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跨越·融合:让共情照进历史

2024-04-24 18:09刘文辉季唯可
关键词:典籍里的中国共情时空

刘文辉 季唯可

摘要:崛起的中国正在激发人们重温历史的兴趣。然而在历史与当下时空的双重错位中,历史如何才能打破时空界域,从古代穿梭到当下,达到与今人的共情,从而塑构古今共通的意义空间呢?以“共情”理论作为视镜,通过聚焦《典籍里的中国》的历史情境塑构与时空跨越,在历史时空的重现、跨越与融合三个维度进行情境分析。研究发现:在时空重现上,依凭复调式结构、感染力话语与视听表达,营构历史的情境,重现历史的在场感;在时空跨越上,通过古今对话、场景透视与理性诠释,实现情境织构与文化解读;在时空融合上,借由意义建构、文化交融与心理赋能,达到情境共通与情感升华。

关键词:《典籍里的中国》;时空;共情;历史情境

中图分类号:G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2-0120-12

历史与当下总是存在着无法割舍的逻辑关联。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克罗齐认为,“惟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对于当下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时刻的中国人而言,克罗齐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人其所升华的民族自豪感,不仅“推动”人们自觉地回溯悠悠五千载的风华历史,而且还引发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热烈“兴趣”。问题的关键是,怀揣着对历史的“兴趣”就能真正理解历史吗?历史是曾经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的人、物与事,它们在博物馆里,在考古遗址中,在古代文献里,在历史教科书中,向人们叙说着过去。然而,上述任何一种叙说难以让今人沉浸式感受古人的情怀。不过,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葛兆光认为科林伍德所指称的“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而且“活动在现在之中”,就是几千年来古人前赴后继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苦苦思索,最终形成的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念与方法等思想的知识,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借助这些思想的知识,今人可以一定程度重温古人的思索,以及感受这些思索背后灵动的情感。遗憾的是,不得不说这种“重温”与“感受”,却是难以充分实现共情以及消弭历史的隔膜感的。那么,对于历史有“兴趣”的今人来说,在历史与当下时空的双重错位中,历史如何才能打破时空界域,从古代穿梭到当下,达到与今人的共情,从而塑构古今共通的意义空间的呢?

值得关注的是,《典籍里的中国》作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利用新兴媒介技术,以场景化的时空呈现形塑了新的传播结构,形成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联结的新型时空场域,使得人与传播媒介、传播场景得到有机融合,达到人景合一,实现古今时空的融合与统一,重构出新的时空格局。在节目中,媒介作为一种场景建构的中介物,通过多舞台的演绎、时空对话与典读会解说等创新形式,以“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在历史空间呈现上使时空解构,让人们能够体会到历史的时空环境,实现时空的交叉与跨越。在场景塑造中,人与典籍内容所共生的时空达到了同频在场,通过媒介创造的历史场景,给人们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形成穿梭古今的观感,以古今交融的场景变换满足人们的时空想象,强化人们的情感共振,最终使优秀传统文化重新浸润人心,实现了跨圈层的传播,引发受众共情。由是,以“共情”透视《典籍里的中国》中媒介跨越时空的情境塑构,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共情的时空性

“共情”是指人们觉察和感知到他人的情绪与感受,并能够基于此种感受做出类似的情绪及反应。共情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可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劳伯特·费肖尔,后来由心理学家罗杰斯引入心理學领域。巴特森指出,共情在于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感受他人的情绪。这一观点从共情本身的特质出发,认为共情是基于个人生理机能的情绪体验,能够和被共情对象形成相似的情绪通路。因此,在历史时空的重现中,共情能够通过历史时空的跨度呈现形成对于过去的感知,从而为情绪流动做铺垫。

共情的运作系统十分复杂,包括心理活动、信息处理、情感表征及认知神经的作用,对内涉及人们的内在情绪与生理感知,对外则引申至社会、伦理与文化等多重维度。黄翯青和苏彦捷认为共情贯穿于人的一生,情绪共情与生俱来,认知共情则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不断深化黄翯青、苏彦捷:《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4期,第434—441页。在共情理论的文化共性中,人与社会存在着本质上共通属性,社会奠定了人类文化的审美共同性。陈蔚指出各个民族在地域、文化、习俗上各有特点,但是在艺术呈现上人们存在着相似的审美理念陈蔚:《试论民族艺术审美价值的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32—135页。曹磊、白贵指出了人类的共情基础是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共有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共情意识依旧得到传承曹磊、白贵:《培养全球化的文明观与“共情”的沟通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未来的思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2期,第31—39页。哈佛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认为,共情是人们在阅读小说、自传、回忆录等时产生的角色的转移[加]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9页。如在阅读书籍或是观看影视作品时,受众能够通过其所塑造人物的经历与情感,将穿越时空的历史内容呈现到受众眼前,使受众对于历史文化产生自我内倾反应,出现和历史角色相似的情感变化,从而将自我情感转移至共情对象。

