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本体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摘 要] 当今中国的文学本体论研究面临着地理维度的缺失。站在文学地理学的立场上提出构建文学“地理本体论”的设想能在一定意义上引导文学地理学对文学的本质、起源、发生、形态与发展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形成和完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有助于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

[关键词] “地理本体论”；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建构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2.016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2-0132-10

文学地理学是在中国产生，并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方法。早在春秋时期，学者就将《诗经》中的“国风”按照地区、方域来分类①，到“文学的自觉”的魏晋时期，陆机“感物说”与刘勰“物色说”着重探讨了文学创作与自然山水、四时变迁之关系。“‘文学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1]（p260）20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学者吸收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思想与方法，从地域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南北差异、文学流派等问题②，“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之先河”[2]（p6）。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克木提出“文艺的地域学研究”③，袁行霈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的表现与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情形④，曾大兴考察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⑤。此后，经大批学者的努力，文学地理学在中国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往后二十年，“仅在我国内地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在700篇以上，所出版的相关著作不下于60种”[2]（p6）。这些著述主要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家族”“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及“地域性文学史”等文学现象与文学问题①。在此背景下，2011年11月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正式成立，会长曾大兴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阶段”的开始②；进而提出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并多次撰文予以讨论③。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应当属于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和文学史并列的二级学科，文学史着眼于文学的时间维度，而文学地理学着眼于文学的地理空间维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多数学者也持这一观点”[3]（p405），如邹建军就认为：“按照我的理解，文学地理学是一门和文学史并列的二级学科。”[4]（p52）曾大兴判断说：“随着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明确，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大批青年文学地理学学者的涌现，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成。”[5]（p6）

①《诗经》“国风”的“国”即地区、方域。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②参见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③参见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载《读书》1986年第4期。

④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47页。

⑤参见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载《社科信息》1989年第12期。

回顾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应当说它是针对具体的“文学地理”现象，关注以往的文学研究重视时间维度而忽视地理空间维度的问题，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方法和领域而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已结出了丰硕果实。然而如止步于此，文学地理学很难真正成为如曾大兴等人所言的一门二级学科。文学史以一定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作为基础，同理，要实现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目标，有必要夯实文学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困惑。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的关系究竟如何，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方性处于何种形态，未来又将如何，这些问题都亟待讨论。为此，本文引入“文学本体论”这一概念，提出文学的“地理本体论”，以期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哲学基础、文学观念以及面临的困惑，作出一定的探讨。

一、重审与修正：“地理本体论”的提出

文学本体论是一个比文学本质论意义更为宏阔的概念，综合了对文学的本源、本原、本质等问题的认识，学者称之为“宏观本体论”④。截至目前，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形式本体论、人学本体论、活动本体论等。其一，形式本体论显然受到西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把文学文本、文学语言、文学形式等视为文学的本体，对文学的内部构成与文学性生成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但问题是，形式本体论切断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血肉联系，显然“不能体现文艺的本原、本源和性质”[6]（p18）。其二，人学本体论把人作为文学的本体。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等问题被重新讨论，“人”再次成为中國文学与文论的中心。伴随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蜂拥而入，学界形成了对人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认识，进而形成多种形态的人学本体论，或着眼于人的理性、意识，将文学视作人的精神超越；或着眼于人的感性、潜意识与本能欲望，将文学视作人的感性审美。如果说在王蒙所提出的“文学三元”中，文学还在社会、文化、人的生命三元之间徘徊①，那么在此后的文学的人学本体论中，文学则归为孤立的一元——人。其三，活动本体论将文学活动作为整体来考察文学。朱立元提出，文学本体论应该从追问“文学是什么”转向追问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7]（p77）。王岳川提出：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将人的感性生命活力与存在意义作为本体加以确立，艺术进而理应“成为人的感性的审美生成或生成活感性的自由生命活动”[8]（p112），“活感性”生成的三个维度即“作家审美体验”“艺术新形式”与“艺术唤醒”贯穿整个艺术活动②。

①参见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②曾大兴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分为“片段言说阶段”“系统研究阶段”与“学科建设阶段”。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曾大兴、夏汉宁、海村惟一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0—118页。本文对中国文学地理学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的概述，参考借鉴了曾大兴教授的相关论述，在此特别说明。

③参见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第7版。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12页。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载《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年第2期。

