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论”背景下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研究

刘晓伟 刘宗飞

[内容提要] 科学评价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对研判“两山”转换机制的作用效果,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两山”价值转换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基于2012～2020年安徽省16个地市宏观统计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及效率损失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2012～2020年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均值为0.989,呈现出“U”型变动趋势,拐点出现在2014年左右。(2)不同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存在一定差异,皖南地区效率均值最高,为1.031,其次为皖北地区,均值为0.991,皖中地区效率最低,为0.929。(3)林业政策投入冗余和期望产出不足是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同区域效率损失原因存在异质性;皖北和皖南效率损失表现为林木数量、林业人力资本和林业物质资本的投入不足,皖中地区则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过量。基于此,文章从深化市场改革、延伸林业产业链条、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对策建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科学论断,揭示了自然资源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不损害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是践行“两山”理论的核心所在[1]。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科学评价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对研判“两山”转换机制的作用效果,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识别生态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损失原因,对于缓解新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同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两山论”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2],蕴含了两个内在逻辑,一是“绿水青山”的保护机制,二是“金山银山”的实现机制[3]。“两山论”有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和实践价值[4,5],对实现乡村振兴[6]、促进区域产业绿色转型[7]、加快区域减贫和发展[3]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绿水青山”并不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需要打通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换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构建二者的高效率转换机制[3]。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换本质上体现了生态资源产品供给与人类经济行为价值需求的逻辑关系。大量研究显示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彼此相互依存[8-9],经济活动既是生态环境资源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是生态资源的一种产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海洋酸化、大气污染、淡水资源缺少等影响人类安全的生态事件,建立人类经济行为的安全操作空间、设定生态资源的边界阈值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10-13]。而在此空间内实现人类对生态资源价值的有效利用,需要提升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14],否则将会导致区域社会福利的下降[15]。

当前,众多学者围绕“如何转换”对“两山”价值转换机制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两山”价值转换的理论机理分析。如赵德余等[16]认为“两山”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就是将自然资源及其连带的人力资本、文化、技术和制度等打包成可以形成持续稳定收入流的资产包。王茹等[2]认为“两山”价值实现是通过市场机制或政府行为促使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体现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黄祖辉等[3]认为“两山”转换的核心思想和精髓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高效生态的现代化发展。二是“两山”价值转换的实践总结。如赵德余等[16]以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为案例,对“两山”转换的浙江经验进行了凝练和总结。崔莉等[1]、黄颖等[17]则以南平市“生态银行”为例,探索了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实现机制。周一虹等[18]以甘肃甘南草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例,从生态产品特征、具体实践及经验启示三个方面探讨了草原生态产品价值的识别与实现过程。

然而,对“两山”价值的“转换效果”评价却不够深入,尽管也有学者就“两山”价值转换模式进行了客观评价,但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以生态资源的综合价值转换为评价基础,且更加关注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评价,如李海东等[19]重点通过绿色有机农产品产值、生态旅游收入以及生态补偿收入三个维度衡量了“两山”转化的经济效益。从研究方法来看,以逻辑推理为核心的定性评价仍是主流,如丘水林等[20]认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制度建设滞后于市场化演进、竞争激励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公私合作关系契约精神匮乏以及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浅层化发育等政策缺陷。仇焕广等[21]认为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保护方式存在效率低、资源浪费等问题,且无法突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根本矛盾,并主张利用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

综上可知,当前学者从多个视角对“两山”价值转换的理论机理进行了深入剖析,但在“两山”价值转换效率层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将生态资源的综合体作为“绿水青山”的研究对象,缺乏对不同类型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的深入探索,习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将“绿水青山”总结为“生态环境”,具体包括森林、草地、湿地、湖泊、河流、海洋等高质量自然生态系统[2],然而,不同类型生态资源的生态经济特征存在较大差别,不加区别地对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进行综合评判难以得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也影响管理主体的实践操作。二是对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目标的界定不清,大量学者在理论中已经阐述,“两山”转换绝不是单纯将生态资源转变成经济价值,忽视生态资源自身的生态特性则与“两山”的价值转换内涵相违背[3],因此,需要结合不同类型生态资源特征明确其应承担的生态、经济目标。三是缺乏对“两山”价值转换的定量评价,现有研究多依托典型案例从经济学、哲学、文化等某一视角进行理论逻辑探索,缺乏基于客观数据的定量分析。

