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包子

衡世敏

一

祖祖（四川方言，妈妈的奶奶）去世那年，我正上高三。下晚自习回家时已是约莫十一点，远远地便看见大院里摆起了蓝色长棚，麻将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是祝寿，满地瓜子皮让人无从下脚。熟悉的身影拎着鞭炮和纸钱，不熟悉的则寒暄着走来走去。门口相识的婆婆见了我，连忙招呼着往我手心塞了一把酥心糖。老一辈人很重视这些，大夜一定要亮堂堂地过。旧时办白事，遗体直接放在灵堂中央，为了防止老鼠啃食，便要弄出一些声响。四川人好打麻将，喝得二麻（成都方言，微醺的状态），吹得天花乱坠。管他什么陌生人，在牌桌上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

我问婆婆母亲在哪里，她指指花坛邊上，让我去安慰几句。“没有什么值得难过的，这是喜丧，”她竖起手指，“活了这个数，已经很不容易了。”

母亲正在啃韩包子，见我走来，把另外一个分给了我。

“奶奶生前最喜欢吃这个。”她嘟囔道，生出皱纹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神色。她是祖祖一手带大的，在贫寒的年代一口气接一口气地咬牙活了下来，两人之间有远超祖孙的情谊。祖祖在世的时候，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医院看她。她年近九十，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每次见到我都亲切地叫着母亲的乳名。

母亲很少去医院看祖祖，似乎一直不愿意面对现实——那个矮小的老人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她只会在早晨坐公交车到牛市口买回两个热气腾腾的韩包子。“祖祖爱吃这个，你赶紧给她带过去。”

每一次我都回答“好”。我没有告诉她的是，祖祖已经咬不动包子了，医生说她只能吃流食。于是每次我都将包子掰开，露出里面金灿灿的油，放在祖祖鼻下，让她闻一闻，然后在医院门口吃掉咬一口就飙油的大肉包。

其实我不喜欢吃肉包。我喜甜，尤其喜欢豆沙，如果早餐店的豆沙包卖光了便买两个香菇馅儿的凑合。肉包太腻，为了有足够的油气，老板总是往里面放白花花的肥肉。我这一代的人大多都不喜欢肥肉，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只是为了换个口味。母亲不止一次地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嘴刁，愣是连半分苦都吃不了。饭桌上，她常会讲起过去的岁月，讲起饿肚子时吃的观音土和树皮，20世纪80年代定量供应的白砂糖——十岁那年，她摔折了腿，为了哄她喝下中药，外公想尽办法才弄到了一张糖票。过年时一定要买块最肥的猪肉打牙祭，还有青石桥的荞麦面和蛋烘糕……她总是津津有味地讲着，现在的美食再多，也挡不住她对往昔的怀念。

我出生后，母亲时常带着我在成都的犄角旮旯穿梭，下各种“苍蝇馆子”，但每次都是兴高采烈地念叨着儿时的味道出发，然后失望而归，反倒是我将盘子一扫而空。后来我渐渐琢磨出了一些滋味，大抵是光景不同了，吃到嘴里的东西也变了味儿。

过了这么多年，母亲唯一念念不忘的，便只剩下了韩包子。

二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饮食大有差异，但包子似乎哪个地方都有。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新疆的烤包子，广东的叉烧包，无锡的小笼包，随处都可以看到包子的各种做法。成都的韩包子历史没有小笼包那么深远，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也没有烤包子那样有特色，仅仅是一张薄皮、一团馅子。但这家由温江人开的包子铺在成都站稳了脚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古都的饮食名片之一。

20世纪初，韩玉隆在成都南打金街开设玉隆园面食店，辞世后由其子韩文华接手经营，生意做得很是红火，推出了火腿包子、鲜肉包子等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韩包子的名气就已被打响，五湖四海的人不远千里来到成都，只为在清晨吃一口热腾腾的包子。著名学者徐无闻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韩包子无人不喜，非一般馅美汤鲜，知他怎做；成都味有此方全，真落得香回口畅，赚我频来。”

母亲说，儿时每次买韩包子不仅要走好几里路，还得排老长的队。那时没有所谓网红店的说法，外地人来成都也不讲究排面，而是真心实意地想吃当地美食。一群西装革履的文化人在包子铺外排队的场景还真挺有意思。几十年过去，她从一个嚷着要吃韩包子的少女变成了母亲，韩包子铺外的人依旧只增不减，一大清早过去，便已经歪歪斜斜地排起了队。人们倒也习以为常，没有人起哄，也没有人插队，看报纸的、玩手机的、靠着前一个人打盹的，都安心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笼包子。

