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显著扩展了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
——基于全国272个地市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郝春虹 刘彦成 张 浩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公共支出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的重要因素(Barro，1992[1])，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增强，对外贸易的扩大对公共品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探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提出后，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扩大市场交易半径，有效配置资本、劳动与技术，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增加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伴随经济增长，沿线14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规模也在增长，2021年相较2012年同比增长39.5%，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同时，其效率是否也在提升？与非沿线城市相比，是否效率提升更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入第11个年头，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总结和进一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经济影响，有助于分析该倡议的政策冲击效果以及对不同城市的影响程度，并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既有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李建军和李俊成，2018[2])，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医疗水平并提高居民预期寿命(高杨等，2023[3])、通过国际贸易的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孟祺和朱雅雯，2023)[4]，并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杨栋旭和于津平，2021[5])；Herrero(2017)[6]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增加国际贸易；吕炜和李晓伟(2021)[7]的研究中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民生发展水平的代表，发现“一带一路”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民生发展。

“一带一路”作为践行高水平开放的一项政策倡议，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内诸多沿线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其中最直接的经济效应莫过于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吕越等，2019[8])；此外，依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观点，生产要素流动遵循“寻优原则”，故“一带一路”的施行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从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郭爱君等，2019[9])。除了外贸相关的影响之外，“一带一路”还促进了沿线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傅京燕和程芳芳，2021[10])，扩大了市场规模，改善了劳动力错配(孙焱林等，2022[11])，“一带一路”倡议还能够带动中国就业质量的提高(Yang等，2020[12]；Jaeger和Rasmussen，2021[1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还提升了沿线城市企业的投资效率(王微微等，2023[14])。

关于“一带一路”政策倡议的研究所涉及的角度、机制和问题都已较为丰富，且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事项，这些均需要大量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而政策支持又需要高效的财政支出作保障，因此，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探究地方财政支出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相较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因果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财政支出效率影响的方式和作用机制，即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政策冲击是沿线城市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也映射了沿线城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第二，从财政压力和市场化程度两个角度，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潜在影响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Farrell(1957)[15]首次完整地提出随机前沿面的概念，随机前沿面代表了给定投入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得到扩展就代表财政支出为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应，这一目标必然要通过政府自身的改进或是市场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一带一路”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策，既对沿线的地方政府产生影响，又能促进市场规模的增大和效率的提高。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明确支出计划的制定标准、支出任务的执行标准以及支出效果的评价标准，这就避免了公共支出的盲目性和低效率。

目前“一带一路”已有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依靠良好的政策沟通构建了完善的合作关系。放在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城市也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起了更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各沿线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协调，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并通过学习彼此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施政策略，提高项目设计、施工和管理水平，进而提高财政支出的收益。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设施联通带来的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降低支出成本，提高支出收益(Donaldson和Hornbeck，2016[16])，贸易畅通以及资金融通可以提供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简化行政程序，减少贸易壁垒，降低财政支出的成本，而在内部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也能够促使政府部门更加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合理运用公共支出(毛中根和洪涛，2011[17])。民心相通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拥有相近的文化内容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更适宜进行贸易交流(Sala等，2008[18]；Guiso等，2009[19])，且民众对政府政策倡议的关注度提高起到了公众监督的作用，有助于约束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进而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邢文妍，2020[20])。基于以上阐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升中国沿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扩展地方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

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贸易资金的流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沿线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政策倡议和如此庞大的参与群体，建设“一带一路”所需的资金数目难以估量，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Ekumankama，2012[21])。前财政部部长肖捷曾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单靠政府投资满足不了需要。”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还需要向企业提供更多税收优惠，帮助内外资企业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徐思等，2019[22])，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通过扩大税收规模来获取更充足的财政收入的可能性。于是地方政府就会同时面临财政支出需求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压力将会显著增强，此时的地方政府既不能“开源”，也难以“节流”，身陷增收减支双向乏力的两难境地，于是提升支出效率便成为破题的关键(徐超等，2020[23])，现有研究也已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可以促使政府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和加强审计监督力度的方式提升财政支出效率(莫龙炯和尹靖华，2022[24])。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张辉等，2023[25])，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可以帮助国内企业有效提升技术水平(蒋殿春和张宇，2008[26])，同时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袁诚和陆挺，2005[27])，改善资源错配，从而促进国内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因为它可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财政可持续性。

政府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当市场之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政府之手就要做更多的事(吕冰洋，2014[28])。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小，政府可以更加专注于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是干预市场运行。市场化程度提高，也意味着市场竞争性增强，企业创新活跃度增长，经济效率提升，财政支出的产出效果也随之增进。市场化程度越高，还意味着财政制度越完善，财政预算越合理，财政监督越有效，财政支出的投入成本越低(Yang，2019[2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梳理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机制(见图1)，并进一步提出假设2：