在共情的跨时空融合中,共情能够通过时空情境的塑造凝聚人们的情感,在时间流转与空间场域中形成一致的情绪感染。于共情过程而言,巴雷特·伦纳德提出了共情循环理论,将共情的产生和作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包括共情的条件、共鸣、表达、获得和反馈。这一共情循环模式揭示了共情机制的完整链路,从而在一定的时空中,情绪能够通过传递与扩散,在人们生理层面与社会化层面形成一致的觉知与情感。同时,共情有利于实现人们的社会化,能够在深层次上激发人们的社会身份和自然身份,从而使“我”变成“我们”,让人类成为一个整体郭蓓:《融合传播时代网络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践行——基于共情理论的思考》,《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第56—59页。由个人变成整体的过程是人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一致性认同的过程,在历史情境的塑构中交织情感,实现跨时空的文化认同与感知交融,进而形成历史流动中古人与今人的跨时空情感融合。

当谈论共情时,时空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时代变迁与历史迭代,媒介成为了重塑时空的途径,不断书写着时空的经纬。“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以独特的方式操纵着时空。[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4页。”时空通过媒介的塑造得以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呈现,时空的重现可追溯至哲学时空观和物理时空观,哲学时空观注重对于宇宙的探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空间是“相对的”“有限的”,而柏拉图则认为空间是“绝对的”“无限的”;我国古代哲学家则强调时空的同一性,认为“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变迁密不可分,两者统一于物质的运动之中。”何镇飚、王润:《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时空思想史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33—47页。 时空的重现在同一性中得到了印证,跨越历史的时空能够通过一脉相承的同一性达成重现。

时空的跨越首先可以溯源至传播学时空观的源头,其中,马克思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观点,认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表明其认识到传播媒介对时空的影响,时空能够通过媒介实现界限的跨越。其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哈罗德·英尼斯則正式提出了“媒介时空偏向论”,认为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和倚重空间两类,导致媒介所承载的文明(文化、知识)产生时间或空间的偏向[美]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时空的跨越在麦克卢汉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0页。等观点,认为媒介影响了人们对于时空的感知,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还使人们的感官在时空范围内得到了延展[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第33页。

对于媒介时空情境的塑造,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梅罗维茨在吸收了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戈夫曼等人的观点后提出了“媒介情境论”,他认为前人的理论对媒介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情境分析缺位,无法解释电子媒介对人们社会行为带来的影响。而“媒介情境论”则针对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进行研究,其重点关注的媒介为电视,认为电子媒介跨时空情境的塑造能够达到时空的融合。在其中,“场景”是一种信息系统,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电子媒介的出现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媒介讯息的传达,而是体现在电子媒介对于社会时空的重组,使得人们的心理活动与社会行为改变以适应新的社会场景。媒介技术不仅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消除了物质场景的壁垒,甚至时间和空间也一同被“简化”,“一切地域和一切时代都成了此时此刻”陈长松、蔡月亮:《技术“遮蔽”的空间: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初探》,《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7期,第25—42页。因此,具有“物质性”的地点通过媒介的情景塑造,创造了异时空同场的社会交往方式,透过媒介的情境表达带给人们拟态场景交流。

而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掀起,数字媒介的出现更加融合了时空,使得媒介的时空偏向性朝着时空一体性方向发展朱海松:《网络的碎片化传播: 传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适应性》,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年,第24页。在梅罗维茨看来,“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由“地域”构成的时空隔阂,以情境来重组、重现新的信息环境,形成了新时空的情境。其中,物理实体空间和社会场景之间的固有关系发生了变动,新的社会场景模式融合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使原本处于不同场景中的人们形成情感交融。情境的变化将会改变人们原先的身份和行为界限,影响其行为和社会角色何梦祎:《媒介情境论:梅罗维茨传播思想再研究》,《现代传播》2015年第10期,第14—18页。因此,人们在时空情境的重现、跨越与融合中能够感受到身份认知与情感体认的变化,进而影响其社会文化的觉知与行为。因此,媒介发展的新方式打破了以往的媒介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的二元维度,拓展了对媒介时空研究的新视角。

综上可见,在媒介情境论提出之前,在对媒介的研究中,场景只是一个固定的物理概念。而梅罗维茨则在界定场景中引入了电子媒介的情境塑造,他认为: “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第42页。人身处的现实场景本身是固定的,相互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物质与文化区隔,但媒介情境的塑造重现改变了这一切,跨越了时空的隔阂,使社会场景得到融合重组。通过对时空的表达与转换,媒介以特定的方式“操控”着时空,在情境中形成时空在不同向度的重现,在历史的跨越中实现时空的融合。那么《典籍里的中国》是如何“操控”时空,以媒介构建情境,通过场景的打造实现“触境”生“情”,从而让典籍中的历史与现实场域实现有机交融、古今共情呢?本文尝试从时空重现、时空跨越以及时空融合等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共情的时空性”分析。

