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活：网络空间生产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影响

内容提要 网络空间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的生活空间，它既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物质性、客观性，也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建构性、主体间性。社会世界是人类直观感受到的、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人类对经验的、感知的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是主体间不断进行的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网络空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世界的一个载体或容器，网络社会世界是在网络空间内展开的数字生活。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世界不仅包含现实社会世界、网络社会世界，还包含现实社会世界与网络社会世界的融合。首先从“空间研究”的思想史出发，梳理康德、列斐伏尔、索亚等人的空间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空间的生产和结构进行阐释。其次，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传播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出发，研究当前社会世界结构的复杂化，提醒公众注意智能机器在社会世界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性。

关键词 先验感知 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 社会世界 智能机器主体性

骆正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青少年网络舆情的大数据预警体系与引导机制研究（20&ZD012）”的阶段性成果。

空间是表征物质存在的一个维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坐标，是人类生活得以展现的载体或容器。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的历史就是对空间资源的利用史，是对空间的社会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网络空间，相应地，人类生活的社会世界也逐渐数字化，并且加速向数字空间转移。算法技术不断加速人类的生存节奏，我们“不断为时间压缩、位置压缩、资源压缩而加速竞争，以争朝夕”[1]。人工智能更是触发了机器思维使之觉醒，社会世界不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不断出现并强化。人在社会世界中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化，人类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快速增加。

一、从社会空间到数字空间：索亚的地理学想象对网络空间生产的启示

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探讨过空间问题，但他们主要在意识层面谈论空间，将空间放逐到社会生活的边缘，而悬置或忽视了空间内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空间逐渐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的位置，开始被看成社会生产的要素、城市规划的载体。20世纪60年代，以列斐伏尔、福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从身体空间、城市空間和全球空间等角度展开空间探讨，掀起了一场名为“空间转向”的社会科学范式革命。索亚继承了空间转向的成果并发展出“第三空间理论”，而第三空间为我们理解网络空间带来新的想象力。

1.空间生产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组合

列斐伏尔从物理、精神、社会三个维度来划分空间，我们可以把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没有直白地表达他的观点，而是用一个辩证的三元组合演绎了三个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个三元组合是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再现（构想的空间）和再现的空间（实际的空间）。感知的空间是人们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它是可以被准确测量和描绘的空间。感知空间是为空间实践预设的空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构想的空间是使用语言符号建构的精神空间，是控制性、条理性话语实现统治的空间，它是感知的空间在人类思维中的再现。构想的空间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关，生产关系赋予构想的空间设计或秩序，因此，构想的空间是权力监督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再现。

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划分，或者说感知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的划分，这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理解的难度。列斐伏尔的贡献是在感知的、构想的空间之外，提出了再现的空间（或实际空间、社会空间）的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再现的空间是人们居住和使用的空间，是权力展示其功能的空间，也是边缘群体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再现的空间既包含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也与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差别，是一种“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1]空间。我们可以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划分中，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作一个简化的理解：物理空间是物质存在论基础上的空间，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感知才能进入意识系统（所以称为感知的空间）；物理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载体。精神空间是人们在意识领域构想的空间，它是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在空间的再现，是知识和权力对空间的设计与统治。社会空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空间，是各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再现的空间，是人们实际居住和使用的空间。社会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资源。

2.索亚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的重新阐释

索亚受到列斐伏尔的三维辩证法的启发，提出了富有后现代色彩的第三空间概念。索亚的空间旅行有两个背景：一是他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旅行路线，二是他洞察到后现代生活世界的开放性。在索亚看来，20世纪70至90年代的生活世界是“彻底开放的”且“开放彻底的”世界；以政治为中心的生活世界无所不包，它超越了所有的学科领域，但人们永远不能彻底认识生活世界；然而生活世界的知识对人类又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它能够引导我们在奴役中寻求变革、解放和自由。因此索亚指出，第三空间就是生活世界的无限构成，是持续演化、无法稳定的结构形态。索亚还在第三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都市重建和转型过程与资本积累危机重构的深层关联”[2]。