基于此,文章以“绿水青山”的重要载体森林资源为分析对象,结合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特征,构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安徽省16个地市2012～2020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两山”价值转换的效率,并探索效率损失原因,以期对提升“两山”转换理论作出改进。

二、“两山”价值转换的理论分析

“两山”价值转换是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的转变,是一种沉默资源向可利用资产转换的过程。从投入产出视角来看,“绿水青山”是一个包含有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在内的绿色资源系统[22],该系统在气候、光照、温度等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向人类社会提供生态及经济产品,也即形成了“金山银山”。因而,“金山银山”并不仅仅指生态资源所转换的有形经济价值,还包含了一系列无形生态产品,实现“两山”价值的有效转换就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对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以达到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最大化的稳态。

图1构造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进行价值转换的理论模型。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价值转换过程由三个系统组成。一是“绿水青山”的投入系统,该系统在自然生长及“人类行为”的干预下形成多种类型的生态资源,但因其权属复杂性,导致大量生态资源均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二是“金山银山”产出系统,该系统是“绿水青山”投入系统的产出物集合,包括可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有形经济产品,也包括难以通过交易价格反映的无形生态产品和文化产品;三是“人类行为”干预系统,该系统包括消费、投资、生产等一系列人类社会行为。三个系统之间因为存在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又形成了三种转化流程。其中,A流程表示的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这一过程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生态资源存量,二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干预,一般情况下,生态资源存量越丰富,A过程的产出越多,而人类社会行为施加的政策、资本、技术等干预则能提升A过程的转换效率。B过程是一个双向循环流程,一方面“金山银山”产出系统可以为“人类行为”干预系统提供必要的经济来源和产品资源,以满足人类改造自然的投资行为和日常消费行为;另一方面,“人类行为”干预系统则会对“金山银山”产出系统施加必要的生产行为干预,进而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C过程也是一个双向循环流程,“绿水青山”投入系统可以为“人类行为”干预系统提供必要的行为活动空间,而“绿水青山”同时也是“人类行为”改造的对象,通过投入必要的生产要素以及技术改造可以提升“绿水青山”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生态资源存量。从各个过程的特征中可以看出,在不降低生态资源存量的情况下,提升A过程的转换效率是“两山”价值转换的核心要求,因此,本文重点就A过程的转换效率进行了分析。

图1 “两山”价值转换的理论框架

三、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

“绿水青山”投入系统中包含的生态资源种类繁多,其生长特征、管理模式以及资源向资产的转换方式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绿水青山”的不同生态资源进行区别化分析。森林是生态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林业产业是“绿水青山”的重要载体,也是生态经济建设的关键领域[15],本文重点就森林生态资源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换进行了分析。根据“两山”价值转换的理论模型,文章从三个层面构建了森林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的指标体系。

1.森林生态资源指标

森林生态资源主要包括林地和林木的数量及质量[24]。其中,林地数量可以体现为林业用地面积,然而,受各地市国土面积差异的影响,林业用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难以体现区域之间的差异,因而,文章选择林业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值作为林地数量的衡量指标。林地质量可以用林地的土地肥沃程度进行衡量;由于此类指标收集难度较大且对林地平均质量的拟合性较差,文章利用森林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比值作为林地质量的替代指标,一般情况下,林地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林木生长,质量较高的林地更易形成森林。

林木资源数量是反映林业生态状况的重要数量指标,活立木总蓄积量是区域林木资源多少的重要反映。为了便于区域间比较,文章采用了人均活立木总蓄积量衡量林木数量。林木质量反映了林木总蓄积量的结构状况,文章利用森林蓄积占活立木总蓄积量的比重表征了林木质量。

2.外部干预指标

森林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离不开外部干预系统的要素投入,为了实现林业产业的生态经济目标[25],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会对森林生态系统施加干预,通过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促进森林生态资源向“金山银山”转化。基于此,文章选择了林业从业人口占比衡量区域林业人力资本的投入状况;利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林牧渔业总投资的比例表征物质资本的投入;除此之外,林业生产具备较强的外部性,政府政策的实施是解决林业生产“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因此,文章利用造林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比例近似衡量区域林业政策投入。