二时空重现:叙事元素中的情境塑构

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材料的总和[美]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典籍里的中国》运用媒介塑构情境,通过多元的叙事元素营构场景,于多层次叙事中实现情境营构与时空重现,在舞台场景中塑造意蕴丰富的精彩故事,呈现中华传统典籍中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使历史文化穿梭千年实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在情境的表达与叙事的多维中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认识,达到历史时空的重现与历史人物的还原。

(一)复调式叙事呈塑历史在场感

“复调”源于音乐术语,在电影作品中,它指的是在结构方法上与一种以上的叙事声音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的交流结构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第392页。《典籍中的中国》采用横向叙事与纵向叙事双重复调式叙事结构,横向叙事诠释现实与历史双时空的并行,打造双重时空情境的交织,将历史时空嵌入现实,实现时空的重现,演绎古代典籍故事,阐释古典文学意义。纵向叙事贯穿古今,以连接横向叙事时间节点联通古代时空与现代时空,实现古今的交叉叙事,重演历史时空。梅罗维茨认为“当两个场景融合后,不再是两个场景的简单组合,而是常常会演化成具有统一新规则和角色的新场景”[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第41页。,因此,复调式叙事融合了媒介的新场景,在混合场景中实现历史与当代的重组。

在横向叙事上,《典籍里的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时空进行平行同步叙事,在舞台展演中以历史场景塑构为主,由演员演绎的历史人物诠释中国经典创作过程,还原经典古籍原文中的人物形象,重现典籍故事;在现实呈现上,由主持人作为当代读书人引入当代视角解读,在场专家在典读会与访谈间中对经典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在现实情境中融入古今思想的碰撞,实现当代文化意义的传达。节目通过现场的多舞台展演,向观众展示典籍的核心内涵,通过艺术化的风格演绎呈现历史故事,实现古代时空的历史重演,在电视媒介中构建历史情境,再由现实时空中主持人的诠释与专家访谈的解说相互连缀与贯穿,构成了一场复调式叙事情境展演。

在纵向叙事上,纵向的时间联动古今,节目以古今交叉叙事实现历史场景的重现,在重现历史情境中搭建时空对话场,由主持人对历史人物的介绍和典籍故事的引入,让人们走进历史,在节目塑造的历史场域中,逐步进入历史情境,理解历史文化。节目的叙事结构是其影像呈现的独特之处,通过跨媒介的叙事表达,运用多机位的实时拍摄剪辑,使人们沉浸于不同时空场景,塑造出多重历史情境,将古今人物置于同频时空中,使历史时空在当代得以重现,从而形成古今交错的叙事框架。这种自由变化的多视角媒介空间,让屏幕前的观众产生一种沉浸式的历史体验感,能够同时在不同的历史叙事场景中切换游走,在现实中感受历史重演的时空往复。

《典籍里的中國》中复调式叙事结构为节目影像呈现带来了独特展演风格,节目巧妙运用蒙太奇手法进行拼接,将多舞台进行贯穿与融合,实现多条线索与多重时空的交织,打造别具匠心的历史舞台设计。如《史记》篇中,节目挖掘司马迁的人生故事,以其为叙事核心与线索,从老年司马迁的视角出发,回忆追溯其青年时期,在多舞台的场域配合中,将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徐徐铺展。一号主舞台呈现了青年司马迁遍历祖国的游历过往,二号舞台围绕当代读书人与老年司马迁的对话展开,塑造了历史并置场域,而三号舞台则追溯司马迁幼年的读书经历,三个舞台分别贯穿司马迁的一生,通过媒介情境打造出历史场景的画面还原,提升了影视画面的历史真实感。

(二)感染力叙事话语营构历史文化情感

梅罗维茨在埃尔文·戈夫曼“拟剧论”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对于媒介的研究,不单单局限于媒介的传播形式,而是要能够使媒介情境与现实社会交往相联系。电子媒介的发展塑造出新的社会情境,使社会文化与人们的文化角色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华传统典籍以极具感染力的大众化方式呈现,在媒介场景的生动塑构中,使庙堂式文化逐渐走进平民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演绎与表达构筑感染力话语,在历史时空的重现中联结人们的情感。节目将典籍中的古文文本从文言文转化为旁白解说词、主持台本、展演台词以及访谈阐释,以现代化叙事方式实现了原始文本的精华提炼,同时融入了当代意义的流畅建构,在媒介构建的现实情境中顺利转化历史文本,于典籍历史时空的重构中勾连情感。

节目的叙事话语打破了历史的文化屏障,不再拘泥于生涩死板的历史情境,而是重构历史时空,构建易于当代理解的现实情境,使历史文字在当代实现“活化”。古籍中晦涩难懂的表述转换为平民化的口吻,在舞台展演中演员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以实现故事演绎与文本的创新阐述,在历史承接上尽力还原古时人物形象,从而在现代场景中构筑历史。节目注重观众的接纳性,以感染力的叙事口吻使古籍的文化壁垒得以消解,为沉浸式共情提供了话语铺垫。例如,吴樾饰演的周武王在舞台演绎中将书面语言转换为白话,以人们易于理解的方式演绎了“牧野之战”,使这一气势恢宏的历史过程通过通俗化与极具感染力的表达,在舞台空间中构建了生动的情境以承接历史,提升了观众的代入感与体验感。

