“边缘感”。受访者W16在外给人感觉就是积极的“社区活跃分子”，平日里热心参与社区文娱活动，但深入交谈后才发现这其实是她避免在家里“受排挤”的自我排遣方式。由于难以融入子代家庭，她只能选择“逃离家庭”或在随迁家庭之外寻找替代满足，用社区活动的热闹来掩盖内心的冷寂与苦楚。“他们(指女儿一家人)要是都在家我就出来玩，人一家三口在家，反而我在家就是多余的，我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就出来玩来了。家事不可外扬，不说了。”(W16)

3. 逃避式的代际沟通过程

失调冲突型家庭中的代际沟通方式总体比较消沉和压抑，情感交流渠道不畅使得家庭处于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冲突的紧张氛围中，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家庭成员的感受与需要被抑制而不能表达，家庭出现了“避免接触等于避免冲突”的不成文规则，成员之间逃避问题的处理，主动减少互动的可能性。调查中，这类随迁祖辈表示习惯采取避让和沉默的方式应对家庭摩擦，虽然减轻了冲突升级的概率，但也减少了彼此倾听、相互理解的机会，使代际分歧变成更长久的隔阂。

女儿说话会(跟我)顶嘴，她顶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说什么非得顶我两句。还有我女婿，做饭会挑。现在好了，他们自己做饭，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我自己做自己的。(W16)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传统伦理观念的转变，老年人的家庭权威逐渐式微和让位。一些随迁祖辈进入子代家庭后，其能动性受到很大限制，很难成为实质上的当家人。祖辈和子代之间的摩擦虽然不会迅速导致关系的破裂，但是家庭政治广泛地以“气”的形式存在，“气”是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平衡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42]。“我就感觉她(指儿媳)不尊重我，每次煮饭都嫌这嫌那。你看，见面看见我和家里亲戚，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说我气不气？不过我现在也管不了，反正吵架我就走了。孙女她自己想办法照顾吧。我自己在家种菜或者出去打工还能赚点钱，没必要受气。”(L21)当与子女发生严重冲突时，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随迁祖辈大多以终止随迁行为即“跑回老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委屈和不满，以平衡在子女家庭中失去尊重或受到冷落的不愉快感。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回老家”成为祖辈与子女博弈的资本和筹码，其背后心理即“如果你让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带孩子了”，博弈的出发点和目的主要是亲密关系的达成以及争取被重视或被尊重的权利。比如，Z19和L21都呈现出这样的置气心态。“有时候儿子儿媳生我的气，我就很生气，就会跑回老家，不管他们了，给他们带小孩还要受气。我不跟他们吵，我就走。后来是我儿子打电话，他打两三次我才回来，(儿子)说实在忙不过来，不然我就不回来了。”(Z19)Z19对为何产生家庭矛盾的原因不愿作过多说明，但明确表达了“受气”的感受，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其由家庭地位转变、权力失衡所带来的不平与不适。从Z19会选择回来照顾孙辈的讲述，我们可以理解为，他的儿子向他“屈服”了，他又挽回了一点儿尊严。

五、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工作服务建议

所谓“家和万事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上文将随迁祖辈家庭代际关系建构性地划分为亲密和谐型、互惠有间型、疏离忽视型以及失调冲突型四种类型，并提炼出其在代际互动情境、家庭信念系统和代际沟通过程的不同特征，结合不同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的优劣势或潜在需求，本文尝试提出针对不同随迁祖辈家庭整体或家庭成员的社会工作服务建议，以期为该群体的家庭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介入策略。

第一，就亲密和谐型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家庭访视、生命历程叙事等手法挖掘其家庭优势，巩固其对随迁行动的积极意义建构和继续随迁支持子代的意愿，并将这种积极意愿转化为增进家庭和谐幸福的内生动力；通过梳理其家庭内部的支持性循环因果关系，用以指导未来的生活与解决可能遇到的困境。也可以通过媒体宣传报道，树立典型形象，引导其传授家庭沟通经验，传播正能量，使之成为其他同质性三代同堂之家的榜样。

第二，就互惠有间型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了解随迁祖辈家庭成员互动方式的基础上，多系统评估家庭的优势和劣势。良性的代际沟通应该是双向和互相强化的。通过组织包括家庭沟通公益讲坛、孝心孝义传达技巧、文化反哺类等项目的开展，引导家庭成员学会用心倾听、用爱沟通；改善代际沟通姿态，进一步明晰彼此家庭角色和代际责任。同时，应积极关注随迁祖辈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鼓励随迁祖辈与邻里互动，丰富社区互动和参与体验。可以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组织社区联谊活动，以趣缘、地缘为链接纽带，帮助随迁祖辈在迁入地构建同质性群体联盟或新的朋友圈，拓展社会网络，增强同伴支持系统，减轻他们因原有社会关系断裂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消极感受。

第三，就疏离忽视型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家庭成员感受彼此的行为和情绪，改变家庭中既定的“想当然”的常态沟通模式，引导家庭成员彼此表达当前阶段的发展需求与价值判断，通过一致的意义建构将家庭成员彼此连接，形成家庭整体感，在此基础上制定彼此更加满意的家庭互动规则和协作方式，重塑优良家风。针对部分随迁祖辈出现的“精神空巢”现象，可利用小组或个案方式为他们提供倾诉和陪伴服务，适时释放负面情绪。对于迁居融入较为困难的祖辈，应以随迁祖辈日常生活和社区适应困惑点作为切入点，通过开展诸如迁入地城市历史和城市空间导赏活动、社区人文风貌茶话会、本地风味美食品鉴等活动，引导随迁祖辈认识迁入地的物理和人文环境，了解迁入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资源，学习迁入地生活技能，促进随迁祖辈再社会化，以提高其适应能力。

第四，就失调冲突型家庭代际关系而言，需要认识到，家庭面临的危机给家庭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同时也是家庭改变的机会。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代际成员通过家庭矛盾的解决来了解彼此需求，协助家庭中不合理规则的改变与磋商，构建代际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行为规范。也可通过心理咨询或个案辅导帮助疏解不良情绪，纠正偏差认知，形成积极的信念系统和正面展望，学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困境和挫折。最后，督促家庭成员巩固介入成果，并共同思考如何维护家庭功能的可持续发挥，学会将学习经验迁移运用在不同的场景之中，促进家庭成长。

此外，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营造和政策倡导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的孝道文化，积极推动制定有助于随迁祖辈社会融入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政策；在家庭福利政策倡导中为随迁祖辈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性方案，包括在社区范围内构建互助性育儿联盟，引入更多市场化的可负担的托育服务，帮助随迁祖辈家庭链接资源，有效缓解随迁祖辈的家庭照料压力。本文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化分析及其服务策略探讨仅是理想化的学理探究，现实中家庭代际关系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后呈现出来的不同类型的动态组合形态，需要我们结合社区环境、家庭资源、家庭发展阶段、个体利益需求及情感意愿等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