④“文学本体论”的“本体”，有学者将其等同于本源、本原或本质，也有些学者从存在论的角度加以认识。本文采用更为宏观的界定，参见陆贵山：《当代文艺本体论思潮解析》，载《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7期。

“对本体的追问，是人类科学与哲学思维安身立命之本。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本体论也一直处于基础与核心的位置。”[9]（p4）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至今的文学本体论研究从语言形式、人的存在、艺术活动等不同角度对文学本体作出了不同解读，对中国当今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文学本体论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文学本体论研究将外在于人的一切排除在文学本体以外。王岳川总结发现，文学本体论研究“通过对反映论哲学和文论将文艺看成生活的反映提出质疑，将文学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诗意话语置换。文学和思想不再是人的认识对象，更是体验自我的生命沉醉境界”[10]（p130）。可见，文学本体论研究将文学本体论与文学认识论、文学反映论对立起来，认为文学与思想不再是对人所看到的和体验到的，包括自然宇宙、社会他者等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认识和反映，而是体验自我生命的存在，这实际上是站在破除“机械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的立场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文学本体论研究一开始就将外在于人的一切排除在文学本体以外。其二，文学本体论研究忽视了人的存在的自然维度与世界维度。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必须依赖于自然存在，人的活动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人对自我存在与本质力量的确证要以自然现实作为对象，也就是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p103），因此文学活动要将自然现实的对象化作为根本前提。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能脱离于社會关系而存在。文学的人学本体论却忽视人的存在的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孤立地着眼于人的精神意志或感性本能，孤立地看待人的存在；而文学的“活动本体论”实际上只是构建了“作者—作品—读者”的封闭的文学活动本体，忽视了文学活动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的根本前提。其三，文学本体论研究滑入过于强调“人类中心”与“个人中心”的误区。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p103）作为人类活动重要部分的文学活动，显然也要受到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20世纪80年代，作为文学本体论研究先导的《论文学的主体性》③一文提出，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12]（p12）。换言之，该文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同起来，可以说此后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文学本体论研究虽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感性存在，但忽视了人的受动性、有限性，且过度强调“人类中心”与“个人中心”主义，一定程度上引导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滑向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狂欢”。其四，文学本体论研究常过于强调人的“感性审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上的“本体论”破除了中世纪“神学本体论”，转向近代“理性本体论”，再转向现代“生命本体论”。在哲学本体论中，传统的客观实体被个体的生命存在所取代，个体对外在于“自我”的一切施以无情的拒斥。中国文学本体论研究“机械地搬用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研究文学问题”[13]（p102），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蜂拥而入，生命冲动、欲望、潜意识、本能等学说在文学本体论研究中大行其道，于是文学本体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又走入了过于强调人的“感性审美”的误区，使得文学由个人主义的狂欢演变为个人非理性世界的狂欢。

①参见王蒙：《文学三元》，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②参见王岳川：《艺术审美价值生命活感性生成》，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③《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对人的本质、文学本质等问题加以探讨，实际上已经具有探讨文学本体的性质。参见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以及语言的重视而指认人的存在或语言形式已经成为本体，导致了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狭隘与分割，即要么局限在文本范围内，如语言、形式、作品等，要么局限在人的范围内，如生命、生存、活动等”[13]（p102）。进一步而言，中国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将人与人的外部世界、文学与人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割裂开来，忽视了文学本体的自然维度与世界维度，易导致文学研究忽视文学与自然宇宙、天地万物的关系，忽视文学对自然宇宙与天地万物的书写，与此同时许多文艺作品深陷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泥沼，成为个体生命的狂欢与感性欲望的高歌，陷入人的内在本能的缠绕纠葛的混沌之中。