叙事话语的平民化转换也促使中国古典文学更接近公众,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能够使悠远的文化冲破历史隔阂,在现实情境中得到当代的创新性转化。在强感染力的历史场景塑造中典籍得以深入人心,形成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情感连接。节目在访谈间的内容诠释更进一步揭露典籍的核心思想,如点评解读《天工开物》一书时,专家阐述天工开物的含义,指出“天工”的意义为自然的能量与职责,而“开物”则是开创万物与成就万物,将古文以浅显的方式表述,在文化转换上配合现代语境,引导观众有序地理解话语的意义和核心内涵,体会到由古至今传承而来的文化精神,感受格物致知、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三)视听叙事结合重演历史

电子媒介使时空重组,打破了传统固有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媒介塑造的场景聚合了不同的群体,使人们能够在媒介情境的打造中进入同一场域,实现媒介信息在不同群体间的传播。影像的叙事表达是电视节目的主要输出方式,《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视听叙事塑造新型历史情境,将典籍内容进行文本的艺术化再创造,以视觉化与听觉化呈现作为声音和图像表达载体,构建电视叙事的听觉和视觉艺术,弥补文本语言的可视化表达缺位,填补文本叙事的意象空白。通过节目塑造的视听空间,在节目舞台上构筑了全新的历史时空场景,对历史故事的重演与历史人物的还原,极大增强了观众的当场体验感,强化情感共振。

节目将现代化媒介信息技术巧妙地运用于节目叙事表达,配合虚拟现实技术辅助舞台演绎,使灯光、人物与舞台融为一体,在视觉传达上形成一致的风格呈现,塑构穿越千年的历史场景。同时,台词、旁白、解说、背景配乐、鼓点等听觉符号构建了舞台展演的三维空间,形塑历史情感氛围。因此,画面直观真实的生动呈现,配合恰到好处、点到为止的背景音乐,在视听的双重强化感染中,时空由此流转,历史在舞台上徐徐铺展。节目深耕典籍文本,依据文本风格与意蕴搭建截然不同的叙事场景,在视觉呈现上,巧妙融合精巧的道具、变换的光影与专业的服饰等元素,实现了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节目运用巨型LED环幕,并且配合多舞台布景切换时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多空间的流转使观众进入历史时空情境,实现历史的在场体验。极具感染力与体验感的舞台氛围,为典籍构建了生动的叙事画面,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伟大历史画面的重现。

美国学者L伯德惠斯特尔认为传播活动中有75%的意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递的赵蕊、何艳、林刚:《从符号运用看文化综艺节目的创新——以《国家宝藏》为例》,《青年记者》2018年第32期,第82—83页。,电视节目作为视听艺术,视觉演绎的生动亦需与舞台演绎风格相契合的配乐衬托,才能够真正形成视听一体的历史情境,营造文化意蕴浓厚的视听氛围。《典籍里的中国》致力于为人们打造身临其境的历史场景,背景音乐以古典乐为主,尤其是中国传统古乐器,演绎风格趋于肃穆庄重,以长笛、古筝、扬琴、萧、埙等中华传统民乐器塑造核心背景旋律,营造古典素雅的氛围,重现千百年前的时光,从而在素雅庄严的历史情境中娓娓道来中国典籍故事。如《尚书》篇背景以黄钟大吕为主,音律沉重而低沉,引出历史的缓慢步伐,在牧野誓师时,背景伴随着钟鼓与歌声,配合人物的庄重宣誓,营造出雄伟肃静的氛围。节目通过音乐设计烘托情感氛围,在历史场景的营构中突出古籍核心主题,呈现了大气磅礴、大开大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在视听情境的搭建中实现历史的当代重演,使观众得以体会中华历史浓重的文化况味。

三时空跨越:情境织构下的感情融通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能够使人们的感知得到延伸或扩展,而“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和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第44页。节目通过媒介场域的构造形成古今穿梭的新型场景,通过“场景式”的历史画面压缩时空距离,构建具体的历史情境,通过古今对話与场域交融实现时空的穿梭,交错古今,让人们能够在直面历史中感受情绪的迸发与情感的碰撞。《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古今对话实现文化重构,在时空场域的交叉下触发情感,最后通过理性层面的跨时空读解,在古今传承中实现情感的融通。

(一)古今对话场域中的思想重构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能够在符号互动之间形成深层意义,一切受到意识观照的人的生活都具有对话性[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对话场”象征着自由的交流空间,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模式塑造新型的媒介情境,从而在情境塑造中打造古今同在的对话场域,主动消解时空隔阂,通过分离现实地点与社会场景来影响人们的文化认知,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塑造跨越时空的对话场使古今思想的交流有了媒介承接,在媒介的情境交织中跨越时间长河,形成古今时空的交错。

