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比分析

李素峰 杨 蕾 冯鸿雁

一、引言

一个区域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由其发展条件、区位优势、外部环境以及区域重大战略等多种因素决定。京津冀是中国三大经济区区域增长极中极具战略地位的一极，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引领，从谋思路到攻坚克难，并最终实现纵深发展。践行二十大精神，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考察时，再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新的征程，并提出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为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作为支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进方向，将京津冀打造成“天蓝、山绿、水清”的发展新高地，绿色金融助力京津冀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历经十载，京津冀在经济、环境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2013年相比，2022年京津冀地区GDP攀升到10.03万亿元，提升了61.25%。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降至37微克/立方米，降低了65.42%。承德、张家口和秦皇岛环境质量位居京津冀之首，其他城市虽偶有极端天气发生，但重度污染天数基本控制在10天以内。京津冀三地可再生能消费平均占比达8.81%，北京的消费更是高达12.05%；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占优，经济产出效率最高，天津和河北以重工业发展为主，提升津冀第三产业占比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区域重大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高度擘画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成绩的背后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宏伟目标，成为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到底能不能提升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邻地区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在地域规模和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是否存在异质性？弄清这些问题对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对加快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

二、文献综述

我党始终将人民福祉牵挂于心。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基本逻辑是提升全社会创新效率、保证就业数量和质量、让每个公民享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杨耀武和张平，2021[1])；根本特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金碚，2018[2])；第一动力是创新，健全的人力资本管理、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以及健全的高质量制度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入(张侠和高文武，2020[3])；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均衡以及绿色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助推力(Zhang等，2022[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完善绿色债券、保险以及信贷等金融政策环境体系(张科等，2023[5])，目标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占斌和毕照卿，2022[6])。

化石燃料大量燃烧、温室气体任意排放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成为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难题(李素峰和严良，2019[7])。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无法单纯依赖市场，政府急需借助环境规制，抑制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上官绪明和葛斌华，2020[8])。通过环境税、绿色财政补贴、完善信贷补贴、严格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碳减排制度等措施(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9])，倒逼企业采用先进技术，降碳减排，优化营商环境(王旭霞等，2022[10])。与此同时，社会公众更是成为环保的主力军，通过社会公众宣传和舆论监督，迫使企业尊重社会公德，减少环境违法(陈诗一，2010[11]；Kim等，2023[12])。短期来看，环境规制抑制技术进步，但长期来看，严格的环境规制必将成为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李小胜和宋马林，2015[13])，提升全社会绿色生态水平，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式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面临严重威胁，达到环境承载力红线，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迫在眉睫。有效引导更多金融资金投向京津冀绿色低碳领域，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双碳”发展目标、保护生态环境与防范恶劣气候的重要金融工具(马骏，2021[14])。绿色金融将金融部门与资源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资源配置最优化管理，以期引导财政资金和环保资源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密集型与生态友好型产业或企业流动，实现全社会绿色技术变革，宣传绿色消费理念，展现我国的大国形象(何德旭和程贵，2022[15])。常用的绿色金融工具有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保险以及绿色财税。伴随“双碳”研究的兴起，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在权益市场的交易额占比逐渐提升，成为绿色金融的又一个重要工具(Zhou等，2020[16])。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相互动态影响，绿色金融迫使生态环境改善，而生态环境反过来也会影响绿色金融，进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朱迪，2023[17])。

遵循“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思路进一步筛选现有文献，图1为三个角度研究的趋势对比图。从2019年到2023年，伴随“两山理论”和“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小幅下调后又迅速攀升，该阶段两者的理论解释(刘锋等，2022[18])、作用机理(Liu等，2021[19])、耦合协调水平测度(李楠博等，2021[20])以及时空分异特征(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21])深受学者青睐。而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2019年呈小幅下降，然后迅速攀升，2022年达到顶峰，之后基本保持较高水平，学者更多研究聚焦于驱动因素(文书洋等，2022[22])、时空演变(Saleem等，2020[23])以及体系构建测度(王修华等，2021[24])。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热度不断提升，尤其是2020年之后增速呈现明显增强趋势，研究内容更多集中于绿色债券(孙志红和陆阿会，2021[25])、绿色投资(田惠敏，2018[26])、绿色信贷(刘亦文等，2022[27])、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李唐蓉和林辉，2023[28])、全要素生产率(祁芳梅等，2022[29])、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实现(Tang等，2023[30])等。

图1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趋势对比分析图

已有研究对绿色金融、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两间的关系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并不多见，鲜有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影响异质性的研究。为此，本文使用Arcgis绘制京津冀13地市间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变迁与联系对比图；借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遵循“地理权重矩阵——经济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的逻辑顺序，证实三种模式下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从整体与个体、城市地理位置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等视角证实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受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的影响，以及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