3.生态经济产出指标

森林生态资源的价值产出也即“金山银山”可以分成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其中,期望产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货币化衡量的部分,又被称为物质产出或显性产出,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木材产出与林业经济系统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文章利用人均木材采伐量衡量木材产出状况,利用林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代替林业经济价值。二是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反映的部分产出,又被称为非物质产出或隐性产出,此类产出主要反映了森林生态系统所创造的社会生态价值,如改善环境,涵养水源等,因此,文章选择了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的比例三个指标来拟合“金山银山”的期望产出。森林生态系统并非只有期望产出,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林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发生林业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概率也较大,对非期望产出的忽视会高估森林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因此,文章选择林业病虫害发生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比值来衡量林业非期望产出,各指标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介绍

1.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安徽省位于中国华东地区,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生态区位非常重要。根据安徽省地理区位的划分,全省可以分成三个区域,也即皖北、皖中和皖南,分别隶属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其中,皖北区域包括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六个地市,皖中包括合肥、六安、滁州、安庆四个地市,皖南包括黄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六个地市。

全省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水热条件较好,拥有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38个、森林公园81个、湿地公园54个、地质公园16个、风景名胜区41个、水利风景区77个,生态资源较为丰富。其中,林业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全省林业用地面积449.33万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森林面积395.8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8.65%,居全国18位;活立木蓄积量2.6145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2.2186亿立方米,居全国13位。因而,以森林资源为例分析安徽省生态资源价值转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文章所用指标主要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2021),为避免行政区划调整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文章将研究时期界定为行政区划调整后也即2012年至今。文章中涉及到各指标均由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3.模型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因不受函数形式及输入输出指标量纲的影响,而被广泛应用在多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估中。但是传统的径向DEA模型对无效率程度的测量只包含了所有投入(产出)等比缩减的比例,松弛改进的部分在效率值的测量中并未体现[26],为了解决由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径向选择所带来的偏差问题[27],包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应运而生。

在测度生态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过程中,本研究将安徽省16个地市作为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由投入类指标也即森林资源投入、外部干预投入以及产出类指标(生态经济期望产出以及非期望产出部分)组成。其中,投入类要素χ∈Rm,产出类要素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期望产出yg∈Rs1,非期望产出yb∈Rs2。其定义矩阵如下:

X=[x1,x2,…,xn]∈Rm×n

(1)

假设X>0,Yg>0,Yb>0,其生产可能性集合为:

P={(x,yg,yb)|x≥Xλ,yg≥Ygλ,yb≥Ybλ}

(2)

其中,λ为权重向量,λ∈Rn。借鉴秦宏等[18]的研究思路,将所有时期的生产可能集进行包络,即P=P1∪P2∪…∪PT(P1,P2,…PT代表各期的生产可能集合),共同构建生产前沿,从而使不同时期的决策单元之间具有可比性。

基于此,包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可以设定如下:

(3)

其中,S-、Sg和Sb是松弛变量,S-代表了投入要素的冗余,Sg表示正向产出的不足,Sb则表示负向产出的数量。ρ*是各个松弛变量的递减函数,也即文章所测度的各个决策单元的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的效率值,当且仅当S-、Sg和Sb均为0时,ρ*为1,表明函数是有效率的,并能取得最优解。当ρ*小于1,且S-、Sg和Sb中至少有一个不为0时,决策单元存在效率损失,则其投入及产出存在改进的必要性。

SBM方法存在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同时为1的缺陷,无法比较同时处于前沿面的多个有效决策单元[28]。因此,本研究借鉴吴传清[28]的做法,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森林资源的价值转换效率,该方法能够放松效率值为1的限制,可以有效提升测算结果的可比较性。模型表示如下:

(4)

公式(4)中,ρ*的值可以超过1;其他变量定义与上文相同。

四、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测度结果

(一)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时间分布

基于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安徽省2012～2020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进行了测算,同时,对比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结果,以探索非期望产出对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

