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 自主的话语体系与标识性概念

[摘 要]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工作之一。在立场概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矛盾概念上，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战略概念上，以生产方式重构实施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制度概念上，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延伸经济制度和基础经济制度。立场阐明态度，矛盾揭示方法，战略指明方向，制度夯实保障，“立场—矛盾—战略—制度”这一话语体系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集中表达形式，彰显了中国政治经济学鲜明的自主性。

[关键词] 中国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话语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2.002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2-0010-08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p70）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等多个方面内容，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话语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来，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p90）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典型代表。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既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基因，其话语体系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蓝图初步绘就。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谋划、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政策话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供給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等等。这些鲜活的标识性概念，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提供了传播载体，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历史路标。

当然，由于这些学术话语更多是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中提炼和总结的，其精炼度和学术性还有待提高，而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概括更具有标识性的学术概念。为此，本文尝试提炼一个“立场—矛盾—战略—制度”四位一体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挖掘政策话语的学术内涵，提炼学术话语的政策意义，在两者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境界。

一、立场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作为研究物质生产活动规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是为了谁的问题，也即立场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提出了以“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福利最大化”等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在资本体量日益庞大的当下，人的本质的复归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旨[2]（p28-3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3]（p61）“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p283），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p104）。“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p22）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p62）。这是我们在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等各项工作中都要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由此，“以人民为中心”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在立场层面最核心的标识性概念。

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就会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实践、指导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标识性概念也同样需要具体化为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3]（p333）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些新发展理念，都是根本立场的话语表现，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念标识。

从实践来看，“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6]（p27）。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与安全这个“头等大事”统筹起来，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平稳进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二、矛盾概念：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作为根本任务的，而这些问题根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路线选择、方针制定和政策走向[7]（p47-56）。实际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炼和概括，不仅仅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认识起点，也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8]（p34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9]（p212）这两次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都是围绕经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展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已然成为这一主要矛盾的两大突出表现，“不平衡”“不充分”也由此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标识性概念。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但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此造成或派生的。从“不平衡”来看，当前，我国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仍存在失衡问题，三大产业内部也存在失衡问题，譬如，服务业内部存在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此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不平衡，房地产行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失衡问题，虚拟经济泡沫、金融风险和房地产结构性过剩时有发生。在区域布局上，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依然明显，经济重心总体上向南移动，东三省等局部地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口外流、经济停滞现象。城乡差距仍然显著，城乡融合发展程度亟待提高，总体推动“人的城市化”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存在一些短板因素，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客观上造成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拉大，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凸显。

从“不充分”来看，很多领域都还存在发展不足、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等问题。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美元；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20美元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0]（p24）。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国际上未有定论，大体上在2.5万到3万美元的区间[11]（p266）。要实现上述目标，我国需要在未来十几年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维持在5.3%到6.8%的区间①。然而，在始于2019年末的一场全球性疫情面前，尽管我们兼顾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但经济增长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较大冲击。据统计，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较上年名义增长5%，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2.9%，但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较上年名义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0.2%②。可见，我国当前的发展任务仍然很重，发展质量需要继续提升。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在认识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必须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问题同“两个没有变”的问题统一起来思考和研究，把“变”与“不变”这两个论断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深刻把握“不平衡”“不充分”话语的丰富内涵，就是要将其作为我们设计发展战略、夯实制度基础的出发点，辩证处理好促进平衡和做大体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在高速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张力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

①数据为笔者计算得出。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三、战略概念：以生产方式重构实施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为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实践层面制定并实施了多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包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如何从学理上理解和把握这些重大战略，用话语体系统筹这些政策之间的共性特征，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重要实践命题。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着眼于社会生产方式重构。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生产方式理论是关于社会、经济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理论[12]（p15-23）。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开展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具体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深度切入国际经济循环，运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战略，以世界市场为目标，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既有的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很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内大市场的发展需要，难以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迫切需要进行生产方式重构。

生产方式重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学术话语，至少包括产业、区域、城乡和国内外四个方面的内涵。新时代推进社会生产方式重构，要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实施。一是产业层面的生产方式重构。优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之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在政策上，即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往，经济政策话语提出过“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概念，其目的都是刻画现代产业的特点，很显然，这些概念都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13]（p30）这就勾勒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个方面内容，也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2023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①

