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基于山东省泰安市6县区的数据

王静媛 李明慧 许 超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重点已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本文以山东省泰安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结果发现: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上升,全市的平均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51上升到2019年的0.71,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各部门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实现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

一 引言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我国在重要历史交汇期和战略机遇期对“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1],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与此同时,非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基本完成了第一步战略目标,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等诸方面得到了稳步、有序的发展。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和2021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皆明确指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地区乡村全面发展。为此,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构建二者高效、有序的耦合协调互动机制,对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梯次推进,学者们围绕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要素[2],聚焦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及发展的关系、问题、机制等维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系,二者皆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3],具有内容上的共融性、功能上的互构性和价值上的一元性[4,5]。同时,二者在战略目标和侧重点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脱贫攻坚的目标为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6],而乡村振兴是站在整体层面和更高水平上,以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为目标[7],重在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总的来讲,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只有实现了脱贫攻坚,才能为后期的乡村振兴奠定基础、开辟道路[8];而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在更高水平上的纵深发展,目的是推动脱贫地区实现全面振兴[9]。

关于如何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协调发展,部分学者认为要优先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和制度安排[10],坚持现有帮扶政策、加快发展农村产业[11],然后从思想、产业、文化、生态、组织、社会等方面协同推进[12,13],从而在农村内部形成各主体相互支撑、相互配合,在外部形成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但是,由于脱贫地区资源禀赋羸弱、要素积累贫乏,其内生动力不足[4],产业升级发展困难。并且,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是在更大基数、更广维度、更高水平上的全面发展[14],导致二者在衔接过程中会面临覆盖主体扩展难、完成目标跨越难、政策力度持续难等问题[15,16]。另外,已有学者选取特定省区、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以“贫困发生率”衡量脱贫攻坚水平,结合乡村振兴的不同维度构建了二者的耦合协调评价体系[9],并测算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协调度等指标[17],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通过文献梳理与总结发现,已有的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对二者的衔接逻辑、衔接关系等进行了丰富且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实施路径。但是,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效应的研究仍有补充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系、问题、机制等进行理论层面上的探讨,而数理测算和实证分析较少;二是已有的学者多是利用“贫困发生率”来代表脱贫攻坚水平,虽然能比较直接的衡量脱贫的广度和速度,但缺少对脱贫攻坚的具体效果,以及相对贫困程度的衡量;三是已有的研究缺乏对特定地市和旅游型城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效果的测算和发展路径的分析。

泰安市作为全国著名旅游城市,拥有泰山风景名胜区、东平湖自然保护区等丰富的生态和文旅资源,这为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该地区也更应该注重生态保护、践行绿色发展,这也给该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何发挥生态和文旅资源优势,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耦合协调发展,是该类型地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政策及研究成果,本文以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数公式测算了各县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然后构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并从时空两维度对比分析各县区的耦合协调效应及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该地区以及同类型地区规划、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耦合协调发展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数据选取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数据来源

2017年,泰安市将良庄镇、房村镇、徂徕镇、天宝镇、化马湾乡划入高新区,并增设泰山景区,管辖黄前镇、下港镇、大津口乡;2019年又增设徂汶景区,管辖原属高新区的徂徕镇、天宝镇、化马湾乡。由于高新区、泰山景区、徂汶景区这三个行政区面积较小,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失真。考虑到数据选取的完整性、连续性以及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本文选取泰安市泰山区、岱岳区、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这6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对泰安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具体情况及耦合协调效应进行分析,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泰安统计年鉴(2012-2020)》、泰安市2011-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县区2011-201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的数据利用插补法进行处理。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泰安市6县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状况等因素,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本文构建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首先,本文在参考多维贫困指数(MPI)和“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要求,以及借鉴王亚晨等[18]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来衡量脱贫攻坚水平;在借鉴廖文梅[17]、蒋雨东[19]、张挺[20]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照乡村振兴的不同方面,设定了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乡村振兴水平,以此来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项指标的量纲、属性等存在差异,若直接进行评价,会导致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需要先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3-1)和(3-2)所示:

(3-1)

(3-2)

其中,xij表示第i个县区的第j个指标值,xjmax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xjmin表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

(二)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在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进行测算之前,需要确定各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对指标体系的影响,本文借鉴廖文梅[9,17]、毛锦凰等[21]采用熵值法来测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指标同质化处理。