在文学地理学看来，地理指“人在天地之间所观察到的一切存在”[4]（p2）。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我们发现现今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存在地理维度缺失的不足，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地理维度的缺失也是当今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存在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提出借鉴哲学的自然本体论/时空本体论而构建文学“地理本体论”。正如巴赫金所言：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14]（p269），一定意义上，地理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其一，所谓“地理本体论”并不是要求放弃人的“主体性”，或者完全只强调人的“有限性”与“受动性”，而是强调要把人重新置于世界和宇宙这个根本之中，让个体远离“自我中心主义”的狭隘与孤绝，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与狂妄中挣脱出来，这样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跳出“现代性”的泥潭，对“自我”加以肯定又加以限定，敬畏拥抱自然与宇宙，认同友爱他者与万物，进而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二，具体到文学中，“地理本体论”意在修正中国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偏失，特别是中国的文学本体论研究与文学研究中存在紧盯文学中的“人”不放的现象。“一直紧盯着‘文学是人学，就会大大缩小创作和研究的范畴，使自己变得近视、远视甚至盲目，從而导致文学的窄化以及异化。纵观天地自然，除了人还有更广大的世界万物，因此文学不可能只表现‘人，研究者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和‘人生。”[15]（p100）与此同时，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用现代人的绝对自我、绝对自由和绝对欲望，弃绝了文学中本应有的自然与宇宙、时代与未来、社会与他者、道德与伦理、灵性与神圣，紧盯着人，紧盯着人与人的争斗，紧盯着自我的内在，乃至成为个人情趣的沉醉与本能欲望的展览，重复混沌、庸俗廉价、颓废绝望、扭曲变形。面对文学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文学为人类除了提供声色犬马的短暂快感还应当提供什么，这不得不引发警惕与反思。“地理本体论”的提出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即意在使文学研究突破长期以来“文学是人学”的局限，使文学创作从人的狭小的内在世界中挣脱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获得高远而博大的精神境界。

二、“地理本体论”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建设

文学本体论包含对文学的本源、本原、本质等问题的认识，文学“地理本体论”的提出能够为此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基于这样的思路，文学地理学的一些学者对现有的文学的本质论、起源论、发生论、作品论、接受论等基础理论加以反思，尝试构建属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基础。

第一，“地理本体论”如何影响对文学的基本属性的认识。其一，从“地理本体论”出发，人与地理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就成为思考人的存在的一个核心哲学命题。人到底如何存在又何以存在？直到目前，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之中与地球之外，人所观察、体验和经验的自然万象、民俗风情、人际来往、生活空间等对人的个性气质、生命经验乃至理性思索往往产生决定性作用，人总是在与自然宇宙、社会他者的辩证关系中，不断认识自我、丰富自我、实现自我，而个人遗传、血液、骨骼等因素一般只能起到基础性作用。因而“环境决定论”不仅不存在问题，而且具有根本性①。其二，相比自然宇宙，人在短暂而微渺的生命旅程中，行迹、观察与经验是有限的，理性也终究存在限度。人们常常需要以建构伟大的“神灵”、悠渺的“天道”来认识与探索广阔无垠的自然与浩瀚璀璨的星空，这就是“神地关系”。正因为构建了自然神灵与宇宙天道，使得人的灵性和想象又反过来得到激活，使得人向往自然宇宙又敬畏自然宇宙，从而促使人与自然宇宙和谐共存、交融统一，促使文学与艺术向更加宽广高远、灵动神奇的境界上升，“让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16]（p145）。其三，具体到文学中，说到底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没有作品就谈不上文学。而作家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之中，因其比常人更加敏感、细腻、多思，地理环境会对其产生更为直接、鲜明、集中的作用，自然神灵与神秘天道会对其产生更为神奇、灵动、神圣的诱惑，触发其写作灵感，推动其文学想象，所谓“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②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作家也会对自然宇宙，特别是自己所熟悉的、抱有深厚情感的地方山水人情，报以热情的观察与深入的探索，美好的想象与诗性的建构，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文学风格。当然文学创作较此复杂，但地理环境对作家的作用却是基础性的、制约性的③，这就是“文地关系”。邹建军指出，“人地关系”作为一种基础制约“神地关系”与“文地关系”，而“神地关系”与“文地关系”只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人地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神地关系”与“文地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发展变化④。从“地理本体论”来看，现今文学理论所说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用来表达和交流人生的审美感受与理解的主张，就显得有些狭隘。因为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看来，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要表现人生价值，追寻人生意蕴，好像除此就不存在美，就没有文学。然而自然宇宙之美比人之美不知道要宽广、丰富、灿烂多少，不能紧盯所谓人的美，而忽视了自然之美，天地之美。因而从“地理本体论”出发，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书写的是人对天地万物之观察、体验与想象，文学将人置于天地之间，进而感受、体验与想象人的存在。

①参见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载《歌海》2021年第3期。

②曾大兴认为，“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是地理物象或地理意象触发作家生命意识与文学表达的两种机制。参见曾大兴：《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载《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