二是区域层面的生产方式重构。优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区域之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在政策上，即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先发优势。为协调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这四个政策概念得到进一步区分。其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经济、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若干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战略。按开发强度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開发四类地区，按主体功能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地区。由于调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区域间重新配置的主要是政策手段，深刻体现了“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思路，因此，基于生产方式分析框架，围绕这一系列区域战略展开研究，将成为构建政治经济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三是城乡层面的生产方式重构。优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在政策上，即是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走一条中国式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分裂的二元经济结构朝着城市化方向演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之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部门，一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本身的凋敝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为此，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农村劳动力更为有序地流向城市，并在一定时点后实现农村劳动力更多地在农村本地、中心镇和县城实现就业和定居。此时，中国城乡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运用农业物联网、电商营销、现代仓储物流、地理标志品牌等新技术新手段的基础上，更多的资本流向乡村和城乡接合部，与劳动力结合起来，重组成为城乡农产品供应基地，从而实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人的城市化。

四是对外经济层面的生产方式重构。优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国内和国外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在政策上，即是践行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我国更多是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中国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走出去”的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作出一系列新型对外开放战略，提出要让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为合适的生产组织方式，让中国的制造业优势、熟练劳动力优势以及日益增强的资本优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重构对外经济层面的生产方式，让中国经济的强劲活力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各国一起塑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而言，生产方式重构的最终指向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市场为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微观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空间保障，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在助力的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深刻调整和重新建构的总体部署。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生产方式”这一政治经济学理论概念，衍生出一系列的政策概念和实践操作概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实践创新。

①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23年5月5日，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2023年12月15日。

四、制度概念：坚持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

制度建设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治本之策，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长远之计，也是实施生产方式重构、实施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4]（p1-2）在经济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部署，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和根本保障[15]（p72-78）。同时总结了三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6]（p37）。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6]（p37）。

从话语体系和標识性概念来看，为了更为清晰地对三大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定位，可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称为根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称为延伸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称为基础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是现阶段根本经济制度。之所以定位于“根本”，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它决定了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在内的各个经济环节的运行模式和效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为私人占有，导致社会化大生产与这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深刻矛盾，引发经济危机。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在现阶段，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在含义，未能准确把握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导致经济体制和激励系统僵化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转变思想观念，逐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经济主体活力和市场竞争水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定位为现阶段根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当前的延伸经济制度。一般来说，完整的收入分配过程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三个环节，其中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结束后在参与生产的主体之间进行的分配，初次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的主要比例结构。各经济主体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份额，根本上是由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之外，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还必须允许除按劳分配之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且，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和民间主体之间的第三次分配，也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延伸经济制度，它与所有制制度一脉相承、匹配呼应，成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基础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标识性概念。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更有效率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党中央通过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分而置之，将“体制”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剥离出来，同时又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做了新的定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微观载体层面为这个标识性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培育多种所有制类型的微观载体，从所有制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作用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加强市场竞争，活跃创新潜力，进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17]（p52-61）。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制度。

五、结语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推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新的学习和研究高潮，鲜活的政策话语与严谨的学术话语同频共振，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指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统摄中国政治经济学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体系，彰显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自主性特征。本文尝试使用“立场—矛盾—战略—制度”的逻辑框架，梳理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标识性概念体系。在立场概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矛盾概念上，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战略概念上，以生产方式重构实施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制度概念上，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延伸经济制度和基础经济制度。立场阐明态度，矛盾揭示方法，战略指明方向，制度夯实保障。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解决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不足、学理化程度不高、国际传播力度不强等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推动政策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对接和互动，凝练更具针对性、更有说服力、更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和优化这些概念的表达方式，与时俱进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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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见习）   倪子雯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The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and Indicative Concepts

Zhou Shaodong

[Abstract] Extracting indicative concep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in build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In terms of position concept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contradiction concepts， we should deeply grasp the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strategic concepts， we should implement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restructuring production methods. In terms of system concept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and extend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s position clarifies attitude， contradiction reveals method， strategy indicates direction， and system consolidates security.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osition-contradiction-strategy-system” constitutes the centralized form of express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which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v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dicative concepts; discours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研究”（21ZDA00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研究”（21JZD008）。

作者简介：周绍东（1984—），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