由于文化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和发展的,古今时代的演变造成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流变,从而古今价值观念存在不可避免的碰撞。因此,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需要去糟取精,通过适时的重构,在古今交错对话中实现理解,使文化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在当代情境中释放价值。在《天工开物》篇中,典籍文本强调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思想,但这一源来自古代社会体制的思想,已不再适应现代的社会情境。因此,在对文本内容的当代转换中,节目在历史情境的当代打造中注重文化创新与转化,将典籍中“贵五谷而贱金玉”引申为重农固本思想,实现文化的跨时空重构,使传统得以跨越时空在当代实现文化认同与理解。

节目的展演过程亦突破了时空的单线程与封闭性,让千百年的时光交汇重叠,一改共时性的局限。节目在此的编排也别具匠心,现代造型的主持人以当代读书人的角色融入舞台展演,进入舞台塑造的历史场景中,与古时先贤对话交流,于古今思想的流通中实现时空的连接,在一来一回的沟通中联结古今思想。双向互动的过程,增强了人们对于古籍的理解,亦在精神层面回应了先贤的期盼,实现了古人与今人跨越时空的情感交融。《尚书》篇中,节目构建了王维名画《伏生授经图》这一著名场景,在舞台上运用环幕技术构筑画作内容,于画作中展现历史,再由主持人走进画作,打破古今时空壁垒,实现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历史情境下的同场。主持人亲身体验伏生说书传经,并请教伏生《书》好在哪儿,展开了一场名画中的古今对话,给画作外的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历史重现,透过媒介场景的塑造,使人们在时光流转中感受到缓缓而至的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了人们一脉相承的文化归属感,从而引导观众在台上台下、荧屏内外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历史场景,体会到古今交错对话中的思想凝聚。

(二)历史场景透视中的情感迸发

电子媒介对不同历史时空距离的消弭往往只是被动存在的,若非仔细主动探寻,则难以找到时空的跨越据点。但《典籍里的中国》使用媒介打破了现实空间和社会场景之间的传统关系,在电子媒介在塑构历史场景的过程中“消解”了时空差异,运用先进技术与巧妙编排实现时空场域的跨越,实现一场主动的时空距离消弭。

在时空场域的跨越中,节目在主舞台中央设计了一条甬道,作为两个舞台的连接,也寓意着古今连通的时空隧道。甬道穿梭历史长河,连接着古今时空,使身处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物能够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自由行走,实现古今交织中的场域跨越。甬道不仅能使主持人走进历史人物的故事,怀揣着现代问题与古人沟通求索,也能使古人能够穿越历史长河,走进现代,看到后人对中华文明的发扬与传承,感受当代的文化繁荣。联通时空的甬道,使古今交流浑然一体,在场域的连接中使人们感受到古今交融的震撼。同时,节目透过主持人视角实现时空的跨越,带领观众进入节目塑造的历史情境现场,亲眼见证典籍的历史重现。观众得以跟随着主持人进入历史进程中,和先贤一起回顾其人生历程与命运故事,与历史人物一同置身于历史时空中,沉浸领略古籍意义。

在节目的镜头语言中,媒介的调度亦极大程度配合舞台时空呈现,拍摄角度、景别、运镜、画面等都巧妙与舞台展演的情感氛围适配,在镜头下拉近时空距离,实现情感的時空跨越。镜头叙事上关注点的聚焦,使观众最大程度实现“身在其中”的在场感,拉近了观众与典籍之间的距离。在历史场景的透视中,节目通过镜头语言的调度突出人物内心世界,调动观众情绪,如《楚辞》篇中,当主持人以当代读书人的角色为屈原带来2000年后的柑橘时,节目拉近镜头,聚焦于屈原的脸部表情,挖掘其内心情感,在演员演绎与镜头转换中,凸显了屈原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使屏幕外的观众能够切身体会屈原对家乡的怀念,镜头语言为观众提供了沉浸的情感代入。因此,节目镜头语言的运用使叙事画面有了聚焦点,从而观众视线与情感能够跟随画面讲述而起伏,实现观者的沉浸式共情。

在画面上,节目还巧妙地运用时空对望来实现历史时空的跨越,将舞台表演与历史背景缝合,通过镜子透视古今,以完备的视听技术和剪辑拼接呈现美轮美奂的画面效果,将古今的直观流动呈现在人们眼前,极大提升了人们代入感与体验感,促进情感的瞬时迸发。节目舞台展演前,以后台中角色古今对望作为导入,演员本人与其饰演的古代先贤站在同一面镜子前,千百年的目光得以穿越古今实现交织。在镜头的无缝拼接下,运用媒介打造转场的自然流畅,演员透过镜子窥见古代先贤,看到其从青年到老年的转变,在同一位置下塑造了古今穿梭的惊奇感,使观众感受到超越客观戏剧舞台的超时空体验。如《传习录》篇中,演员辛柏青站在镜子前,与镜中自己饰演的王阳明对望,实现演员即角色的融合,相隔百年的对拜更使演员与古人有了情感的同频,亦使观众在沉浸式的古今情境交汇中体会到今人对先贤的崇敬与尊重。