③参见邹建军：《“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为例》，载《歌海》2021年第3期。

④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00—112页。

第二，“地理本体论”如何影响对文学的起源的认识。从“地理本体论”出发就会发现，现有认为文学起源于劳动、娱乐游戏、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主张，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是今人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文学起源的结果，或许并不等同于古人对文学起源的看法，更不等同于文学起源自身，这些说法只是关注到了文学起源的某些方面，割裂了文学起源与自然及世界的联系，基本上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也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与艺术的事实的。文学应当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观察”[4]（p13）。其一，“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p52）。现代人类是如此，文学起源的远古时代更是如此。进一步说，早先人类社会生活并不发达，个体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或零散群体之中，必须依赖于自身所处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才能获得生存，因此他们对自身所处自然环境必须加以观察，甚至对其中微小变化都异常敏感，因此书写个体对天地万物的直接感受、切身体验与奇特想象，也就成为一种相当普遍而重要的文学现象。现今能看到的，东西方最早的文艺作品与文学现象无不是一种印证。中国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与西方的“阿喀琉斯”“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故事，有着明显的同质同构性。精卫所填的“海”与夸父所追的“日”都是自然神力的象征，精卫与夸父则是被神化的反抗自然的人；而阿喀琉斯被神预言的命运与俄狄浦斯被神施加的诅咒是自然神力的象征，阿喀琉斯武力的强大、体魄的强健与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智慧，则使他们在古希腊被视作半人半神的英雄与“人”的理想范本。然而，他们基本一致的结局，是在自然神面前或者倒下或者被放逐，从而带来一种极为强烈的悲剧感。直至今天，人类在自然神力与浩瀚宇宙中永恒的悲剧性命运与“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17]（p64-65）式的悲剧性感慨，依然是人类悲剧感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东西方所共有的人类起源神话、战争神话、洪水再生神话等都具有以上特质。这说明，人对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观察、体验、想象乃至反抗，形成远古人类表达与书写的最初的冲动、热情及渴望。其二，如果承认直到今天，作为特定族群中代代相传的同类心理经验的积淀物的所谓集体无意识，是人的意识的基本形态，是作家创作的基本动因与基本来源，那么就必须进一步承认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与体验形成了文学的起源与重要来源，因为集体无意识与心理原型本身就是历史早期在人对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观察和体验中而产生的，然后被放置在历史长河中一点点生长、丰富与融合，进而影响和制约人的意识与文学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起源于人对自然万象的观察体验的说法，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三，“地理本体论”如何影响对文学的发生的认识。从“地理本体论”出发可知，现有的文学发生论着眼于或审美，或人生体验，或娱乐游戏，或伦理教化，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而作家与地理的双向互动作为文学发生的两种重要模式却被忽视了。其一，地理环境触发作家的文学表达。曾大兴着眼于地理、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三个维度，阐述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一是不同的环境促使文学家形成不同的气质与人格，环境影响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风格；二是地理物象或地理意象触发作家的生命意识，进而触发作家的文学表达，这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三是“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是地理物象或地理意象触发作家生命意识与文学表达的两种机制；四是文學家不同的气质与人格，使得文学家对相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个性化表达。总之，“地理环境—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气质、人格等—文学作品”，构成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完整序列①。中国古代的“感物说”与今人叶嘉莹的“兴发感动”说，都深刻说明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触发作用。其二，作家对地理环境的观察与体验，触发文学创作。几乎每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对外在于自我的世界之美好、时代之精彩都不会无动于衷。“几乎每个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博物学家，每位优秀的散文家对于天地万物都极其敏感并充满热爱。”[18]（p268）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9]（p185）屈原对日月奔走与草木零落的体察，继而引发的春秋代序与美人迟暮的感慨亦是一个明证。

①参见曾大兴：《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载《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

