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K-12 教育改革中的公众参与

高 原

（浙江外国语学院 教育学院/德国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23）

21 世纪以来，我国公众参与教育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和重视。比如，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当中明确地指出：“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袁贵仁和陈宝生两位前教育部长分别在2014 和2019年发表《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2022 年初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同样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其中都要求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反观我国当前的教育现实可以发现，公众参与的实际状况和效果却不尽人意，表现在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的薄弱，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与条件的缺失。[1,2]为此，本文希望借助比较的视野把目光转向异域，尝试将美国当代K-12 教育（美国从幼儿园到12 年级的缩写，一般可理解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公众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公众的观点表达和社会动议对这场改革所做出的批判性回应，展现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反思其经验可以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美国当代K-12 教育改革与“公共领域”的分析视角

（一）美国当代K-12 教育改革进程及其公众批判

1957 年，苏联卫星升空迫使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将教育视为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1983 年，《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的颁布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基于国家兴衰的出发点对自己的教育质量进行反思。20 世纪60 年代之后，美国面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教育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业成就提升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世界上主要国际组织及国家和地区都逐渐认识到，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建立，从而加深和促进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普遍认为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具有一种奠基性甚至是直接培育的作用。[3]美国在多年的改革探索过程中，似乎找到了基础教育救赎的良方，试图依赖企业的力量、市场的逻辑以及标准化的绩效问责方式针对疲软无力的公共教育进行深度改造。一方面，很多公司企业参与到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从对改革措施建言献策到投入资金开发教育产品，甚至是直接投资学校；另一方面，特许学校越来越流行，将择校权利赋予家长以刺激学校之间的竞争。此外，政府通过标准化测试的手段，对学生学业成就进行测试、对教师和学校的质量进行问责。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甚至成为小布什时期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的基本依据，也坚定了奥巴马政府通过《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RTTT）进一步扩大“选择”和“标准”的教育改革信念。

2010 年6 月，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和教育长官委员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CCSSO）共同提出开发《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随即，奥巴马政府还重新授权《初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并出台《改革蓝图》（Blueprint for Reform），意欲推动CCSS 的贯彻实施。这标志着美国继布什政府颁布NCLB 之后，进一步深化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同年9 月，RTTT 提出将拨款3.6 亿美元支持“智慧平衡评估联盟 ”（Smarter Balanced Assessment Consortium，SBAC）和“大学与生涯准备度评估伙伴联盟”（Partnership for Assessment of Readiness for College and Careers，PARCC）两个机构，协助各州开发以共同核心标准为基础的“共同评估测试”。

然而，正当美国的标准化教育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愈演愈烈之时，积怨已久的部分公众站出来叫停教育标准化改革，对其进行猛烈地批判。在他们看来，教育标准的盲目制定不可避免地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缺陷，统一的标准不仅违背了各州教育自治的传统，并且标准所规定的也仅是有限的“语言艺术”和“数学”两门学科；同时，大量的标准化测试和相关的问责制度在违背教育应有之义的同时也让学生和教师为了考试而疲于奔命，并使得很多学生被认定为“学业失败”，教师也因此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此外，公司企业的过度干预让公共教育逐渐染上“市场化”的色彩，威胁公共教育“公共性”的基本属性。上述原因引发包括从学者到普通民众、从社会团体到个人的“公众”演绎了一场针对这场公共教育改革的斗争。2015 年12 月，奥巴马签署《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标志着美国21 世纪以来继NCLB 和RTTT 之后再一次对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的ESEA 做出修订和补充，标志着公众的广泛参与导致美国当代K-12 教育改革发生转向。

本文通过描述和呈现“公共领域”这一视角，深入公众的批判斗争过程，试图展现、分析、阐释美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社会景观。

（二）“公共领域”与研究公众参与教育改革问题的视角扩展

作为近代“公共领域”概念的首创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有关对待政治活动与生产活动以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划分的思想，重申“参与”和“审议”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为当代民主政治带来“参与民主”和“审议民主”的转向。“在阿伦特看来，正是通过建构这种公共自由的空间，人类生活才赢得了一种超越它的生物性存在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意义，才从纯粹私人的或社会领域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并进入共同世界的光明中。”[4]在继承阿伦特思想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把“公共领域”理解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基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置身公共事务。应该说，“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社会。在哈贝马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概念，政治哲学领域名宿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annett）还有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人均丰富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内涵。

