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理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与继承发展

王珏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引领当代中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根脉，是维持历史连续性、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基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传统文化百年理路的全部奋斗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积极引领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导主体，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自为主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场域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同向而行，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时代变化，以敏锐的时代性思考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不断汲取其中合乎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养分，厚植中华文明的根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思智慧、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引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为主体；科学态度；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G12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45 — ０6

一、中国共产党是积极引领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导主体

从人类社会的横截面展开看，人类社会是由不同层级的结构和要件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文化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崇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协调运行和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对自身所伴生的文化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状况是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文化就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具有自身的历史性和传承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这一重大论断，在文化的根脉和发展源头上为我们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形

态”，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自觉且发展壮大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不仅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价值主体自觉，不断地超越部落、氏族、血脉以及地域的限制，促使在统一的大民族融合之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序列和文脉赓续，而且还丰富和滋养了中华民族得以存续

和发展的精神底蕴，奠定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文化镜像和根本标志，形构了以历史记忆、语言文字、传统价值观念和共同心理活动等为纽带的中华

民族独特的“母体”形态，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中的生成，其所孕育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优势、思想精髓以及自觉心理，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根、处世之本”，彰显了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成就感、厚重感和自毫感。

文化历经世代的传承和积淀而不断地向前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凝成方式和存在样态。在马克思看来，文化主体是“现实的个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以物化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外部事实，还指向

了人的内在规定性，并在这种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

活动中，文化主体不断地超越自在，成为自为性的存在物。换言之，在自在和自为的矛盾结构中推动着文化主体总是要以文化的自觉突破、超越自身现有的文化存在，生成一种在情感、心理和实践等层面比之以往都更具高度自觉的文化，实现了文化在“质”的结构上的跃迁。文化主体是对自身文化所持有的一种归属感、集体认同感及在文化信仰上的觉解和坚守。从文化主体意识来看，文化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并获得归属感和力量的重要源泉，也是一个国家、政党、民族和人民在其现实性上能够自觉到其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对此进行有意识的省察和辨别，指出其不足之处、缺失之处和劣势之处，以及发扬广大其优越之处，从而促使其不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对于文化的领导地位而言，必然要求这种文化主体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因为尚处于自在状态中主体是难以完成对自身文化的觉解。这种自为性通常表现为：一是，在不同文化比较中明晰“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二是，对于文化所拥有的自觉和建构的能力予以充分地表达出来，使文化觉醒和跃迁成为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主体，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自为主体，以更为广博的文化视野、更为雄厚文化知识和更为深邃的文化素养敏锐地察觉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崭露出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感时代之先、发时代之声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追求，以及有能力地应对和处理各种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从而带领中国人民自觉践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从问世以来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理念、价值和实践方式等相融通的内在机理，这种契合共生的形态可以超越这个时代发展，并打破国家、民族和地缘结构的界限，从而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科学地解答这个时代的“历史之谜”，诠释了一个民族坚守独立的自我精神认定的自觉反映。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逻辑主线上，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对文化场域的不断探索，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汲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引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焕发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从这个科学进路上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为引领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为主体，因为它反映了作为一个先进政党对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完善的联动推进，在“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俨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力量。在对中华优秀传承文化的奋斗求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以教育、宣介和体验等方式增进中华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同频共振的发展脉络，增强了文化主客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对象性和非对象等活动，从而在引领时代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繁育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民族自信和理论自觉，在现实性的意義上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个漫长的文化求索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三者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表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带领广大人民长期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而生的一种具有光明前景和远大前途的文化，而且对内蕴于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一定的“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照以及对文化精髓的汲取和发扬，不仅将其作为当代中华文化的“源流形态”，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心理上提供了厚重的历史底气和自信之基。

二、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总是与这个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有着密切联系。民族的兴衰既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也决定着一个民族对自身发展道路及其广阔前景等方面的文化自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是相一致的，历史进程的向前推进也伴生着思想的产生、发展，凝成着对这个所处时代的思想精华。在“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的境遇下，清朝作为封建王朝集权统治的“集大成者”，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被决定性地与西方“資产阶级民族”相遭遇，中华传统文化也就在民族危机中逐渐失范。尽管先进的中国人民先后历经了基督教文化的借用、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学习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等过程，呈现出一个由“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深层的精神文化”低级向高级的递进过程，但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人的“自救”活动，以及在与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封建制度等纠缠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已然从“根”和“本”上彻底地解构了中国人的自信，无法实现在“伦理觉悟”上的思想大解放，这源于传统文化自身的封建性、狭隘性等藩篱无法成为引领中华民族摆脱列强压迫、走向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武器，使得文化由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方向发生了心理逆转，在精神心理层面呈现出文化自卑的态势，传统文化在被封建裹挟下无法完成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被动性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