(三)文本解读中的历史情境诠释

舞台展演作为第一现场,为典籍的可视化呈现和艺术化表达提供载体,而典读会与访谈间作为第二现场,以学者与参演者的对话实现古籍内容的理性释义,在穿越时空的历史表达中使典籍的深层意涵得到更加丰富的诠释。演员的导入与专家学者的点评,为历史情境做了完备的诠释,丰富了古籍的文本意义,为典籍内容的跨时空理解做了深度的探索。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解读,在文本内涵和文化价值的阐述中,融入当代思想与社会时代主题,能够有力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转换与当代诠释,在历史场景构建的时空中跨越古今、融合思想,为古籍的当代理解提供新的视角,促使典籍内容在时空的跨越中得到完备的诠释。

梅罗维茨将情境比喻成“信息系统”,以媒介塑造出拟态交流场景。节目将典读会作为客观引入,形成理性的拟态交流与文本分析场域,在专家解析与主创团队配合中,“抽丝剥茧”对历史情境进行解读,明确古籍主线与角色特性,使演员在进入角色之前,能够对古籍的文本意义和精神蕴含有深入体会,达到与角色身份认同和情感融合上的同频,在思想连通中对先贤形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为展演做出情感铺垫。访谈间作为舞台展演后的诠释,以“专家访谈”的形式对古籍内容与历史先贤进行文本和人物剖析,以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剖析故事内核,解读历史背景,建构全面且丰富的历史情境,填补场景构建带来的意义空缺,帮助受众在感受舞台演绎基础之上充分了解人物的思想内核,使典籍的文化价值能够在跨时空的传达中得到精确的解读。如专家们阐述《孙子兵法》的当代价值与历史意义,表明中华民族珍爱和平、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也表达中华人民不惧怕战争的勇敢精神,进一步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调动观众感情,强化国家与民族认同。

访谈间的解读弥补了舞台展演场景中深层意义空缺,使舞台上立体鲜活的视觉形态回归理性的文本解读,致力于挖掘典籍中传达出崇高的民族精神,通过观众个体的情感波动,唤醒深厚的文化认同,使人们的灵魂受到文化洗礼,体会到文化精神的传承。如司马迁著《史记》,遭受腐刑法,忍辱负重,节目访谈突出其凭借着毅力完成著书的经历,使人们感受道其刚健自强、永不放弃的精神光辉;《齐民要术》篇中访谈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点明典籍主旨,聚焦于贾思勰对于后代都能够“吃得起吃得饱”的天下富足追求,诠释着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在跨越时空的文化价值传达中,观众得以深入体会中华历史的情感认同,感受中华典籍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在时空的跨越中实现文化的回归。

因此,节目第二现场对于古籍的阐述与解读,强化了古籍的文学魅力,帮助以理性对话深层次地分析古籍的价值内涵,使典籍能够在跨越时空在当代得到意义的精确还原,在跨时空诠释中实现价值的升华。

四时空融合:共通情境下的情感升华

文化空间超越了具象的地域空间,包括了文化参与生成的价值判断李鹏飞:《文化空间再造——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文化艺术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页。电子媒介能够融合了不同的情境,在异质的时空中创造出同一的文化场域,形成共通的历史情境,打破了印刷时代的文化地域化,融合了不同社会背景的观众。《典籍里的中国》创造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文化表达场域,为故事中的古人和现代叙述者打造了思想交汇的共通情境空间。以典籍为核心主轴,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思想进行融合,使典籍从具象的文本信息由艺术化表达转变为形象的舞台展演,在媒体技术的加持下,使舞台场景成为古代和现代交汇的文化意义空间。节目通过文化空间的塑造,在真实的舞台场域与节目场景中塑造了源于历史的文化空间,于真实中融入抽象与虚拟,使文化意蕴与文学精髓得以焕发生机,在文化的共通意义下打造古今交融的拟真情境,凝聚共同的文化价值与人文情感。

(一)历史时空交融的意义呈构

媒介对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行为与文化都产生了影响,电子媒介为社会塑造了新型的信息系统。人们也对媒介环境有了新的理解,当人们试图理解一个社会场景时,需要以特定的情景与信息为依据。历史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历史记忆却能够通过历史场景的再现被唤醒,在媒介的触发下,历史场景依凭媒介对于信息系统与技术的整合,使情境在不同时空下得以交融。《典籍里的中国》运用环幕技术、虚拟现实、道具布景与舞台展演等将历史故事在艺术拍摄技术中形象地呈现出来,在镜头拼贴与巧妙的剪切技术加持下,极大程度还原了历史场景,呈现历史时空情境,为古今时空交融做媒介铺垫。虽然历史早已过去,历史故事淹没于时间长河,但在节目的媒介化呈现下,舞台空间作为历史空间的承载,历史情境的呈现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情感与历史记忆,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时空的交融中实现历史文化意义的解读,使人们能够对历史产生一致情感共鸣。