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对三个空间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一空间是一种物质的和物质化的物理空间，是能够根据其“外部形态”直接把握的空间。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直接感知第一空间。第一空间偏重客观性和物质性，它力求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在第一空间内我们可以考察物质和运动的位置、地点和环境；可以考察空间内的物质化现象，如形态、图案和变化等；还可以考察社会世界的图像化地理，如家庭、建筑、村庄、城市、民族、国家、世界等。受到现实幻象和科学假定的影响，最初“第一空间认识论开始专注于空间事物的物质形式，而把人的空间性主要看作是结果或产物”[1]。随着人们对第一空间认识的不断深化，实证地理学逐渐向行为地理学、批判地理学转变。“第一空间的社会生产被看作是历史的展开，是不断变化着的地理的演化序列，是人与其建筑物包括自然环境的能动关系的产物。”[2]

第二空间认识论是对占据主流位置的第一空间认识论的挑战，是对第一空间阐释的强制客观性和过度封闭性的反驳。索亚的第二空间对应列斐伏尔的构想的空间，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称其为精神空间。第二空间是艺术家、建筑师、城市管理者等精英们构想的空间。第二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式的空间再现，通过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的，最纯粹的第二空间形式是全然观念性的，它从构想的或想象的地理获得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中去”[3]。第二空间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符号空间、观念空间，它是理想化的、拔高过的空间认识论，也是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第二空间认识论并非不承认物质现实，而是认为“关于物质现实的知识”本质上必须要通过思维获得，因此第二空间是精英们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是精英们通过文字或图像表现出来的他们对世界的主观想象。

3.具有丰富地理学想象的第三空间认识论

索亚第三空间的结构比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更加清晰，第三空间可以表述为包含和超越“真实-想象”的空间。具体来说，第三空間包含真实的、物理的空间，也包含想象的、精神的空间，同时还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复合，以及对“真实与想象”复合的超越。在索亚看来，第三空间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第三空间是由差异构成的空间，是边缘群体开展反抗与进行改革的社会。第三空间是激进主体创造的聚集地，是他们突破“中心-边缘”关系的“真实-想象”的空间；边缘群体通过站在边缘立场，获得了一种战略性的站位，粉碎和超越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其次，第三空间总是保持激进的开放的姿态，随时接纳和保存抵抗性力量和创造性成就的都市记忆。索亚以女权主义和后殖民话语为例说明第三空间的开放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女权主义者，批判城市空间生产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父权在城市人造环境中留下的种种印记。在真实与想象融合的、彻底开放的都市空间内，后现代女权主义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他们超越性别差异进行思考，在城市边缘地带、在社会文化层面打破了男性中心主义。第三空间是兼容差异、批判和抵抗的空间，在第三空间内城市一次又一次被制造成身体的拟像，而身体被城市化、都市化为大都市的身体，在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身体成为关键的要素。“身体”是个人和政治的隐秘点，是一个个情感小宇宙，人们重新燃起对“身体”的浓厚兴趣，身体的空间性、情感性在都市生活中开始占据中心位置。

索亚认为第一空间是前现代认识论，第二空间是现代性认识论，而第三空间则是后现代认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充满了人文地理学的色彩，他强调人、身体在空间内的重要性，人和身体是空间建构的主体也是空间建构的素材。第三空间是一个面向未来、无限开放和不断被创造的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与再建构的空间。因此，索亚认为他的第三空间不是一个稳定的、静止的空间，甚至“第三空间”这个名词也不是固定的词汇，他鼓励人们发明一个更好的词汇来取代“第三空间”。“元宇宙网络空间是基于大数据、智能算法、区块链技术的新空间体系。”[1]索亚的第三空间触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沿着索亚的空间旅行的路线，我们可以观看到网络空间内的无限风景。

二、网络空间的二元构造：机器算法、人工智能对社会世界的影响

都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结果，也是西方公共权力寻求身体控制的地方，更是城市居民创新生活世界的载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互联网快速崛起，在网络空间内“传播不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活动，机器也能够作为传播主体，人际传播与人类传播等同地成为人类基础的传播活动”[2]。互联网创造的网络空间（或数字空间）非常类似于第三空间，但它并不等同于第三空间。沿着索亚等人的空间旅行的路径，我们能够更深切地理解网络空间，并对网络空间的内部结构进行有意义的诠释。