假设2：“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促进市场化进程两条途径扩展了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

图1 “一带一路”倡议对财政支出效率影响机制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政府财政支出随机前沿面的影响，数据样本期为2011—2021年。剔除部分缺失值较多的城市后，研究对象设定为中国272个地级市，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相关文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划分，得到沿线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40个地级市。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将沿线的140个地级市作为实验的处理组，其余132个地级市则构成实验的控制组。参照余东升和余娟娟(2020)[30]等的做法，将2015年作为受政策影响的头年，构建双重差分基准模型：

(1)

DIDit=Treati×Postt

(2)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Efficiencyit表示地级市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水平；Treati是对城市进行分组的虚拟变量，若该城市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则设定为1，否则为0；Postt为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Postt=1代表2015年及之后，Postt=0代表2014年及2014年之前；γi和μ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哑变量；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测算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指数表示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Efficiency)，参考陈诗一和张军(2008)[31]、徐超等(2020)[23]的相关研究，选取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投入变量，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各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财政支出调整为以2011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政府主要公共服务支出作为产出变量，具体项目见表1。本文随机前沿成本函数采用Cobb-Douglas形式，函数设定参考Battese和Coelli(1995)[32]的做法，具体随机前沿成本函数如下：

(3)

其中，FE为地区人均财政支出；PS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ν是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μ表示无效项，服从截断正态分布；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

为保证财政支出效率测算的有效性，本文参考Battese和Coelli(1992)[33]的做法，对变差率γ进行了零假设检验。估计结果显示，随机前沿成本函数对应的变差率γ= 0.525 6，说明成本偏差大部分来源于成本无效率项μ；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 958.34，远大于混合卡方分布下1% 显著性水平对应的临界值7.05(Kodde和Palm，1986[34])，拒绝了γ为零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地级市财政支出存在无效率的情况。

表1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指标测度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虚拟变量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的乘积(DID)，这里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表的时间，即2015年为政策开始实施的时间。除支出效率与政策变化两个关键变量外，实证分析中还涉及人均GDP(PGDP)、金融水平(Finance) 、人力资本(Hum) 、第二产业占比 (Second)、第三产业占比(Third)、财政分权(FD)、创新水平(Innovation)以及税收水平(Tax)等控制变量，以及财政压力(Pressure)和市场化指数(Market)两个机制检验变量。相关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相关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1—2021年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用于计算财政支出效率的各项公共服务相关数据，以及用于计算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地级市统计年鉴。在删除部分缺失值较多的城市后，对少量缺失值进行线性插值处理。对绝对值进行取对数处理。此外，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各指标左右两端均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对式(1)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1)～列(4)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行为仅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DID系数为0.001 76，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提高了沿线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为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根据学者们在已有的研究中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列(2)～列(4)的回归中逐步加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层面(人均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收支层面(税收水平和财政分权)以及技术水平层面(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的控制变量，结果均显著。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DID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01 78。这一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显著地提升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基准回归的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发展趋势满足平行性。本文将2011—2021年每年各构造一个虚拟变量(Timek)，并将虚拟变量与实验组相乘，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回归。平行趋势可进一步通过公式(4)进行回归并验证。

(4)

其中，Time为年度虚拟变量，当年观测值取1，其他年份观测值为0。其他变量均与基准模型一致，本文对样本期内所有年份的趋势变化进行检验，图2汇报了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2015年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一致，而2015年及2015年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故本文所选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一带一路”倡议的非随机性和其他相关政策造成的冲击，干扰基准结果，本文对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在样本中任意抽取140个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假设被抽取的这些城市为倡议沿线城市，剩余城市为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将这一过程重复1 000次，将1 000次随机抽样的结果与本文基准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图3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随机抽样的“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基准在0值左右，基本满足正态分布，且显著异于基准回归结果。这表明随机设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并没有对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可推得“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基准分析中的影响效应的确是由“一带一路”倡议发生带来的结果，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图3 安慰剂检验

3.内生性的克服。

对于双重差分模型而言，最理想的使用条件是处理组的选择是完全随机的，即“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选取不受其他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干扰，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除地理位置因素以外，“一带一路”政策倡议沿线城市的选择可能还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换言之，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够准确。因此，本文借鉴余东升等(2021)[38]的做法，选取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的省市作为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的原因在于：第一，现代“一带一路”的选址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汉代古丝绸之路，而且“一带一路”倡议将复兴古代“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故本文选择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本文进行实证研究时选取的样本期为2011—2021年，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相距较远，并不会直接影响现代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满足外生性条件。

综上，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为：

(5)

其中，IV为二值工具变量，若城市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则IV=1，否则IV=0。回归结果见表4，两个阶段回归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该结果既表明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与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相关性，同时也表明了，内生性问题得到缓解后，基准回归的结果依旧稳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的确显著地拓展了沿线城市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