图2 2012～2020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变动趋势

图1结果显示:(1)2012～2020年间,包含非期望产出要素的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小于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值,说明忽视非期望产出会高估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果,进而掩盖林业生态经济发展中仍需支付一定环境代价的客观事实。(2)2012～2020年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的效率均值为0.989,说明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物质资源向林业生态经济的转化程度较好。(3)2012～2020年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呈现出“U”型变动趋势,其中,2012～2014年,效率值从1.087下降至0.921,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2014～2020年间,效率值则从0.921上升至0.939,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整体趋优的态势离不开各级政府对森林资源以及林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自2011年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安徽省先后出台了《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安徽省林木种子条例》《安徽省林权管理条例》《安徽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林业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构建“一圈、三带、三区”的生态建设与保护格局以及“一群、一区、两带”的林业产业发展优化格局,为安徽省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空间差异,结合安徽省地理区位的划分,分别对皖南、皖中及皖北区域进行了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对比不同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均值可知,皖南地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最高,为1.031,其次为皖北,均值为0.991,皖中效率值最低,为0.929。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皖南地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处于生产前沿面上,说明该区域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相对协调,与其他区域相比,皖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森林资源较丰富,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生态产品,并且,该地区靠近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达经济体,进一步促进了森林资源的经济成果转化,因而,森林资源向生态经济产品的整体价值转换效率较高。

皖北地区是安徽省平原绿化重点区域,尽管森林资源存量较低,但是该区域以杨树为主的用材林及工业原料林基地已形成规模,因此,该地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也较高。皖中地区是安徽省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但是该地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较低,这可能与区域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森林资源的保护有关,也说明这一区域并未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

表2 2012～2020年安徽省分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

2012～2020年安徽省不同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三大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值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皖南地区波动幅度最大,但效率值基本在1附近,属于高位波动;皖中和皖北地区波动较为平缓,在2014年以后,皖中和皖北效率值均小于1,说明这一时间段内森林资源价值转换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

五、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原因分析

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模型中松弛变量S-、Sg和Sb的大小可以反映出转换效率损失的原因,参考秦宏[26]的做法,将2012～2020年安徽省16个地市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系统中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S-除以相对应的原始变量,可以得到投入冗余的比率,该比率大于0,说明存在要素投入过量的现象,而比率小于0则说明相应要素投入不足;利用同样的方式,可以得到期望产出不足的比率,和非期望产出过量的比率,需要说明的是,在产出层面计算的冗余比率大于0说明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系统相关产出不足,而小于0则表明相关产出存在过剩的现象。结果如表3所示。

(一)要素投入冗余与期望产出不足引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

整体来看,安徽省各地市非期望产出的冗余率均为0,说明非期望产出并非导致生态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而导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要素投入冗余和期望产出不足层面。要素投入冗余主要反映在林业政策、林木质量及林地数量投入等方面。其中,林业政策投入过度是导致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冗余率均值约为27.9%,这一结果与森林资源生产经营的正外部性相关,为了解决因市场失灵而引致的森林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各级政府采取了诸如森林资源采伐管控、林木补偿、涉林项目行政审批等一系列干预行为,以致政府在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主导作用,然而,政府导向下的森林资源生产效率较低[21,29],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的参与是提升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关键。从其他投入要素来看,林地数量、林地质量、林木质量以及林业物质资本均存在投入冗余,冗余率均值在0.2%～2.1%之间,这种现象也进一步说明了安徽省森林资源生产经营过程中要素配置并未达到最优状态,因投入过量引致的资源粗放型发展现象依然存在。除此之外,林木数量及林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也是导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二者的投入冗余率均值分别为-6.2%和-0.8%,因此,进一步增加林木数量,加快培育林业专业人才是提升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重要措施。

图3 2012～2020年安徽省分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变动趋势

表3 2012～2020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投入产出指标冗余率均值

从产出冗余率来看,木材产出、涵养水源及净化空气等社会生态产出、林业经济产出等产出指标冗余率均大于0,说明安徽省各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产出层面也存在效率损失,森林物质资源向林业生态经济产品的转化并不充分,存在产出不足的现象。

5.2效率损失的空间异质性

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原因并不一致。从产出层面来看,皖北和皖中地区与安徽省整体产出冗余类似,也是在木材产出、涵养水源及净化空气等社会生态产出中存在明显不足,但从相对数值来看,皖北地区产出冗余率均值更高,说明皖北地区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产出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与皖北和皖中不同,皖南地区产出冗余主要体现在林业经济产值和木材产出上,产出冗余率分别为15.10%和10.60%,说明这一区域针对森林资源进行的经济转换并不彻底,因此,在不危害森林生态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当前森林物质资源[12],提升其经济转化能力是降低效率损失的重要措施。