1.从“第三空间”的视角理解网络空间的内涵

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可以有两种理解路径。从构成要素上看，第三空间包括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真实和想象的复合，以及对“真实和想象复合”的超越。从社会性质上看，第三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城市化、都市化的伴生物。第三空间是凸显主体性的空间，是彻底开放的空间，它可以容纳一切边缘的、抵抗的和创造的要素，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主客体互构的空间。从直观感受来看，网络空间非常类似于第三空间，第三空间的很多理论资源都能够用来诠释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和第三空间的相似之处在于：首先，索亚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彻底开放的社会空间，是包含真实、想象、真实与想象，以及“超越真实与想象”的复杂的生活空间。诞生之初，网络空间被人们广泛地称为“虚拟空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已经远远超出虚拟空间的内涵。它将人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利益关系等卷入其中，成为一个与自然空间深度联系，但又超越“真实与想象”的空间。其次，第三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和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是对人类现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再造和超越。因此，索亚认为“空间是社会创造的一种结构，是一种社会产品而不是社会的环境内容和容器”[3]。网络空间不仅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界限，将地理空间打碎后重新组合，还创造性地生产出独特的数字空间。在数字空间内，人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被大面积地解构和重组，数字国家、智慧城市正在创造新型的城市空间和生产关系，各种形式的网络空间再造了人类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再次，索亚认为第三空间是包含差异和反抗的空间，他从批判性人文地理学角度主张空间正义，呼吁尊重都市个体的尊严和权益。第三空间理论寄托着索亚的乌托邦幻想，他期望通过广泛的社会运动实现空间正义。自诞生之日起，网络空间就被赋予了理想主义色彩，其被认为是超越身份和等级的平等的交往场所，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自由表达的天堂。显然，网络空间最终没有沿着大众美好的愿望发展，权力和资本很快进入网络空间，并且对身体和话语实现了更强大的规训和控制。

索亚的第三空间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是思维和经验空间化的结果；第三空间突出了人在空间中的主体性，是抵制与反抗现有社会秩序的一把利剑。将第三空间的相关理论用于网络空间，可以加深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和反思，如网络空间的后现代性、建构性、反抗性、复杂性等。然而，网络空间除了认识论和社会性意义，还具有存在论和结构论的色彩，这似乎超出了第三空间所圈定的范围。第三空间理论加深了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网络空间又使第三空间的特征更加清晰，因此第三空间和网络空间是两个相近的、相互关联的概念，但网络空间的内涵比第三空间更加丰富。

2.网络物理空间与网络社会空间的功能分化

通常人们将媒介看成信息传播的工具，媒介通过传播过程建构社会世界的意义，但是库尔德利等注意到媒介还具有物质性，媒介可以通过物质化建构社会世界的基础环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库尔德利等提出了二元媒介观，“作为技术（包括基础设施）的媒介和作为意义生产过程的媒介”[1]。为了更好地阐释网络空间的生产和结构，我们可以将二元媒介观发展成三元媒介观，即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媒介：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和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这里之所以将“作为技术（包括基础设施）的媒介”拆分成“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和“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是因为我们给不同层次的媒介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功能：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建构的是网络物理空间，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建构的是网络社会空间，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建构的是社会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和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网络物理空间也可称为网络原始空间，它为社会世界的建构准备了基础条件，也为行动者准备了行动的空间。数字媒介的基础设施是网络物理空间的必要条件，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通信协议。硬件系统包括计算机、路由器、通信设备、有线或无线联结，软件系统包括网络通信系统（如TCP/IP协议）、网络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等）和网络应用系统。网络物理空间是硬件和软件共同创造的数字土地，是权力、资本和技术协同生产的结果，是等待人类开辟和耕耘的电子新大陆。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各国形成了包括主干网、地区网和本地网的三层网络结构。理想中的互联网可以实现全球互联互通，但因为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同，不同国家在国际互联网中的地位也悬殊。掌握着根服务器和主干网络的国家，毫无疑问在网络空间内居于霸权或主导地位。

网络物理空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其一经生产就对所有人开放，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能够圈定和耕耘属于自己的数字土地。网络社会空间也称网络功能空间，它是人类在数字土地上建构的家园和社区，是人类占有和规划网络空间的结果。在前文归纳的三元媒介观的第二个层次，媒介可以被看成“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这里的传播技术与基础设施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主要指各种应用性软件，这些软件将网络物理空间规划成各种社区。在各种应用软件构造的虚拟社区中，家家户户都成为田园般的“电子小屋”，人们在远程工作和生活中享受到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网络物理空间主要是由国家政策主导的生產空间，网络社会空间则是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建设的结果，国家的政策引导是主导，民间的建设力量是主力。网络社区是人们生活在网络空间内的结果，它是智慧城市、数字国家的初级社会组织，也是网络社会空间的主要表现。网络社区的存在需要有专门的力量来维护，维护网络社区的力量主要有三种：话语、资本和权力。

