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与特色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意蕴

亓光 李琦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全面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整体性和优越性。近代以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发展和历史性跨越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在具体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时，应该准确把握其总体意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特色的基本条件是充分认识世界现代化的完整样貌、复杂理论和丰富实践，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经验和发展性优势。在厘清共同特征与共有典范差别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置于现代化实践的广阔空间和历史意义中，从方位、力量、优势、策略等四个主要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整体变革的关键所在，以此破解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和障碍，最终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总体意蕴 中国特色 共同特征 辩证统一

亓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琦，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基地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3BKS064）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真正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善用整体思维，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意蕴，在对世界现代化全景式认识和本质把握的基础上，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完整性、发展连贯性和内容全面性，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民族性之间的深入互构，进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是现代化一般特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规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围绕“中国特色”的理解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又各有所长的论证，尤以三种理路为著。

一是横向分类理路。此类研究主要使用两个典型分析视角：其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逐一阐释，人口规模巨大是“鲜明特色”与“客观前提”，共同富裕是本质属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特质，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外部保障；其二，将“五大特色”作为基础进行综合性描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主动性、全面性、协调性、价值性”等本质特征。二是历史生成理路。此类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归纳概括“中国特色”，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划分。大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联系，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特色形成之本，而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则决定了特色的本质属性。三是比较超越理路。此类研究主张在世界历史视域中进行纵横式比较，由此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坚守“人本逻辑”“文明变革逻辑”“超越逻辑”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和未来向度的“特色”所在，重点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非翻版性与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新形态性。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下一阶段的研究应进一步在世界与中国、历时和共时的更高层次的逻辑关联上理解中国特色，在现代化的一般与具体、理论与现实、世界与中国关系中彰显具有整体变革意义的中国特色。为此，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意蕴，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完整性、发展连贯性和内容全面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互构中加以阐释。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意蕴：基本指向和核心要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经验总结和行动指南。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形式决定了理解方法的科学性，即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指向，进而在现代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有机统一中把握它的总体意蕴。

1.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意蕴的基本指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产物，既表现为一种行为的过程状态，也体现为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是社会有机体总体性、系统性的演变。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应以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方法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人们的交往实践带来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的扩大，个人凝结为群体[3]；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发复杂，社会群体越发扩大化、复杂化和系统化，由此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作为持续发展的有机体，社会具有自建构性、主体性、结构性和生成性等特征。所谓自建构性，是指社会总体“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4]，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决定性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结果。所谓主体性，是指社会总体是建立在人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实践主体。所谓结构性，是指社会总体各要素、环节在分化和整合中形成的结构性联系。所谓生成性，是指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性，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区域向总体。它们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于社会有机体的总体发展过程且受其规制。

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决定了理解社会现象的方法论。首先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统一，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连接成有机体，并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形塑和架构社会历史。这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即通过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来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构筑“全部社会生活”，其辩证统一于实践的主客体关系构建了总体世界观的基础。其次是结构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总体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整体，各要素依据各自的“转换规律”组成一种动态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共时性意义上的“守恒-封闭性”與历时性意义上的“有限-开放性”。因而，社会有机体的各种现象只有在总体中才具有可理解性并被真正地理解。最后是历史性与总体性的辩证统一，“现实的人”在不断地进行历史性生成活动，“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1]，因此只有将社会现实及其认识活动理解为具体的社会过程，并将其置于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想象力”，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性质与作用。

2.共同性和特色性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意蕴的核心要义

总体性是整体理解的前提思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正确认识到其是世界现代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既与他国现代化存在时空的继起性与领域的重叠性，又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具体的、历史的现代化实践。所谓中国特色，基础是具有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中国实践，二者的统一性意味着整体理解是必要的，即只有在科学理解“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解释“中国特色”是什么。

现代化最初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资本的扩张加速了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社会交往，推动着“资产阶级主体范围的扩大和同一性力量的增强”[2]。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现代化的发展与资本扩张之间具有趋同性，资本的扩张逻辑推动现代化的世界属性，使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世界现代化之中，经历了“被动卷入—主动应对—积极引领”的全过程，完成了由从属者到开辟者的转型，建构了“模仿—变革—超越”的实现逻辑。

从演变过程看，现代化是由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蔓延至全世界的。由内源性动力发挥主要作用的欧洲现代化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型变之链”并发挥着“示范效应”。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即在起始阶段便以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为基础发展，吸收了先发国家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教训。随着现代化世界版图的展开，各国共同推动全球生产力、科技、市场等变革，现代化的国别实践特点也逐渐被归纳为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同时，一般特征也承认特殊存在，即历史和环境决定的具体国家的现代化。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便在结构上存在一般与特殊两种维度，二者辩证统一于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实践中。