三、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而绿色金融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环境与社会问题，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引领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从影响领域来看，绿色金融不仅为少数清洁行业提供资金支持，更多的是为“三高”行业环保技术升级提供绿色资金与政策支持(谢乔昕，2021[31])；从空间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所具有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特质，能够有效推动当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朱向东等，2021[32])；从多维度定量评估角度来看，引入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高要素效率，引导区域经济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Zhao等，2022[33])。另一方面，从“微—中—宏”角度来看(Zhang和Ding，2023[34])，绿色金融不仅促进个人扩大绿色消费和投资，加快企业绿色转型，还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绿色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目标。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提升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绿色金融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故也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聚焦于“规模”和“质量”两个视角，形成“成本增加假说”和“创新补偿假说”两种观点(孙志红和陆阿会，2021[25])。适度的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千方百计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企业盈利利润，弥补支出的环保成本，具有创新补偿作用。工业企业不仅要研发节能环保产品，还需要不断推广节能环保创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反过来，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必须遵守环保法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区域匹配度高低来看，高匹配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抑制区域发展潜能，而低匹配环境规制则恰恰相反，能够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祁芳梅等，2022[29])；从空间来看，环境治理空间溢出的地区差异性显著，抑制经济发展速度；从作用效果来看，若科技创新与环境规制联合起来，则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明显得到提升，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与环境规制强度则恰恰相反，呈现倒U型曲线，其影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蔡强和王旭旭，2022[35])。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由于环境治理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异地转移，对转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三)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严格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一方面，金融信贷的实施为环境规制提供了便利条件，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也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有利于绿色金融工具发挥作用，实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协同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如何？相关学者给出了明确回答：区域异质性明显(封海燕和杨松令，2021[36])。另一方面，绿色金融通过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其金融工具和交易工具的功能，为企业实施严格环境保护提供融资环境，有序引导绿色金融资金流向环境污染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企业或产业(史代敏和施晓燕，2022[37])。综上所述，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共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更环保、更持续、更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可产生多重收益，主要体现在减少环境风险与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就业和绿色价值创造提供机会，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故此，提出假设3：

H3：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具有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

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恶化的生态环境、失调的产业结构以及异质性的科技创新能力等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为此，本文以京津冀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2008—2022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1)国家统计局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index.htm。。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研究中的缺失数据主要借助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二)变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HQE)。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参考刘秉镰和秦文晋(2022)[38]的已有研究，综合考虑经济效益，选取6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立足中观视角，构建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

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强度。绿色金融(GF)，参考于波和范从来(2022)[39]的研究成果，遵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绿色支持—绿色基金—绿色权益”的逻辑顺序构建绿色金融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环境规制强度(ER)。环境规制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以政府治理为主体，借助经济、市场以及行政等措施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环境规制强度恰恰是衡量政府管控环境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参考邹志明和陈迅(2023)[40]的做法，建立一个综合的环境规制指数，其得分愈高，表明政府对环境的监管越严格。

控制变量。借鉴李素峰和冯鸿雁(2023)[41]和Wang等(2021)[42]的研究，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城区(市辖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建设用地在所属地区面积占比(%)、公路客运量等为控制变量。为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均将其取对数处理。

变量定义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为避免内生性现象出现，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加入了一阶滞后项，旨在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是否产生空间溢出。模型构建如下：

(1)

其中，城市i在第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以HQEit来呈现，一阶滞后项为HQEi，t-1，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为GFit，环境规制强度为ERit，控制变量用Xit来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可以表示为W，空间自回归系数这里就用ρ1来表示，一阶滞后项系数为ρ2，时空滞后项系数用α1所示，地区效应以μi来呈现，γi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误差项。

空间自相关性反映了变量空间自相关性的整体趋势，本研究利用Moran’sI指数，其检验方法参考了李唐蓉和林辉(2023)[28]的已有成果。计算公式为：

(2)

五、实证分析

(一)京津冀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变迁

2014年，党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由区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那么该战略的提出对京津冀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借助Arcgis软件绘制三者时空变迁及联系对比图，选取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战略提出前后)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变迁与联系进行对比分析(图2～图4)。

图2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绿色金融时空变迁与联系

图3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环境规制时空变迁与联系

图4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变迁与联系

综合对比图2～图4，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经过6年的发展，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较于2010年得到了显著提升。京津冀13个城市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范围由0.192 8～1.000 0提高至0.333 1～1.500 0。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范围由0.010 1～0.180 0提升至0.024 6～0.530 0。这主要源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国家在产业结构、经济、交通、科技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取得的显著成效。由图2中可知，2010年和2020年北京和廊坊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较高位置，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以及衡水等城市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尾部，可能和这些城市与京津相隔距离有关。由图3和图4来看，两年间，北京、天津和廊坊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处于高位，尤其是廊坊的环境规制强度位列河北之首，在经济联系方面与北京和天津联系最强。可能与其地理位置也有关，廊坊与北京和天津均是紧邻，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开放，与北京、天津联系紧密有关。北京和天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远超河北省各城市，河北省的大多数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整体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对比分析图2、图3和图4还发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如北京、天津和廊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较高，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如承德、秦皇岛、张家口、衡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空间上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有一定相关性。

(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1.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考虑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的综合影响，本文使用经济地理权重矩阵计算京津冀13个城市2008—2022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阈指数值，用以证实京津冀13个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全域相关，其自相关性如表2所示。