三元媒介观的第三个层次是“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这个层次的媒介主要建构的是社会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虽然第三层次的媒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世界的建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三种层次的媒介和媒介的三种功能不是孤立对应的，它们在建构社会世界的过程中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这个过程是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网络社会空间搭建的是人类数字生活的城市、家园和社区，它期望在数字地理学的范畴内重建地理和国家概念。网络社会世界是在网络社会空间建构的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它包括网络空间内的基础设施和数字环境、人在网络空间内的数字日常生活、网络空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网络空间内社会秩序的构造等。传统社会世界是在自然空间内展开的，现代人赖以生存的社会世界包括自然空间内的社会世界、数字空间内的社会世界，以及自然社会世界与数字社会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和内容（如图1所示）。正是因为有了数字社会世界，人类整体的社会世界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3.媒介的中介化建构及机器对社会世界的影响

社会世界（social word）深受生活世界（life world）概念的影响，生活世界理论是胡塞尔晚年的重要研究成果。生活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普通人直接感知的周遭世界（Umwelt）。20世纪60年代，舒茨等人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创立了有别于传统社会学的“现象学社会学”。舒茨吸收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思想，并在胡塞尔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提出了“社会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一般指个体感知到的周遭世界，社会世界则是我们共享的共同世界（Mitwelt）。社会世界最初是由人建构的，但社会世界却具有客观实在性。在我们出生之前社会世界就已经存在，在我们死之后社会世界依然存在。当我们生活在社会世界之中时，我们在与他人（如父母、朋友等）的互动中感知社会世界，并从社会世界获取文化、道德、规则等社会资源，同时我们的行动也会改变他人、改变社会世界。因此，社会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是我们共同参与建构和再建构的人际沟通的世界，也是“我”和“他人”共享的世界。

库尔德利等将社会世界概念引入传播学，认为社会世界是“行动者能够解释和理解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社会世界就是“通过这些解释和理解建立起来的一种构造”[1]。库尔德利等归纳出社会世界的三个特征：其一，社会世界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其二，日常生活是社会世界的基础；其三，社会世界内部分化成多个领域。根据对社会世界的日常体验，我们可以深化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首先，社会世界以自然环境、日常生活为基础，自然环境不仅包括天地山川，还包括人创造的物质世界；其次，我们通过日常生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环境（或人与物）的关系；再次，社会世界是在我们与他人、我们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感觉到的世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的主体间性的世界；最后，社会世界是由持续的交流、解释、理解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所以传媒是社会世界建构的中介性力量。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媒体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人类的社会世界快速向网络空间延伸。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世界建构比传统社会世界建构更加复杂，新生的机器智能不断强化其对社会世界的影响甚至控制（如图2所示）。

现代数字媒介不再是单纯的传播中介，它还是网络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或者说数字媒介已经转化为数字生活的环境和背景。人在传统社会世界中需要和“物”发生各种关系，自然环境、物质世界各自有其发展规律，人需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物质世界的关系，例如，我们要保护天空与大地免受人类活动的污染。总体来看自然环境是没有意志的，“人”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网络空间内，网络物理空间是由硬件和软件构成的，系统软件为网络物理空间设定了程序和规则，网络物理空间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无意识的环境。人类要在网络物理空间内建设功能社区，必须遵循网络物理空间的基础程序。如电脑网络有Web1.0、Web2.0和Web3.0的差异，手机网络有4G、5G和6G的不同，人类在不同物理基础上搭建的功能社区，必然受到该系统的基础软件的限制。在网络社会空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同样不是自发的、协商的。在各种数字社区中人类表面上自由交流，实际上却受到各种应用软件的规训。“如今，大量的社交媒体用户被证实并非真正的人类，而是被自动化程序操纵的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可以在算法驱动下自动化地生成账号和设定个人信息，模拟人类关注其他用户和发布消息。”[1]在社会世界的关系中，既有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还有物与物的关系。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物的意识逐渐觉醒，社会世界不再单纯是人理解的世界，而成为人与机器共同解释和理解的世界。