第四，“地理本体论”如何影响对文学的存在形态的认识。从“地理本体论”出发就会发现，以往将文学分为“语言层”“现象层”与“意蕴层”，把“意蕴层”传达的审美意味与人生意蕴视为衡量文学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本质上还是一种“人学”的文学观。其一，“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14]（p269）。从文学作品的内部来看，文学的语言、现象与意蕴都是以空间的形态而存在。首先，语言层面的形式空间。诗歌的分行排列、散文的起承转合、小说的情节呈现、戏剧的舞台对话等都要存在于特定的语言空间结构之中。没有这些空间结构，文体的特征及其文学意味就会消失。其次，现象层面的事件空间。诗歌中流动着意象空间，散文中流动着思维空间，小说中流动着故事空间，戏剧中流动着对话空间，这构成文学现象基本的存在形态，不能把握和还原这些空间因素，对文学作品现象层面的把握就难以全面和深入。再次，意蕴层面的审美空间。诗歌的境界是否高远，散文的感受是否丰厚，小说的主题是否深邃，戏剧的冲突是否尖锐，都可以尝试从空间的方位、大小、重量等方面来增加解读向度。因此，空间的挪移与放置、孤立与组合、收缩与扩张，空间的方位、大小、重量等，构成文学作品内在的基本形态之一。诗歌抒发情感要借助空间为情感与想象赋形，小说编织情节要借助空间为事件提供场所，散文书写感受要借助空间以展现思维流动，戏剧建构冲突要借助空间以展现人物的内在关系。因此，文学通过特定的空间形态得以生产，以特定的空间形态被读者所感知和接受。其二，文学的地方形态。从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到“文地关系”的逻辑来看，先是有地方文学，然后再组合成区域文学，最后组合成世界文学。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总是要生活在特定的地方与特定的空间，反过来特定的地方与特定的空间总是会对他的个性气质与文学气质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对自身的地方性有着深刻的感知体会，并加以珍视，加以热情地书写，因为这是形成其文学个性的重要基础。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书写，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阿来的西藏书写，无不对此加以印证说明。“如果我们提出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似乎也不能算错，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地方的，或者说我们的文学首先是地方的，然后才可以是世界的。”[4]（p185）忽视一部文学的地方性，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忽视了其独特性；忽视一个作家的地方性，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忽视其个性。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人的地方性与文学的地方性似乎越来越薄弱，同质化的增强不是文学的繁荣而恰恰是文学的没落与悲哀。这正是今天地方性研究兴起的根源，也是我们强调文学的地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地方形态是文学作品的整体的外在形态。

第五，“地理本体论”如何影响对文学的发展的认识。文学是以“文学区”为单元，在“文学区”独立生长与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的。从“地理本体论”出发就会发现，其一，文学的地域划分是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在中国学界早已引起广泛共识，并得到深入探讨。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简略的“南北之分”，到今天的“荆楚文学”“巴蜀文学”“齐鲁文学”等区域划分，对中国现代文学以“京派”“海派”划分，对中国当代文学以陕派文学、汉派文学、江浙文学、江西文学划分等，这些不同地区文学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并不能单纯按照历史时间线索统合成单一的模块。世界文学同样也是如此。基于此，文学地理学提出“文学区”概念，即作家必须存在于特定地理空间，在一定地理空间之内会产生大体相似的或相近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个性。不同“文学区”又共同组成了包容万象的世界文学，这就是以文学地理学的眼光，以地方文学为基础，构建“区域文学”，再到构建“世界文学”的基本逻辑。其二，“文学区”不是孤立的，作家的行迹与文学流派的变迁在地理空间上一般不是固定的，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地理空间上一般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空间的移动中被接受和被丰富的。以民间文学为例，《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与我国的一些民间故事非常相似，一是由于《一千零一夜》与我国民间共同吸收了许多印度故事，二是由于一些阿拉伯故事传入中国，三是由于一些中国故事传入阿拉伯世界。在多向的与多种形态的散播与交流中，由于地域的差异，这些故事在情节上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在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上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让这些母题衍生为复杂多样、意蕴丰富的民间故事①。作家文学的散播与交流，同样存在大量类似现象。由此可见，“文学区”与“文学区”之间会因作家、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在地理上的移动及文学作品在地理上的散播而发生交流与融合，从而促进地方文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区”的地方属性则是内在的、相对稳固的。因此，我们认为，以“文学区”为基础，“文学区”与“文学区”之交流与融合作为重要形式，形成了文学发展的一条补充途径。