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然要有文化层面高度自觉和广泛认同。近代以来，那种以儒家学说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导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是难以完成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指引，而要想对这种观念上层建筑做出一定的冲击和洗礼，就要有一种先进的思想作为有力武器和有领导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先进力量，才能促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危机，解决近代以来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时代精神，以全面、深刻的力量融入中华文化的实践创新与发展脉络中，并与其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深刻体现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和演变逻辑，不断超越时代、国度、民族、地域等的限制，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在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不仅对旧传统文化给予了一定抨击和批判，而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开始重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精神和实践导向，不断将传统文化从封建制度的裹挟中解救出来，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承袭着较为激进的批判态度，将传统文化视作一种“设法令其速死”的东西，但从总体上来看是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理性和成熟的一种表现，也有着因其在革命初期曾遭受过重大挫折的缘故。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日渐走向成熟和自信，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然不再是一种持有“清理古代文化和遗毒”的激进态度，而是愈发作出理性分析和省思，促使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生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取代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旧民主主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总体战略层面上以全面、深刻的力量融入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之中，以强大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在文化发展层面上，重构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样态、实践活动及文化心理等范畴，使其成为涵养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底蕴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就其总体和实质而言，始终秉承着继承、批判和创新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不断焕发其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彰显其超越时空限制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精髓。从中共历届领导人提出的文化建设视野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即“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3］。这些方针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省思态度，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承继。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髓来滋养自身发展的先进政党，“继承、批判、创新相统一”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性态度抑或辩证方法。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推动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与实现民族复兴是同频共振的发展逻辑，并不断在创造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文化进步，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人“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丛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凸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5］的时代论断，为奋勇推进民族复兴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力量，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任何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延续性的文化必然有着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教化功能和人文精神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根脉，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价值，蕴含着中国之理性思辨和智慧结晶，涵养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家园。在把握“各种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始终秉承着一种积极向上和昂扬进取的态度，将其文化精髓和底蕴内蕴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之中，不断推动治国理政的有益启迪、道德建设的有益启发、社会关系的调理以及鼓励人们富有积极向上向善的内容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追求，实现了对中国文化探索的广泛性和超越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我文化的基本立场、实践原则和发展脉络的理性认识，在创造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文化的向前进步，彰显了时代精神之风华。

（一）秉承“辩证继承、古为今用”的理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底蕴

一个国家、民族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追求，深深地镌刻在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之中，这是形成并有别于“他者”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展现自我民族特色和文化魅力的重要表征。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延续中创造了世界璀璨的文明形态，不仅从整体结构上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而且还形成了九流十家、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等内在的多样化的文化样态，在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中形构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印记、价值理念、人文精神、語言文字、社会风俗、规约习惯等有机体系，展现了中华民族之基本形象、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等范式。从历时性与广延性上来看，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样态伴始终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而发生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而这种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等在今天看来并不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或许带有着很多的文化糟粕。而要想使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重新焕发自我的文化魅力和价值追求，就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不断汲取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和哲思智慧，使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践发展的精神旗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科学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辩证看待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优势和劣势等，对其有着正确认知、理性认知等准确把握，在批判性继承的过程中将其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源泉动力。在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当代现实境遇出发，取其思想精华、优质资源和价值追求等养分，去其封建糟粕、摒弃不合理的因素，从而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使其成为涵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庞大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于指导我们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价值准则，不断地与民族的生命力相连接，使其能够不断地涵养其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传统文化进行正确把握和科学辨别是极为困难的，主要因为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一种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在结构上是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多样性组合，以及在层次上是一种立体性的体系，因而这不是简单意义上对其进行甄别。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文化在不断完善自己和发展自己的过程中丰富自身，秉承着“辩证继承、古为今用”的理念和态度，不断汲取其思想精华、价值理念、精神信仰和社会风俗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导引作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向心力。从毛泽东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到习近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转变，在历史实践和总体意义上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批判继承、发展创新传统文化，善于从中汲取滋养和智慧，使其不断地向前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上的自觉和领导力。同时，也深刻地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力求索的整个理路进程，在尊重传统、厚植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和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呈现出积极向上的传统文化予以挖掘出来，并将其丰富的宝贵资源予以“活化和利用”，使之有力地关照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从而达到经过理性省思和批判之后的具体呈现和实践成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弥新，跨越时空和国度的价值魅力。