经过公式(3-1)和公式(3-2)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到了同质化指标矩阵(Zij)n×m,其中n表示县区的个数,m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2)计算第j项指标在第i个县区的比重Pij。

(3-3)

(3)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hj。

(3-4)

(4)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dj=1-hj

(3-5)

hj越大,说明第j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越重要。

(5)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3-6)

经过测算,得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每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同时,将同属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加,得到了每个一级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三) 综合评价指标测算

通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之后,接下来利用如下公式测算泰安市各县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

(3-7)

(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模型

为了揭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和效应,本文在分别测算各县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水平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进行评价。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及以上的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22],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度测算公式如下:

(3-8)

其中,C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度,C∈(0,1),越接近1,说明二者的耦合程度越好;U1和U2分别表示二者测算的综合水平。但从耦合度测算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二者的耦合度依然较高,即出现“伪耦合”问题[17]。为此,本文继续引入协调度评价模型,协调是指耦合系统之间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促进、和谐一致的良性循环关系[9],测算公式如下:

(3-9)

其中,D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T为反映两个子系统整体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即T=αU1+βU2),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和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假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同等重要[17,19],即α=β=0.5。

(五) 耦合协同度的等级划分

为了分类比较各县区耦合协调的程度,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17,23],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等级,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四、结果与分析

(一)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分析

1.各县区脱贫攻坚综合水平的变化及分析

根据前文设定的脱贫攻坚指标体系,本文测算了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的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具体如表3所示。从整体上来看,这九年间,泰安市脱贫攻坚综合水平不断上升,其中,岱岳区和肥城市的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整体上高于全市同期的平均水平。

表3 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综合水平

2011年岱岳区脱贫攻坚综合水平为0.38,在6县区中起点水平最高,而新泰市和宁阳县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分别为0.3和0.28,在6县区中处于后两位。肥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岱岳区区位优势明显,靠近城区,该区的农村居民依靠临近城区的地理优势,进城务工方便,其收入除了农业生产收入之外,还有较高的一部分务工收入,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较低。而新泰市和宁阳县距离城区较远,进城务工的机会较少,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收入不稳定。但从总体上来讲,2011年以来,泰安市6县区的脱贫攻坚水平一直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特别是2017年以来,由于脱贫攻坚的力度不断加大,精准扶贫的深度持续拓展,泰安市6各县区脱贫攻坚的变化水平较为一致,基本上都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其中,岱岳区2018年脱贫攻坚水平增至0.75,同比增长57.59%,仅有宁阳县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现象,但此后处于上升状态。2019年,泰安市6县区的脱贫攻坚水平皆增长至最高水平,相较于2011年,泰山区、岱岳区、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和东平县分别增长了28.89%、38.96%、28.54 %、23.67%、28.80%和33.04%,这说明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上升,“三保障”突出问题得到解决,为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脱贫攻坚一级指标水平的变化及分析

从脱贫攻坚一级指标的变化来看,泰安市2011-2019年教育指标、健康指标、生活指标和经济指标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脱贫攻坚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具体来看:

(1)教育指标。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教育指标水平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2011年为0.43,2012年降至0.35,之后教育指标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2019年教育指标水平增至0.58,比2011年提高了0.15,年均增长速度为3.43%。在这九年间,受人口流动、出生率水平等的影响,泰安市各县区的在校小学生人数和高中毕业人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整体水平稳中向好,小学入学率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整体教育水平逐渐上升。

(2)健康指标。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健康指标整体上呈现“W”型的变化趋势,2011年健康指标水平为0.37,2014增长至0.94,同比增长156.06%,这主要是由于各县区乡村医生数量和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升而导致的。但相比于2014年,该指标在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分别降至0.9和0.76,2019年又增至0.97。在这九年间,健康指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1.37%,居民整体健康程度持续提升。

(3)生活指标。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11-2019年生活指标整体上分为两大阶段,2011-2013年生活指标水平波动幅度较小,先增后降;2014-2019年生活指标水平总体上也趋于“W”型的变化趋势,2014年增至1.26,同比增长24.06%,后又降至2016年的1.16,2019年生活指标水平又升至1.27,这九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67%,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具体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各县区人均粮食产量波动较大,并未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泰山区、宁阳县等甚至出现了波动下降的现象;另外,人均房屋建筑面积的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县区间变化各异;而自来水受益村数的变化幅度不太明显,大多数县区基本上实现了自来水全覆盖;除此之外,各县区农村用电量、宽带网用户数大都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