相较于其他特色美食，韩包子实属草根，没有繁复的制作技艺、新颖独特的食材，抑或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段值得称道的历史。它很简单，制作方法只有几步，创业历程也没有多新奇，不过是子承父业，凭借好手艺获得美誉和口碑。如今，韩包子也不是人们的正餐，而是清晨嘴馋抑或是饿时打尖的吃食。

但这样普通的包子养活了几代人，成为成都人共同的记忆。

我曾经和母亲聊过这个话题，有“美食之都”之名的成都为什么会赋予一个小小的包子如此高的赞誉？它的口味在包子中的确称得上是佼佼者，但是对于出生便抱着蜜罐、吃惯大鱼大肉的新一代，似乎黄金包子也不能入眼。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聚会已经极少去当地的川菜馆，而是走进一家家服务周到的火锅店或别有风情的料理店，只有偶尔馋虫犯了，才会顺着记忆摸到一条小巷，用纸巾擦去木桌上的油迹，再吆喝一嗓子：“老板，你自己看到整哈（你看着安排啊）！”

记忆里，成都有一家很有个性的川菜馆，直到现在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习惯。店里没有菜单，老板兼任厨师，询问顾客有何忌口，再端详一番，便自顾自地做饭去了。菜肴端出来时，顾客惊讶的情绪也消化得差不多了，一口辣椒下去，神清气爽。一个在重庆长大的朋友由衷地感叹道：“这座城市的草根都活得有滋有味。”

成都重麻而非辣，这个拍着胸脯说成都菜不过是小问题的朋友，第一次吃就喝了四瓶啤酒，晚上不断跑厕所，最后得出了四川的胡椒面比石子还要多的结论。他不满地说，如果我们去重庆玩，一定要吃红汤火锅里的麻辣牛肉，那能把我们辣得叫唤。

但这样的慨叹与揶揄近些年越来越少，渐渐变成了叹息。偶尔从聚会上抽身，肚子里装满油腻的炸物和冒泡的汽水，会突然很想吃一个包子，抑或是一碗甜水面。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母亲对韩包子的眷恋。

三

我们一家四代人，都是在老巷里吃着韩包子长大的。

老巷没有什么名气，仅仅是因为很多年前这里是府南河的必经之处，人们在河边架起磨子劳作，给街道命名时便亲切地唤它磨子巷。它比不上梁家巷的规模，也不似宽窄巷子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很多个世纪以来，它始终籍籍无名，如今依旧是一介草根，容纳无数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

20世纪90年代，政府整修河道，府南河被引向别处，磨子被拆除，建起了天桥，曾经放牛的地方如今车水马龙。后来搬入老巷的外地人大多会好奇地问这里为什么叫磨子巷。

老巷兩边的红砖墙将这片低矮的房屋分割为无数大院。前些年市容市貌改造期间，一群年轻人来到老巷，重新粉刷砖墙，画上老巷的历史。画到一半时素材耗尽，他们便挨家挨户地询问大家对过去有什么印象和回忆，最后添上了“大哥大”，20世纪的结婚“三件套”——自行车、收音机和电风扇，还有供销社，才勉强画完老巷所有的墙。

过了两三年，墙体没有修复。因为砌得好，没有坍塌的迹象，但墙皮已经斑驳，蓝色的河流成了条灰河。所有颜色混杂在一起，便是最纯正的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并不是矮房，而是农田。再往东走几里路，才是成都的主城区红星路。每天傍晚都有推着手推车的小贩吆喝着卖兔头，也有架着蒸笼的三轮车从马路上驶过。随处可见踢毽子的小孩在刚刚铺好的路面上玩耍。

这是祖祖认为的天堂。

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被另一家人要去做了童养媳，十四岁便成婚。那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川军浩浩荡荡地出征抗日，留下的要么是没有什么劳动力的男子，要么是女人和孩童。祖祖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夭折；丈夫腿脚不好，下地干活儿不麻利，还酗酒，祖祖便承担了家里大部分农活儿。收获的时候，她会挑着扁担到红星路卖菜，那里住的大多是有钱人，出手更阔绰。

有一天，祖祖卖完菜回家时恰好遇到卖韩包子的摆摊，她不知道究竟正宗还是不正宗，但周围人都说那是成都最好吃的包子，她便花了三分钱买了一个。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买东西。