三、人工智能改造数字生活：网络空间内社会世界的复杂化

人工智能通常被划分为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也被称为应用型人工智能，它只能解决特定领域的专项任务，可以部分取代人脑的工作，没有人的思维和意志。如AlphaGo虽然可能战胜人类的顶尖棋手，但它的能力只局限于围棋，本质上还是人类使用的智能工具。强人工智能也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它的目标是全面复制人的智慧，最终能够胜任人类所有的工作，即机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甚至具有类似于人的情感和意志。无论弱人工智能还是强人工智能，机器都以某种“意志”影响社会世界的建构。弱人工智能的“意志”更多体现的是“少数精英的意志”，强人工智能可能体现的是“精英和机器博弈后的意志”。随着大模型在自然语言方面的突破，人工智能正在强化对社会世界的干预，社会世界的结构和秩序正在发生剧变。

1.數字技术改造了日常生活场景，现代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

库尔德利认为社会世界的变化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定时空环境下“传播媒介总体”影响的结果；传播媒介总体是相互作用的媒介集群或媒介域，如当代的媒介域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正是媒介域的变化影响社会世界的变化。库尔德利的媒介发展史观摒弃了简单迭代论，他更加注重媒介环境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媒介环境的变化与媒介技术的某些高潮或浪潮有关，媒介技术的变化推动了社会世界的媒介化浪潮。库尔德利根据近600年来媒介环境的变化，将媒介化浪潮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机械化浪潮、电气化浪潮、数字化浪潮，以及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数据化浪潮。每次媒介化浪潮都是媒介环境的本质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地区同样地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媒介化浪潮催生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社会。媒介化浪潮的作用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革命促使媒介根本性创新的出现（即浪潮的波峰），另一方面媒介创新会产生长期的社会影响（即波峰的涟漪效应）。

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化浪潮，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背景，如全球生活的同步化、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媒介组织的强大、信息传播的共同叙事等宏观环境的变化，脱域交往、跨时空传输、同步体验、数字社区、数字抗争等微观环境的变化。数字媒体的联结和运行制造了全新的网络空间，“虚拟世界已经覆盖了现实社会的所有个体，人们被持续地赶入数字世界”[1]。社会世界的场景转向媒介平台和互动站点，日常生活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可以征服不连续的时间。传统社会世界“面对面”交流的特征被冲淡和改写，“此时此地”的“面对面”交流变成“此时彼地”“彼时彼地”的在线接触。社会关系不再锚定固定的时段和地点，身体缺场成为社会交往的典型情境。信息传播和数据处理改变着人们的空间体验、人们对城市和家园的感知，也改变着对地点、方位和疆域的原有定义。行动者在网络空间继承和创新社会行动，数字行动的意义经理解后又被镶嵌进行动语境中，成为社会世界下一次建构的社会资源。

数字生活场景的变化丰富了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进步，自然空间的“物”渐次苏醒，它们以“极大的不确定性”进入数字社会世界。当道路、建筑、路灯、汽车、冰箱、电视、空调、厨具、手表、眼镜、服装、配饰等都能联网时，自然空间和数字空间会高度地融为一体。在自然和数字融合的全新的社会世界，人们会看到更多由算法生成的“客观存在”“客观事实”，这些存在和事实都是建构各种关系的资源。在复杂的社会关系背后，系统软件和隐性权力实现了对社会世界的操纵，访问权限和进入密码决定着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空间权力。

2.数字世界加速取代真实世界，物质身体正在被改造成技术身体

在数字化、数据化时代，“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建构了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以隐身状态注视千里之外的对象；可以分离表情与异地的人交流；可以和完全陌生的人探讨公共或私人话题。当网络社会关系深度镶嵌进“人与物”的关系之中，网络社会世界便出现了很多重大变化，如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空间，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智慧城市和数字家园，通信、转账等电子功能重新构造了家庭的概念，数字空间内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功利化、主题化。