从上述“公共领域”的概念史来看，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学者都表现出对公共领域中“争论”和“批判”的重视，特别是哈贝马斯可能是因为继承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因而格外强调公共领域的批判性特征。20 世纪60 年代，德国出现批判的浪潮，各个学科和知识领域都在进行批判或号称进行批判，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也提高了对“批判”的要求。在教育、社会政治方面自然也出现大量的“批判性研究”[5]，认为公共领域中的这种批判能够彰显出公众参与的力量，并使得社会的发展更有活力。然而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运用于教育研究领域的却寥寥无几，仅有极少学者关注到了社会舆论话语对于教育问题的争论。比如，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的教育史著作《伟大学校的战争：纽约市，1805—1973》（TheGreatSchoolWars:NewYorkCity,1805-1973）和《学校改革的世纪之战》（LeftBack:ACenturyofBattlesOverSchoolReform）、我国学者陈露茜的《“学校大辩论”：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将“公共领域”作为主要研究视角，但是其中大量的资料都是来自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其他途径记录下来的公众所表达的观点，都有意无意地构建一幅教育领域中的公共领域景象。因此本文将公众在“公共领域”当中针对标准化教育改革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实践。正是受到这些公众参与实践的影响，美国的标准化教育改革出现转向。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是公众对标准化教育改革进行批判的重要途径和场域，是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因此，本文希望借助于“公共领域”这样一视角，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入手，试图拓展一条研究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新路径。

二、公众通过“公共领域”对美国K-12 教育改革的批判

借助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如今公共领域的形态和功能正在转型，网络成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媒介，公众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话语交往、制造公共舆论或者社会动议，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过程。因此，本文将同时选择通过报刊、广播等传统的媒体平台所建立起的舆论空间以及通过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所组织的社会运动为案例，展现美国公众针对K-12 教育改革所进行的批判实践。

（一）教育纪录片与公共舆论的构建——以《等待超人》为中心

2010 年飞利浦·戴维斯·古根海姆（Philip Davis Guggenheim）导演的纪录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Superman”）在当年的圣丹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这部以公共教育改革为背景的纪录片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他本人曾说“我知道人们会说这部影片反对这个（anti-this）或者支持那个（pro-that）。但是它确确实实反映了每个家庭是如何寻找更好的学校的。”[6]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5 名学生希望寻求更好的教育却屡屡受挫的过程，重点抨击公立学校成效不佳，使得无数有心向学和天资聪颖的学生得不到机会，最后消失在辍学的洪流里。影片将责任归咎于教师质量，认为公立学校教师拥有终身教职，这使得教师工作的热情和动力逐渐降低。影片强烈批判教师团体对劣质教师的包庇，认为劣质教师无法让学生达到既定的学业成就标准。影片认为，特许学校由于没有来自公立学校所受到的种种制度约束，其办学资金来自私人和企业的投资，因而可以使用更加具有试验性的方法来实施教育，能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教育资源。

《等待超人》于2010 年9 月24 日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影院率先上映，仅在一周之内便在这两个城市的4 家影院获得超过14 万美元的票房收入。2011 年5 月，该片在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也得到了89%的评分。这些数据足以显示这部影片在美国社会所受到的广泛关注，片中所涉及的热点话题也引起广泛讨论。正如有人在华尔街时报上所写的影评那样：“有关公共教育的未来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争论当中，这部影片为这场讨论做出了无价的贡献。”[7]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影片公映后不久，很多有关该影片的评论便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包括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影评人等等在内的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声音也得以表达。甚至有人宣称：“这部纪录片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从美国著名演员、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在为此庆祝。”[8]的确，有人评价该片具有革命性的意义[9]，有人称这部纪录片很好地呈现了美国亟须得到优质教育的一代学生和千疮百孔的公立学校[10]，连《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专栏作家也激动地号召全民看看这部影片。[11]

尽管得到不少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赞赏，但是批判的声音始终没有消失，迫使更多的人对这部影片以及有关的针对公共教育改革的措施进行反思。“尽管这部影片非常吸引人，但是其中所描述的现象和观点还是很令人费解的。”[12]有人认为：“影片对于剪辑手段的过分运用隐藏了部分真相，所谓事实只是片面的一家之言。”[13]在纽约，大量教师集中在一起进行抗议，反对这部影片的播出，称之“毫无意义”，因为“影片当中没有呈现教师的观点”[14]。此外，很多研究者针对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公开批判。比如有人认为，这部影片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更多的是在宣泄情感，而没有帮助人们去理解问题；也有人指出该片夸大了特许学校的作用，实际上只有五分之一的特许学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8]