表4 内生性处理的估计结果

4.PSM-DID检验。

PSM-DID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本文运用三种不同的匹配方法，以提升结果的准确度。三种方法分别为：1∶1 最近邻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从表5中可以看到，依据不同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显著地提升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

表5 PSM-DID检验结果

五、扩展性研究

(一)异质性分析

“一带一路”是简称为“一带”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简称为“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分别位于我国中西部和东南部两个区域，地域差距较大，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面对的国家和组织也不尽相同，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也存在差异，可能会使“一带一路”倡议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故本文分别对“一带”和“一路”进行检验。

本文分别构建“一带”的政策效应(Treatyd×Time)和“一路”的政策效应(Treatyl×Time)，并将二者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沿线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一路”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一带”的回归系数虽然同样为正，但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一路”沿线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开放程度更高，而“一带”沿线城市多为西部内陆城市，东部地方政府拥有更丰富的财政资源，且其财政支出结构能够同时兼顾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故在同一政策冲击下东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程度存在差异(杨得前和汪鼎，2021[36])。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二)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结果表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扩展了沿线城市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那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何种方式扩展了沿线城市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这一问题尚需探讨。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设计“一带一路—财政压力—财政支出效率”与“一带一路—市场化程度—财政支出效率”两条“一带一路”倡议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路径。

1.财政压力的机制作用。

为助力内外资企业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施行了多项减税降费政策。2021年，“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秘书处发布了《中国税收营商环境改革发展研究报告(2016—2020)》，披露2016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支出，“一带一路”倡议下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所涉及的建设项目极为广泛，包括道路、铁路、桥梁、隧道、港口、机场、水利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建设所需资金巨大，而且往往为长期投资项目。“减收”与“增支”的并行极有可能会增加沿线城市的财政压力，而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在财政压力增加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加强政府审计监管的方式来实现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徐超等，2020[23])。为从实证角度考察该作用机制，本文参考王巧等(2020)[39]的做法，先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然后再将政策虚拟变量与财政压力的交互项带入模型，考察其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6)

(7)

表7 财政压力机制检验结果

表7中模型(1)和(2)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财政压力的影响，模型(3)和(4)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财政压力的交互项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模型(1)和(3)是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2)和(4)则为控制了这两者之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DID和Pressure×DID的回归系数始终保持显著为正。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财政压力确实得到了提高，并通过财政压力这一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地方财政支出效率。

2.市场化程度的机制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行动规划的提出为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提供了有利条件，2023年发布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13—2023)》指出，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一带一路”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已从不足26%提升到34.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沿线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提升了沿线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提高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不仅如此，大量外资的进入能够帮助改善资源配置，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国内市场化程度，最终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提升财政支出效率。本文构建与财政压力机制检验类似的计量模型，以检验市场化程度的机制作用，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8)

(9)

表8汇报了对市场化程度这一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2)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模型(3)和(4)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与前文对财政压力机制的检验类似，与表7一致，表8中模型(1)、(3)和模型(2)、(4)依靠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区分。从模型(1)和(2)的结果能够看出，政策虚拟变量DID的系数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市场化程度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模型(3)和(4)的结果显示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Market×DID的回归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市场化程度得以提高，进而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假设。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的140个地级市和非沿线的13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倾向匹配得分法、随机前沿模型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使用随机前沿面表达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得出的结论是：(1)基准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扩展了沿线城市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此外，本文使用“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工具变量，克服了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PSM-DID方法以避免样本选择偏误，从而实现更精准的对照组选取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2)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较“一带”沿线城市，“一路”沿线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提升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一路”沿线城市多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地方政府具有更丰富的财政资源及更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3)机制检验发现：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地方政府会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该压力主要来自“减税降费”政策和“增加公共设施支出”，减收和增支并行，预算约束增大，导致地方政府加强政府审计监管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最终提升财政支出得到的收益。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大量外资及先进的国外技术进入国内市场，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进而使得财政支出的随机前沿面得到扩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更大的财政分权体制，并放大政策乘数效果。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具有更高的财政支出效率，建议给予相关该地区公共财政更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马太效应”，对沿线城市的正向激励作用将有助于各地方政府实现更高效的公共支出。

第二，基于各地区不同比较优势及资源禀赋，对沿线地区给予差异化发展定位。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和“一路”沿线城市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建议各地区进一步协调和明晰各自的功能定位。不同区位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具体而言，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国家毗邻，可以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西南和南部地区则在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方面具有地理上的优越性，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可以成为连接东亚和北亚国家的桥梁，这些都将有利于实现各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

第三，继续推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并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本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来源于财政压力的增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激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同时，又能够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加快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