在现实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中国是世界现代化体系的依附。现代化具有流变性，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的现代化实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或模式。换言之，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在中国，传统“王朝體系”的衰败崩溃和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化迫使中国社会及其主体力量进行“革命-发展”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探索；厚重绵延的中华文明涵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前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艰苦奋斗中，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气质，中国式现代化也成了创造现代化新历史的引领者和开辟者。

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合理凝练中国特色的基础条件

作为世界历史的基础范畴之一，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样貌-理论构想-实践模式”的有机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的基础条件。

1.“现代化”基本样貌的共同性

首先，发达性是现代化的共同基本属性。在现代化核心指标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最为关键。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动力，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因相生，能有效聚集人才、市场、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是现代化的有效支撑。然而，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标准，因此既表现为国家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也体现为个人生活水平的基础内容。在这里，当人的需要从单纯的经济追求渐趋转向对如生态环境、自我实现、劳动模式等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时，就逐渐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财富水平、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等现代化标准。

其次，文明性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属性。在现代化成为全球趋势时，文明便与现代化同向互构。文明性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属性，具有普遍现代性和个体独异性交织出的多元特性。一方面，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主要由国家政治实体推动的现代化建设必然要与本土文明、现有社会结构相契合，使其成为现代化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要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能陷入同一化的逻辑悖论。

最后，战略性是现代化的共同行动纲领。历史证明，各国普遍以创新驱动强国化，实现现代化，发挥引领力。在这里，战略性是现代化发展方式的一般性通则，其指向世界体系中现代化发展的同质问题。一是在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正确认识现代化的客观情境和现实条件，如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等；三是在复杂多变的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保持战略稳定和道路自信。高超的现代化战略，必须处理好应然和实然的关系，二者的有机统一体现在各国基于异质性事实而做出的战略选择、矫正和实施的协同意向。

2.“现代化”理论构想的共同性

首先，现代化理论呈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其中，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引领的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中轴线，各种相互作用的变量形成的历史合力总是围绕其进行，从而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与之相适应[1]。具体来说，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会突破原有社会的包容度，带来社会分层和结构变化；这产生的“压制-重构”的双重张力影响政治稳定，必然挑战既存政治体系。此种连锁反应确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共生”：政治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序稳定的宏观环境，而经济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必要资源和持久动力。在这里，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巨大变革必然扩散至各个领域，引发社会的整体变革。

其次，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依然依托于先进工业国及竖立其上的经济体系。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扩张，西方先进工业国主导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使得交往和市场的世界性逐步形成，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第二次科技革命提升了先进工业国的生产力水平优势，使其以金融资本垄断、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建构等方式实现了全球国家空间的控制和世界政治规制的垄断，形成了典型现代化理论。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借助垄断资本主义，以其特定的“话语方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升为唯一的现代化方案。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同向发展，依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而产生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思维。

最后，现代化理论的诉求是“世界先进，达到发达水平”。发达是阐释现代化目标时经常使用的共同概念，发达与“落后”（不发达、欠发达）是现代化目标的基础理论范畴。在历史上，工业革命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开辟世界历史、塑造世界体系，使现代化理论更加内在地确证了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元对立性。我们认为，准确理解“发达”要注意两种解释方式：一是基于西方思想界“传统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轴线论，二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地位为标尺实现真正现代化的水平论。事实上，无论发达的单一因素决定论还是多元综合作用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世界先进，水平超群”依然是由“发达目标论”勾勒的任一现代化的基础目标和共同愿景。

3.“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共同性

现代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探索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世界历史现象。“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2]，资本主义达成现代化的实践模式因其先发性和发达性业已渐趋成熟，故而可据其历史发展过程总结出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經验总结。

现代化实践的共同全球性状况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态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当代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促使世界在整体上呈现以工业发展为动力、民族国家为主体、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同时，此种体系与全球化相结合，在世界领域内区分出发达与不发达、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现代化发展的梯次差异，突出体现了各国发展程度和地位影响的区别，进而呈现阶段、模式、道路及实践路径的多元性。