然而，这部纪录片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不仅于此，其所创建的公共领域和舆论空间的形式和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丰富和扩大。就在《等待超人》公映一个月之后，美国著名的“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于2010 年10 月年针对这部纪录片在当年的教育全国峰会（Education Nation Summit）上以“教育需要卡特里娜吗？”为标题组织了一场讨论。讨论分别在纽约市曼哈顿区著名的洛克菲勒广场和NBC 的“教师礼堂”举行，与会者包括了教育专家兰迪·温加腾（Randi Weingarten）、影片核心人物卡纳达（Geoffrey Canada）、导演古根海姆、教育官员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以及教师、家长等其他各个领域的公众人物。在讨论当中，很多人指出片中针对公共教育的无理斥责以及相应修正措施的偏误，比如有人认为影片“忽视了贫困对于教育成效造成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教师团体存在严重问题，没有实现教师质量的总体提升”以及“教师的终身制是教师发展的毒剂”。针对这些本身就存在有争议问题的归因，影片又盲目地“将标准化测试视作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的有效措施”，并且片面地认为“特许学校通过增加选择机会，能够激活教育的革新。”[15]

在此次峰会之后，有人撰文对有关这部纪录片的讨论进行总结和评论。其中，伯克利高中教师兼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客座教授的瑞克·阿耶斯（Rick Ayers）最具代表性。他通过公开撰写文章和参加媒体访谈的方式对《等待超人》和相关的观点进行有力的批判。他认为“《等待超人》冲动地鼓吹了一种理念，要么解雇相当一部分教师，要么要对学校进行彻底的整改，而不顾及其有效性。实际上，当前并没有证据能够对此进行充分说明。”他还指出：“教育改革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强有力的证据，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冲动或者领导者的浪漫想象。《等待超人》忽视了美国教育的历史和系统性问题，观众应当跳出该片导演所圈定的范围和框架，更加全面地对公共教育的改革进行反思。”[16]

实际上，在教育全国论坛召开之前，有人曾就这部纪录片在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上以《一位麻烦的超人：戴维斯·古根海姆的新片劫持了学校改革》（AnInconvenientSuperman:Davis Guggenheim’sNewFilmHijacksSchoolReform）为标题批判古根海姆的观点以及这部影片，认为影片在向标准化测试致敬，将其看作是学生知识习得和学校进步的法宝。然而，大量研究证实，标准化测试造成不公平、将非英语学习者的边缘化，标准化测试的结果误导课程和其他教育政策的制定。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激愤地呼吁道：“很遗憾，《等待超人》接过了NCLB 和RTTT 灾难性的衣钵，千万不要相信这种炒作！”[16]之后不久，该文作者在接受了美国著名节目“今日民主”（Democracy Now）的访谈时，对特许学校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对公共教育的侵蚀进行强烈批评，并回应片中对教师的指责，为教师团体和所谓的“终身制”辩护。[17]

正是在各方面的批判以及诸如NBC 所举办的论坛的影响下，针对《等待超人》的讨论以及针对相关的公立学校改革问题的批判进行得越来越有组织，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公众得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共领域参与到公共教育问题的讨论当中。比如非营利组织反思学校（Rethinking Schools）专门开设了“不要等待超人”（NOT Waiting for Superman）论坛版块，将大量愤怒的教育研究人员和公众组织起来，批判《等待超人》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特许学校过分自信的态度。在私人资助兴办特许学校最为盛行的芝加哥和新奥尔良等地，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联合创建了“全美家长”（Parents Across America. org）等网站，使家长、教师和其他公众有机会参与到有关公共教育改革的讨论中来。

显然，《等待超人》这部纪录片的横空出世有效地促成了一个针对公共教育改革问题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为此前公众有关这一话题零打碎敲的言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表达空间。正是在由该片所创建的公共领域当中，公众对于当时稍显激进的改革有了批判的机会，他们的观点得以有效表达。当然，公共领域的效力不仅仅停留在通过话语表达所形成的舆论空间，随着针对《等待超人》所进行的批判逐渐揭示出公共教育改革背后的逻辑，公众开始借助网络公共领域展开保卫公共教育的实践活动。

（二）网络公共领域与社会运动的爆发——以“选择退出”（Opt Out Movement）为例

以Facebook 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为标志，在超越纸质媒体、露天广场、酒吧、剧场等传统的公共领域之后，网络公共领域诞生了。伴随着公共教育改革的进行以及对此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的深入，产生了与之相关的网络社交平台。随着这些网络社交平台的逐渐壮大，公众组织起了抵抗改革的社会运动。