传统社会世界的主体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的主导，人的社会化是在人与环境的调适中实现的。现代社会数据像流水一样无孔不入，媒介生成的数字世界正加速取代真实世界。在“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复杂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身体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人际的交流出现了“离身”现象，媒体传播内容也表现出概况性和去空间化等特色。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基于AI、VR等技术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具身性”重新回到社交场域。在网络空间内，“身体不再是冷冰冰的肉体，个人的欲望与感知得以凸显”[2]。在AI、VR构造的全方位、全媒体的网络空间内，五官（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功能被充分发掘，“视觉”不再是进入网络空间的唯一通道。视感媒体正在向身感媒体、多感媒体转变。生活在数字社会世界的我们，已经回不到前媒体时代的本真状态，我们的身体和行为都被极大地改造，人类的身体正在由物质身体、文化身体转化为技术身体、数字身体。

3.机器智慧逐渐被唤醒，机器在社会世界中的主体性增强

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能力限制的过程，人类对自身能力的突破是靠进化工具来实现的。工业革命将人的体力外包给机器大力士，人的生物体能被超越；信息革命将人的脑力外包给“灵长类机器”，人的自然脑力正在不断被取代。人工智能就是利用机器模拟人类的智慧，它从人脑中提取智慧并将其编辑成机器程序，然后将程序植入机器，驱使机器帮助人类计算和思考。弱人工智能认为，计算机是由人设计制造的，它只会按照人定的程序去工作，永远不会具备人的问题意识和推理能力。强人工智能认为，计算机不会始终是人类使用的辅助工具，只要开发出适当的运行程序，计算机照样可以具有甚至超越人类的智慧。强人工智能主要有两个演化路径：一是计算机通过全面模拟人类的智慧和情感，逐渐获得人类所拥有的独立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计算机逐渐和人类智慧分道扬镳，产生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知觉和意识。人类在自然空间内的漫长演化史，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大多数人更认同弱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人类制造的机器始终不会超越它的制造者，人工智能永远会处在人的掌控和监督之下。然而，OpenAI推出了ChatGPT，整个世界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关键突破，强人工智能开始显露它的峥嵘。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用自然语言交流，交流让人类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也让人类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极大地震撼了世界，人们震撼的不是它们能够写作、画画，而是它们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就像人类经历过原始的童年阶段一样，目前机器人生成的内容还比较粗糙，但只要机器与机器、机器与人能够自然交流，那么强人工智能的未来将是可怕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赋予机器智慧，机器智慧的觉醒强化了机器的社会主体性，带来了社会世界关系和秩序的变化。自从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社会世界中的关系和秩序已今非昔比。在智慧城市和数字国家的建设中，公众必须和各种各样的“电子人”打交道。需要通过“数字公务员”办理各种公务，依赖数字平台获取生活服务，需要“电子警察”“电子哨兵”维护社会治安……这些“电子人”全天候工作，“他”们按照设定的程序和人类交流，只会公事公办、秉公执法，从不理会人的情感，很少进行交往互动。人工智能会改善“人-机”交流的情感性和互动性，但它丝毫不会降低机器在交流中的霸权。人工智能的霸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器智慧出现自我进化，或者机器程序出现差错，偏离人类控制的轨道，进而形成对人类的霸权；二是机器被人类恶意操纵，成为控制人类或犯罪的工具，社会世界中的少数人获取绝对霸权，他们对多数人实施精准、残酷的身份控制和经济剥削。机器之间的交往是诚实的，它们之间没有欺诈和压迫。目前，机器霸权并非社会世界的主要问题，人们最担心的是野心家利用机器实施绝对的人类霸权。当社会世界受到越来越多的监控和跟踪，车站、超市和候机厅等生活空间陆续被改造，社会空间的安全性和确定性不断在降低。

四、结语

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快速成熟的背景下，社会世界不仅包含自然社会世界、网络社会世界，还包含自然社会世界与网络社会世界的融合。网络空间是人类数字生活的容器或载体，数字社会世界是在网络空间内布展的数字生活和交往世界。自然空间的社会世界包含各种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世界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数字社会世界智能机器的主体性不断强化，“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逐渐凸显，有人甚至担心未来会出现智能机器对碳基生命的操纵。从漫长的生命演化史来看，人类是在一次次的生存挑战中进化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带来的困惑是“人造的麻烦”，我们没有必要将这种麻烦过于放大，只要理智、謹慎地处理人工智能，相信人类生活的社会世界将会变得更加丰富而美好。

〔责任编辑：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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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冠群、朱珊：《媒介技术的抵抗：青年“数字极简主义者”的生活实践》，《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

[2]范甲乙：《空间转向理论的出场路径及其范式革新意义》，《哲学进展》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