①参见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27—240页。

文学地理学借助“地理本体论”这一提法对文学的本质、起源、发生、发展、形态等问题的重新探讨，可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三、“地理本体论”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自建立至今，文学地理学学科可以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建构了系列概念术语，拥有了多种研究方法。但通常一门二级学科下面还应当有三级学科，比如比较文学下面有渊源学、形象学、变异学等，只有以此作为支撑，一门二级学科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对文学地理学进行体系建构就显得极为重要。对此，邹建军曾提出文学地理学建设16个分支学科的设想，简要概括如下：（1）作家分布学主要研究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文学感知学主要研究作家对地理的感知及地理感知的反向作用。文学基因学主要研究作家的地理基因、地理认识和地理观念。（2）文学地名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中的地名。文学流变学主要研究文学现象在地理层面的变迁。文学家族学主要研究文学家族现象。文学空间学主要研究文学的空间问题。（3）文学气候学、文学物候学、文学天文学与文学灾害学，分别研究文学与气候、物候、天文与灾害之关系。（4）文学地图学主要是借助地图研究文学。文学景观学主要研究文学中的地理景观。文学区域学主要研究文学的区域划分与区域联系。文学生态学主要研究文学与生态问题之关系。邹建军着重指出：“每一个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的讲究，都会有不同的构成方式和发展路径，不过文学地理学也有总体上的要求。而所谓的16个分支学科，也就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必须要注重的16个方面，只有把所有的这些领域都发展起来，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才会具有相對的完整性。”[4]（p96）

文学地理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属性，极易使其滑入主体丧失的境地，从“地理本体论”出发，就要明确区分文学基础上的地理研究与地理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文学地理学自然以后者为根本。因此，可以着眼于地理这个维度，将这16个分支学科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主要探讨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属于基于静态地理层面的文学研究。在特定地域或一定地域，研究具体历史阶段中有哪些作家，这就是作家分布学；再研究具体作家如何感知、认识与书写地理，地理如何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作家的创作①，这就是文学感知学与文学基因学，将三者总括起来就是文学环境学。这是最为基础的层面的研究，是“人地关系”在“文地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可以简要概括为文学创作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其一，由于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地理的影响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作家这个中介来实现，“地理环境（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个人气质与人格、文学作品这四大要素，构成了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完整序列”[20]（p36）。由作家与地理之关系，构成了“地理—作家—文学”这样一条研究路径，从而建构“作家分布学—文学感知学—文学基因学—文学环境学”学科体系层面，这一层面实乃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研究，可以简称为文学地理学原理论，这属于静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二，作家分布学、文学感知学、文学基因学，不仅是理论层面的研究，还会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作家的地理基因，地理上的行迹及对地理的感知和认识，会对作家的个性气质、创作心理机制、文学表达与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作家的个性气质及其作品的地方特征，往往需要采取地理上的实地考察来加以分析，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途径。

①对于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文学，曾大兴作了深入探讨。参见曾大兴：《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载《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

第二个层面主要探讨文学在地理上的流散与聚合，属于基于动态地理层面的文学研究。文学地名学着重梳理和分析作品中的地名，以此来研究作家的行迹及行迹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如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吴楚赤壁”，《一绝·食荔枝》中的“岭南惠州”，《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海上儋州”，一方面可以窥得苏轼后半生的大致行迹，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在其作品中的呈现，这些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对其心绪、心境、境遇乃至人生，以及文学创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此类出现在作家作品中的地名则是分析和梳理作家“地理根系”①的基本要素。文学流变学主要探讨文学现象在地理层面的流变问题，研究作家群体在地理上的变迁所造成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中心、文学风格的变迁，也可以反过来研究各种地理现象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比如中国现代的“京派”文学就从精致典雅文化圈中的北京迁入贫瘠落后为战争氛围所包裹的西南边陲，这种地理上的重大变迁对“京派”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文学空间学主要探讨作家与作家群体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作家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及其叠加绵延组合的各种形态，以及文学作品的交流与接受空间。文学空间学的提出方便学者从空间的角度研究作家文学想象与文学表达的机制，作品的形式、现象与意蕴生成的机制，与文学流传与变异的机制。如《孔乙己》对“咸亨酒店”这一空间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意蕴的生成，“我”站在柜台照看生意，短衣帮站在酒店外面喝酒，长衫党由内而外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坐着喝酒，而孔乙己则是站着喝酒又穿长衫的唯一人物。通过这种空间中人物方位的比照，小说中人和人之间的划分就尤为清晰，传神地表达了孔乙己的尴尬窘迫和进退两难。

