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人群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张会庆，查建彬，邱婧玲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2.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和“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民族院校作为民族地区创业人才培养的重镇，持续关注并不断优化大学生群体创业行为，以创业带动大学生就业，为民族地区培育储备人才，成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下中国创业生态系统呈现出波动周期长、恢复速度快等特点，就业形势日趋严峻[1]。与此同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征程中，民族地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亟须大批大学生创业者的深度参与，有力推进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正向化发展，为民族地区输出更多高质量创业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民族院校如何更好地构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因时而动、因势而动，不断正向化、最优化发展，成为亟须突破的一大时代难题。

纵观以往研究，众多学者对具有连续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创业行为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民族院校大学生作为创业主体的创业行为关注度不够，专门针对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缺乏，亟待结合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需求和大学生自身创业就业预期目标，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更好地把握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发展机理和规律，进而精准施策，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优化发展。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探析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人群差异和透视影响其创业行为的因素，进而探寻促进高质量创业行为发生的可为策略，希冀为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假设提出

对于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人群差异，学者们做了较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性别方面，女大学生更愿意从事具有较高稳定性的职业[2]，创业行为更为消极。祝军等认为民族因素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3]，但其团队后期研究发现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毕业生的辈出率相对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具备较好的学习能力和就业技能，一般都是本民族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创业方面，特别是回生源地创业方面更具有人力资本优势[4]。

由于所接受到的信息、知识、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对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不同，进而会影响到其个体创业行为[5]。有研究发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上理工农医类学生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学生[6]，虽然创业行为并不完全等价于创新创业能力，但行为是能力的体现，有好的能力才可能有好的创业行为表现。人们普遍认为从事自然学科的大学生利用自身具备的技术优势创业成功概率相对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要高一些，其创业行为会更加积极。同时，户口为城镇的大学生，相对农村大学生而言，会有更积极的创业行为。总体而言，高年级大学生创业知识储备较多和就业压力倍增，创业行为表现要优于低年级学生群体。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存有较大差异，来自不同出生地的大学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在创业行为上会存在着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人群差异研究假设：

H1：大学生创业行为在性别、民族、学科、户口、年级、出生地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推断大学生个体层面上的主观创业意向、面向未来就业的创业教育、群体层面的家庭支持以及宏观社会环境中的创业扶持政策，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均有着积极的影响。

1.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

大学生创业意向是大学生作为潜在创业者是否愿意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拥有创业意向是个体投身创业的前提与基础[7]，缺乏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就无从谈起。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因素、学校教育、社会氛围以及家庭环境等[8]，就业意向多选择稳定单位[9]。创业意向对于创业行为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在心理上会更倾向于参与创业学习与实践活动，会觉得创业具有吸引力[10]。本研究认为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必要不充分条件，由创业意向发展到形成创业行为还有一定的距离，具备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未必会产生外显性的创业行为，但是创业行为积极的大学生会有着较好的创业意向。

2.创业教育与创业行为

创业教育是对大学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培养的一种专门教育，与大学生实际创业行为的发生有极大关联，对于大学生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但也有研究认为创业教育并不总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创业技能，相反会改变其对待创业风险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抑制创业行为的发生。[12]本研究认为在校大学生通常缺乏真实的创业体验和经验积累，良好的创业教育是引导其初步探索、产生创业意向的基础，可以帮助其建构创业知识，训练创业能力，对于提升其创业行为有着积极影响。

3.家庭支持与创业行为

对于创业者而言，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家庭支持都至关重要[13]。家庭支持成为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14]，会使大学生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机会[15]，会对其创业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6]。大多数在校大学生都无固定的收入来源，其学习和生活高度依赖于家庭，若家庭能够在情感与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大学生创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其思想与经济负担，有利于创业行为的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家庭支持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4.创业政策与创业行为

以刺激创业为出发点，以支持创业过程为核心，以减少初创企业的不确定性为目标的创业政策，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正向发生与可持续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是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政策，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保障与基础，成为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使大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创业行为[17]，由此，本研究认为创业政策对创业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图1），其中：创业意向、创业教育、家庭支持和创业政策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创业行为，同时创业意向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图1：概念模型