从投入层面来看,与安徽省整体状况类似,各区域林业政策投入过度是短期内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且从数值大小来看,政策冗余在皖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冗余率均值为37.6%,其次为皖北地区,冗余率均值为33.4%,皖南地区政策冗余相对较弱,冗余率均值为16%。

除林业政策之外,不同地区的效率损失在其他要素投入冗余上存在显著异质性。皖北和皖南地区效率损失原因为要素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林木数量、林业人力资本和林业物质资本的投入上,对比各指标冗余率均值可知,皖北地区投入不足更为明显,林木数量指标冗余率均值为-11%,林业人力资本冗余率均值-4.4%,林业物质资本冗余率均值为-3.8%;而皖南各指标冗余率均值依次为-9.2%、-1%和-0.2%,这与两地实际情况相符,相比皖南地区,皖北地区森林资源较为贫瘠,林业产业总量较低,各类要素的投入不足也更明显。

与皖北和皖南地区不同,皖中地区效率损失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过量。其中,林业物质资本投入冗余率为6.9%,林业人力资本投入冗余率为4.6%,而林地及林木资源的投入也处于过量状态,投入要素的浪费导致了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损失。因此,从安徽省整体出发,合理配置不同区域林业生产投入要素,是提升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措施。

六、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提升对策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安徽省16个地市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1)2012～2020年间,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均值为0.989,呈现出“U”型变动趋势,拐点出现在2014年左右。(2)不同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存在差异,皖南地区效率均值最高,为1.031,其次为皖北地区,均值为0.991,皖中地区效率最低,为0.929。(3)林业政策投入冗余和期望产出不足是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同区域效率损失原因存在异质性;皖北和皖南地区效率损失表现为林木数量、林业人力资本和林业物质资本的投入不足,皖中地区则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过量。基于此,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安徽省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市场化改革

市场是推动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的重要驱动力[29],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市场化改革是解决林业政策投入过度引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损失的重要举措。一是继续深化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林业经济体制改革,在森林资源确权和集体林权改革的基础上,明晰森林资源的产权属性,降低森林资源要素流动面临的成本,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主导作用。二是界定政府行为边界,借助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契机,减政放权,提升政府行为的引导功能,利用林业生态补偿、税收优惠等政府行为引领、鼓励外资、企业资金、民间资金等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生产经营。三是积极培育新型林业市场主体,利用政府行政优势,积极培育新型林场、林业经营大户、林业企业等林业市场主体,不断提升林业生产经营市场化水平。

(二)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森林资源生态经济产出

森林资源的价值转换过程是一条绿色产业链[30],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产出是提升区域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重要措施。一是科学评估森林资源向林业社会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根据森林资源的生长规律,合理确定木材采伐周期,在不降低生态特性的基础上,综合评判森林资源的利用程度,持续提升森林资源的经济产出及生态产出。二是结合区域特征,打造具备森林资源特色的产业链条,在森林资源丰富的皖南地区,利用森林康养、森林旅游、森林文化等延长产业链条,充分开发现有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在森林资源相对缺乏的皖中和皖北地区,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基础上,以板材生产为核心,继续完善林木培育、生产、加工等包含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条,提升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价值。三是强化森林资源的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借助信息网络、物联网等科学技术水平,提升林业产业链内部要素流动速度,降低链条间的交易成本,持续推动林业产业链条利润增加。

(三)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施森林资源价值转换的均衡发展

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不同地市对资源类产业的支持力度存在较大差异,在资源要素流动受限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生产类要素配置不均衡是导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存在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均衡配置区域间林业资源,探寻差异化提升路径是提升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重要举措。一是从省级层面规划各地区的林业产业发展思路,适当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皖北地区实施林业财政倾斜政策,提升这一区域林业物质资本投入,同时,积极促进林业专业人才在地区间的流动,增强皖北、皖南林业产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二是建立区域间林业产业发展联盟,促进区域间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经验交流,缩小区域间森林资源价值转换效率的差异。三是加大林业科技人才培育,借助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专业学科优势,构建“学校+地方”的人才培养流动机制,持续为各区域提供林业专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