戏剧叙事情境的即时性使典籍实现了历史文化的当代“活化”,古今时空的交融中,典籍内的文字得到栩栩如生地展现,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记忆使人们形成了对同一历史情境的共通感知。在视听作品叙事中,通过特定历史空间的建构可以完成特定历史场域中不同人物角色权利关系的建构范玉明、杨晓茹:《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叙事空间的多重建构》,《电影评介》2020年第21期,第97—100页,。节目以主人公的时代作为历史渊源,锚定到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历史尺度,带着观众走进历史长河中,从过去向当代流淌,在古今的流动中实现时空交融。在其中,节目创造了异质的图像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呈现,通过构造虚拟场景重塑人们对于历史空间的想象与认知,在虚拟历史场域的交融中触发历史文化记忆与情结。

《典籍里的中国》以多时空作为场景塑造的亮点,通过虚拟异质空间的构造形成时空交融的历史呈现,满足了观众的时空想象力,同时在多时空场域的共存中,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观众的历史记忆。如《本草纲目》篇中同时展现了李时珍幼年、少年与青年的三个时期,不同时空的交融为观众展示了李时珍的一生,将同一时间线上的三个历史时空场景统一展演,以李时珍的成为医者的伟大志向和坚毅意愿为核心贯穿,在多舞台的同时呈现中,展示其终其一生的人生追求,使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文化意义有了深入感受。节目通过舞台构造历史空间,在古今交错的场景建构中实现历史时空的融合,于虚构的历史情境和真实的演绎空间中呈现古今流淌之美感。

同时,节目的融合时空的意义塑造有利于提升观众的文化自信,在历史与当代的交融中呈现中华文明的恢弘气势,使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家国一体的认同价值。节目将个人叙事作为节目实现宏观叙事与线性叙事的切入点,聚焦于典籍人物自我身份的建构,使个人叙事被投射到国家叙事的高度,帮助观众从个体视角寻求人物共性。在古今交融中模糊了时代背景,突出个人的身份认同,实现观众文化身份的唤醒。如《史记》篇中,对于“华夏为何一体?华夏自古就是一体”的古今问答,塑造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情感与历史认知,通过对于《禹贡》“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的大一统盛景的塑造,《五帝本纪》中炎黄合体、诸侯宾从的大同天下梦描绘,建构炎黄子孙的情感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

(二)古今情境交融的共通文化

波兹曼认为“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媒介能够决定了文化信息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从而影响受众的价值观高金萍:《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节目在文化空间的塑造上,聚焦于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塑造出古今共通的历史情境,以典籍为文本核心进行创作,致力于挖掘典籍的文化意义,探究其时代精神。节目基于观众共通的文化意义空间进行考量,尊重不同观众的认知水平和认知层次,将典籍的晦涩文本通过影像画面进行传达,运用当代理解逻辑来诠释传统的语言规则。通过历史故事的戏剧化情节呈现,消解历史传统的壁垒,构建古今交融的现实场景,以淡化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理解壁垒与障碍。节目最终通过情境演绎赋予了人物血肉,使人们于角色中窥见古代先哲,在古今交汇的思想碰撞中探寻共通的文化价值,对典籍的文化内涵有深入的理解与情感满足。

文化空间的塑造不仅在于突出传统文化价值,更能够结合当代核心思想,在古今交融的情景塑造中体会共通的文化意义,由今忆古,牵引当代观众的共通情感与文化记忆,于当今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找寻传统价值,增强文化认同。在《永乐大典》篇中,陈济需对被烧毁的“师”字册进行补撰,其围绕着“师”发散思维,引发人们对于“师”的思考,在立志与悟道的启发中,探索出“以苦为师”“道德为师”“万物为师”的思想境界,将“师”的概念进行多维度扩展,从不同维度表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以师为范”的美德,作为经久不衰的价值导向,在古今交融的文化背景下,加深观众对于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师德情怀的感触。

《典籍里的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与创造转换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与时代同步,将当代疑惑与现世价值融入节目的文化传播中,在现实空间的互动中以古喻今,于古籍中挖掘当代意义与文化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在如今依舊熠熠生辉,能够在时代的传承中不断浸润人心,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在古今情境交融中,更能探寻到同根同源的文化意义。如老子“上善若水,泽被万物”的人生处世哲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根基,是中华子孙代代相传的处世智慧;李时珍作为医者的“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至死不怕难”的医者仁心大爱,是当今医者的精神榜样;屈原“矢志不移,不断求索”的坚定信仰与精神,是国人不断探索真理的精神指标;更有王阳明“知行合一,心向光明”的生活原则,让人们悟出现世生活的人生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在节目的媒介塑造与历史场景呈现中勾连了共通的文化价值,在古今顺承的历史情境中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记忆,激发人们作为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节目通过历史时空的交融构筑了共通的文化情境,实现对历史文化的询唤,使人们窥见辉煌的历史文明与恒久的文化意义,使典籍在当代绽放别样的文化光彩。

(三)历史情境的同频心理情感

心理空间以具象的物质空间为基础,通过客观实在的物质背景作为铺垫,形成自身的心理感受与情感通路。电子媒介能够聚合多种视听形象塑造虚拟场景,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实现信息的同频共享。在由媒介所介入与建构的新型情境中,历史能够实现与当代的交融,重塑人们对场景的感知,使人们能够在交融情境中产生一致的情感震动。