H2：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家庭支持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扶持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创业意向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6：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7：家庭支持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8：扶持政策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样本与工具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西部地区4 所民族院校，结合大学生的性别、年级、学科等进行分层整群抽样问卷调查。总共收回问卷881 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732个，有效率为83.09%。有效样本统计特征 如 下：男 生438 人（59.84%），女 生294 人（40.16%）；汉族240 人（32.79%），少数民族492 人（67.21%）；大 一213 人（29.10%），大 二192 人（26.23%），大 三165 人（22.54%），大 四162 人（22.13%）；人文学科402人（54.92%），自然学科330人（45.08%）；城镇户口420 人（57.38%），农村户口312人（42.62%）。学生出生地为东部地区的234人（31.97%），中部地区的267 人（36.48%），西部地区的231 人（31.56%）。样本年龄分布在18—25 岁之间，M=20.27，SD=2.48。从问卷有效样本中大学生各方面情况的分布来看，选取的样本范围足够广泛，能够较好地满足本研究需要。

（二）研究工具

1.问卷设计

本研究参考已有大学生创业相关研究成果，分别编制了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和影响因素两份调查问卷。结合前期预调研，并征询三名创业学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对题项进行了适当修正，最终形成了包括样本基本特征和分别调研大学生创业行为、创业意向、创业教育、家庭支持和创业政策的问卷。问卷选项采用李克特5 级计分制，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对应1到5分。

其中，借鉴姚晓莲编制的创业行为问卷[18]，创业行为从创业知识习得行为和创业实践行为两个方面设计了4 道题项。基于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理论，借鉴胡文安[19]、李海垒[20]等编制的创业意向量表，从创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两个方面设计了4 道创业意向题项。借鉴赵国靖等编制的量表[21]，从课程体系、师资力量、教学方式设计了6 道创业教育题项。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从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两个方面，设计了4 道家庭支持测量题项。借鉴大学生创业政策已有问卷[22]和相关研究文献[23]，从创业教育保障政策和创业促进政策设计了4道扶持政策测量题项。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将问卷题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 的5 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70.502%，其中因子1 的解释方差为38.774%，小于5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数据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现象。

四、数据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通过SPSS26.0 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按特征值法提取5个公因子，总方差解释为70.502%，大于标准值60%。各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量在0.6～0.8之间，大于标准值0.6，5个维度均能被各测量题项有效反映。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0.8以上，大于标准值0.7，说明量表信度质量较高，内部一致性良好。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值分别大于标准值0.7 和0.5，表明收敛效度良好。量表维度、测量题目、因子载荷及信效度，见表1。

表1：量表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

针对区分效度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创业意向AVE 平方根值为0.822，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691，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创业行为AVE 平方根值为0.821，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691，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家庭支持AVE 平方根值为0.775，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503，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创业教育AVE 平方根值为0.734，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681，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扶持政策AVE 平方根值为0.776，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0.681，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区分效度检验

（二）拟合优度检验

通过Amos24.0 软件对结构模型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经过检验得到：χ²/df=1.540、SRMR=0.039、RMSEA=0.047、 GFI=0.902、 AGFI=0.872、 IFI=0.968、CFI=0.968、TLI=0.962，如表3 所示。依据通用的模型适配标准[24]（P37-59），该样本模型总体拟合优度较好。

表3：模型拟合度检验

（三）人群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民族、学科、户口的大学生创业行为差异比较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性别、民族、学科、户口差异分析

不同年级、出生地的大学生创业行为差异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年级、出生地差异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样本的创业行为呈现出显著性差异（t=2.072，p＜0.05），对比可知男大学生（3.346）明显优于女大学生（3.081）。不同民族样本的创业行为存在显著差异（t=2.176，p＜0.05），少数民族样本（3.452）优于汉族样本（3.017）；不同学科样本的创业行为未呈现出显著性（p＞0.05）。不同户口样本的创业行为呈现出显著性差异（t=3.483，p＜0.01），对比可知户口为城镇的样本均值（3.427）明显高于农村的均值（2.993）。各年级样本对于创业行为没有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年级样本对于创业行为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不同出生地样本的创业行为呈现出显著性差异（F=5.156，p＜0.01），差异较显著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综上所述，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

（四）直接效应检验

根据表6 及图2 结果显示，可知各路径的S.E.值均大于0。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47，p＜0.01），假设H2 成立；家庭支持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71，p＜0.001），假设H3成立；扶持政策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1，p＜0.05），假设H4成立；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48，p＜0.001），假设H5 成立；扶持政策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8，p＜0.01），假设H8 成立。创业教育对创业行为、家庭支持对创业行为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假设H6、H7不成立。