实际上，来自公众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抵抗往往都是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起的，而网络社交平台的创建者和核心信息发布者往往都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比如，美国知名的教育博主安东尼·科迪曾在他的一篇博文中引用“都市生活基金会”所公布的一项有关教师离职情况的调查数据，论证教师们正在被声称能够有效提升教育质量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弄得精疲力竭。[18]经由科迪的传播，这份调查数据被越来越多的反对企业化改革的组织所知晓，各个相关的Twitter 和Facebook 小组以及K-12 新闻网（K-12 News Network）和“不要等待超人”等网站都纷纷援引这份资料作为批判的有力证据。在此之后，K-12 新闻网和“不要等待超人”网站于2013 年前后开始宣传有关西雅图加菲尔德高中教师对通过“学业进步评价”（Measure of Academic Progress）的标准化测试监控教师质量进行抵制的消息，这些消息被其他更多的网络社交平台转发，有关教师抵制运动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地被爆出。与此同时，一些抵制运动的领导者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开始对运动进行支持或者组织新的运动。经由网络社交平台对于教师抵制运动的组织和宣传，CBS 也以“为测试而教”（Teaching to the Test）为标题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19]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并得到各地教师和教师团体的支持。

不难发现，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网络公共领域能够更加高效地集中更多的同盟，公众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组成团体表达着自己的诉求，甚至组织起反抗运动以表达对于公共教育改革措施的不满。比如，“泛美家长联盟”（Parents Across America）、“联合选择退出”（United Opt Out，UOO）、“占领教育”（Occupy Education）都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民间组织。随着各种公众组织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建立，他们对于公共教育改革的反抗不仅仅停留于话语，而是开始转向实践中的社会运动。比如，“泛美家长联盟”就曾连续在2011—2012 年度协助组织过在华盛顿进行的“拯救我们的学校”（Save Our Schools，SOS）游行活动。在各种针对公共教育改革“市场化”倾向所进行的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当中，“选择退出”运动是最具代表性的，集中体现了公众保卫公共教育的鲜明态度。

2011 年7 月，上千人汇聚华盛顿参加一场名为“拯救我们的学校游行暨全国呼吁行动”（Save Our Schools March and National Call to Action）的抗议活动。[20]除了大量的教师和家长之外，此次活动还吸引了诸如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黛博拉·梅尔（Deborah Meier）、马特·达蒙（Matt Damon）等公众人物的参与，声讨一系列针对公共教育的改革措施。此次活动引发人们反思：怎样才能让这些来自于公众对于教育问题的声音得到更好的表达？需要多少这样的表达才能够真正对教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于是，一群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了UOO、创建了Facebook 小组以及网站，并确定任务目标——“选择退出”高风险（high-stakes）的标准化测试。他们通过Blog（博客）、Facebook 等网络平台方式宣传、支持和组织“选择退出”运动的开展。

2011 年底，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这一事件带来的灵感点燃UOO 开展运动的引线，UOO 决定进入华盛顿，“攻占”（Occupying）教育部。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攻占”运动不同，它们并没有像“攻占华尔街”那样号召群众在教育部办公楼前席地静坐，而是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教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在政府驻地前进行游行和声讨，控诉当前公共教育受到私人机构的裹挟。UOO 通过Tweeter、Facebook、博客和官网发出邀请，并在整个“攻占”运动期间通过赫芬顿邮报和网络广播及时播报运动的进展情况。在持续四天的运动当中，共有上千群众来到华盛顿，游行至白宫门前。

2013 年春天，UOO 再次发起以“拒绝考试”（test-refusal）为名义的“攻占2.0：为公立学校而战”（Occupy 2.0: The Battle for Public Schools）游行运动。如此前那样，UOO 通过网络的力量汇集参与者并报道此次运动，通过Tweeter、Facebook 和博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宣传这场运动。此外，UOO 还将制作的实况短片上传至Youtube 和官网平台上进行播放，并且联系更多的大型媒体平台，比如《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美国的繁荣》（American Prospect）对此进行报道。

在两次运动之后，UOO 的影响力大大提升。UOO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无数条宣传信息、活动手册和活动纪要，并且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重要事件的视频和文字链接。借助于网络平台的力量，“保卫公共教育”以及“拒绝标准化考试”的理念在各州散播，得到很多地方的积极响应。比如在加州，2013 年有超过5%的学生拒绝参加考试，这违背了NCLB 当中“在对于AYP 的评价当中，参考人数必须超过95%才为有效”的底线要求，因此迫使州教育管理部门不得不在暑假组织补考。在纽约州尤其是长岛地区，从2013 年开始，“选择退出”标准化考试的学生逐年递增，家长和教师发起的抗议活动也惊动了州教育署甚至联邦教育部，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对本州的标准化测试计划做出修正。