(4)经济指标。相对于脱贫攻坚的另外三项指标,经济指标水平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也与现实情况相吻合。2011年泰安市经济指标为0.11,2019年增长至0.9,在这九年间,泰安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增长率为750.61%,年均增长速度为26.86%。

图1 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一级指标水平情况

(二)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分析

1.各县区乡村振兴综合指标水平的变化及分析

本文测算了2011-2019年泰安市6个县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测算结果见表4。从整体上看,各县区之间以及同一县区不同年度之间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上变化较为一致且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泰山区、肥城市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高于全市同期的平均水平。

2011年,泰山区和岱岳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均为0.37,起点较高,这是由于该区的农户临近市区,农业生产以蔬菜、瓜果等生鲜经济作物为主,交通便利、价格较高,而东平县、宁阳县的农业生产以传统的种植业、林果业为主,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分别为0.26、0.31,起点较低。2011-2014年,各县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逐渐上升,其中,东平县由于人均GDP和农村居民用电量的快速增加,其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由2013年的0.33增至2014年的0.44,同比增长31.59%,但在此之后,东平县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经历了逐渐下降、缓慢上升的发展阶段。

由于粮食单产的减少,2016年各县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平均同比下降4.57%,其中,岱岳区下降幅度最大,为13.07%。随着人均GDP和小学专任教师的逐渐增加,各县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又在2017年实现了上涨,平均同比增长15.15%,其中,泰山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由0.42增长至0.4789,增幅14.92%。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乡消费比的降低,2018年岱岳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攀升至0.54,达到这九年间各县区的最高水平。2018-2019年,各县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变化各异,岱岳区、肥城市和新泰市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泰山区、宁阳县和东平县逐渐上升,但岱岳区仍旧处于领先的位置,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为0.49。

2.乡村振兴一级指标水平的变化及分析

从乡村振兴一级指标的变化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水平均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乡村振兴综合水平逐渐提高。具体来看:

(1)产业兴旺方面。2011-2019年泰安市产业兴旺水平不断上升,由2011年的0.39增至2019年的0.45,年均增长速度为1.8%。从细分指标来看,这九年间,人均GDP逐年攀升,劳动生产率也呈持续增加的趋势。但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县区的粮食单产波动变化,其中肥城市和东平县的粮食单产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另外,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设施水平的完善,各县区的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田有效灌溉率逐年增加,农业生产稳中向好。

(2)生态宜居方面。泰安市生态宜居水平波动较为平稳,2011-2013年间有小幅度的下降,2014-2019年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从细分指标来看,泰安市6县区的人均育林面积逐渐下降,但整体的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这可能与当地的森林密度和人口增长有关。节水灌溉率和万人床位数持续攀升,这说明泰安市各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的力度不断增加,医疗卫生体系渐趋健全,同时,自来水普及率逐年增加,人民的饮用水保障程度不断提升。不过,这九年间,各县区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未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部分县区有逐年增加的现象,如:新泰市的亩均农药使用量由2011年的0.59千克/亩增长至2019年的0.8千克/亩,亩均化肥折纯量由15.77千克/亩增长至21.7千克/亩。

(3)乡风文明方面。2011-2019年泰安市乡风文明水平的变化总体上呈现“W型”趋势,但总体变化较为平缓,未出现明显的升降现象。从细分指标来看,小学师资力量、初升高升学率和高中毕业生规模皆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这说明泰安市各县区的教育深度不断增加、教育资源逐年完善,各县区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缩小。但是,泰安市各县区的小学毕业生规模波动变化较为明显,岱岳区2011年的小学毕业生数/总人口的比重为1.28%,然后升至2015年的2.04%,后又降至2019年的0.79%,其他县区的波动也较为明显,但波动幅度、时间节点各不相同。

(4)生活富裕指标。作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和要求,泰安市各县区的生活富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0.56上升至2019年的0.6,增幅7.14%。从细分指标来看,各县区的人均通车里程数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逐年攀升,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同时,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各县区的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消费比有逐年缩小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不断减小,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不断增加。