诚然，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扩大再生产中操纵着现代化话语权。资本逻辑下的市场法则向纵深发展，不平等逻辑已成为常态。这造成了现代化的两种实践趋向：一是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工业国的发展状态为指引，在模仿中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不断向着世界中心进发；二是发达国家支配的世界体系及其不公正规则已无法“隐藏”其局限性，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全球化发展。显然，在时代性和全球性的基础上，各国对发达性的理想状态的孜孜以求表现出一定的共同特征。

如今，各国在推进本土现代化时，在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方面呈现出趋同性。历史证明，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国别实践则具有阶段性、可预期性、不均衡性、复杂性等共同特征。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资源和技术，带来开放的市场体系及以市场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则化。而现代全球科技创新的驱动，带来了全新的科技革命，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已成为主要标签。当今世界，以工业化为驱动、市场化为依托、信息化和全球化为渠道，现代化实践加速了生产消费、社会发展、交往沟通等全方位的升级迭代，由此又强化了它们的共同特征。

4.现代化不存在“共有典范”

首先，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源于西方，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先发性与传统后发国家形成巨大反差，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者，将其技术标准、价值理念、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制度植入他国，打造现代化转向的唯一模式，建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体系[1]。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政治话语，其核心观念是传统社会将沿着西方已实现的机制和进程发展，以使西方自由主义独占鳌头。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胡萝卜+大棒”，实现了资本流向世界和利润流向西方，造成了现代化之殇。客观而言，西方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历史跨越，是真实存在的。“极为相似的东西，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任何简单模仿或者被动接受，不但会带来全面依附的关系，还将错失新质生产力。事实上，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生成时序不同，存在并行不悖的两种实践逻辑，实现的方式和路径也并不互通，二者不应也无法等量齐观。

其次，西方现代化受资本逻辑的支配。第一，资本的积累为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前提。西方现代化的开启确实是野蛮扩张、血腥侵略和残酷剥削的结果，在旧生产方式被革除的同时，也带来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剩余劳动的价值增殖机制。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和开辟殖民地攫取了全世界的货币财富、人口资源、自然资源及贸易市场，将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推向了全世界。第二，资本的运行为现代化提供了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催生了资本逻辑，使劳动力持续物化为资本，“把自身的价值当做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3]，以此占有剩余价值。在流通环节中，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一方面在强化技术创新、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却持续降低工资，以掠夺方式提高生产力，资本的扩张本性使之循环往复并“合法化”，成为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力。第三，资本贪欲导致“发展困境”。资本的贪欲带来资本的扩张，其的确催生了改革，但剥削才是其最根本使命。在资本逻辑中，空间的有限性与扩张的无限性、公平与财富分化、生态与经济等结构性矛盾是无法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困境，而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唯一手段，区域冲突和战争也屡见不鲜。

最后，西方现代化并非典范。其一，西方现代化是不可复制的。“血与火”书写的现代化开篇已失去了历史条件，无法在后发国家重演；而以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社会自治、个体道德等为典范的西方现代化体系更是诱导后发国家以资本主义模式进入其主导的经济体系，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这种极具隐匿性和宰制性的范式传播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的演变局势。其二，世界现代化本是一元多线发展的。欧美国家存在的“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的结构性、系统性、功能性、开放性不断复杂且强化过程，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变化的结果。以此推之，在生产力进步的“一元”基础上，应然地要求充分发挥主体意志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多元选择，强求一致是一种典型的不合理选择。其三，后发国家应在“解释—转换—改造”中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世界现代化在基本样貌、理论构想、实践模式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而西方发达国家占有先机。后发国家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完整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要素、结构体系、底层逻辑及目标导向等因素，有效完成“理论-实践”的相互转换，才能持续推进现代化实践，最终找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积极实现整体变革的关键所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道路”等五个特色。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之根”，才能系统全面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变革。

1.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正确方位

准确理解“中国特色”，首要的是历史性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活动，从而生成以生产力发展为轴，以社会主要矛盾变革为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由此，“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设想才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重工业发展和计划经济是这条道路的“标线”，按照“两步走”设想，从“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稳固的社会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立足新历史方位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战略性安排，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点更加鲜明，“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词[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构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事实证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之轴。

总之，中国特色的正确方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时代方位和发展方向的有机统一。从战略上认清这个方位，有助于我们主动把握世界现代化演进的准确坐标；在理论上对其精准凝练，有利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规律与深刻内涵，坚定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进而强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系统谋划和战略定力。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认识和精准判断时代坐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战略规划。立足当下，时代坐标的历史性、本质性和变革性等特征，内在规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本土性、自主性和特色化，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内在觉醒，拓展了其发展空间。面向未来，只有在正确认识时代坐标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进一步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带来的种种障碍，紧扣“中国式”的所需、所指、所图，持续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2.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的根本力量