黄昏逐渐变得暗淡，天空像一张斑驳的地毯，缀满了补丁。祖祖站在路边，捧着包子，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第一口太小，没有吃到包子馅儿。她又咬了一口，鲜美的肉汁流了出来，油脂的味道充盈着她的口腔。

她吃着包子，喜极而泣。

后来，她高兴的时候就会走几里路来到这里，只为买一个韩包子。但小贩并不是每天都出摊，有时候走老远却落了空，她便装作不经意间向邻里打听，最终找到了韩包子的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都开通了第一班公交车，一张票四分钱，一个锅盔的价格，从盐市口驶向梁家巷。祖祖坐过一次，买票时掏出了口袋里仅有的钱——她本打算坐一圈再去买个韩包子。她不识字，看不懂站牌，从人们的交谈中得知这不是买包子的路线，于是半路下了车，一个人走了回去。“不划算，”祖祖总会抱着幼时的我重复这个故事，“没有吃上包子，还走了老长一段路。不过我算是这里率先坐上公交车的人了。”

20世纪60年代，成都买什么东西都要票。祖祖拿不到票，家里买油都成了问题，她的饭量悄悄变小了。家里仅有的好东西大多给了丈夫，次一些的就分给儿子吃。这些事祖祖几乎从未提及，只有外公时不时说，自己小时候，娘会给他包子馅儿。

成都开通了红色的无轨电车——外公至今仍时常念叨着当时的“帽杆儿”多么时髦；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773厂”剪彩，它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东郊记忆；老百货大楼拔地而起，成都有了第一家新华书店。城市开始扩建，原本的农田成了房屋，外公那一批农民被招进罐头厂上班，住房被集体安置在了磨子巷。这就是磨子巷的前身——罐头厂工人的安置房。

1975年，母亲出生。同年，成都建起了第一座电影院——青年宫电影院，距离我们家只有两公里。那时候流行放坝坝电影，外公下班回家便带着老母亲和女儿走上20分钟去凑热闹。他不再像农民那样包头帕，但只能看懂荧屏上无数的小人来回跳动。祖祖也喜欢看电影，她最喜欢的情节是放炮，噼里啪啦，好不热闹。

母亲还小，自然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坐在大人肩上穿过无数脑袋看大屏幕也是件新奇的事情。她的口袋里会装着一小把花生，那是祖祖偷偷塞进去的。吃完花生，壳子也要在嘴里咂巴一下，有味儿。

那时家里的经济情况总算有了好转，祖祖的四个儿子都找到了工作。虽然都是力气活儿，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七点，但好歹能填饱肚子。

祖祖不再干农活儿，而是和其他婆婆一起卖一些编织玩意。她经常到大儿子家里帮忙照顾孩子。那时还没有幼儿园的说法，七岁之前，母亲每天在大院里和一群小孩子疯玩。有一回，她出于好奇把头伸进了痰盂，祖祖费了好大的劲，又请了邻居帮忙，才把母亲涨得通红的脑袋从痰盂里拔出来。为了安慰母亲，她从抽屉里拿了票，骑着自行车去买韩包子。祖孙俩坐在马路边嚼着韩包子，看着时髦的小轿车驶过。

“是鲜肉馅儿的，”母亲怀念道，“里面还有脆脆的油渣。”

这是韩包子的独到之处，母亲时常这么说。现剁的猪肉混着酥脆的猪油渣，包子还没有吃完，油便流了满手，但不觉得腻。肥肉变成了嘎嘣脆的酥肉，金灿灿的油融入鲜肉，面香味和馅儿混在一起，很是美味。

我一直觉得，最好吃的韩包子只存在于母亲的描述中。

四

母亲上班之后，回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祖祖年轻时落下的疾病让她卧床不起，吃得也少，只能托大儿子带回一些软和的食物。她学会了看连环画，一本小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十遍，但仍记不住讲了什么，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打开又合上，消磨掉一个又一个白天。

母亲知道后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台收音机，手把手地告诉祖祖每个键是什么功能。祖祖感觉新奇极了，她和头一回看连环画一样，对这个机器传出的声音充满好奇。

“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

“很远的地方。”母亲微笑着解释道。

韩包子开始有了分店，东南西北都有了铺面。新掌门人开始策划新的玩意，卖小碟川菜，也卖粥，但始终没有卖包子的生意好。20世纪90年代，韩包子铺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不得不关掉一些分店来维持总店的经营。如今成都的韩包子有三十多家分店，其中有挂名的，也有正儿八经分出去的。有的师傅手艺不佳，没有学到精髓；有的则把握住了包子铺的命脉，来买的人比总店的还多。母亲最喜欢去的，便是牛市口和建设路的两家。