(三) 基于空间视角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1.各县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总体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各县区的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各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提高,衔接的有效性持续增强,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前提条件,乡村振兴能够帮助脱贫地区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与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类似,在这九年间,肥城市、岱岳区、泰山区的耦合协调度在6个县区中较为突出,2011年肥城市、岱岳区、泰山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53、0.57和0.54,2019年分别增长至0.69、0.83和0.73,增长率分别为29.58%、46.61%和33.88%。其中,2018年岱岳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高达0.85,是九年间各县区的最高水平。另外,宁阳县、东平县、新泰市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水平相对较低,但整体上也是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

图2 2011-2019年泰安市乡村振兴一级指标水平情况

表5 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水平情况

2.各县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平均耦合协调度分析

如表6所示,整体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水平处于中、高度协调的状态,平均耦合协调度排名为岱岳区(0.67)>肥城市(0.65)>泰山区(0.64)>东平县(0.61)>宁阳县(0.6)>新泰市(0.59),其中,泰山区、岱岳区、肥城市和东平县为高度协调类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相互促进,已经向良性的耦合方向转变;宁阳县和新泰市为中度协调水平,但已非常接近高度协调水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逐渐向相互促进、耦合协调转化,但二者仍存在抑制作用。另外,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0.62,整体上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这说明经过九年的发展,泰安市脱贫攻坚任务取得重大胜利,乡村振兴也已全面推进,二者已经开始往有效衔接与耦合协调的方向演变,未来的发展水平还将有所提升。

表6 泰安市6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平均耦合协调度水平及所属类型

(四) 基于时间视角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从时间角度来看,如图3所示,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大体上呈现“W”型的变化态势。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2011-2014年,快速上升期。2011-2014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由0.51上升至0.66,增幅28.23%,也由中度协调发展至高度协调状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开始转向相互促进、良性耦合发展的阶段。自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以来,泰安市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均得到有效开展,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实行,使得泰安市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虽然在此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并未提出,但由于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因此乡村振兴的各项指标水平也处于上升状态,此阶段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

(2)2014-2017年,攻坚下降期。在此期间,泰安市的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由2014年的0.66下降至2017年的0.65,但仍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2015年,泰安市的脱贫等各项工作进入攻坚深水区,由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处于构建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同时生态环境与文化建设步伐较慢,两者暂未形成良好协调关系,因此导致了在这四年间耦合协调度发生了连续下降的现象。

(3)2017-2019年,持续增长期。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经过上一阶段的调整之后重新保持增长趋势,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2017年的0.65增长至2019年的0.71,增幅10.14%。在经过2014-2017年的调整时期,在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的过程中,消除贫困已经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因此对农村工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乡村振兴也被逐渐地得到重视,此阶段乡村振兴的水平呈现增长趋势,促使泰安市总体耦合协调水平进一步增长。

图3 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平均耦合协调度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泰安市6县区2011-2019年的耦合协调效应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具体结论如下:

(1)从脱贫攻坚综合水平的变化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各县区脱贫攻坚综合水平不断上升,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状态,由于肥城市和岱岳区的经济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等因素,又加之起点水平较高,二者的脱贫攻坚综合水平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整体上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同时,各县区的教育、健康、生活、经济四项一级指标的综合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2)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变化来看,这9年间,泰安市各县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也呈现北高南低的状态,其中,岱岳区、泰山区、肥城市由于临近市区,农业生产以蔬菜、瓜果等生鲜经济作物为主,交通便利、价格较高,加上毗邻泰山风景区的地理优势,旅游经济带动趋势显著,三者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从乡村振兴一级指标的变化来看,2011-2019年泰安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水平均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

(3)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来看,就空间角度来讲,2011-2019年泰安市各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区要高于各县和县级市,全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上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增加的空间分布特征;就时间角度来讲,2011-2019年,泰安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大体上呈现“W”型的变化态势,这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变化的趋势也相吻合,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19年平均耦合协调度最高,为0.72。

(二) 建议

针对前文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紧扣“生态+文化+旅游”三条发展脉络,利用好生态和文旅优势,深化拓展脱贫地区的乡村旅游[23]、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带动更多的消费群体进入农业农村;(2)践行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各级政府应该定位于打造生态、绿色、文明旅游城市,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战略,以生态宜居为切入点,实现绿色生态发展和脱贫地区全面振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3)健全新型职业农民评定、培养体系,建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人才资源库,以乡镇为单位,定期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大制度、资金等方面支持[24],完善农村人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