表2 Moran’s I指数值

由表2可知，Moran’sI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都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京津冀13地市间存在空间集聚，且效应显著。

通过前文分析，结合研究需要，借助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绘制了Moran’sI指数散点图(图5)，以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分界点，对比分析2010年和2020 年空间集聚类型。

图5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Moran’s I散点图

从图5可以看出，2010年和2020年，北京和天津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为“高-高”型空间集聚，唐山则长期处于第二象限“高-低”型空间集聚，而河北省其他10个地级市始终处在第三象限“低-低”型空间集聚，这说明京津冀空间关联异质性显著，表明实现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恰是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2.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的LM检验结果确定了空间计量模型类型。首先，根据Hausman的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然后，由于LR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该研究拒绝原假设。故此，通过两次检验结果，本研究确定使用SDM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遵循“地理权重矩阵—经济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的逻辑思路，表4为三种不同类型的空间权重矩阵回归结果。

表3 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表4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表4，在经济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绿色金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通过有针对性地支持绿色产业，绿色金融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样在这两种权重矩阵下，W×G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京津冀邻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本地绿色金融的引入将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地理权重矩阵下，W×GF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在三种不同的权重矩阵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效果。这样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来约束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以此促使其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W×ER的系数显著为负，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地理权重矩阵下，W×ER的系数显著为正，充分证实了环境规制正向溢出于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系数本身可能会存在误差，为此，本文运用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Zhang和Ding，2023[34])的方法，对空间杜宾效应进行分解：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见表5。

表5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总效应

分析表5发现，第一，在经济权重矩阵(W2)下，绿色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证实绿色金融具有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地理权重矩阵(W3)下，绿色金融的系数在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下均显著为正，说明京津冀13个城市之间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有利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对邻近城市作用效果显著。

第二，在三种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环境规制对该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于地理权重矩阵(W1)，环境规制在经济权重矩阵(W2)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W3)下，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均显著为负，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若提升该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则与其相邻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会下降。

3.异质性分析。

(1)整体与个体异质。考虑到河北省11个地级市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将河北省11个地级市整合成一个“大城市”与北京、天津进行回归分析。表6中列(1)为基于京津冀整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京津冀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领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本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此外，W×GF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W×ER系数则显著为负，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京、津、冀在发展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2)城市位置异质性。京津冀地理位置独特，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中，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4个城市与北京相邻，廊坊、唐山和沧州3个城市与天津市相邻。其中廊坊既与北京相邻，又与天津相邻。这些城市在制定和实施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政策时会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为进一步考察城市空间位置不同，京津冀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受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影响，在地理位置上将京津冀13个城市分为与京津“相邻城市”和“非相邻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表6中列(2)、列(3)是基于城市地理位置异质性结果。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与京津相邻城市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非相邻城市，主要是因为北京、天津以及环京津的河北省城市对生态环境更加严格，绿色金融政策更加完善，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发展水平相比于河北省其他城市也较发达。这表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具有对应的促进效应。

(3)时期异质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缓解我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状，基于此，2014年，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理念。经过十年发展，京津冀协同无论在交通产业，还是公共服务等方面效果较显著，但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理念提出前后又有什么不同呢？为此，本研究以2014年为分界点，探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旨在就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由表6中列(4)、列(5)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关系数实现由负变正的重大变化。此外，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系数和空间效应系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可能的原因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市通力合作，聚焦重点领域，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同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下，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共同驱动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表6 异质性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为进一步落实二十大报告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绿色金融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则是其重要手段。为此，本文从空间视角对比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同，并从“整体与个体”“城市位置”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多角度对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异质性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论为：(1)“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三地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京津冀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出一种正向相关关系，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反之亦然。(3)京津冀13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北京和天津呈现“高-高”集聚，河北省除唐山处于“高-低”集聚外，其他10地市均处于“低-低”集聚。在经济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绿色金融正向溢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在地理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显著正向溢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4)就不同城市位置、不同时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言，空间异质性显著。一方面，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相邻城市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非相邻城市；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均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成效显著。结论(3)和(4)符合二十大报告中高质量发展“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与“一域”的辩证关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借助严格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加快转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新动力，将“双碳”目标与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企业发展始终，激励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以“牢固污染防治理念——加强低碳技术引领——研发与推广新业态产品应用”为抓手，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绿色、低碳与创新融合的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第二，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驱动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发挥绿色金融这一政策优势，借助绿色信贷和绿色财政支持，为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全面促进经济绿色增长。还可以利用北京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中心的位置优势，紧紧围绕北京设立大型绿色金融配套设施集群，加快京津冀绿色金融发展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制度措施，激励与监管并行，巧妙倒逼企业革新技术。利用京津冀技术创新成果转移与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健全产业创新支撑体系，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为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环境制度支撑。

第三，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问题。建议河北利用与京津位置相邻的优势，引导京津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布局河北，缩小京津冀之间的差距。促进三地产业优势互补，引导北京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向津冀辐射，天津利用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主体功能，向津冀输送高附加值产品，共同推进河北产业升级，缩小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差距。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金融中的绿色信贷、绿色基金与绿色支持等的投放力度，实现降碳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