（二）坚持“双创”的发展原则——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耦合中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维度来看，包括对文化的生成、演变和发展等规律性意义的探索与把握。坚持“双创”的发展原则是激发传统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传统文化进行“双创”发展，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合乎逻辑和发展规律的人文精神、哲思智慧以及治国理念等予以充分挖掘出来，将其用于对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权威性指导，守住中华民族的根本和“精神自我”，使之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精神源泉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宝库。具体而言：一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即“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6］；另一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即“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7］。通过这两方面的“双创”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制度建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所蕴含的价值内容在当代中国能够再度被激活、熔铸和有效改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及其发展前景的信念，从而彰显中华民族不断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对于中华文化而言，传统文化绝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过时论”，它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根基之处，并将这种文化结晶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和自为价值的文化烙印。深耕于中华沃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具有历史和传统以外，还需要将这种“传统”融入“现代”之中。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化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宝贵资源，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伦理道德以及行为规约等可裨益于解决现代社会愈发工具理性的弊病，必须从整体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出的现代性价值建立在对传统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以此实现文化的历时性进步。因此，坚持“双创”的发展原则，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耦合过程中揭示了传统文化演变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文化提供了方向引领，更为人类文明架设了一条正确的精神导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经世代相传的产物和结果，具有历史继承性，因而“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8］。文化的衍生和所持有的生机、活力不仅依靠内生动力的激发，还需借助外来文化对其进行滋养，这说明了文化是一种杂生的产物，是在外源冲击和内生增长共同作用下才能保持恒定生命力的体现。坚持“双创”的发展原则，不仅旨在对历史沿革下的传统文化进行加以改造并赋予其新内涵和新形式，而且还要在当代世界文明的激荡之中对其内涵和影响力给予一定的完善和现实关照，俨然指明了传统文化不仅取决于内生性发展动力的支撑，还必然依靠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借鉴等交流碰撞的活动中兼收并蓄，吸纳和借鉴“他者”民族文化的合理要素和养分，实现中西文化融贯发展的基本理路。在这种广泛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展中华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实践原则，在借助外力的影响中不断涵养自身，积极推动自身建构与发展，在文明互鉴的新叙事中把握中华文化的时代走向和实践理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当代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革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国家治理、社会制度等日臻完善，需要文化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思想指引，使之达到与之同频共振的结构。因此，坚持“双创”的发展原则，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基因图谱、行为方式等优秀成分激发出来，形成对中国价值的广泛认同，在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进程中不断地坚持以文化的创新发展作为内在的基本价值指向和遵循，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

（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架设“文明互鉴”之路上彰显中华文化之独特魅力

人类社会及其实践活动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且面临着人类为之求索的共同话题，超越了时代、地域、国度和民族之间等与之关涉的界限，从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形成了人类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价值、文物古籍、行为规约和历史遗迹等范畴的呈现，还是一种思想的凝练、价值的追求以及行为的规约。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培育、精神世界的建构与守护以及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都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的，因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合乎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内在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丰富严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思想精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文化信仰，从本质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实践和内在规律性，从内容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赓续和精神底蕴，从实践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发展和价值追求，等等。在“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的今天，要想更好地萃取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增强其在当代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就必须激发文化主体的灵动、创造活力和需要，不断夯实在世界文明交流碰撞中的坚实根基，从而有力地借助“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方式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并使其在架设“文明互鉴”之路上彰显中华文化之独特魅力。

从文明的演进及其发展规律来讲，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之该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同向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正确把握“源和流”、“古和今”、“中和外”等之间的逻辑关系，突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狭隘性取向和限制，消除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歧见、歪曲误读等不利话语形态，消除部分“唱衰”中国和中国奇迹的声音，凭借在感受“他者”文化魅力之时不断激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内生性建构能力，从而彰显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新理念和新格局，树立当代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大国风采。因而，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有助于我们向世界、各民族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人文精神、制度体系及治理经验，推动内宣和外宣同步性、一体化发展，从而奏响一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交响曲，使之把“中国故事”讲得愈发生动和精彩。

坚定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再次走向历史舞台和世界中心的文化基础。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传统文化要在“文明互鉴”之路敢于打破封闭的传统，消灭文化无序发展的局限，凭借在民族文化之林的对话、交流、合作以及互鉴等外部形式中汲取合理的养分，不断促进自身传统文化进行内生性发展，实现文化的“求同存异”的结果状态，从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表达中华民族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建构和实践推进，致力于推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是夯实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根基，维系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不仅有助于夯实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底蕴之所在，而且还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抓手，这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力量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因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意义的维度上有助于彰显中国的大国风采和使命担当，因而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世界舞台中央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消解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浅层性、碎片化的认识，不断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得到他們的文化认同和肯定，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天下大同”“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以人为本”“共存共赢”的价值理念和情怀以多样化的方式传播开来，从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彰显一个现代化的大国风采和形象。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8.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02）.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47.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4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