UOO 在短短不到5 年的时间之内组织起“攻占”教育部的运动，并在各州号召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退出”标准化测试，将保卫公共教育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可谓奇迹。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公共领域不同，网络公共领域让每位公众都能够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到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发表自己的声音、实践个人的教育期待，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对整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影响深远。正如美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尼古拉斯·克莱因（Nicolas Klein）所说：“我的朋友，在这段故事当中，你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最初，他们可能忽视你；然后，他们嘲笑你；接着，他们攻击你并想烧死你。但是，他们最终会为你建造丰碑。”

三、反思美国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

（一）公众的批判与美国K-12 教育改革的转向

事实上，美国的K-12 教育改革在过去30 多年的时间当中，经过酝酿、计划、实施和不断完善得到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育的质量，只不过这种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太过心急。在公众通过公共领域所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言论攻击和实践行动之后，标准化改革出现回头的趋势。尤其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他在NCLB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标准的制定，并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全国性的课程标准——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K-12 教育改革和公众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彻底爆发，公众的批判开始对整个教育改革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就在46 个州陆续采纳CCSS 不久，有些州便表示要从中退出，有些州宣布将对现行的标准化测试以及相关的问责制度进行修改，最为明显的当数2015 年底出台的《每个学生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法案。这部由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最新法案提到不再强迫各州采纳CCSS，同时要求取消部分不必要的标准化测试。[21]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ESSA 代表了“25 年来联邦对于各州控制的最大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即联邦政府咄咄逼人似的控制学校成绩的时代的终结，从而将控制权归还于各州和地方学区。”[22]

这就是美国公众借助公共领域参与教育改革的作用与意义，如果缺乏这种来自公共领域中的批判，美国教育改革的进程似乎就缺少点什么东西。正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AFT）的领导者兰迪在评价CCSS 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时所认为的那样，这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缺乏公众的参与。公众没有参与、家长没有参与、地方学区也没有参与......这是非常有害的。”[23]

如果将视线聚焦在美国近30 年的教育改革中，即便是K-12 教育改革本身也是经由公众通过公共领域表达观点和争议而导致的结果。面对美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逐渐减弱，PISA 测试成绩排名的不断下滑，公众对于教育质量怨声载道。这也是标准化测试和课程标准在饱受批判的同时也同样有着大量拥趸的原因。而唯有经由公众通过公共领域的介入，所得到的结果似乎才是民主的、正当的，也唯有经过公共领域的介入才能让更多的人心里感到踏实。

（二）成熟发达的公共领域是美国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

在本文所选取的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不仅看到美国教育领域所存在的一个发达的公共领域，更看到公众对于教育事务的关心和积极参与。公众积极有效地参与教育改革愿景的实现不仅要有制度的导向和技术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成熟且健全的社会基础。因为人们日常生活所信赖的可能既不是严明的政策和法律，也不是教条的书本知识和道德规范，而是他在所生存的环境当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平民法则”。这种“平民法则”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之中，又通过每一个细节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诠释。[24]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当中就描述过一种全民参与、公开批判的民主形式。可以认为，美国社会历来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也正是凭借于此，美国的政治决策和各种社会事务往往经由公众的广泛互动而完成。尽管有人抱怨这种公众参与低效、费时费力，而且最终取得的结果也未必最好。但是，从当代流行的参与式的、强调程序公正的民主政治哲学观点来看，这种形式的民主恰恰符合这一标准，是一种全民互动的实践结果。无论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咖啡馆、剧场、行会，还是如今的各类媒体和网络平台，都在为美国的全民参与提供舞台。可以认为，成熟发达的公共领域早已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渗透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务之中。

虽然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TheFallofPublicMan）中提到“现代社会普遍的自我迷恋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共活动失去了兴趣，造成了公共生活的衰落”，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Alone:TheCollapseandRevivalof AmericanCommunity）中也提到了“公共生活的堕落”，但是如果是从美国这场K-12 教育改革的过程来看，这一判断似乎过于极端。或许美国传媒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观点更为准确，在他看来，美国的公共领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退化，因为作为一种社会传统，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是不可能被湮灭的，即便在一些领域中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别处一定有展现和发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