表6：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图2：模型路径图与标准化估计值

（五）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分析基于Bootstrap检验方法，即重复抽样1000 次分别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 不包含0，则表示统计显著。在本研究中，创业教育与创业行为之间存在两条影响路径，即：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创业行为，创业教育→创业行为。家庭支持与创业行为、扶持政策与创业行为两组间同样存在两条类似的影响路径。这是一种简单中介效应，为了分析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本研究选用PROCESS 插件中的Model 4，将自变量创业教育、家庭支持和扶持政策分别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1.创业教育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创业教育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创业教育对创业行为的总效应为0.561，置信区间不包含0，总效应显著；通过创业意向传递的中介效应为0.503，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9.66%；直接效应为0.058，置信区间包含0，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创业意向在创业教育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7：创业教育中介效应检验

2.家庭支持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家庭支持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8。家庭支持对创业行为的总效应为0.662，置信区间不包含0，总效应显著；通过创业意向传递的中介效应为0.541，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1.72%；直接效应为0.121，置信区间包含0，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创业意向在家庭支持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8：家庭支持中介效应检验

3.扶持政策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扶持政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9。扶持政策对创业行为的总效应为0.469，置信区间不包含0，总效应显著；通过创业意向传递的中介效应为0.278，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9.28%；直接效应为0.191，置信区间不包含0，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创业意向在扶持政策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9：扶持政策中介效应检验

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是创业教育、家庭支持、扶持政策通向创业行为的重要桥梁。

五、提升策略

（一）关注女性大学生创业行为

本研究发现民族院校男性大学生创业行为表现更积极。为此，政府、高校和家庭等多元主体要高度关注女性大学生创业行为表现、创业现实诉求与实践困境。要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观念的思想教育和社会风气引导，千方百计地营造适宜的大学生创业文化氛围，加大对女性创业成功案例、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和覆盖面，培养和增强女性大学生对于创业商机的识别、开发和利用等综合能力。

同时，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抉择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风险决策过程，受到个体心理调节定向和外部信息框架的影响[25]，因此亟须围绕大学生创业就业心理活动而构建心理辅导专门平台，为有志于从事创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女性大学生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创业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和必要的心理疏导[26]。总而言之，各相关主体要倾其所能点燃女性大学生创业的激情与意向，提高其从事创业的自我效能感，助力女性大学生创业梦想成就，保持大学生创业的两性平衡。

（二）优化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本研究发现扶持政策对大学生创业行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且通过创业意向间接影响到创业行为。这启示我们，要结合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特征，充分发挥政策所特有的引导、调控和支持作用，增强政策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应有之义，实现政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根据新时代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的新特点、新规律，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强化创业扶持政策的前瞻性、时效性与有效性，提升民族地区创业政策吸引力，减少限制大学生创业的条件并简化创业操作流程与步骤，提高目标群体参与的积极性和政策认同感[27]，吸引更多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投身创业大潮，并提升大学生创业行为与创业成效。

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优化政策撬动大学生创业的资金链、信息链、服务链、创新链等多链路融通，构建“校企政社”与大学生创业者的利益分配与共享、共担风险等机制，提高大学生创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减税降费，为大学生创业融资担保、社会资本吸纳对接等提供政策便利，帮助大学生解决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疑点、难点、痛点问题。大学生既是当下的学习者，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生产者、创业者和建设者，要通过政策引导大学生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积极关注招聘信息和创业就业政策，主动应对创业就业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创业行为的正向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创业带动就业。还要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业就业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依法依规增强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成果的保护力度，切实保障大学生创业者的合法利益，引导大学生合理降低和规避创业风险，激发并不断巩固其创业意向与激情，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航。

（三）实施精准个性化创业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行为优于汉族大学生，这与夏仕武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创业整体意愿较强较为一致[28]。少数民族大学生学成归来，返回民族地区开展创业，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因此，民族院校要进一步发挥开展民族教育的优势，针对各民族大学生创业行为特征和创业意愿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实施个性化创业支持，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建功立业提供支撑。还要帮助各族大学生客观认识当下创业就业的形势和民族地区开展创业的优劣势，引导他们能够积极奔赴民族地区，围绕民族特色产业、民族文化资源等开展创业，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成就自我人生。

根据户口为城镇的民族院校大学生在创业行为上表现更为积极的研究结论，要更为关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创业行为提升。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未完全消弭的现实状况下，城镇拥有更为丰厚的创业人脉、资金等资源，以及更浓厚的创业环境氛围，而且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创业咨询服务、社会资源等获取等方面仍占据优势。随着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和乡村振兴深入推进，需要引导他们能够学成归来，回馈社会和反哺家乡。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成为人才培养的新常态，加之智慧教学环境营造，并不断完善创新创业信息化资源的建设，探索智慧教学教法，这些都强化了来自不同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对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的依赖性和感知性，使得他们具有更强的数智素养、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等21 世纪人才所要求必备的核心素养。与此同时，随着短视频、微视频、网络直播等多种融媒体行业的兴起，很多乡村通过在网上直播售卖农副产品，或是发布文本、视频等信息对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等进行宣传，这些都成为了来自乡村的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新优势。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积极引导乡村大学生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尝试融合家乡特有的乡土化元素，创造出可行的创业点子，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创业计划方案，积极投身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成为提升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质量的关键一环。