由于起步晚、难度大、干扰多，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需要凝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而如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分散到聚集、波动到持久的力量总体化，是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历史证明，西方国家以“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范式为指导进行现代化建设，其力量都具有完整、集聚、强劲且能够持久存在等特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既面对力量薄弱的“先天不足”，又存在力量分散的“后天失調”，社会的自发力量和国家的支配力量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因此，应以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组织为力量中心，将“国家-社会”的力量联系起来并在中心牵引中形成持续作用的反应链，重建“追赶-超越”的总体力量。在力量整合中，既不能让“国家变成了商业的附庸”[1]，也不能陷入“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体系模式”[2]，而是通过具有先进性且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以举旗定向、资源聚合、利益表达等优势来消除后发外源型国家前期“政治失序、社会动荡和国家重组”的通病，促进社会发展变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在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3]。建设力量的整合形成合力，而合力如何持续且不断增强是一个历史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瞬息万变的时局，利益差异、意见分歧、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都会阻碍建设合力的整合。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其强大的动力和持久的牵引力，才能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不动摇，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党的远见卓识及凝聚共识、有效动员的领导力，彰显了坚定初心使命的精神力量和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的强大发展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使命的人民性和无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做到“绝无任何私利可图”，始终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实践命题。事实也已证明，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嵌入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其在领导民族复兴中永葆前进动力。因此，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扎根中国，在接续推进中开辟全面性、和平性、可持续性的现代化新路。

3.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而是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依附问题是后发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近代以来，后发国家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独立的二律背反中深陷泥沼、难以自拔。西方国家创造了一种支配性优势，即它们先行建构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允许局部变异，却绝不允许根本变革；允许“大乱与小治”，却无法忍受“大治与超越”。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政治变革易而社会变革难，非自主性的经济增长易而自主创新发展难，存续“传统”文化易而创造新文化形态难。尤为可悲的是，后发国家试图通过“高度同质化”而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却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核心利益和根本竞争力上设置了无法逾越的屏障。因此，后发国家只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以谋求生存，甚至放弃政治自主和国家主权独立，艰难谋得“半边缘”的存在地位，否则就易陷“脱钩”的停滞困境。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自我优势”转“比较优势”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坚持独立自主，以自主和开放为基础，在“汲取—融入—创新”过程中生成中国特色，产生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以守正和创新为轴心，以社会主义为基线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进行经济转轨，“驾驭”资本要素使其服务于社会发展；以正当和有效为评价标准，要求现代化战略必须实现“民意-效度-民生”的三位一体，以构筑美好生活为指向。在当代，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其实质上是在东升西落的世界趋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欲重获世界体系中的压倒性优势和霸权地位，如此就更须突出高水平自立自强，进一步强化独立自主，尽快形成比较优势凝聚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发优势”。

4.总体规划：中国特色的有效策略

毋庸置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时序、要素结构迥异，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赶超策略要注重叠加发展的总体规划，即以社会主要矛盾变革为主线，以总量、结构、质量的阶段性发展为指向，以系统要素的互融共通、良性互动为基调来推进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56项重点工程到“四化”内容的变化，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新型工业化，直至新时代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渐由粗放的要素型、投资规模型驱动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驱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主线的“同步式、并联式、叠加式”发展方式，以此消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带来的城乡、工农、收入分配等二元对立的内在张力，发挥资源集聚、科技创新、协调互动等优势来实现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和高速发展。

在并联式、叠加发展的总体规划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持续加速推进，使中国快速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作为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及不可持续性问题为导向，指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歷史必然和发展必需，要求以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的结合来解决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需要系统性、一体化、统筹性、总体性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发展机制看，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而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战略部署看，要坚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现代化发展新格局；从协同机制看，要着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坚持一体化统筹发展原则，创造发展良好环境，确保同向发力，有效提升建设合力。高质量发展既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人民性、平等性、协调性和共享性等发展维度上的价值内涵，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本质区别，又在实践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施工表”，给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史拴拴〕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3]吴永生：《权力范畴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4页。

[2]刘同舫：《马克思论证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维度》，《学术界》2022年第9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2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

[1]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3]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总目标是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党的十六大则将小康目标提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1]哈罗德·J.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林冈、郑忠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2]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3]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光明日报》2023年2月8日。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页。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