她和父亲谈恋爱的时候，父亲为了逗她开心，每天早上都跑一趟韩包子铺，买两个鲜肉包和一杯豆浆。后来父亲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朋友一见到她便脱口而出“韩包子”，母亲这才知道大家都用韩包子代指她，又好气又好笑。

有一天早上下大雨，父亲来不及买韩包子，便在路边的其他包子铺买了两个凑合。母亲吃第一口便尝出了不对劲。“这不是正宗的韩包子，”她咂巴着嘴说，“面太死，馅儿肥，且油气不足。”

父亲不相信，又各买了一个回来尝。他的眉头皱起又松开，终于承认，韩包子和普通包子味道确实不同，但是具体是哪里不同，他自己也说不准。

“韩包子的皮软和，也有嚼劲。馅儿更是油气足，但并不油腻、松散，很筋道。”母亲津津有味地点评。这段话被她写进了日记本里，后来我无意间翻阅到这里，便去找父亲求证真假。他哈哈大笑：“你妈因为家里穷才没有成为美食家。”

“也只能是美食家，而不是大厨。”我想起母亲每一次下厨时桌上黑漆漆的饭菜，忍不住调侃道。在成都，男人穿着罩衣、围着围裙下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自打我有印象起，家里的一日三餐便一直被外公和父亲承包。如果外婆和母亲要下厨，我便知道需要去外面吃了。成都人给这种男人取了个有趣的名字——耙耳朵。很多男人打牌时都会抱怨家里有个“母夜叉”，但是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忘记是谁说的，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爱老婆的男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到社区领生活物资，一张全是男人排队的照片走红网络，成都盛产耙耳朵的印象更加深入人心。

近年来，对于“耙耳朵”的讨论越来越多。相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川渝女人的地位的确较高。成都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外有都江堰水利工程，从古至今都不缺水能，体力劳动成本较低，男女在劳动方面贡献趋同，再加上蜀锦让古代女性获得了经济自由。据史书记载，四川在历史上共有六次大规模移民，人口流动频繁，宗族观念较为淡薄。在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的渲染下，成都人孕育出了包容又平等的社会氛围。

成都，宛若一位母亲，接纳每一个淘气的孩子。

打小，我便可以在这里看见不同肤色的人，听见不同的口音，一条路上能同时看到西式教堂和中式建筑，吃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这些年成都旅游业腾飞，许多人来这里看熊猫、逛杜甫草堂，抑或是去宽窄巷子和锦鲤打卡；时间稍微充裕一些的便到玉林菜市场、东郊记忆走一走，到人民公园喝盖碗茶，对相亲角咂舌，感受老成都的气息。时常遇到问路的旅客蹩脚地学着四川话，最后被带着转了个弯，变成了成都话。各地的乡音夹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流动的语言，像中国的血脉，在中华大地上蜿蜒流淌。

我打心底里认为，成都的魅力不是短暂待上几日就能领会的，它需要久住，需要多走一些路，慢慢地琢磨。我喜欢老成都的建筑，喜欢低矮的红砖房，还有脱皮的墙。有时候倦了，便特意往菜市场跑，在路边的茶馆里舒舒服服地坐上一天。

老巷里曾经有一家很老的茶铺，我每天放学都会跟着外公去那里听曲，门口的栀子花散发着清香。后来茶铺的主人无疾而終，店铺被他的儿女转卖，如今辗转几次，成了一家西餐厅。每次从那里经过时，我都会想起老翁总是缺一块的茶壶盖。

他总说，时间久了，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那是我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印象。

儿时的许多东西都走远了，抑或是变了味。到头来只有那时的韩包子陪着我，价格却从祖祖十多岁时的三分钱涨到了如今的三块钱。

一百倍的价格之差，或许是这几十年光景的珍贵。

五

祖祖走后被安葬在莲花公墓。

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母亲依旧会带上韩包子，特意选油气最重的两个，包子底部的面皮被油水浸透。站在墓前端详着祖祖年轻时唯一的照片，我突然意识到，记忆里那个矮小的老人原来曾经有过那么美丽的青春。

“那时候很清寒，但并不贫苦。”母亲说。

她分了一个包子给我，我们坐在石阶上，看着抱着鲜花的人接连走过，沉默地嚼了起来。回去的路上，我往山上看去，树叶掩盖了墓碑，像是落尘的时间。我摇了摇头，挽起母亲的手，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责任编辑/李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