教育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作用，开展以技术为支撑的精准就业指导成为推进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的重要突破口[29]。根据大学生个性化创业就业需求，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低门槛、低风险和高灵活度的创业，能够促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创业就业市场更加繁荣发展，拉动整个社会经济复苏，有效缓解人才就业压力。概而言之，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严峻创业就业形势，在大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当下，政府、民族院校等多元主体要时刻关注来自城镇和乡村不同生活学习环境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差异性，结合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等开展更为精准个性化的创业引导与支持。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出生地为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在创业行为上表现更为积极。这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创业条件更好，创业机会更丰富，学生创业可能性更大”结论相吻合[30]。为此，要给予来自中西部地区大学生更多的创业引导和必要的倾斜性帮扶，积极解答其创业疑惑，消除其创业顾虑，提高其创业内生动力，促进创业意向到创业行为的转化。换言之，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以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为准绳，关注不同地区生源的大学生创业基础与创业意向，更好地开展因材施教、因人施策，提升每个大学生的创业行为水平，促进高素质创业人才不断涌现。另外，从大学生个体而言，唯有调整好心态，积极接受精准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提升自我创业能力，做好充足的身心、能力等多方面准备，才能不断优化创业行为，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适应未来充满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职业生涯。

（四）深化协同式创业教育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学科差异，并证实了虽然创业教育并不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创业行为，但是会通过影响创业意向而间接影响到大学生创业行为。大学生职场胜任力和行为表现取决于其学习力和所受教育状况。创业教育效果越好，越能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这与“创业可教”的观点一致[31]。大学生高质量创业行为培育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系统性工程，涉及大学生的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复杂技能、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维度的培养。尽管因受教年限和学科差异，各年级大学生的知识积累量有所差异，不同专业大学生所接触到的知识面也有所不同，但创业知识技能的习得并非是严格线性有序或彼此隔断的，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根据各自需要和兴趣爱好去学习与自己创业领域有关的知识和掌握相关技能，并形成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培育创业教育文化。因此，要在遵循大学生个体创业行为提升发展有着个性化、异质性与阶段性的特征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创业的系统复杂性和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认清各年级、学科、专业之间大学生创业能力必然会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开展跨年级、跨学科的协同式创业教育，并要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到各学科专业的日常教学中。

民族院校要在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诚信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相结合，重视“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挖掘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元素，以中国精神涵育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32]。并要不断提升创业教育教师胜任力，引导和支持教师开展跨学科专业的创业教育交叉课程知识体系设计与实施。还要积极鼓励不同学科专业和年级的大学生混合组建创新创业学生社团，发挥自组织作用，协同发力，共同创业。

政府、企业、民族院校和产业园区等多元主体要组建强有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组织，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学校的创业教育工作体系，形塑共建共享、协同推进、互惠互利的协同式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要以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为主线贯穿，帮助来自跨地区、学校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寻找创业伙伴与创业机会、整合创业资源、创生出创业点子、开展高质量创业实践，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率和成功率。

（五）增强家庭支持力度

本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对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并无显著性影响，但可以通过创业意向间接影响到大学生创业行为。结合家访调研发现，对于大学生创业行为，很多家庭在观念、情感、资金和人脉等各方面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大学生父母受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及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和社会人脉关系网络等多方限制，加之缺乏亲身创业的经历与体验，普遍认为大学生创业难度较大、成功率低，更希望自家孩子能有一份相对稳定、低风险、高收入的工作。有的民族院校学生家长对于其子女就业有着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33]，往往只看到大学生创业失败的负面信息，不愿让其下一代去承担因创业所必然要面对的挑战和失败的风险，难以对其子女的创业行为予以太多的情感认可与资金支持。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大学生就业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亟须加大对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帮助家长了解大学生创业政策优惠之处，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收益，促进“唯编制论”“唯铁饭碗”等不良就业观念的转变，进而通过家庭教育引导，潜移默化地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不断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简言之，民族院校大学生具有当下“学习者”与未来“创业者”的双重身份，提高其创业成功率，离不开家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