①邹建军提出的“地理根系”这一概念是指“作家在自己一生中所到过的地方，所形成的一个系统”。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第三个层面主要探讨重大的自然现象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学对重大自然现象的书写和反映。其一，不同的气候现象如四季更替、寒来暑往、风雨雷电以及极端气候现象，不同的气候类型如海洋气候、陆地气候等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形成多种多样的作家个性与气质，进而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对此应当加以重视和关注。其二，每一个优秀的作家对天地万物、自然万象的细微变化总是比常人要细腻敏感得多。动物的迁移，动植物的灭绝、生态、伦理，气候星象，高山流水等世间万物都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也应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总而言之，文学气候学、文学物候学、文学天文学与文学灾害学，都是由于受到“文学是人学”观念影响而被忽视，却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

第四层面主要探讨由地理所衍生的现象，包括地图、景观、区域、生态等与文学的关系。其一，以地图的形式研究作家的行迹与地理分布、文学群体的聚合、文学中心的迁移、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结构、文学作品的流传与变异等，以科技手段让文学活动与文学现象变得清晰可见，这是文学地理地图最重要的价值。其二，研究文学景观，包括文学作品的内部景观与文学作品的外部景观。文学作品中的内部景观是文学内部空间的节点与支柱，是形成文学空间的基础，比如《雷雨》中的“周公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为人物活动与矛盾生发提供了集中的舞台，直接关涉作品的美学意味。而文学外部的景观，主要指与作家个体与群体活动发生关联的地理景观，对研究个体作家、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等有重要价值。其三，文学区域学主要以地方文学为基础，研究“文学区域”的划分与彼此之间的影响与联系。其四，文学生态学站在西方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基础之上，研究文学与生态的关系的理论问题，如文学与非典、黑死病、埃博拉病毒等生态问题的双向互动，作家的地理观念与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等。

以上分类从“地理本体”出发，站在地理的不同层面，以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为中心，构建起文学地理学的16根彼此区别又彼此联系的支柱，将有力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目标的实现。

作为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学科，文学地理学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然而要实现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文学地理学学科必须拥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当今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存在缺失地理维度的不足，特别是将人的感性存在视作文学的本体，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研究和文艺创作堕至只关注人的内在狭小世界的境地之中。站在文学地理学的立场，提出构建“地理本体论”设想，意在修正长期以来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偏失，弥补当今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不足。“地理本体论”可以为文学地理学学科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引导文学地理学对文学的本质、起源、发生、形态与发展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形成并完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突破以往将文学地理学仅视作一种研究方向、方法和领域的认识局限，推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目标的实现。

近代以来，人在理性引导下推倒“上帝”，“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1]（p22），却落入现代“理性的暴政”的铁笼，继而又在对工具理性的抵制与反抗中滑向审美感性的欲海，剔尽自己的骨肉。当人的感性存在被视作本体，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诚如学者所说：“现在最为严峻摆在中国以及世界面前的是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心灵焦虑、真情流失、善良无多、审美粗糙和人生乏味！简言之，我们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信仰出现了危机，真善美受到了玷污，心灵没了安顿的温暖之所，生命像无锚的一叶扁舟迷失于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上。”[22]（p95）不得不说，这是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假设今天的思想观念、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还是只紧紧盯着所谓大写的“人”而忽视自然宇宙与天地万物，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就很难被突破和被超越。这正是提出文学“地理本体论”的初衷和根据。然而，“地理本体论”也要避免“一元论”思维的绝对化与极端化，要将文学地理学所说的“地理”视作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而非唯一的维度，这样才能引导人的存在进入一种正常的和谐的状态，引导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进入一种更加宽广博大、高远高深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文化研究，2012（1）.

[2]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江西社会科学，2012（1）.

[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

[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J].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2）.

[6]陆贵山.当代文艺本体论思潮解析[J].中国文艺评论，2018（7）.

[7]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王岳川.当代美学核心：艺术本体论[J].文学评论，1989（5）.

[9]董学文，陈诚.三十年来文学本体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10]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J].广东社会科学，2003（2）.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

[13]汪正龙.论文学本体论建构中的“世界”维度——兼论我国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得失[J].文学评论，2021（6）.

[14][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5]王兆胜.中国新文学研究增殖及其路径选择[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6]宗白华.美学的散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17]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8]王兆胜.当下中国散文创作的软肋[J].红岩，2016（3）.

[19]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0]曾大興.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J].兰州学刊，2017（4）.

[2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2]王兆胜.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J].文艺争鸣，2007（3）.

责任编辑（见习）   余梦瑶

作者简介：袁循（1988—），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