《典籍里的中国》借助电子媒介对演播厅的场景进行捕捉与记录,以现实客观场景架构出虚拟历史时空,在荧屏上实现历史与当代时空的交融,典籍内容得以抽象化展示,引发人们的内心活动变化与情感触发,通过镜头叙事语言的表达塑造身临其境的历史情境,在时空的交融中形成与历史人物异地同场的感受体会与心理共鸣。从而节目借助情感在观众的心理空间内重组历史时空,促使心理空间与历史空间交融,使人们能够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感知。一定的情感意义被观众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身情绪与认知后,在媒介构筑的沉浸式的历史情境中,更能深切体会到交融时空下同频的情感认同,将传统文化内容转变为自身的内在文化记忆,为文化认同的加深做了心理铺垫。

历史情境要能够真正深入内心情感,也需要在心理空间赋能。节目首先聚焦于唤醒文化归属感,激发典籍文化内容与观众同根同源的历史情感,于历史时空交融中传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通过打造沉浸式的舞台场景区域,交织历史与现实时空情境,引发观众情感共振。现场的舞台演绎是对文本的艺术化影像转换,对文本的内容进行意义建构与文化传达,构筑了虚实相生的历史与现代双重时空,融合情境。多空间的转换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进入现实中的历史文化情境,实现历史的在场体验。

同时节目通过典籍故事的核心主题打造与概念呈现,调动观众情绪,营造由今忆古的场景氛围,在时空呈现上贯通古今,满足观众共通的情感体验,在极具感染力的情境演绎中与舞台角色实现同频感知。节目从先贤自身的领悟与精神力量的指引中进行切入,在情感叙事中呈现四两拨千斤的提点之恩,舞台的场景呈现中构建先贤顿悟的点睛之笔,塑造大道至简、融会贯通的思想幻境。其中,屈原对于彭杰大夫的崇敬、老子与先贤商汤的思想交谈、王阳明龙场悟道时脑海中的智者的问答等,都塑造了对于自身精神世界与理性境界探寻的求道者形象。节目将这一幕幕停留在脑海中的想象幻境借由媒介展示,向观众展示了先贤的思想境界,揭露了他们的精神支撑与情感来源,在历史情境的交融中加强古今思想的连通,使观众在探寻先哲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亦能够学会向内求,深入理解历史文化的意蕴与精髓,实现与先贤思想的交织,探索自身丰富的心理世界,达到自身的情感满足。

文化典籍是历史文明的结晶,对于文化的领略不应只停留在典籍中随手翻过的一页,对于文明的感知也不应只驻足于过去的时空,典籍中的一页可能蕴藏着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过去的时空中亦流淌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文明,记录着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伟大来路。因此,让历史时空得以在当代生动重现,使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焕发光彩,是《典籍里的中国》对典籍文本的视觉化与艺术化的探索。其通过媒介技术筑构了联通古今的桥梁,塑构了虚实相生的历史情境,将典籍转化为生动的戏剧故事,使历史流转呈现于展演舞台,使“情”与“境”在媒介加持下实现互构,最终寓情于境,境中生情。节目展现了史诗迭代,跨越时空塑造贯通一体的历史情境,使观众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催生中华血脉里的文化觉醒,激发出共通价值下的情感体验。在历史场景下的当代叙事传达中,透过时空场域交叉与情境打造,让人们体会到穿梭时空的情绪流动,最终在同一历史情境的意义空间中领略古今文化交融,唤醒人们共通的文化感知,形成同一血脉传承下的情感凝聚。

不过,《典籍里的中国》在“共情”建构上存在问题也是显在的,诸如部分戏剧化的表达过度煽情、过于形式化、套路化以及说教意味浓重等,过犹不及,这是节目在以后的制作中需要努力修正的方向。同时由于节目播放仍在不断更新,“共情”如何在后继的节目里继续跨越时空、浸入人心,还需要跟进观察。

Reproduction, Crossing, Integration: Empathy in Hist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Variety Show “China in Classics”

LIU Wen-hui, JI Wei-ke

Abstract: The current China has sparked an interest in revisiting history. However, in the dual disloc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current space-time, how can history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shuttl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chieve empathy with modern people, and thus shape a shared space of meaning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Using the “empathy” theory as a mirror,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ace-time crossing of China in Classics, and conducts situational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reproduction, crossing and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space-time reproduction, relying on polyphonic structures, infectious words, and audio-visual expressions, historical contexts are constructed to recreate a sense of historical presence; in terms of space-time crossing, through dialogu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scene perspective, and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weaving of situation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terms of space-time integration, through meaning construc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ituational commonality and emotional sublimation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China in Classics; space-time; empathy; historical context

作者簡介:刘文辉,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与新闻理论(E-mail:lwh2192194@163com;福建 厦门 361021)。季唯可,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学最新动向和趋势研究”(21BFX025)

【责任编辑:陈雷汪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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